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胡风在为这部长篇巨著所作的《序》的第一句话是：“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他甚至认为“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燃烧的荒地》的艺术价值并不比久负盛名的巴金的《家》与茅盾的《子夜》差。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主要是控诉大家族，但是《财主底儿女们》与《科尔沁旗草原》却将笔墨放在从家族走出来的主人公蒋纯祖与丁宁身上。如果说《财主底儿女们》的第一部还是家族小说，那么第二部就致力于描写离开家族的一代新人的成长，只是在全书快要结束时由蒋纯祖又引出家族人物。
这部巨著是写实的，却又是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性的现代寓言。小说第一部的历史背景从“一·二八”战争写到卢沟桥事变，第二部从抗战的全面展开写到苏德战争的爆发。小说描绘了苏州大财主蒋捷三的儿子蒋蔚祖、蒋少祖、蒋纯祖，儿媳金素痕、陈景惠，女儿蒋淑珍、蒋淑华、蒋淑媛、蒋秀菊，女婿傅蒲生、汪卓伦、王定和、王伦以及王定和的妹妹王桂英、傅蒲生的女儿傅钟芬等，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波澜壮阔的人生命运与心理变迁。然而小说在写实与抒情中又蕴涵着象征。蒋捷三的苏州园林是中国传统的象征，然而传统衰败了：蒋捷三的子女不是在民国的首都南京，就是在现代化都市上海。二儿子蒋少祖、大儿媳金素痕是小说第一部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金素痕将丈夫蒋蔚祖当作工具，在金钱上对老财主公公的挑战，既是现实中爱钱的刁钻漂亮的不孝儿媳的真实写照，又象征着资本主义对传统中国的解构与颠覆。蒋少祖追求新文化而离家出走与王桂英自由恋爱，虽然时间较晚，但也可以看成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反叛传统的象征。传统的衰败表现在，蒋捷三已经无法像贾政管束贾宝玉那样，对蒋少祖或金素痕进行管束了；尽管在很早的时候他曾经打过县长一个耳光——并且他是对的，但面对儿女们的离经叛道，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地没落与死亡。温顺并且听话的蒋蔚祖在妻子金素痕的折磨下的发疯与死亡，就更深化了传统衰败的意象。
第二部蒋纯祖失去了一切约束的旷野流浪，既是抗战开始后他与大部队失散而在从南京奔九江的旷野上的身心冒险，又象征着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在自由荒原上的孤独体验。蒋纯祖加入演剧队那段生活与斗争，虽然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左翼艺术组织的斗争与解散，但在象征的意义上，却恰好是“左联”的一个绝妙的寓言。在演剧队解散之后，蒋纯祖来到乡场上，试图与人民大众结合，最后死在去乡场上的路上，则象征着“左联”解散之后知识分子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现实走向。如果说蒋少祖的浪子回头象征着五四文人对传统的回归，那么蒋纯祖则是超越他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下面我们对从这个家族走出来的小说主人公蒋纯祖的性格与心理进行分析。
受过新思想洗礼的蒋纯祖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他的意志强力却是在旷野流浪中练就的。蒋纯祖热心的抗战却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崩溃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来到溃败中的南京，看见同胞为了求生自相残杀，军车急于逃跑竟至于从人们身上碾过。他继续奔逃，就来到了中国军队已逃走而日军还没有来到的自由的旷野。
在这片旷野上，蒋纯祖便不再遇到人们称为社会秩序或处世艺术的那些东西了……在荒凉的、或焚烧了的村落间，人们是可怕地**，超过了这个**着的，感情暴乱的青年，以致于使这个青年想到了社会秩序和生活里的道德、尊敬、甚至礼节等等底必需。
