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焚在抗战前就已成名，在抗战与内战时期有更大发展，他是现代中国不多的在乡村与城市题材的小说中都展露才华的作家。芦焚（1910—1988），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师陀，河南杞县人。1932年首次用笔名芦焚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请愿正篇》，同年还与人共同创办刊物《尖锐》。芦焚是英文ruffian（暴徒）的译音，可见其叛逆性格及左翼倾向。1936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之后，还出版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1937）、《落日光》（1937）、《野鸟集》（1938）、《无名氏》（1939），散文集《黄花苔》（1937）、《江湖集》（1938）、《看人集》（1939）、《上海手札》（1940），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1941）。抗战时期报纸上经常出现冒名芦焚的文章，他在1946年改笔名为师陀，并出版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但他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小说集与散文集继续署名芦焚。1947年出版长篇小说《结婚》，1948年出版长篇小说《马兰》。
当1936年短篇小说集《谷》被《大公报》以“糅合了纤细与简约”并“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为由授奖后，朱光潜、李健吾等人的评论有意让他去除对现实生活的讽刺而向京派的静穆靠拢，然而心仪暴徒的芦焚却并不领情而予以拒绝。因此他虽然与沈从文一样以“乡下人”自居，然而他从北平去上海之前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与沈从文将乡间描写成令人神往的田园牧歌不同，而是与鲁迅以讽刺之笔揭露国民性的乡村小说相近。芦焚是个“鲁迅迷”，曾作《他给我们的不算少》在鲁迅逝世后追溯其文学传统。对农村愚昧的揭露、对乡间陋习的讽刺加上写实中透出的浓重的抒情，就是其短篇小说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
收入《里门拾记》集中的《毒咒》就说“这地上有毒”，毕四爷拥有豪宅良田，却没有儿子来继承，四奶生的全是女儿，毕四爷纳妾接续香火，然而小妾却在怀孕期间被四奶羞辱吊死。《落日光》在浓浓的抒情中，描写了乡土田园的废弛、萧索与荒凉。《父与子》则代表着芦焚小说表现人生的复杂性，主人公曾是反抗家庭包办婚姻而与自己心仪的女孩结婚的时代先驱，然而随着时代的更替，在介入更为激进运动的他的后代看来，他又变成落伍的反动分子。那么，将来他的后代的后代是否会重复这种荒诞的循环？
收入《果园城记》中的短篇小说更加成熟，正如鲁迅的《故乡》等小说被放逐的文人再回到土地发现物是人非一样，《果园城记》也运用了这种表现技巧，来表现乡人生活的重复与无意义，改革者的徒劳，仿佛只有不变的小城才是真实的存在。当然，果园城里也有一些传奇，譬如《阿嚏》中借着讲述者的口，说一个渔夫将水鬼踢到水里，水鬼在水里说，你对我凶什么，你的儿子最多也不过是个举人，渔夫闻言便不再打鱼，将儿子送去读书，结果儿子举人未中却落得个家败穷落。《期待》一篇则令人想到鲁迅的《药》。“我”的童年玩伴徐立刚因参与革命党而被枪毙，在这种背景下“我”去徐家看望老人，徐大爷对徐大娘隐瞒了儿子被杀的噩耗，徐大娘对“我”问长问短，问有没有见到立刚，老人想儿心切，吃饭时还多放一双筷子以待儿子回归。悲惨的是，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这个善良的老妈妈令人想到《药》中以为儿子是冤死的华大妈。
