第一节 厚德载物:从畿服制到国际文化交流
一、畿服制的文化内涵
文化的本质具有多元性与互动性,中国传统本位文化的衍展正是与异质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易·坤卦·彖传》释“坤”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而《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化历经千年,源远流长,历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的交融、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国古代文化不限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观念,其以仁德治国亲民的取向一直伴随着文化交流的始终。先秦诸子各家追寻的“道”,儒家学者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都是向往一种全人类福祉的“大同”社会;而中国古代学者也不限于以民族意义来理解“中国”,如元人王元亮《唐律疏议释文》所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也正因为中华文化不限于狭义的民族观念,有着居身礼仪、衣被天下的理想,所以在数千年“通藩”的交流过程中有较强的自信力与再生力。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使得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吸引着外来文化并互相渗融。
宋人赵汝适《诸藩志序》载:“《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蛮夷通财于中国古矣,由汉而后,贡珍不绝。至唐市舶有使招徕,懋迁之道自是益广。国朝列圣相传,以仁俭为宝,声教所暨,累译奉琛,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其与贵异物穷侈心者乌可同日而语。”说明中国有悠久的“通藩”历史,且长期以来都以“上国”姿态和礼德思想与外域进行交往。虽至清代国势衰微,对通藩贸易和文化交流持质疑之见者也不乏其人,但根源于中华文明基质的宽容与自信并未丢失。从早期的畿服制至广义汉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于逐渐融入的全球视野,其中包含的人类共通的礼仪仁德精神可谓一以贯之。
图6-1-1 《胡人出猎图》(局部)
中华大国文化以内陆为主体,因地制宜和画野分州的思想是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行政体制建构的客观需要。史书传载即有黄帝“画野分州”、尧舜时“肇有十二州”以及禹夏建“九州”之制,虽于实无征,却对后世影响巨大。至商周时代出现封国,尤其是周朝建立畿服制度,不仅体现出封邦建国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以“礼”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反映出中国自古已有的开阔的地理视野和开放的文化观念,而正是这种视野和观念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吸引和吸收外来文明的潜在动力。
从“畿服制”到国际文化交流,贯穿始终的是“天朝上国”的政治理念、礼仪仁德的文教思想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观念。若论“畿服制”,《国语·周语》即有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尚书·禹贡》也有“五服”的记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其中,以“绥服”代替“宾服”,并说明每服的地理范围是五百里。至《周礼·职方氏》,将“五服”扩充为“九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而《周礼·大司马》则更“服”为“畿”,言“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但不论“九服”还是“九畿”,西周时期畿服制的发展已较前代逐步完备。具体说,畿服制指的是周天子直接统治京畿地区,将其余各地分封给诸侯,并依据亲疏关系确定诸侯的地位等级,同时规定诸侯必须定期朝贡的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尊卑秩序。其中,周朝分封宗室子弟及功臣后代至各地建立诸侯国以屏藩周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以礼治为核心的仁德治国亲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代的政权建构和文化交流。中国数千年“通藩”的交流史就是异族从朝贡中华文化、被华夏民族包容力感染以致互相融通、衍化出新的文化形态的历史。直至明清,“畿服制”的疆域随着中国国势的衰颓日趋缩小,“朝贡体系”趋向瓦解,标志着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角及主题的变化,中华文化在冲突与压迫中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主题。
二、农耕与游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论述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趋势:“中国的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并依次提出“中国之中国”(先秦)、“亚洲之中国”(汉唐以迄至清中叶)和“世界之中国”(近代)三阶段说。可以说,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传统文化衍化的主干,是围绕农耕与游牧、中国与亚洲、中国(东方)与西方三重文化叠合交融并展开的。
中国文化按照地域分类,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和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三类。然而游耕文化传播不广,且对中原农业文化影响甚微,所以仅游牧与定居农耕两类是域中文化的主干。从民族意义划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甚广,但论其主干,又与北方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关系最为突出。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到:“中国所吸合之民族甚多。顾其与汉族有关系最早、且最密者,厥惟匈奴。……此族于汉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又尧都晋阳,而《墨子》称其‘北教八狄’,则《禹贡》冀州之域,自隆古即与此族杂居。……春秋以后,史籍之传者较富,此族之事,可考者亦多。其见于《春秋》者,或称戎,或称狄,盖就其所居之方位名之,无关于种族也。”
