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来看,近代社会是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时期,而且在这个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西学东渐”所带来的中西两大文明的冲突。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所谓的广义文化冲突,实际上就是指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的范围延伸到了各个领域。作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谈到近代文化新思潮,将其归纳为两种趋势:一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诸问题;一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他所说的这两种趋势恰恰接触到了文化变革的两个本质,就是实学与西学。这种思想还在历史学家的有关描述中得到了印证,如齐思和在《魏源与晚清学风》中提出清代学术“三变”,也就是清初的大儒厌弃空谈,讲求典章制度,笃行实践;乾隆、嘉庆时期,学者因为文网严密,所以专心于考据之学,从而投身于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当中;道光、咸丰时期,战乱迭起,学风又为之一变,学者纷纷厌弃考证之学,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企图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从这“三变”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近代文化实学与西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齐思和所说的“三变”之中,第一变和第三变就是西学和实学相结合的两个阶段,而这个过程之中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深刻地影响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进程。
一、“西学东渐”的肇端
自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居肇庆开始传教,西方文化就开始逐步输入中国,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西学东渐”的肇端,并由此引起了中、西两大文化在历史上的首度直接交汇。但是这时的“西学东渐”势头还不是很强劲,直到明末清初,我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西学东渐”的**,此时西学的传入和实学的复兴形成了有机的联系,从而改变了明代文化学人“空谈心性”的疲弊之风,使学风出现了由虚返实的转变。文化学术的变化,常常与政治的衰落相联系,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其中也包含着拯救国家衰亡的意识。但是,这一时期与前朝学风的衰变又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就在于对异质文化吸纳的不同态度。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更多地体现了对西学与实学的吸纳与接受。从实学的角度来观照西学,当时两者之间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提倡实学思想的学者都是接受西学的先驱,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从学理上看,当时的学者也大多肯定了实学的优点,如徐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就从实学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倡接纳西方科技知识,促进了当时学风的转变。二是当时实学出现的与西学相同的“经世致用”价值观,动摇了中国古代圣学、经学传统中“重道轻技(器)”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对西学“技艺”的认识与接受,像王徵译绘刊刻《远西奇器图说》的目的就着眼于有利“民生日用”。这种思想不仅代表了一批接受西学者的共同理念,而且也引发了近代的文化思潮。然而,宗教、科技、文化的传播绝不会孤立地进行,它必然与政治、礼俗相互渗透,所以尽管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方式与后世相比较为平和,但是其中所包含的两种文明的冲突已经潜藏在其中,并且不可避免。清代康熙年间发生的“礼仪之争”与相继而来的“百年禁教”,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二、“西学东渐”的过程与分期
与此相比,道光、咸丰以后“西学东渐”的第二次**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而来,致使国人对西学的吸收和排斥所产生的冲突更显得巨大而沉重。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系列侵略战争均以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告终。湖湘文士欧阳鼎在甲午战争后,痛苦反思而作的《七痛》,就是近代文化学者对西学既接纳又排斥的矛盾心态的反映。在整个近、现代社会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潮,都毫不例外地围绕着救国存亡这一社会现实主题而开展。但是,如果要探寻其中的文化内涵,仍然是西学与实学的交融。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间,西学东渐已经改变了传教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扩展到了诸如传教士、翻译局、新学堂、洋务、外交使臣与留学生等多种渠道。西方器物、西方书籍、西方学理、西方教义、西方政治等纷至沓来,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击波。这一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围绕鸦片战争兴起“师夷长技”的思潮,林则徐、魏源、姚莹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国外的事务,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为了掌握“夷情”,他在广州组织懂外文的人才,对外国报纸和书籍进行翻译,编译成《澳门新闻纸》。另外,他整理编写了《四洲志》,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书籍,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除此之外,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编辑成《华事夷言》,介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林则徐“采访夷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来抵抗外来侵略。这一指导思想使林则徐等一些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同那些抱残守缺、闭目塞听的一般封建官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魏源一生精于漕运、盐法、河工、兵饷四大政务,这种实学精神成为西学接受观的基础。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百卷本《海国图志》,这是中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阔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洞悉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实主张。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中外关系为俯仰关系的愚昧传统,大胆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一直为各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继魏源之后,姚莹、徐继畲、梁廷枬、蒋敦复、汪文泰、何秋涛等人相继编撰了《康纪行》《瀛环志略》《海国四说》《英志》《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朔方备乘》等一批有关西学的著作,这一学术思潮直接开启了洋务运动。