于是要想在这自由的旷野上求生就只剩下强力意志加上实力的较量。与蒋纯祖一同奔驰在旷野上的还有朱古良、李荣光等人。作为旷野中的主要人物，朱古良在对人生悲苦的体验之后，具有令人恐惧的强力意志。在与蒋纯祖的意志交战中，蒋纯祖败下阵来，朱古良赢得了敬畏。而李荣光则像是尼采笔下的“末人”，作为军人——溃逃的士兵，对于强硬的对手卑怯、贪生怕死，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却无所不用其极。旷野上到处都是溃逃的士兵对老百姓的掠夺、强奸。朱古良以强力意志的眼光逼退了企图强奸民女的逃兵，而李荣光则乘机劫掠民财。他们后来又与石华贵率领的几个逃兵同行，石华贵是一个兵痞，喜欢劫掠民财强奸民女，却具有强盗头般的权力意志。蒋纯祖在慢慢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因不喜欢与石华贵同行而开始反抗朱古良的意志了。而朱古良的强力意志甚至使石华贵也感到畏惧，动摇了他在逃兵中的支配力，加以朱古良对他敲诈蒋纯祖财物的干预，他夺到了朱古良的枪并对准了朱古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征服我！”这是朱古良临终前的话语。蒋纯祖为了给朱古良复仇，挑动其他逃兵与石华贵的矛盾，治死了石华贵。
蒋纯祖从九江到了汉口，先后与两个女子发生了恋情。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外甥女傅钟芬，他为这种恋情而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在灵与肉、伦理的谴责与强烈的青春情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摆脱这一切，他加入到抗战的浪潮中。他参加了一个左翼的宣传抗战的演剧队。演剧队从武汉出发到重庆，沿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活报剧。这个集团有最高的原则、革命的理论与纪律，然而加入到这个集团中的同志，很多都有个人的生命活力与浪漫幻想，并且由于从事的是艺术，青年男女也浪漫地生活着。蒋纯祖信仰这个集团的革命理论，却又想在自己**澎湃的个性与最高的原则之间达成一种调和。然而，蒋纯祖是一个真诚的个性主义者，“在集团底纪律和他相冲突的时候，他便毫无疑问地无视这个纪律；在遇到批评的时候，他觉得只是他底内心才是最高的命令、最大的光荣和最善的存在。”蒋纯祖不久就发现，这个集团中还有一个小集团。属于这个小集团的有演剧队负责人王颖、胡林、张正华等人，还有一个不大参加活动却是带着痛苦的经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且受着普遍尊敬的老者沈白静。小集团的前面数人几乎说着一样的话，而且往往是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别人一到，他们就停止说话，显得神秘而有权威。他们还会在突然之间对某一个人采取完全一致的言行，“包围了这个人，说着类似的话，指摘着同样的缺点，使这个人陷到极大的惶恐里去。”
蒋纯祖虽然在音乐方面有所成就，成了音乐方面的负责人，却并不真正受重视。于是他嫉妒并厌恶王颖等人对权力的炫耀，厌恶胡林等人在真诚的生命**丧失后的投机行为。他与高韵的恋爱激怒了王颖与胡林，因为他们也试图接近过漂亮的高韵而未获成功。王颖们像惯常那样召开了一个思想斗争的批判会，以批判个人主义为目标，企图在思想上一举击溃蒋纯祖。张正华、胡林等人先后发言，进行了一些自我批评，但目的是为了最后给蒋纯祖以致命的一击。蒋纯祖为了尊严和自由，以其不屈的意志与高傲的姿态向王颖们的小集团进行反抗了。开始王颖们加给蒋纯祖的，只是不符合“普罗列塔利亚”而具有“小布尔乔亚”的个人主义毒素；但随着蒋纯祖的反抗，他被扣上了“可恨的机会主义者”“阴谋的领导者”“反革命”等罪名。不过这并没有阻挡蒋纯祖充满**的反抗，他高傲地指责投机取巧甚至以痛哭流涕玩弄群众感情的胡林不配做他的敌手，他说胡林向别人吹牛同时要搞到两个女人。他批评王颖从来不关心艺术，不是关心权力就是洋洋得意地打击别人，“最高的艺术，是从心灵底苦闷产生的，但王颖同志没有苦闷”，而他那套接近民众的方式也带有“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味道”。蒋纯祖**的反叛与惊人的坦诚以及对这个集团腐败的大胆揭露，颠覆了王颖们的会议预期，也激起了许多参加会议者的共鸣。本来王颖既批评蒋纯祖又批评胡林的总结讲话，是可以让王颖体面地下场了；但是，德高望重的沈白静又颠覆了王颖的讲话，秉持革命事业的公心对王颖、胡林和蒋纯祖都进行了批评，蒋纯祖认同了这种批评。