芦焚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是被忽略的作品。小说描写了吴王村宝善堂陈氏家族三代的不同性格：第一代陈世德的祖父是精打细算，勤俭到吝啬的地步，那时候祖父是个土老头，衣服打着补丁，浑身都是泥土的气味，走路时都盯着路上有没有可以肥田的牛粪，正是这种清教徒式的获取而不能享受的精神，导致了财富的积累与家族的兴旺。家族富有就要求政治地位了，因而陈家的第二代陈世德的父亲就花钱买了个武举，带领乡党械斗打官司打下了陈氏天下。第三代陈世德就开始腐化堕落，挥霍浪费。他利用祖辈的财富与威权到处采花，搞得方圆四周的姑娘东躲西藏。有一次他带着亲戚去丈人村里猎艳，亲戚无意中将他的未婚妻奸污，以至于新婚之夜他发现妻子原来是个破货。他还带着保镖胡大海进城收购了一个戏班子，耀武扬威地做起皇帝来，并且雇佣窑姐做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富不过三代成为这篇小说的主题，他沦为乞丐正是情理中的事。在中国，小到家庭、家族，大到皇朝都在经历这种循环与重复。小说后半让他以窑姐充当三宫六院，正是一种将家族的兴衰与王朝的兴衰相联系的象征。
长篇小说《马兰》虽然出版在《结婚》后而写作时间却在《结婚》之前。马兰是乡镇生意人的女儿，因长相漂亮而被军阀郑大通看中，为了避免被军阀霸占，她与左翼老师乔式夫逃到城市。乔与她发生了关系，却并不爱她。马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乔则是一个一切科学化、把人也看作机器的人。马兰爱上了大学教师李伯唐，李却碍于与乔的关系而婉拒了她。“九一八”事变后李被指“左倾”激进入狱一年，出狱后他接到老上级郑大通的邀请，原来马兰为了私会李伯唐竟然动用了过去的仇雠郑大通。不知情的李却以言语侮辱马兰。后来马兰射伤了郑大通的坐骑上山落草为寇去了。醒悟过来的李非常后悔，感到爱的珍贵就到乡下去寻找马兰。在山中三个月才得以见到马兰，他告诉马兰要带她回去结婚。但马兰这时已是带领三万之众的传奇人物，她开枪制止李伯唐的尾随，并且挥手向他告别。这篇小说中的马兰有点像梅里美笔下的卡门。
芦焚写城市写得令人叫绝的长篇小说是《结婚》。小说以书信体与叙述文体相结合，上卷是六封主人公的信，下卷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中间的衔接非常自然，显示出文体上的创新。小说以太平洋战争前后的上海为背景，表现了传统与现代、善良与丑恶的道德冲突。林佩芳及其父亲代表着善良与传统美德，林父不愿为日寇服务，林照顾父亲，离开了沦陷后的上海，小说上卷就是胡去恶给林的六封信。信中说，他小时候非常不幸，他的父亲很可恶，没有提供给他受教育的学费，自从遇见林他才感到人间的温暖。现在作为中学教师的他，要攒够结婚的钱很不容易，所以以两部书稿做抵押向同学田国宝借了一万元，涉足投机买卖。他结识了黄美洲博士，这个华侨子弟娶了大学时代的校花，但是后来因患梅毒而脸部变形，妻子与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就开始敲诈他的妻子与医生，要他们赔偿十万元，并要告发他们犯通奸罪。黄美洲奉行赚钱第一的原则在办公司。胡去恶信不过他，将钱交给了田国宝的表兄弟钱亨，善做投机买卖的钱亨给了胡去恶一个甜头，刚刚投资就给他赚了个满盆金钵。钱亨正在与田国宝的妹妹田国秀谈恋爱，但胡去恶在宴请众人后与田国秀去舞场，却发现钱亨正搂着别的女人跳舞。
随着胡去恶在情感上一步步远离林佩芳而被洋场腐化，信就写不下去了。田国秀这个洋场感官女人，看到钱亨搂着别的女人，就将胡去恶当成了与钱亨赌气的工具，而胡去恶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对洋场女人田国秀的接纳，标志着他告别了传统的美德与良善，走向现代的邪恶。于是他们俩频繁地出入舞场与电影院，然而，田国秀不能忍受与一个穷教师去过那种寒酸的日子，他的工具角色完成后，她就将他抛到一边。而对于他与田国秀的周旋，钱亨早就恨之入骨，就在珍珠港事件后借口股票公司被日本人接受，吞没了胡去恶所有的钱。胡去恶还发现，他做抵押的两部书稿被附庸风雅的田国宝冒名出版了。一无所有的胡去恶去向田国秀求婚，被田国秀痛骂出来，又被钱亨暴打一顿。于是他埋伏在深巷中砍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打死。洋场上只有利益没有道义，除了尔虞我诈就是**裸的优胜劣汰。小说的结尾更是出奇制胜，读小说上卷时读者以为结婚的是胡去恶与林佩芳，没有人会想到小说中最后结婚的会是被梅毒折磨得变形的黄美洲与绰号为“老处女”的恶心女人。黄美洲已从校花前妻与医生那里敲诈到三万元，扬扬得意与老处女举办婚礼。与胡去恶相比，黄美洲更有无耻的诈骗之道，更适合于在洋场生存。于是，这里的“结婚”就像钱锺书笔下的“围城”一样，获得了一种讽刺性的隐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