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 周作人
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依据现代散文的体例，鲁迅的散文创作包括以抒怀述志的散文诗集《野草》、纪事怀人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以撰写批判锋芒见长的一系列杂文作品集。鲁迅的散文，以其精深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艺术独创性，而被誉为世界文苑的奇葩、中国现代散文的高峰。
一、《野草》——复杂灵魂的诗。《野草》出版于1927年7月。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已臻于成熟。《野草》是属于时代的，又是属于个人的。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用诗的**和诗的形象来展现自我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尖锐、深刻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渗透着“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哲理意味。《野草》是从鲁迅心灵的炼狱中熔铸出来的，充分体现了博大精深的鲁迅哲学。
《野草》首先映射出鲁迅顽强的抗争意识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作为开篇的《秋夜》，形象地呈现了鲁迅锲而不舍、韧性战斗的斗士情怀。《过客》正是倔强探索者的形象写照。《这样的战士》无疑是对叛逆猛士的热烈讴歌。其次，鲁迅顽强的抗争意识，又往往与悲观绝望的心态交织在一起。《野草》中有不少篇章是从无情地解剖自己入手的，对先觉者与群众之间、长者与幼者之间、战士与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希望与绝望之间种种的彷徨苦闷，进行痛苦的思考与辨析，从而呈现出鲁迅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
《野草》在艺术上突出的特色是象征主义表现方法。这具体表现为：有时借助奇突的象征性形象，如《复仇》（一）中那对**躯体捏着利刃的男女青年，做出既要拥抱又要杀戮的姿势。有时借助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绘，如《秋夜》中的枣树、花草、小青虫等。有时借助幻境，特别是梦境的象征性描写，在《野草》中，有七篇浓笔重墨写梦境，直接以“我梦见……”的句式开篇。在梦境世界里，鲁迅创造了荒诞不经的情节、奇幻神妙的场景和朦胧而诡奇的梦境，表现出作者奇突的想象和浓烈的诗情。有时借助寓言故事的象征性创造，《狗的驳诘》《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些既给中庸和奴才哲学作绝妙画像，也撕下“正人君子”的虚伪假面，是针砭社会锢弊的投枪。
二、《朝花夕拾》——“离奇”与“芜杂”中的回忆。鲁迅的《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年，加上“小引”与“后记”共计12篇，原名为《旧事重提》，属于叙事散文。
《朝花夕拾》展现了一幅幅浓郁的江南乡镇的风情民俗画。鲁迅在《小引》中描述他的思乡情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说明这组回忆性散文，融入了鲁迅的童真和童趣，在他的成人与童年复合视角下，再现了浓郁的浙东风俗气息：老鼠成亲的故事、过年岁的规矩、迎神会的盛况（扮犯人、高跷、抬阁、马头、无常）、目连戏的热闹、旧书塾的陈规、治病的陋习，等等。
《朝花夕拾》描绘了清末民初底层百姓和知识界的面影。这里有沾染旧式女人某些弱点，然而心地善良、热情的长妈妈；方正博学而又守旧的寿镜吾老先生；固执严肃的父亲；故弄玄虚的陈莲河医生；善于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的衍太太；正直狷介终至沉水而亡的范爱农，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各具特色。诚然，散文写人不能像小说那样通过丰富生动的情节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它只能依靠精选的事件片断和艺术细节来体现。长妈妈那个“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的小动作，在鲁迅眼里与正在散布流言的饶舌妇形象并无二致；而范爱农那双“白多黑少”眼睛的细节刻画，则凸显了旧时代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个性。《朝花夕拾》里这些颇有小说笔法的描写，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朝花夕拾》在艺术风格上具有情韵悠长、清奇脱俗的特色。鲁迅所写的人和事，往往饱含着自己真挚浓郁的爱憎情感，这种思想情感表现在艺术上，便是在平淡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使回忆与感兴、抒情与幽默和谐地融合起来。对于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的缅怀是深沉真挚的，但鲁迅没有采用那些表面上看来激动的文字，而是通过内心的祷告、无言的纪念、念及旧友的女儿等平淡中见真情的描写或抒情追忆着他们，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
三、“杂文”——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鲁迅强调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因而以批判锋芒见长的现代杂文，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从事“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1918年享誉文坛至1936年去世的18年间，鲁迅的杂文创作从未中断。他先后出版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杂文集。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就有135万字，占了将近80%。
