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诗坛的杰出诗人，诗集《女神》集中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它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急遽的旋律和昂扬的情怀，创造了一种艺术上相对成熟的雄奇狂放的现代自由诗体。
《女神》的主旨，首先就在于歌颂创造。《女神》热烈赞颂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创造精神。依据“颛顼共工争帝”和“女娲补天”神话而创作的独幕诗剧《女神之再生》，正是一首创造精神的颂歌。颛顼、共工争帝火拼同归于尽，天被撞坏，女神不再“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它”，而是创造了一个新鲜的太阳来照彻宇宙。于是，“新造的太阳沐浴着海水冉冉升起”。剧中“女神”象征着诗人放弃改良彻底变革的创造精神。诗剧是《女神》的总挈，破旧立新精神贯注诗集各篇。《湘累》则借屈原之口表达“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的自信与气度；《棠棣之花》通过聂嫈之口抒写对自由意志的向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以海洋的汹涌浪涛隐喻“不断毁坏和不断创造”的伟力；《晨安》中歌颂了世间一切的创造奇迹；《凤凰涅槃》更是充满了“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彻底革新精神。
其次，赞美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突出体现。《天狗》（1920）以吞并宇宙万物的夸张想象、粗犷激越的呐喊，唱出个性解放之歌。用象征手法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叛逆精神和狂放个性追求的“天狗”形象，凸显“天狗”气吞日月、雄视宇宙的傲岸姿态，展现出五四时代澎湃**和破旧创新的思想追求。全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人把“自我”熔铸在“天狗”形象当中，极写个性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释放。每行诗均以“我”为主语，以带有强调与肯定语气的判断动词“是”来强化比喻，直抒胸臆，以造成火山喷发式的汹涌澎湃的**，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现代精神。
最后，倾诉家国挚情。《炉中煤》开首便是深情呼唤：“啊，我年青的女郎”，以恋人情怀倾诉深情。诗人把祖国拟为“年青的女郎”，既是对封建落后的旧中国的否定，又是对五四运动后祖国新生的赞美。诗人以“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表达自己与祖国心心相印的密切联系，既显示了自己竭诚报国的情意，又寄托着希望革命继续发展壮大的期望，祈愿为新生的祖国奉献毕生的能量，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无限的赤诚。接着追溯“炉中煤”的“前生”。诗人以煤自比，表白自己虽然卤莽直率，但胸中却有“火一样的心肠”。第三节进一步探寻自我的本原——被多年埋没的有用的栋梁，却“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这更强化了他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倾诉了新时代斗士对祖国前景的希冀。全诗紧扣煤的特征，逐层深入表达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渴望为国献身的爱国情怀，体现出鲜明的五四时代特征。
《女神》在艺术上呈现出三方面特点：首先，最突出的是理想与浪漫的融合。《女神》对旧中国现实的否定是以对理想社会的乐观想象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成为其浪漫主义追求的内涵。诗集通过火山般的**、华丽繁复的语言、急遽的旋律和大胆夸张的想象，铺陈渲染了诗的浪漫**。理想主义则赋予诗歌以崇高的美学特征。“女神”的创造，“凤凰”的新生，“煤”的燃烧，“天狗”的飞跑，无一不是理想化的艺术遐想。《女神》是时代的精神之花，是社会变革和创造之光。它节奏雄健，情感激越，色彩鲜明。《女神》在五四质朴淡远清幽的白话诗丛中独放异彩。夸张和象征是《女神》抵达积极浪漫主义的形式。首先是“自我”的夸张。几乎每首诗中都蕴含着一个个性自觉的抒情主体，它囊括日月、包举宇宙。其次是意象意境的夸张。诗人站在北海道的太平洋岸边放号，仰慕星空、崇拜太阳、歌唱地球、赞美大海，歌颂万里长城、金字塔、苏伊士、巴拿马的雄伟与大自然的伟力。那“滚滚的洪涛”，那“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带给人宏阔的意境。
独特的自由诗体，可以看做其诗作在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自由诗体的引入打破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格律的束缚。它首先是诗人个性精神解放的体现。郭沫若反对刻意雕琢和矫揉造作的诗风，主张诗要“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自然流露”，达到“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他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2]。因此，《女神》中诗情炽热，诗句如脱缰快马，高低缓急，任意挥洒。其次，自由诗体的丰富多样。《女神》中有短至3行的抒情短章，也有长达300多行的诗剧。分行整饬参差，换韵自由。总的说来，郭沫若的诗歌并非无规律的自由，他力求在诗节、诗行、韵脚方面保持形式的和谐，以情绪起伏节奏支配诗行的运行，力求具备“内在的节奏”[3]。《女神》既汲取了外来诗歌形式的养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情韵和风采。