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历史局限性。“中体西用”思想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它提出中学、西学相互结合的原则,缓和了顽固派对西学的攻击,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打开了通路。洋务运动兴起时,封建文化充斥中国,守旧派人多势众,他们极力反对引进西学和从事革新,痛斥“讲求西学者”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但“师夷长技”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要求和时代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打出“中体西用”的旗帜,使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同西方科学讲求实用的精神比较自然地结合了起来。洋务派并不是要改变中国文化中的基本东西,而是要引进西学、为我所用,采用以新卫旧、以西辅中的办法堵住顽固派的嘴巴,为西学进入中国争得了一席合法地位。学习西方的课题从思想认识发展到付诸实践,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中体西用”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是,“中体西用”这一公式或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统治,西学只是用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中体西用”既为西学东渐打开了通道,又设置了禁区,阻碍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特别是政治思想的传播。至于张之洞系统阐述“中体西用”思想,更是直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其次,这一公式没有能够揭示两种异质文化互相继承、吸收和交融的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而只是简单地将二者互相移植和替代,而且把本质和现象等本来统一的事物,人为地分离和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因而没有真正解决中西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
(二)甲午海战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景和戊戌变法喋血午门的事实,惊醒了国人。人们才认识到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是以维护封建制度为根本目的的。
洋务派企图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充实中国的军事力量,巩固封建统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事业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说明了这些活动既不能达到“自强”,也不能达到“求富”。中法战争中,洋务派掌握的海、陆军已暴露了它的腐败无能,而中日甲午战争中,由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设备精良、武器先进的北洋水师竟然全军覆没。这些不仅表明洋务派吹嘘的“富国强兵”的美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了,而且也彻底惊醒了国人,使他们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进一步反思传统文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用”关系的荒谬,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仅仅是在技术层面上先进和优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与输入并非可以单纯停留在技术和器物层面上,而是需要进一步向纵深开掘。于是掀起了中学和西学的论争,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从此,中国采取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进行文化变革和政治改革,打破了之前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文化中心情结。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走过了一条从技术到科学、从实业到文化、从制度到思想的道路,即先由武器制造技术开始,再到输入西方的自然科学;由军事技术开始,再到对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学等的输入。随着国门的敞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在孔子、孟子之外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在李白、杜甫和曹雪芹以外尚有莎士比亚、歌德和小仲马;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有物理、化学等多种学科。向西方学习由科技逐步进入到政治的领域,是“中体西用”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也是西学东渐的演变历程。
尽管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等都在讲“中体西用”,但他们各自所讲的“中体西用”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西学”主要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的方法以及机器制造等学问。随着中国人对军械技能的学习以及对西方文化认识的逐渐加深,进一步认识到“西学”还应包括“算、绘、矿、匠、声、光、化、电”等多方面的事物。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特别是一批批使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考察后,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学”的了解,加之洋务实践活动所不断提供的新的启示,中国人眼中的“西学”更扩大到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已开始接触到“议院”、“君民共主”等政治问题了。洋务派讲“中体西用”,强调的是西文、西艺;早期维新派讲“中体西用”,强调的是西政,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把“议院”、“君民共主”等当作“西用”来接纳的。他们的设想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为模式,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是先看到其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于是几乎众口一词地要学西方先进技术,但善于思考而又敢于正视现实的先行者,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主要在议院和民主制度的设置,在于制度的优良,于是开始关注西方的政体,提倡维新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出于对西学的接受,反对洋务派将清政府的积弱积贫仅仅归咎于“器用不如人”,进行了观念上的转变,开始以君主立宪挑战君主专制,以民权平等挑战三纲五常,以学校教育挑战科举制度。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原强》对这种观点都有完整的表述,可以清晰地看到维新派人士改良思想中的西学与实学。当然,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和戊戌变法的破产,也都说明了这一阶段改良礼制的失败,其中当然也深深地蕴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
(三)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西文化论争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欧化”与“国粹”等方面展开。
图6-2-1 孙中山像
改良派变法失败后,有关人士面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转而鼓吹“保皇复辟”,并由历代“明君圣贤”推衍出“仁德仁政”的思想。改良派竭力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要进行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了。改良派断言革命必将造成社会动**,招致外国干涉,从而导致国家的灭亡。对此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朝政府因为其阶级性,根本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看到清廷已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中国将被其完全断送。在战争中,杀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目的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使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屠杀。革命派认为,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清政府的腐败卖国。所以必须用“民主共和”来代替“君主立宪”。由于“君主立宪”貌似合理的论述中包含着保皇复辟的文化本质和历史印记,所以同孙中山为代表根除帝制、建立共和的“三民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新、旧对比,自然被新的时代所抛弃。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主共和思潮终于在20世纪初取代君主立宪思潮而上升到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民主共和思潮包括批判封建君权,提倡民权;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天命论,宣传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进化论等。其核心是批判君权和提倡民权,其手段是暴力革命,其归宿是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首先,革命派用进化论的原理否定君主政体的合理性,论证民主政体的必然性。他们认为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化到文明时代,政体也应该随之而变化,用革命手段推翻病入膏肓的清朝专制政体,建立适应文明时代的民主共和政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革命派用卢梭的契约论来否定君权神授论。他们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起源,否定“王者受命于天”的传统说教。他们反复指出,上古时没有皇帝和大臣,人人都是百姓,只是后来为了抵御外部侵略与平衡内部利益的需要,大家才推举出一个有才干、有德行的人出来为集体办事,并根据百姓的公意,订立公约,互相遵守,于是产生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淡忘了国家是多数人共同思想、共同行为的结合体,少数首领就借机把国家变成了一家一姓的私产,从此人们就丧失了平等和自由。可见,所谓“君”不过就是窃国篡权的独夫民贼和大盗巨寇。因此,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是恢复民权,并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正义行为。这种思想的意义就在于:
