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孔子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重写
一、重写孔子与“非儒反孔”思潮
现代重写型小说中，先秦诸子的形象不仅不再是至圣先贤，而且还经常是平凡甚至平庸的，处境总是窘迫，自身还有很多缺点。郭沫若小说《柱下史入关》（1923）中，老子出关到了“了无人迹的沙漠”，才发现想象和现实完全是两回事：青牛没吃没喝倒毙了，他本人还是喝了青牛的血才得以狼狈逃回关内，现实的教育使他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学说。郭沫若同时期创作的《漆园吏游梁》（1923）里，庄子陷入了现实的困窘：卖不出自己打的草鞋，去向旧友“贳两升小米”也被拒绝，他只好拿起草鞋“足足嚼尽了一只”。
道家的老庄境遇如此，儒家的孔孟在现代重写型小说中也跌下了圣人宝座。郭沫若《孟夫子出妻》（1935）中，孟子一心“立志要为圣贤”，其实行方式就是“不动心”“存夜气”，而他的夫人却不能不使他挂心，因此夫人就成了他修行的障碍，他感到必须把夫人“出了”才行。可笑的是，孟子既想修行，又难以离开夫人，倒是夫人主动请求离去以成全他。小说中孟子面对夫人时踞时恭、心神不定，恰和他的夫人之安稳从容形成对比。
孔子被重写得最多，头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光环消失殆尽。王独清的《子畏于匡》（1929）中孔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向强盗头子夫人献媚以脱离险境。非厂的《“子见南子”以后》（1935）中孔子不仅没有通过南子走上门路，反而被她奚落，所以大生其气，骂道“只有女子和小人难对付”。郭沫若《孔夫子吃饭》（1935）中，孔子怀疑颜回偷吃米饭，试验颜回的反应才发现自己错怪了他，孔子借着教育弟子而掩盖自己的疑心，搪塞自己的良心不安。秋翁（平襟亚）《孔夫子的苦闷》（1941）设置了一个“米珠薪桂、百物高昂的年头”，借用论语中孔子的言辞，虚拟出为“学生们的积欠学费”十分头痛的孔子。谭正璧《采桑娘》（1942）中孔子则输给了民间的采桑娘：孔子要向采桑娘来求教穿九曲明珠的方法，受到“不要把我们女子放在‘小人’一起评骘”的教训。鲁迅《出关》（1935）中孔子不是主角，但是他一样是个不太光彩的人物。一方面，孔子学老子的学说，为的是“上朝廷”；另一方面，孔子离开之后，老子判断：“他以后就不再来，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以上小说或多或少都具有讽刺意味，孔子不仅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且鼻子被抹上白粉，成了带有小丑色彩的漫画人物。
这种将诸子“凡庸化”的重写倾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反传统的文化潮流相一致。将重写的笔触集中到孔子身上，则在小说创作领域实践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偶像破坏论”，呼应了民国期间学术界、思想界“非儒反孔”的思潮。作为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圣人，在孔子没有成为“圣人”之前，他会被其他思想流派的人攻击；在他成为“圣人”之后，依然有异端发表对他的不同意见。不过，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孔子才切实地被拉下了中国文化思想权威的宝座。
民国时期，非孔与尊孔是影响思想界的重要话题，非儒反孔的思潮力量是强大的。民国时期的非儒反孔思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
第一，从政治层面来看，非孔与尊孔的对立常常由政治问题所引发。民国建立之初，袁世凯复辟，发布尊孔令，其政治上的反动引发了思想界批孔的热潮。从易白沙《孔子平议》开始，之后陈独秀、吴虞、鲁迅、李大钊都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非儒文章，掀起反传统的文化风潮。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孔子自此消失了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圣色彩，并且再难恢复。正是在这样的风潮下，才有诸如王独清《子畏于匡》这般的非孔作品产生。此后的1934年，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倡导学生尊孔读经。政治上的这种尊孔命令，也引发文化界的抵触之声。郭沫若《孔夫子吃饭》就是写于尊孔令发布之后的1935年，小说将孔子刻画成一个颇有私心并且不无虚伪的“领袖”，这正是对当时尊孔决议的嘲讽。
第二，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孔子的评价问题多次成为热点。1929年，位于山东曲阜的山东第二省立学校排演了林语堂创作的独幕剧《子见南子》，惹得孔门后裔大动干戈，上告法庭，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后者的孔子偶像情结及霸道言行。在戏剧中描写孔子未免“不动心”的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办起《论语》杂志，提倡幽默，给孔子戴上闲适幽默的帽子，这种论调又遭到鲁迅等人的批判。非厂《“子见南子”以后》就是针对“论语派”的主张而唱的反调。
第三，从学术层面来看，非儒反孔思潮有传统自身的裂变和西学的冲击两方面的因素。就西学冲击而言，20世纪初，中国旧学的体系逐渐解散，仿照西方学术逐步建立起新的知识体系。晚清的诸子学在民国变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部分，先秦诸子都成为西方学术体系中“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与意愿来评判诸子，一般不会遇到来自学术之外的压力。在这样的学术体系里，一向作为中国正统文化的代表的儒家也失去了其权威性，可以被任意褒贬。
在非儒反孔思潮影响下的风习中，现代小说里所描绘的孔子形象被剥去圣人的道德外衣，那么，“非儒反孔”“打倒孔家店”就是现代重写诸子小说的主旨所在吗？恐不尽然。有研究者就曾经指出，一方面现代作家揶揄、嘲弄“圣人”，高唱偶像破坏论，反对神化传统文化的“祖师”；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人”的标准“还原”这些“祖师”形象，予其“人”的尊重[1]。的确，现代作家往往声称“还原真相”才是其重写的初衷。
[1] 方锡德：《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21～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