图6-1-2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壁画(局部)
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往甚早。西周从懿王开始,西北方面的外患日益严重,与戎狄之间时有战事发生。《汉书·匈奴传》载:“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至幽王时外患益深,而平王东迁洛邑,实质上也是为了躲避犬戎的威胁。春秋时期,东周王室的衰微使得“尊王攘夷”被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以中原为中心,北戎、北狄于北,大戎、小戎、犬戎、骊戎、姜戎、茅戎于西,以及白狄、赤狄包围的局面,齐、晋、秦等诸侯霸主纷纷以“攘夷”相号召,向戎、狄展开攻势。其中,齐桓公伐戎救燕,晋献公胜骊戎、北狄,秦穆公攻戎地“益国二十,开地千里”,有效抵抗了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略,造成了规模巨大的民族迁徙,各族在文化、习俗等冲突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秦朝实施的灭三族、人殉等残酷法律无疑是受到了西戎的影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反映出中原人士对游牧民族骑射技艺与灵便服饰的接受;另外,秦地女乐传入戎地、羌人从秦地学习到农业知识,又是中原农耕文明从不同侧面促进周边草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表现。
秦汉时代,匈奴在北方逐渐强大,击败了东胡、月氏、楼兰、乌孙等政权,占据了西域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中原内陆与西域各民族及更远各国的联系。虽秦时派蒙恬北击匈奴,迫使其北却七百里,但从汉高祖被围平城白登山直至武帝时期,西汉由于国力有限,一直都无法真正击败匈奴。除与其保持着或“和亲”或战争的局面外,匈奴在另一方面也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北民族贸易的中介。武帝时,国力增强,从元光三年(公元前132)起,开始了与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西汉先后夺回了河套、河西及漠南地区。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特别是武帝即位第六年,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史记·大宛列传》),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十九年后他再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史记·西域传》)。但是西汉末年,匈奴再度崛起,阻断了丝绸之路。明帝时,由于班超的努力,折服了鄯善王及西域各国,后又联合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共击匈奴,最终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终其两汉,虽通西域的努力多有波折,但通过张骞和班超等使臣的苦心经营,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乃至更远的西域各国,不断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着各方面的交流。
魏晋以后,北朝政权多属游牧旧族,随着北方建立起以汉、匈奴、羯、氐、羌等族为主的政权,大量游牧民族迁居内地,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了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民族融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持统治,不仅注意起用汉人,而且表现出对以汉文化之礼制治国的热情,尤其重视研习儒学,使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社会文化在更高层面进行着交融。前赵的刘渊、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圭等统治者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重视儒学教育,注意发展农业的“以汉制汉”的政策,对恢复经济、巩固封建政权大有裨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从一个侧面鲜明体现出中原农耕文化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促进了鲜卑旧族从生产方式、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各方面与汉文化的逐渐统一。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也通过与汉民族的互相杂处和融通,日益减少了民族差异性,不仅使汉化程度显著加深,民族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而且还出现了迁徙各族之间融合的现象,如屠各族便是匈奴和汉族融合的结果。另外,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汉文化,其发达的畜牧业、农产品、各种“胡”物以及语言、文学等“胡”风特色等都广泛存在,为汉文化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另外,北方的长期战乱造成大批汉人南迁,客观上带动了南方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汉族的融合。长期以来,居住于南方的各族被华夏民族冠以“南蛮”之称,这种夷夏观念制约了我国对南方的开发和认识,但“厚德载物”的通融观又使得中原农耕文明在各个时期都影响着南、北各族。准确地讲,南方民族不属于游牧民族的范畴,而属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即他们多居住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但从广义的民族融合和交往的角度来看,他们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却值得一提,也显示出中原农耕文明对南方土著文明的影响。