第三方面表现为雄奇狂放的诗风。郭沫若曾将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诗的修养时代”，主要受唐诗中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及白居易等诗人的影响；“诗的觉醒期”，喜爱泰戈尔、海涅的时期；“诗的爆发期”，大力借鉴惠特曼、雪莱等诗人的艺术风格。《女神》诗风的形成，也受到了中外诗歌的多重滋养。郭沫若欣赏雪莱的杂色风格，“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4]。郭沫若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广泛借鉴中外文学之优长，形成自己雄奇狂放的艺术风格。
《女神》的雄奇狂放风格有两种情形。首先，《女神》中同时存在着清丽与奔放两种特征的诗作。例如第三辑中歌唱自然的小诗《雾月》《晚步》《晨兴》《鸣蝉》《晴朝》等，可能是诗人“觉醒期”的诗作，主要受泰戈尔诗风的影响，清丽淡雅，其中也含有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的风味和意境。而创作于“爆发期”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匪徒颂》《巨炮的教训》等，主要受惠特曼、雪莱激越奔放的诗风影响，刻意追求狂放。其次是两种风格杂糅于一体的诗作。如《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既有“雄浑倜傥、突兀排空”的一面，又有“幽抑清冲”的一面。《女神》的代表作《凤凰涅槃》，就能给人以雄奇、柔婉、清丽的多重美感。
《女神》对“生命强力”的原型复兴是其雄奇狂放特色又一体现。《女神》中对文明所湮没的“生命强力”原型的表现十分生动。远古神话以特殊的方式最早表现了人类生命中这种固有的“强力”记忆。郭沫若诗中借用的共工、夸父、精卫、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形象均为大力神形象，他们或阳刚强健，或阴性柔韧，持续引发读者对于原始力量的集体记忆，在新的时代氛围中生成了新的意味。借助这些神话原型，《女神》传达了五四时期破旧创新的伟大力量，形成诗歌雄奇狂放的审美范式。
《凤凰涅槃》是郭沫若诗中的代表作，诗作集中描写凤凰集香木自焚而从烈火中新生，以此象征旧中国/旧我的毁灭与新中国/新我的更生，抒发了转型时期革故图新者的自信与豪情。
“序曲”、“凤歌”和“凰歌”部分，写凤凰自焚前的凄婉悲壮。凤与凰忙碌着衔来香木准备葬礼，凤鸟“即即而鸣”，以雄性的粗犷诅咒旧世界，质疑宇宙，表达对旧世界的决绝与抗争。凰鸟“足足相应”，以雌性的柔情悲诉，表达对污浊现实的迷茫、忧伤与幻灭。
“凤凰同歌”与“群鸟歌”部分，写凤凰浴火重生的英勇壮烈。“同歌”简短有力，面对蓬蓬烈焰，凤凰英勇无畏地将“身外的一切”（旧中国）和“身内的一切”（旧我）投入烈火。“群鸟歌”则勾画出群丑争霸的场景。群鸟从四处飞来，幸灾乐祸地观看凤凰火葬。它们夸夸其谈，反衬凤凰浴火的壮美与崇高，诗歌借此揭露和鞭挞了形形色色的世间丑恶。岩鹰的凶残、孔雀的炫耀、鸱枭的贪婪、家鸽的奴性、鹦鹉的僵化、白鹤故作清高等，分别对应着当时军阀、官僚、政客、帮闲文人及所谓洁身自好的自由派，象征着统治者的横暴、剥削者的贪婪和市侩的庸俗。
“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写凤凰浴火后的新生。本章以华美恣肆的笔调、整饬复沓的句读，渲染大和谐、大欢悦的壮美景象，以狂歌高呼表达对理想世界的无限喜悦和赞颂。“昕潮”、“春潮”、“生潮”的汹涌，“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来临”；以“新鲜”、“净朗”、“华美”、“芬芳”描述新中国/“新我”焕然多彩的生活情调与人生境界；以“热诚”、“挚爱”、“欢乐”、“和谐”形容未来社会人际的融洽无间；以“生动”、“自由”、“雄浑”、“悠久”强调新生中华个性解放、生机蓬勃和永恒久长的特征。诗人把他对祖国、对人生的诚挚愿望寄寓在浴火重生光芒四射的新生的凤凰形象之中，激励人们投身时代洪流，变革现实，改造旧我，去创造自由、独立、和谐、繁荣的全新中华。
《凤凰涅槃》采用象征的表现方式，以凤凰涅槃象征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知识分子浴火蜕变历程。诗中的艺术形象被赋予丰富内涵：凤凰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与诗人自我的隐喻；香木之火是五四时代民主革命烈火的图腾；群鸟是旧中国各种反动势力与市侩文人庸众的暗示。《凤凰涅槃》充满泛神论色彩。作者借助凤凰传奇，书写大地、自然、万物与宇宙，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并将自我融汇其中。因此，诗中歌咏浴火凤凰、宇宙万物，也是歌咏自我，歌咏自然造化的一切。“一切的一”，是事物的本质，即各自的主宰之“神”；“一的一切”则是世界本源的各种具体存在状态，即万事万物。诗人的“泛神论”宇宙观和生命观在此得到了张扬。凤凰的浴火重生是中国及诗人自我开始觉醒的象征，更是五四运动中人民革旧图新时代精神的隐喻，洋溢着热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创造理想中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