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从远古走来,可谓是源远流长,那浩如烟海的圣贤典籍,那闻名海内外的四大发明,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瑰宝。沧桑变迁,朝代更迭,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出了与天地并存、与日月同辉、古老而又璀璨的东方文化体系。随着华夏游子的遍及天涯,中华文明也得以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起来。同时,华人、华侨的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所以一张遍布全球的华人文化网络已经开始渐渐地形成。
在西方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中,有一种观点是以种族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的,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也多以族群的观念对待华人意识。如乔尔·科金(Jole Kotkin)撰写的《族群:种族、宗教和认同意识如何决定新全球经济的成就》(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就认为华人是个“全球性的族群”,已经拥有了一个相互信任原则运作的全球性网络,而中国大陆则是“这个族群一切文化遗产的宝库”。另外,还有奈斯比特(John Naisbiss)的《全球矛盾论》(Global Paradox),他提出了“大中国和全球华人族群”的概念。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的《君主的皇冠》(Lords of the Rims)进而把海外华人描写为“一个没有疆界、政府或国旗的帝国”。这些提法可能因其强调文明的冲突而夸大了族群的作用,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华人族群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性和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形成的新文化网络,确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华侨的分布及“华侨”一词的来历
依据目前海外华人分布的地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海外华人在整个海外华人的整体中占大多数,他们居住在中国邻近的国家或地区,这里是他们最早移居或继续移居的地方,主要分布在亚洲各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上与我国陆地毗连,或者只有一海之隔,双方渊源极深,关系密切。华侨从早年就迁徙、生息在这些地方,人数约占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百分之九十,其中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侨人数居多。第二类海外华人散居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例如非洲,因为非洲经济亟待开发,需要大量吸引外资,所以像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国的华商和中国台湾的厂商,纷纷前往非洲投资设厂或推广贸易。有些人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取得长期居住权,成为华侨,并且较多分布在原来华侨人口比较少的地区,这些劳动工人出身的华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三类海外华人移居到了西方的工业国家,特别是近年来流向北美及澳大利亚、欧洲和新西兰等地的移民。美洲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我国比较遥远,早期的华侨大多是远渡重洋的契约劳工。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一般都从事摊贩、零售、服务等行业。最近的几十年,美国华侨的组成结构和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台湾、香港的移民开始增多。当地的华侨子弟也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学成后应聘担任研究、教学和专业工作的人数逐渐增多,这是住美华侨近些年来的一大变化。欧洲早期华侨主要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留法劳工。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动乱,不少华侨为了避难也纷纷前往欧洲,使旅欧华侨人数剧增。70年代后,欧洲国家又大量收容中南半岛的难民,难民中的华侨和华裔占六成以上,致使欧洲华侨又一次猛增。现在旅居大洋洲的华侨也具有相当的数量,澳大利亚的经济开发、生产与贸易规模较大,需要大量的人才,许多华侨子弟在澳大利亚留学,学成后选择了留澳工作,成为澳洲华侨。
“华侨”这个词在我国典籍中最早见于《清实录·德宗本纪》,从1893年(光绪十九年)“除华侨海禁”,到1900年清政府所订的《国籍条例》,逐步明确了“华侨”与“海外华人”的国籍区别,以后便以此为章,延续至今。“华侨”,一词译为英文是“Overseas Chinese”,意思是“漂洋过海的中国人”,可见英文的译法也反映出了“华侨”这个词的内涵和来历。“侨”的汉语意思就是暂时居住,在我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一个词与“华侨”的意义完全相同。因为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出于防御和安全等方面考虑,一般都采取了禁止国人出海的政策,而这项政策在1893年时才被废除,所以在官方的正式文书里,“华侨”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晚。“华侨”从范围上说,是对居住在中国以外华人的总称。但是,按其性质又可细分为“华侨”与“海外华人”两种。通常我们将居外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人称为“华侨”,而将加入当地国籍的中国人称为“海外华人”。在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华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为中国文化向异域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比华侨更为广泛的群体———“海外华人”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在现代世界的文化建构中,由于华侨们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全球网络化系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新发展。
二、华侨的起源及历史发展