东晋、南朝的建立为南方引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尤其是江南得到显著开发,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不少东晋以前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千亩良田,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制瓷业等手工行业和商业往来也日益兴盛。更重要的是,居住着蛮、爨、傒、俚、僚等少数民族的西南、岭南地区也因为汉人的入住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如汉人进入湘、广俚族聚居区便促进了广州的逐渐发展,而白蛮、西爨的出现则是汉人夷化的结果。同时,南方各少数民族迁徙或被掳掠至汉人居住区的情况也多有发生。从总体上说,北方政权的汉化与南方各民族的融通,是在相对动乱的时代中出现的民族融合的可喜景象,两种文化的渗透与交往悄然进行,农耕文化在不同方面改造着游牧文化,而游牧文化的特色也被中原文明所广泛吸收。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唐朝开放国策的实施,使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及矛盾冲突更加显著。首先是胡、汉各族的融通成为历史主流。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四大都护府的建立贯通了中亚交通,为发展对外关系奠定了基础。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记载,唐代的胡食、胡床、胡服、胡乐、胡舞盛行一时,在开元、天宝时达到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贸易交往可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有序进行,其中长安的西市便成为胡、汉各民族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另外,唐代各民族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李唐皇室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产物,唐初帝王中就有连续三代与鲜卑族通婚的现象,唐王室中的大量嫔妃也多带胡族血统。另外,唐朝的“和蕃”政策以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胡、汉通婚现象也成为人民生活各方面显示出强烈“胡化”特征的原因。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这也使唐太宗在历史上有“天可汗”之称,充分证明了唐代外族对中央政权的强烈归属感。此外,突厥、吐蕃等周边强势民族的强大与频繁进攻以及安史之乱的发生又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族关系的复杂和胡化汉人力量的强大。尤其是吐蕃攻陷安西、北庭,切断了唐同西域各族的联系,而藩将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大量出现等都体现出胡汉各族交融、成长及冲突的复杂关系。但综合而言,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诸多北方少数民族逐渐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中,至唐代鲜卑、氐、羯诸族已逐渐在史籍中消失,新型的民族关系和复杂的民族斗争演变成为新的历史主题。
同样,唐、宋以后,元、明两代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期,尽管存在着民族歧视与压迫,但元世祖的汉化政策,清代,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推崇,也表现了文化融合的总体趋向。元代,蒙古军队的征战带动了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不少汉人远徙边疆各地,而西域各民族也随着蒙古军队来到中土并长期定居。如元初曾调动汉民在岭北大规模屯田、大量蒙古族则迁居云南、河南、湖北、江苏等内部地区。另外,诸多蒙古贵族也在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脱脱等大臣的汉化程度都非常高。同时,各民族的融合仍在进行,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等新民族的形成,便是蒙、汉、藏、维吾尔等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回回也逐渐壮大,至明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些新兴民族均体现出其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归附,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代,康熙、乾隆对汉文化依然采取学习和推崇的态度。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视已提升到一定高度,如中央设立了国家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加强对边疆地区的驻军以保证安定团结以及恩威并施、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等,都从各个方面促进着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中原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同化不断进行,而游牧民族的精神文明也继续汇入整个中华文明中,共同带动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就文化发展进程而言,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至汉、唐达到极盛,尤其是唐代以帝都长安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对“胡文化”(如胡曲、胡舞、胡语、胡服、胡店、胡姬等)的兼容,更是这种文化交融的集中表现。而论其文化内涵,中原农耕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最大的影响是促进其礼治化进程与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亦体现在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经济生活、衣着服饰与日常起居多方面,尤其是游牧民族之“尚武”精神对汉、唐帝国的激励,均丰富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
三、中国与亚洲