鲁迅的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性力量丰厚，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其杂文是一部活的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史。鲁迅杂文真实记录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尤其是五四以后，鲁迅始终站在新文化活动的前沿，积极进行着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其宏富精深的思想内容，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珍贵文献、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中国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其二，对“国民性”病根的顽强探索。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在观察、分析与表现中国历史进程中，他的注意力始终集注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巨变中的人，不同阶级、阶层以及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以及其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他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他对“社会相”观察之深，概括之精，如“二丑”、“叭儿狗”，挂着“铃铎”的“山羊”、“革命小贩”、“政治奸商”、“洋场恶少”，等等。鲁迅摄取了人物灵魂，勾画出社会世态，其形态是十分丰富多样的，这构成鲁迅探索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其三，自我人格的真实写照。鲁迅自己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写在〈坟〉后面》）他后来称自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窃来“天火”，不完全是为了给别人以光和热，本意是“煮自己的肉”。（《“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只有无情地解剖自己，才能准确地解剖别人。因此，只有像鲁迅这样能够严厉地解剖自己的人，才能准确深刻解剖中国民族的国民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誉为中国的“民族魂”。
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是辩证的理性思维与感性的形象思维高度融合、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一特性，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即集中体现出议论的形象化、理趣化和抒情化。（1）形象化。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我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而要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遍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像和标本，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常取类型”。有时借助想象、联想创造出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如“落水狗”、“叭儿狗”、“夏三虫”、“二丑”等形象，“黑色的染缸”、“小摆设”等意象；有时以起绰号或漫画方式，如“革命小贩”和“洋声恶少”；有时描摹人物的动作、声口、心理，如鲁迅嘲弄说，现在中国的“有根”学者和“尤其”的“诗人”是“互相选出”了（《无花的蔷薇》）。（2）理趣化。鲁迅强调杂文要有“趣味”，能引人发“笑”，能给读者以“愉快和休息”，同时鲁迅反对为“笑”而“笑”，为“幽默”而“幽默”，极力摈弃把“肉麻当有趣”的庸俗低级“趣味”。“含笑谈真理”，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构成方面，也是鲁迅杂文为读者长久喜爱、传诵不衰的一个奥秘所在。（3）抒情化。鲁迅的杂文燃烧着鲜明的爱憎，洋溢着火热的**，充满着丰沛的诗情。真情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艺术生命，杂文也是如此。鲁迅的杂文是其真情的流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如他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里说的：“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鲁迅杂文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他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表现，是情、理的融合。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杂文充满了繁复多样的审美意趣和令人醍醐灌顶的睿智隽思。它给予人们的不是什么枯燥的论点或教条，而是情感的抒发与人生的启悟。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精湛融合。它既有强大的思想威力，又有绵厚的文学魅力，堪称中国现代杂文的典范。