第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能够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科学地说明国家的产生及其实质,但它论述“主权在民”的思想,批判至高无上的封建君权,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第二,革命派以天赋人权论否定君主专制,批判封建纲常伦理,论证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合理性。革命派极力宣传平等自由是“天赋人权”,而历代专制的独夫民贼却夺去了人的天赋权利,人民成了任其驱使、听凭宰割的奴隶。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中国人民更是背负着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的沉重枷锁,毫无人权可言。革命派引用《民约论》和《美国独立宣言》等进步文献的论点,来论证君主专制的野蛮性、落后性和民主共和的进步性、正义性。革命派根据维新派不敢大胆否定君权、不敢同维护封建君权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决裂,把孔子和光绪这两个最大的权威作为学习西方、维新救国的最大支柱而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提出必须用暴力的手段,经过流血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第三,革命派还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即建立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基本内容是:推翻清朝政府,永远废除专制君主,成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各省公举议员,由议员选举大总统,并成立中央政府,作为全国办事的总机关;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即可革命,推翻旧政府,更立新政府;中华共和国对外独立,和各大国平等,任何外国都不得干涉它的内政;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人人也都有纳税、服兵役、保卫国家的义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详尽蓝图,它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思想和战斗气息,为同盟会制定革命方略,为创建民国政府纲领奠定了基础。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武器并不锐利,理论上也贫乏、肤浅。革命派向往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提倡民主共和,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找来了进化论、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他们在搬用这些武器时,往往生吞活剥,缺乏系统性、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加上革命派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中国,有时难免带着封建的历史观念去理解和接纳西方思想,因而所介绍和宣传的西学,往往混杂着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同时,由于近代中国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自然科学革命,革命者大多缺乏自然科学的深厚素养,没有能够自觉地建立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因而,他们虽然热情地学习西方,寻觅救国的方法,但是却无力在中国掀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理论革命,为民主共和政治实践的最后胜利带来了不利的因素。
而在这一文化变革时期,“欧化”与“国粹”之争又从另一层面展开。“国粹”派是以邓实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为标志的,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以“国学”非“君学”、“孔学”的新面目,复兴和标举诸子精神,提倡和宣扬古学传统,来为改变现实政治服务,蔚然而成一时风气。相对而言,“欧化”论者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一方面对世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矫枉过正的态度,所以在现代文化进程中也只能成为一段短暂的插曲。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化观念的变革与科学、民主思想的凸显,标志了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冲突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展开。
图6-2-2 袁世凯像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目标就是使人们的思想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就是要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法治制度、独立人格,唤起人民的觉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反帝、反封建。就反封建而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不接受西学的影响,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尊孔读经以及康有为倡导、建立“孔教会”尊孔复古等行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有的放矢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挂着民国的招牌,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独立和富强。贫穷、落后、专制、卖国、阴谋、权术,处处充满了黑暗。与此同时,“孔家店”的精神枷锁,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伴随着孔教的盛行,神鬼之说也很猖獗。和孔教、神学相适应,文学上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也从思想、文字、语言上禁锢着人的解放。人们在黑暗中叹息、咒骂,也在黑暗中思考、求索。昔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威武雄壮的演出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一批年轻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却在怀疑和思索中觉醒、成长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重担。他们认真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革命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认定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于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辛亥革命,进行了一次思想文化上的补课,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把“科学与人权”作为这一运动的战斗旗帜,后来他又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把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明确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的一切黑暗。在近代中国,民主成为一种思潮,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康有为以日本和俄国为榜样,试图建立日、俄式的君主立宪制。严复则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突破了君主立宪的框子,主张向美国学习,“创立合众政府”。但上述种种努力,都纷纷失败。陈独秀认为,造成这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观念没有在中国人心中扎根。他主张直接向民主的策源地,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法国学习,不仅要个人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而且要建立真正的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强调国家、政治、法律都应以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幸福为原则,提倡自由的、自主的“国民自治”,反对军阀官僚的专制政治。