从文化交流史上来看,移民现象非常久远,可以说自古有之。有人认为华侨史的起源应该在上古时代,据《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立志追赶太阳,途中感到口渴,便喝干了黄、渭两河之水,仍感不足,终于渴死。他们认为《山海经·海外北经》的“海外”就是中国之外。还有,像“殷人东渡”记录了周武王伐纣时期的事件。另外,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经“议功德于海上”,而且他还相信鬼神之事,时时刻刻都在梦想着找到长生不死的仙药。当他听说渤海海中的仙山上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药时,就下令让方士入海去寻找。最先为秦始皇入海寻求仙药的是燕人卢生。卢生从碣石(也就是今日的秦皇岛)入海,虽然一无所获,但是他声称在海上看到了传说中名为“蓬莱”、“方丈”、“瀛洲”的三座仙山,而且还看到山上面有仙人居住。卢生入海求仙药失败后,秦始皇又派遣徐福(市)入海继续寻找仙药。徐福第一次出海归来后,说自己已经登上了蓬莱仙山,并且看到了仙药,但山上的仙人嫌他带的礼物太少,没有允许他把仙药带回来。仙人们说:“如果要想得到仙药,就必须选送优秀的男童、女童和工匠作为交换。”秦始皇听说徐福见到了仙药,非常高兴,选拔了三千童男童女和一批能工巧匠交给徐福,令徐福去求取仙药。徐福在海上转了一阵子,还是没求得仙药,回来向秦始皇回禀说,这次失败是因为海上有大鲛鱼作祟,阻止了他们的船向仙山靠拢。所以,要去仙山就还得配备优秀射手和先进武器。恰巧,这时秦始皇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与海神搏战。据占梦博士解释,这海神正是大鲛鱼的象征。于是,秦始皇相信了徐福的说法,又为他选配了射手和武器,并亲自下海前去。当船行到芝罘岛附近时,果然遇到一条大鱼,秦始皇亲自射杀了它。秦始皇认为这次上山求药应该没有障碍了,可是神山、仙药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徐福再也不敢去见秦始皇,便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和一批工匠去了日本,并在那里繁衍、生存了下来,这些人可能就是第一批移居海外的侨民了。到了汉帝国全盛时期,开辟西北陆路交通,华人已多迁徙到中亚、北亚等地。西汉武帝时更是远征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通往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都向中国朝贡,并把朝贡作为一种外交形式确定了下来。东汉光武帝时,曾经派遣马援将军赴越南平定起义,而且光武帝还曾经封日本朝贡使节以“汉倭奴国王印”。进入唐代,开始了东南沿海交通,使得通过海路前往南洋定居的人数日益增多,后来的海外诸国直接把南洋华侨称为“唐人”,华侨的居住区称为“唐人街”,华侨回国称为“回唐山”,这些都表明,唐朝时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交流有了迅速发展。唐朝不仅是东亚的大国,而且它的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其全盛时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内政统一,而且有高度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交流。当时的都城长安,集中了包括来自波斯、阿拉伯在内的世界各地商人,是世界商业和文化的中心。鼎盛时代的唐王朝势力范围曾扩展到整个亚洲地区,东起朝鲜,北到内蒙古,西到中亚,南到印度、东南亚一带。越南的河内周围也是中国本土,从越南南部、柬埔寨、爪哇、苏门答腊一直到印度,各个国家都向唐王朝称臣朝贡。日本也不断地派遣“遣唐使”,保持朝贡方式的外交关系。朝贡制度一直起着官方贸易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文化的不断交流。这些情况在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如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就记录了唐代多交通东南各少数民族,所以蛮夷各族称中国为“唐”的历史。《明史·真腊传》也记述了海外诸国都将华人称为“唐人”的情况。所以,现在学术界华侨史研究者比较统一的一个观点是:至少在唐代已出现了华侨群体。由此可见,唐代在华人移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了宋元以后,到海外发展的华人数量继续增加,这种现象既与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相联系,又与国内情势的变动(如战乱)相关。进入明代初年,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规模最大的六次都在永乐年间,我们先不考虑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不是奉了永乐帝的密旨去海外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或是要显示国威、宣扬正统,造成一种万国来朝的盛况。单从中华民族同海外交流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一壮举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同海外诸国的交流,也使得海外华人数量得以迅速增加。郑和用了30年的时间,前后经过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被誉为“中国光荣的顶峰”,他的“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和南洋各地的联系,很多国家的国王在与郑和接触之后都派使臣或者亲自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在郑和的影响下,到南洋去的华侨也日益增多,因此,郑和在华侨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其后,明代隆庆时期开放海禁政策,这也对海外华人数量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张维华在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里,把这一时期的华人移居现象和前代华人移居现象作比较,发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华人出国侨居的原因中经济因素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华侨的聚居地以东南亚为主;三是由于华侨的数量增加,他们多居住在一处,逐渐形成了海外华人社区;四是华侨多与当地人通婚,开始了相互融合的过程。从隆庆以后,一直到近代社会,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强盛,很多中国人作为劳工被迫离开祖国,成为海外华人中命运比较凄惨的一个新的群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经营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不仅在当地获得了经济地位,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成为海外华人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国华侨的人数、结构、身份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其变化的迅速和程度的猛烈,是华侨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的产生都是与华侨本身的发展规律、侨居国的政策、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连的。