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三部曲虽然不是什么佳作，但却具有时代意义。《憩园》是真正的杰作，它与激流三部曲、《寒夜》一起代表着巴金小说的艺术成就。
巴金在《秋》中显露的向写实的转变，到《憩园》得以完成。从《憩园》开始，巴金小说的客观写实性明显增强，从早期作品浓重的理想主义与感伤主义转向写实主义。在《憩园》中，再也没有过渡文本《秋》所残留的感伤主义。最早发现《憩园》文学价值的是李广田，《憩园》出版不久他就著文说在他读到的巴金小说中这是最好的一本。然而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却将《憩园》贬得很低：文体平淡，悲剧性主题也未得到适当的发展。唱反调的是香港文史学家司马长风，他甚至认为《憩园》得鲁迅、沈从文、老舍、郁达夫之长，“卓然独立，出类拔萃。”事实上夏志清的小说史虽然偏见极多精彩处也多，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平正但精彩处很少，对《憩园》的价值发现是其不多的亮点之一。甚至更关注文学思潮而非文本细读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憩园》“真正的深意并不为人所知……从中可以看出有一个具有主导地位：写作在危难时代的问题。”
引起巴金创作《憩园》的是他的五叔。1941年1月他回到阔别18年的成都，听说不久前吃喝嫖赌败光了家产的五叔死在监狱中。如果早点听到五叔的佚事，那么《秋》的篇幅会更长一些。他在筹划《冬》，然而，如果真是延续激流三部曲的路数来写《冬》，那么家族中的众多人物都不能不提，就会没有艺术特点，于是，他摒弃了《冬》的写作计划而另写《憩园》。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是以控诉的主体介入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这个代言人或者是觉慧，或者是觉民、淑华；而在《憩园》中作者完全将主体屏蔽，而是以客观的姿态书写憩园主人的兴衰存亡。小说的结构也是巴金中长篇小说中构思最巧妙的一部。
小说描写“我”以作家的身份回到故乡，遇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姚国栋。他后来还留过洋，也曾夸口要写出巨著，见“我”住处肮脏，非拉“我”到他家住不可。进入他买了不久的名为憩园的豪宅，我对一个闯入憩园的少年发生了兴趣，原来他是憩园老主人杨老三的小儿子，闯入的唯一目的就是来采山茶花。在姚国栋的家里“我”受到其新婚妻子万昭华热情接待，姚国栋因“我”是作家而吩咐人一般不要打扰。于是“我”得以像一个侦探一样观察姚国栋的家庭，探寻那个杨家少年的秘密。我从姚家下人那里了解到，万昭华是不喜欢看戏而喜欢看电影的新派女性，与姚国栋的关系还好，然而由于姚国栋前妻之子虎少爷而过得并不幸福。虎少爷是个游手好闲的13岁少年，上了七年学仍在小学四年级，认识的字不到一箩筐，更麻烦的是前妻的娘家是巨富，他们纵容虎少爷整天赌钱，在家里捣乱。万昭华对虎少爷不管不好，管又怕落下后娘心狠的恶名，姚国栋则对虎少爷听之任之。李老汉在憩园易主前就是看门人，“我”从他那儿得知杨家老太爷及各位老爷的信息，其中三老爷把家产败光，但说起三老爷的小儿子，李老汉则很兴奋，说他品学兼优不满15岁就上高三。于是“我”跟踪来采山茶花的杨家少年，跟到破庙中见到了杨老三，终于又揭开一个家族败亡的秘密。杨梦痴是能诗会文的才子，可惜给朋友带坏了，吃喝嫖赌，甚至变卖妻子的嫁妆以养婊子，把家产败光。关键时刻大儿子将他扫地出门，以免于母亲、弟弟像父亲一样流落街头成为乞丐、小偷。只有心肠好的小儿子寒儿对他加以关照，甚至忍受屈辱采折山茶花以让父亲在忆旧中得到心灵的安慰。但杨梦痴的良心再也装不下过多的孝敬，因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他给寒儿留字后就不知所向。后来行窃入狱并染上霍乱，死不见尸。在姚国栋的坐吃山空后面，虎少爷一定是败家卖憩园的后来者。不过作者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让他溺死在江中。而寒儿经过努力学习成才，将来不是没有入主憩园的希望。
小说中还有一个正直的老车夫与好心的瞎眼女人的故事，不过那是“我”的创作。在创作中“我”受到了女主人万昭华的影响。万昭华作为一个新女性却在狭的笼中受困，因而她喜欢文学，希望文学能够像心灵的医药一样具有疗治精神郁闷的功能：“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万昭华的话使“我”震惊：“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无能和失败。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我给人间增加烦恼，我让一些纯洁的眼睛充满泪水。”这就是顾彬所说的“写作在危难时代的问题”。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这里：以侦探小说的悬念探索人性，在人性小说的总题下兼具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家族小说的某些要素。三个故事都是“我”所观察、感受与创作出来的，而且彼此联系地交融到一起，杨家与姚家的故事将中国几千年家族兴衰的循环揭示得入木三分，但却与激流三部曲迥然相异。以激流三部曲的写法，杨梦痴就是吃喝嫖赌的败家者克安、克定，然而作者再也不是“我控诉”的姿态，而是以人间的爱心给每一个生命以同情的理解。小说将“我”也写成了主要人物，“黎先生”的“黎”通巴金的“李”，而且在巴金创作《憩园》时还用过“黎德瑞”的假名住院。因此，“黎先生”的苦恼也就是巴金的苦恼，当他转向描写小人物的悲欢时，对“我控诉”的启蒙现代性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颠覆。
从《憩园》开始，巴金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受契诃夫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小说《第四病室》的题目就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相似，不过，巴金的《第四病室》是根据他在中央医院第三病室治鼻子的经验而作，技巧是写实的，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除了写实还以象征技巧描写了生活的荒诞与个人的孤立无援。
巴金曾谈到他写《第四病室》的方法：“我都是按照真实写下来的，没有概括，也没有提高。”小说假托是第四病室的陆怀民在出院后给巴金寄来的日记，如果与另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进行比较，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客观写实著称的茅盾，40年代写的《腐蚀》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与象征性；而30年代以理想、感伤、青春著称的巴金，在40年代写的《第四病室》却以写实为特征。医院应该是卫生的地方，这里却充斥着肮脏、骚臭。那个被烧成重伤的工人，没有钱不给他用药，只好打盐水针，终于痛苦哀号地死去。奇怪的是，医院里死了人，医生与护士不知道，要病人告诉护士。多数医生与护士势利眼，工人也没有觉悟，老郑居然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于是在这个肮脏污浊的病室，有病人不断死去、离开，有病人不断进来，小说以直面丑恶的文笔描绘了他们在痛苦中的煎熬与哀嚎。而且由于医院缺少经费，即使医生想救死扶伤也没有条件。巴金感到这个地狱般的医院太缺少爱的光照，就虚构了一个有爱心的杨木华大夫，使得黑暗王国透出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