演剧队解散之后，蒋纯祖与高韵的恋情日益演化成相互的肉体享受。他在艺术事业上的挫折与高韵在演艺上的逐渐走红，使他想在更频繁地占有高韵上证明自己，但他又厌恶这一切，并引起了深深的苦闷。高韵对他的离弃却使他清醒了很多，在朋友孙松鹤的邀请下，他离开重庆到了乡下，在石桥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校长。他来到了民众中间，却更多地看到了“殴斗、**、赌博、壮丁买卖、凶杀、逃亡”，看到人民从传统积淀下来的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他的好斗的高傲性格与忧郁心理，使他在与乡村女教师万同华恋爱的过程中，在因循、刻板、善良的万同华平静的心海上掀起了激烈的狂涛。“万同华相信既成的一切底支配权，不是因为需要它们，而是因为天然地觉得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蒋纯祖爱万同华甚至占有她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试图与带着精神创伤的人民大众相结合的一种象征，然而对蒋纯祖来说，这种结合不是以牺牲主体的个性、放弃新文化为代价；恰好相反，他试图克服她身上的因循守旧与墨守成规，把万同华改造成像他那样有鲜活感性生命的新人。“他顽强地，冷静地要求万同华放弃一切来跟随他；万同华顽强地，冷静地要求他放弃一点点——对于蒋纯祖一点点就是一切——来顺从她。于是他们中间起着令人战栗的斗争。”在这里又让人想到尼采与萨特的爱情观，这是七月派作品尤其是路翎小说的特点。
蒋纯祖在观察了上层与下层的现实后，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从众时代，更感到个性自由的可贵：“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生活着，不知不觉地就麻木起来……”小说对地主的揭露是辛辣的，譬如有一个地主有八九个姨太太，曾占了三个县做了六个月的皇帝，到晚年又吝啬得要命，谁要吃他，他就会怒吼着与谁势不两立。然而小说对穷人丑陋方面的暴露也毫不留情，譬如蒋纯祖所在的小学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女生李秀珍，她的母亲要将她的第一夜以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少爷。蒋纯祖愤怒了，在她的母亲到学校来找人的时候，蒋纯祖集中了所有学生控诉了事实真相，以至于学生们愤怒地痛打了这位母亲。蒋纯祖的这种性格使他与他的小学招怨不少，后来地方上的恶势力与官方相勾结，使得蒋纯祖又逃回了重庆。小说结尾，是感到应该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蒋纯祖，拖着病体去寻找万同华，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从重庆到石桥场的路上。
在蒋纯祖那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完全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甚至主体自身也处于激烈的交战状态。他的主观强力时时在洞察自己与他人的意志冲突，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集团将他变成石头之类的被动之物。即使是在自己尊敬的朋友如朱古良、孙松鹤那里，他的意志也时时与他们冲突着。因为对任何人、任何集团的盲目崇拜，都可能导致自己自由意志的丧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甘心为奴。小说在写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部分，也继承了鲁迅、胡风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正视人民愚昧麻木的精神创伤。而这部近80万字的描写抗战时期中国人生活的小说，并没有将笔触伸向中国人与日寇作战的场面，甚至一个日本兵也未出现，真正实践了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与胡风“到处有生活”的理论主张。因此，路翎以其罕见的才华接续并发展了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演剧队，既是后期“左联”的绝妙寓言，又是现实生活中的路翎们的预言。20世纪50年代初，路翎们就像刚刚加入演剧队的蒋纯祖，想在自己的个性自由与最高的原则之间调和。然而他们很快就被“王颖们”视为恃才傲物而应该打击其嚣张气焰的蒋纯祖。尽管路翎们像蒋纯祖那样反抗了，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王颖们的批判与牢狱之灾。
人们根据胡风的《序》将这部巨著看成是史诗，据此又成为现代中国的家族史、社会史与精神史。然而在注重这部长篇的史诗性叙事框架时，尤其需要强调小说丰富而深刻的心理描写与浓重的抒情性，意志的扩张与生命力的突进，艺术表现上的象征性与寓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