这一时期不仅开创了华侨事业的新篇章,而且对华侨未来的生存、发展、前途和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战前,华侨大多数从事零售商业或小型加工业,战后虽然受到侨居国的种种限制和排斥,但他们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在经济结构方面,华侨已从传统的经营小商品、从事手工业制造为主的单一产业,逐渐发展为具有多种企业和生产模式的新格局。华侨所从事的行业种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商业上,除了零售商业外,还有不少中介商和超级市场。在工业上,出现了许多金属、机械、车辆、纺织、成衣、塑胶、烟草、建筑材料、木材加工、石油化学、电子电器等制造业。在服务行业中,出现了银行、保险、餐馆、旅游、航运、房地产等行业。华侨们的经营方式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从战前的独资企业、家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股份公司、跨国公司和控股有限公司,各国华人资本也开始互相渗透沟通,结成若干华资集团。在投资方向上,过去华侨投资绝大多数集中于东南亚,现在华人投资地区则扩展到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欧洲。目前,海外华人经济和犹太人、伊斯兰人经济并称为当今世界金融势力的三股强流。战前,华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就不突出。但是战后由于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南亚派往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日益增加,华侨华人在科研、工程、医药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过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从事教授、会计师、工程师、医师、律师及各种高级技术的12类专业人员中,按其总人数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华裔遥遥领先,居于首位。另外,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地区,华侨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华人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今世界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总结12世纪到20世纪间华人移居海外的原因,潘翎在他主编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中提出了六大历史动因(或可称为环节),即:第一,中国海军的成长与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二,中国与东南亚的互相作用;第三,中国人口的增长;第四,西方工业国家的军事与工业扩张;第五,西方对中国及东南亚的影响;第六,中国内部的崩溃。潘翎的总结确实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华人移民海外的原因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三、华侨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及特点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饱含着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着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也使我们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之一。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千难万险,都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表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民族气概。中华文化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斗的记录和他们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中华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其中包括兵、农、医、艺等实用文化,诗、词、歌、赋等文学瑰宝,还有发人深省的生活思考,这些都对我们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成就事业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中的很多精华之处,不仅属于我们的民族,而且也被世界各国吸取和运用。中华文化必然给炎黄子孙,不论是长期生活在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同胞,还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的意识观念以很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提倡扶弱济贫,增进人类的进步与繁荣,主张“天下一家”,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这也是居住在海外的华侨能与所在国居民和睦相处的思想基础。中华文化还推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具有悲悯天下苍生的胸怀,这使华侨对人类的前途有伟大的抱负,对家庭、民族和所处的社会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中华文化还讲究人们自身的修养,使得中华儿女中正平和、通情达理,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稳定要素。肯定人的价值、重视道德生命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也是我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肯定人的价值,就是对于人的尊重,它既表现在强调人生的责任,要求人们时时刻刻不忘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也说明了只有靠自己的勤奋,才能创造美好生活环境,这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笃实严谨,且又具有兼容并蓄的融合力,善于适应环境,长于择善而从,能够从事物中吸收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具备知难而进、攻克难关的素质。正因为中华文化哺育下的华侨具备这种特制,才能在侨居国的各个行业,特别是科技界,有这么多的中华精英被世界所公认。