中国古代与亚洲诸国的往来,因交通比较便利,肇端在文献记录之前。而史籍所载西周武王克殷后曾“封箕子于朝鲜”(《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居异域则“教其民以礼义”(《汉书·地理志》),是可信的。而《国语·齐语》中也有“倭人贡鬯”的记载。特别是到秦汉时代,中华文明伴随东方帝国的崛起,历隋唐而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不争的事实。意大利学者艾儒略(Giulios Aleni)于明代万历年间来中国,历三十余年,其间在杨延筠协助下完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著《职方外纪》,其卷之一《亚细亚总说》开篇即云:“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大者首推中国,此外曰鞑而靼,曰回回,曰印第亚,曰莫卧尔,曰百儿西亚,曰度而格,曰如德亚,并此州巨邦也。海中有巨岛曰则意兰,曰苏门答腊,曰爪哇,曰渤泥,曰吕宋,曰马路古。更有地中海诸岛亦属此州界内。中国则居其东南。自古帝王立极,圣哲递兴,声名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仰。”由地域论及文化,可见其推崇之意。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丝绸便已传入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将中土的丝织品及黄牛等物产带入西方,反映出当时人对中亚、西亚的认识。另外,中国的丝织品在5世纪就已远销波斯市场,亚历山大东侵印度时也见到了类似丝绸的绢。秦汉时代,与帝国政府有经济文化交往的国家有中亚、西亚诸国(大月氏、大宛、康居、安息等),大秦(罗马帝国)及南亚诸国(身毒、天竺、缅甸、越南、马来半岛、印尼列岛等),东海、南海诸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辰韩、弁韩、马韩等)。张骞和班超通西域,使汉朝与西域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交流频繁,尤其是途经安息的丝绸之路更为兴盛。另外,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朝与身毒国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东汉明帝遣使赴天竺求佛法则促进了佛教的传入。此外,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人口流动就很频繁。西汉与卫氏王朝有所往来,东汉与辰韩、弁韩、马韩建立了关系。尤其是东汉末年,因战乱从中国逃亡至韩的人民更多。至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则可以追溯至徐福东渡的传说。至西汉武帝时设乐浪四郡后,汉朝更加强了与日本的联系。
图6-1-3 日本遣唐使图
自东汉至魏晋,这种交往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拓展,其如波斯、大秦、印度、师子国以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已覆盖整个亚洲。南北朝时期,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国来往频繁,尤其是北魏和西魏时期,萨珊王朝曾11次遣使来华。三国、西晋时期,中国和大秦的往来则多限于民间交往,至北魏洛阳则有大批东罗马商人来华。另外,北魏宣武帝时期和南朝都与印度笈多王朝有密切的外交往来。至于师子国,东晋僧人法显往天竺取经,曾途经师子国并居住两年;东晋至梁朝,师子国也有使节通过海路到达中国。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其中包括金邻、顿逊、狼牙修、扶南、占婆、诃罗单、婆利、干陀利等国。东吴时,占婆曾派使节赠送“金指环于吴王”(《太平御览》卷七八一引《林邑记》),西晋至南朝,扶南国也曾先后二十多次遣使来华;法显取经归途中,则曾在干陀利停留数月之久。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中国,以其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周边诸国。尤其是朝鲜和日本陆续吸收汉文化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儒学和佛学也陆续传入各国,中国式的建筑风格、生活习俗等,也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是中国与亚洲文化长期往来、交融的结果。佛教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原始佛教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认为始于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东汉时,佛教已开始在上层社会流传,至三国时民众多有信仰,而东晋、南朝时期更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说法,足见其兴盛程度,佛教也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梁武帝四次舍身佛门表现出贵族阶层对其崇奉的程度,而中外僧侣的往来又从另一方面不断推动着佛学的发展、促进着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中法显西行求法,其《佛国记》一书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等南亚三十余国交流的重要史料;鸠摩罗什等高僧的译经活动推动了佛学的中国化进程。另外,魏晋玄学也是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随着隋、唐帝国的再度崛兴,中国与亚洲周边关系尤为密切,特别是唐代首都长安呈现的高度繁荣,既吸纳了诸多外来文明,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城市,又推动了全亚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上。而以日本遣唐使多次来华为一象征,显示出当时亚洲诸国对中华文化的效习与钦慕。隋朝,日本就已先后四次向中国派遣使臣。至唐代,从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遣使来华起至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了19批遣唐使,两国的文化交流频繁,可谓盛况空前。以阿倍仲麻吕及鉴真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和僧人将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传入日本,尤其是文化、制度方面的经验。如日本仿照隋、唐国家制度等,通过大化革新(646)改革其经济、政治结构,加速了国家的发展和振兴。而鉴真和尚历尽千辛万苦、六次东渡的故事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另外,唐朝还有很多新罗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还在中国获得了功名并长期留居中国,崔致远便是其中之一。总而言之,隋唐时期的中国从各方面向世界展示着其博大的气象和璀璨的文化,中国的物质文明(纸张、钢铁、毛皮、动物、纺织品、陶器、茶叶以及珍奇异宝)不断吸引着诸国使臣与商贾,而其科技、艺术(如诗画)更是流布广远,影响巨大。