图6-2-3 陈独秀像
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封建礼教是并行而起的。因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袁世凯称帝,康有为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都是打着尊孔复古的旗号进行的,所以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和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指向了尊孔复古思想。新文化运动一面提倡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孔子的旧礼教、旧道德;一面提倡科学,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知识。提倡科学,首先要反对鬼神迷信。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鬼神迷信一直很盛行。辛亥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大搞复古主义,除提倡尊孔读经之外,还大力宣扬鬼神之说。1918年在上海成立的灵学会,公开鼓吹鬼神的存在。于是激起一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激进民主主义者针对《灵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指出世界上根本没有神鬼存在。他们认为,耍拯救濒临于国亡种灭绝境的中国,靠孔圣人、张天师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兴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批判鬼神论的同时,宣传了唯物论,使科学得到了初步的传播和发展。1915年,一批留美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在上海出版《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为宗旨。1919年,科学普及的文章在各报刊上大量出现,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一部分介绍科学史、科学家传记和科普常识,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科学修养,加深了人们对唯物论的理解,也增强了人们反对鬼神迷信的勇气和决心,对于推动全国学习科学的风气,造就科学人才,起了积极作用。宣传科学,还必须破除对偶像的崇拜,树立真理的权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崇拜天、地、神、佛、孔圣人等偶像,这是君权和家长制在神学领域的反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大力呼吁崇拜科学真理,打倒各种假象。封建迷信和崇拜偶像又是和保守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反对封建迷信和崇拜偶像的同时,大力宣传社会进化,反对保守,号召人们从消极、迷信、保守、退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树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激进民主主义者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向封建主义思想的旧文学发起了进攻。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二文,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高举革命的大旗,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把文学革命从形式推进到了内容。鲁迅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把文学内容和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诸如《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脍炙人口的不朽作品,使文学革命得到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发展。
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进化论批判旧制度的孔学,如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从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观念上扬弃孔子及其儒学。第二,以民权、平等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及孔学道统,如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针对当时复辟尊古派提出将孔教立为宪法说法给予了批驳,具有对旧文化反省的普遍意义。第三,以现代生活与科学精神批判孔子的礼教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封建纲常名教。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扬科学、民主,实际上也是反对旧纲常礼教的宣言。他认为,要拥护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Science),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而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都是对这一思想的宣扬。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引导中国人在更高的文化整体上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
而就反帝而言,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立场上,同样借助了西方科学文化思想,通过改变旧的政治文化与伦理观念的方式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也正是因为对新、旧文化问题讨论的深入,中、西文明冲突的表现形态也就显得更为广远,更为复杂。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方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国社会性质之争,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现代新儒家的产生等问题,都是围绕着西学与实学这一中轴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
三、“西学东渐”带来的转变
从上述阶段性发展看“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两大转变最为明显:一是农业社会文化向工业社会文化的转变。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以陈独秀、吴虞、胡适等人对旧礼教的批判为例,说明当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文化大势。他认为,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思想的代表就是孔子。因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两千余年的中国农业社会没有变动,所以笼罩两千余年的孔子学说思想也没有什么变动。那么工业资本社会思想来到中国,首先攻击的就是这笼罩中国两千多年的孔子学说和思想。郭湛波的这一说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学者的共同历史观。二是由中国传统经学文化范式向科学的自然、人生文化精神的转变。在汉代独尊儒术、凝定经学的时期,已经完成了由“道在天地”向“道在六经”的转变,随之也就出现了两千年学术的注疏诠释系统,造成文化的惰性,而西学东渐带来的科学文化精神,目的在于探索自然与人生,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学术范式的变革。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的历史“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的三大“界说”,正是这种文化的转变与学术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