中华灿烂的文化,对人类进步和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在一些华侨和华裔众多的国度,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这类国家所推崇的新儒家思想、新孔教观念,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如果从海外华人在与中国本位文化的关系及对世界文化贡献的方面来考察,主要表现在经贸、科技与学术三个方面。在经济和贸易方面,自唐宋以来,东南亚的华侨就将国内比较先进的农业、工矿业与商业经营技术带到移居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同样,近代西方科技的迅猛发展,华侨往往又成为中西交流的纽带,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与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饮食起居自成系统,家族关系和社团关系也具有本民族的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对华侨文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对多元世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现在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但他们和其祖先带到侨居国的中华文化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在科学与学术方面,广大海外华人也充当中西文化互动的中介,而他们自身在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在居住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教育,从而成为具有兼容中西文化素质的一个新的群体。如果从海外华人经过长期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其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族群文化现象。
这一现象的形成除了华侨同为华裔这一根本共同点之外,另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古代华人出海多成帮结队,在外居住已经构成了一个自然的亲和群体;二是华人久居海外,大多存在念祖寻根的情节,正所谓狐死首丘,叶落归根,于是像海外华人会馆、同乡会等非官方组织,便成为了最具体的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行为形式。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存在和现代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华文化未来的生存空间。海外华人以他们特有的族群现象和浓厚的寻根意识,昭示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向心力量,同时又以其流动性和全球化形态,编织起现代社会一个特殊的文化网络系统。所以,它在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和形成世界范围的网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离开祖国时间上的长久和地点上的遥远都阻隔不断炎黄子孙与祖国的血脉深情,祖国是华侨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们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振兴和强大做着自己的努力,华侨们一直都是把祖国当作最值得自豪的精神源泉。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保留着浓郁的中华文化风格,比如建有中国式的牌坊,有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庙宇殿堂,有的地方还建有中国式的亭台楼阁、园林水榭,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江南的秀美灵动。另外,几乎每家店铺的牌号都用中、外两种文字书写,用以表达一种不忘祖国的情怀。中文是我们民族创造出的瑰宝,外乡的华侨看到它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另外,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各地“唐人街”更是热闹非凡,张灯结彩,舞龙滚狮,拜神祭祖,迎宾访友,一派欢乐的气氛,体现了中国各式风土人情和华侨们以文化来寻根的一种情结。“唐人街”或“华埠”英文一般称作“China Town”,是海外华人生息繁衍的地方,许多华人一辈子就生活和工作在这里,形成一个小的中国式生活群落。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不会讲外语,因为这里使用的是汉语,华侨们可以在这里过上一种和在祖国相类似的生活。海外华侨为了加强团结和不忘祖宗根本,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纷纷成立各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间文化的文化中心,定期举行中国古代书法、绘画、雕塑、出土文物、陶瓷制品等各种展览,举办中国传统音乐、舞蹈、曲艺、武术等艺术演出。另外,一些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东西,如南北小吃、酒类、针灸、拔罐、草药等,还吸引和激发青年华裔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华侨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保存意识,不愿意让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和文化传统断送在自己这一代手中,而且他们希望将中国文化之根代代相传,使其在异地也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老一辈华侨们总有“叶落归根”的思想,现在他们的子孙为适应生活和事业的需要,大都取得了定居国的国籍,“就地生根”的现象比较普遍。虽然是这样,他们依然存有着中国血统,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他们与中国文化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华裔侨民是在定居国出生的,有的甚至连中国话都没有学过,但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他们还是不远万里来到祖国寻根问祖,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二)贸易文化现象。