如果说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还带有原始佛教的痕迹,具有外来文化色彩;那么到了隋唐时代,则不仅为中国文化系统吸收,而且还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学,成为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并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唐代的译经活动极为兴盛,不少僧人不远千里西行求法,其中以玄奘最为著名。其在外十七年,“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并陆续译经七十余部,笔法严谨,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其著作《大唐西域记》记述沿途国家及地理情况,对研究中亚、西亚、南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唐代朝鲜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兴起,其中如朝鲜华严宗、新罗法相宗、禅门九山和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奈良六宗及净土信仰等,无不由中国输出,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佛教旁衍。而藏传佛教在近古的兴盛,其向俄罗斯、不丹、锡金、尼泊尔的传播,也是在中国文化大系统内进行的。
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文化与亚洲诸国文化的互动以汉、唐为极盛,其特点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唐都长安显然是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迨至宋、明以降,因国力渐衰,中国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于是自然产生了一些文化排拒现象。比如明代虽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列为“不征之国”,努力与周边国家遣使通好,郑和下西洋也到达东南亚一带,带去了中国与诸国礼尚往来的愿望;但在后期却因对“倭寇”的防范而出现“海禁”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外交流的发展。早在元代,中国沿海即有倭寇活动,对周边人民群众的安全造成危害。终明一代,倭寇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嘉靖时更为严重。明人严从简《东南巨镇赋》中记述杭州指挥陈善道抗击倭寇殉难事迹,即感叹当时沿海居地“扰于倭夷,民遭荼毒,视猃狁(匈奴)盖有加焉”。清代,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有朝鲜、南掌、暹罗、苏禄等国。但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由于中国国力衰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天朝上国”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从明朝开始对海防忧患开始关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已开始展现出近古中西文化交互的新课题。
四、中国(东方)与西方
图6-1-4 马可·波罗像
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本土文化的衍展,历史十分悠久。据有关记载,公元前600年,中国已与希腊之间有来往,如希罗多德、阿里斯多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丝绸的描述。而汉以后张骞通西域、开通南北道,特别是魏晋以后欧亚草原民族掀起迁徙浪潮,中国政府与欧洲诸国的正式交往亦见频繁。桓帝时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甘英曾奉命出使大秦、西方玻璃制造术传入中国、中国丝绸传入外域等即为证明。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西文化较具规模的接触,是先印度,后经波斯、阿拉伯再到欧洲的。而中、欧文化的直接对话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大气候的形成,则在大航海时代以及元明海上交通开辟后。
如前所述, 13世纪蒙古族人打通欧亚大陆,开辟四大汗国,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执政之初,即专务远略,屡次遣使臣诏谕海外诸藩,进行商品与文化的交流。其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取道伊利汗国,循阿姆河上游逾帕米尔高原,由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河西走廊,来华并留居达十七年之久,于1291年春过印度,经黑海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这次来华,不仅带来了欧洲文明,也将中国的文化与科技带回欧洲,其文献仍略存于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此书对欧洲人了解东方世界起了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维吾尔族人列班扫马、麻忽思又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受到了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见,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教士的东来开创了新纪元。