由于历史上华人渡海出蕃,多为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遇,以经商为途径很自然就成为了最主要的选择,于是海外华人(含华侨)往往与华商画上了等号。近年来,海外华人的商业组织,如中等形式的称为“联合大企业”、“商业集团”,特大形式的称为“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不定形式的称为“华商会”等,正显示了这种趋向以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集体力量和发展态势。而全球华人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华人文化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同样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各国华侨经济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为各国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华侨经济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已被各国政府,甚至国际上所承认,并得到重视。战后华侨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在老一辈华侨艰苦创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新一代华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已成为各国华侨资本企业的核心力量。其中不少人在各国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跨国资本的国际机构中担任要职,成为带动各国经济的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其次,学成、定居海外的留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高级科研队伍,这支队伍对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尖端科学技术工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再次,战后的中国香港已经从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加工转口贸易港,既迅速积累了工商业资金,又造就了一批经营管理与工业制造技术的专业人才,刺激了香港工商业向海外发展。最后,中国台湾经济起飞以后,对外投资资金大幅度增长,这也对华侨经济的增长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华侨、华人的活动,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他们把中华文化引领到世界各地,华裔在海外发展历史是祖国历史的一部分,华侨、华人的经济是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华人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提高,在世界性挑战中的奋进,既是世界发展的表现,也是华人本身发展的体现。
四、华人文化世界网络的发展方向
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走过了约二百万年的漫长路程。今天,一个新时代的轮廓又日益显著而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现在科学技术迅猛前进,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在进一步加强。从物质到精神,整个人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各国、各地区之间文化的不断交流,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而又深入的网络之中。当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人文化的环球网络,也随之形成和壮大。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新时代,广大华侨、华人要在这个新机遇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要在这个新环境中有所作为,首先就应该突破旧的条条框框,建立起新的现代化的思维方式,继续创造华侨的辉煌。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不靠宗教信仰来界定,随着历史文明在20世纪的变迁,它越来越诉诸民族和国家这一对紧密相连的概念。其中的民族主要指族裔和种族的联系,而国家则主要指主权和领土。然而对于海外华人来说,通常只有文化认同才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经济行动只是达到文化自由的通道。如今,中国存在着一种同一性的趋势。在政治上说,一个中国已经得到大多数政府的广泛接受,而且中国香港和澳门也相继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经济上讲,包括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大中华”概念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从文化上讲,以大陆为文化中心,港、台为次文化中心的观念也逐步建立起来。这些都为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统一的华人文化的环球网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也带来了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也促进了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扩大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困扰,世界的未来扑朔迷离。但中国的发展却成为了世界的一个亮点。现在,如何在奥运会和WTO提供的新平台上展示中国新的文化创造的活力和能量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奥运会给我们展示自己的机会,把我们的能量和创造力告诉世界, WTO则要求我们回应挑战,按照国际规则塑造我们自己。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既要深刻地变革自身,又要顽强地捍卫自己的文化。如何在这样的变化中寻找自己的文化方向,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创造做出贡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可以创造独特的中国“奥运文化”,这首先可以加快中国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促进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这包括中国人的国际观和全球意识的增强、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对于人类共同文化精华的参与和接受程度的增强等。最后,中国“奥运文化”的创建必然为古老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在21世纪的复兴奠定基础,成为这一复兴的最为明确的生长点。这当然是追求中国古老的人文价值的创造性转化,追求东方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再发现。这也预示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华人文化的世界网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