继此,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当时朝臣虽有得失毁誉,但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推动作用,已昭然史册,永乐年间掀起了中国对外交往及各国朝贡的又一**,“敦睦邦交”的厚德载物理念再次被传达至东南亚及非洲东岸一带。到明末清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宗教改革的发展,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传教,再次“借新法阴行其教法”(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一),以扣启“远东的伟大帝国”(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门。在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热潮中,最先成功地向中国推介西方科技文化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氏在华传教27年,先定居广东肇庆,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京,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向其进呈西方历法与自鸣钟等物,并与朝中大臣学士邢云露、范守己、徐光启、李之藻等译著西历多种。其以天文学为向导,开启了中国科技受西学影响的新时代。另外,葡萄牙侵占澳门、中国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也开始说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相背离,由国力衰颓引发的思想观念的落后已开始制约中国人前进的脚步,由西周“畿服制”建立起来的“厚德载物”的朝贡体系开始瓦解,中国长期以来在贸易往来上的强势地位也正在被打破,近古历史已开始演变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角的历史。
图6-1-5 汤若望像
清人入关后,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等向顺治帝进呈西方天文仪器和历法,并掌钦天监印信,任监正。此后,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继主钦天监,制造和研制出许多精密的天文仪器和新型火炮;一批传教士成为康熙帝的顾问,向其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直到康熙与罗马教廷因“礼仪事件”产生冲突,因基督教是否应该中国化的问题引发中西争论,罗马教廷的固执立场引起中国皇帝的强硬态度,从而发展成为“海禁”政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才告一段落。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文化的容斥绌补伴随中国文化的蜕变与新生而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清代中期以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渗透还限于传教与商贸,而清中叶以后其影响已形成由物质再到观念的系列变革。
由以上元、明海上交通的开拓、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来华再到清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入侵中土三阶段的发展大趋势,观测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及变迁,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至明末以后,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淡褪了亚、非,而以中西(欧美)为主,且形成一种文化的互动。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生物、医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容纳和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亦较多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文明进程,最典型的是17世纪欧洲“中国热”现象的出现。比如莱布尼茨的哲学观与宋明理学、伏尔泰搬《赵氏孤儿》上舞台与百科全书派对中国文化之理性的推崇、魁奈与重农学派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向往、欧洲王室对中国工艺美术的仿效等,都是这种文化互动的产物。
二是当中西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主题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畿服制发展而来的“朝贡体系”的瓦解。早在汉晋时代,中国朝廷与外邦的交往,是以朝贡贸易为主体,也就是贸易总是与进贡联系,使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利益。而到唐代,王朝以长安为中心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朝贡体系,成为这一贸易方式最强盛的时期。宋、元以降,因海上交通的开辟,民间贸易构成对旧朝贡体系的催伤,但其旧有思想在文化领域仍反复出现,如明人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题词》中着重强调“明兴文命,诞敷宾廷,执玉之国,梯航而至。故怀来绥服,宝册金函,灿绚四出,而行人之辙遍荒徼矣”。又同书卷七引录儒臣金幼牧因明洪武十六年(1383)占城王贡瑞象而献赋云“恭惟皇上膺受天命,统绍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之境,雕题穷发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来贡”。此皆为典型的朝贡思想。正是这种文化思想的制约,在王朝衰落之现实与朝贡心态失衡时,自然出现了“海禁”类的闭关政策。而明穆宗隆庆开海外贸易,民间交往的大幅增加,实质上已宣告旧朝贡体系的终结。然在“天朝至尊”思想支配下的“朝贡”礼仪,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还因行跪拜礼与否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迨至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已失去平衡,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才空前凸显,中西文化的论争也随之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