周作人（1885—1967）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与鲁迅齐名，并称“周氏兄弟”。他青少年时与鲁迅有类似的人生经历：时代的变动、家庭的变故、求学的过程、从事文艺的兴趣等，几乎是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走着近似的路。但后来却走上一条曲折而复杂的生活道路，他曾以叛徒与隐士自许，最终二者都没有做成。他出版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散文集，其散文占有相当比重的是随笔作品，尤其20世纪30年代后更热衷于写读书笔记一类的作品。然而，最有影响的要数五四时期那组以“乡土”为题材创作的抒情小品，以冲淡平和的文字，造成一种质朴清新、平淡悠远的审美境界。因而，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寻到一两幅意境清淡而又意味深长的乡土风俗画。这类小品文真正显示了周作人的创作个性，并成为他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从小生活在有水乡特色的文化古城——绍兴。故乡的一山一水，熏陶着他热爱大自然的癖性。在他笔下，有妇女、小儿采着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等野菜的动人情景（《故乡的野菜》）；有对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萍、渔舍、各式各样桥的细致描绘（《乌篷船》）。他喜爱自然界中的生物，并在《草木虫鱼·小引》解释：“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第一点说明他在情感上喜欢亲近自然界的生物；而第二点是作者的一种理性认识，明显带有成年人的眼光和心智，表现出智者的风范，处处流露出思想上的余裕感。
当周作人以成年人的眼光和心智来追述过去的生活经历、回忆故乡的自然景观时，其思维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被一种散文式的联想所左右，且控制着每一次回忆片断。在周作人的小品里，这种散文式的联想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信手拈来，引经据典；一是娓娓而谈，散漫有致。这些显示了周作人独特的“散文意识”。他的名篇《故乡的野菜》，就体现了这一特色。文中共讲了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三种野菜，篇幅虽简短，但涉猎古今、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绝无吃力持重之感。讲“荠菜”，是因他妻子在西单市场买菜时，看到卖荠菜的事引发的。“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作者由此回忆浙东故乡妇女小孩采荠菜的情景，并援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记载的文字作佐证。对黄花麦果，作者写道：“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作者先从植物学角度作科学的描述，意在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然后再叙说故乡百姓习惯采这种野菜叶做糕，小孩很喜爱吃，清明扫墓时，大人们也把它当作祭品。最后又拉杂谈及近年北京不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而日本有一种“御形”菜做的“草饼”，在北京买得到，但吃去总归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作者在这里反复玩味、惋惜、感叹，流露出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谈紫云英时，作者也是先来一番描述，接着又以日本《俳句大辞典》里的材料作引证，说明这种野菜的普及性。最后讲到故乡清明节时，上坟船总可以看到“在船头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说明当时浙东上坟的习俗。总之，作者在介绍这些野菜时，由于平时知之甚深，思之已熟，因而讲起来如数家珍，旁征博引，让人读来亲切温暖，韵味绵长。
周作人长期保持着对风物礼俗、民间传说、童话儿歌等的浓厚兴趣。他在《立春以前》中认为，这些东西最能看出平常百姓对人对神对自然的心态。“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在他的小品中，有与友人谈论坐乌篷船的乐趣（《乌篷船》）；有介绍家乡的酿酒法（《谈酒》），也有玄谈茶道、讲究茶具、乐道江南茶馆中的“干丝”，以及老家有名的周德和“茶干”（《喝茶》）。这些都是民间中颇具有特色的风俗礼制和风俗物品，表明作者对平常百姓生活的兴趣和热爱。如《乌篷船》是写给一位即将到作者家乡观光的朋友的导游信。绍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要介绍的自然风物当然很多。但作者单拈出“乌篷船”来介绍，且不惜笔墨，花了不少的文字介绍其中一种最适用的乌篷船——“三明瓦”。不仅讲到它的形状、质料和布局，而且还着意渲染一下船头颇具乡土风俗的特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作者写出下层百姓一种粗俗的爱好和淳厚、质朴的审美观念。又如《谈酒》一文，作者写“七斤公公”怎样鉴定煮酒的时间：“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作者用“螃蟹吐沫”作形象的比拟，道出鉴酒的深切美妙，写得很地道，让人玩味不已。这是周作人小品独特魅力之所在。
在周作人的小品中，常常可看到信手拈来的野史、传说、田园歌谣、儿童隐语和富有趣味的掌故。他在《歌谣》中说：“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和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养成极是有益的。”同样，他在《谜语》中，对“儿童以及乡民多喜互猜，以角胜负”的谜语，也颇感兴趣。认为“原始的制作，常具有丰富的想象，新鲜的感觉，醇朴而奇妙的联想与滑稽，所以多含诗的趣味”。如《苍蝇》一文中，作者形容苍蝇搓手、搓脚的神态时，便援引一首绍兴小儿谜语：“像乌豇豆格乌、像乌豇豆格粗，堂前当中央，坐得拉胡须。”通过小儿的眼光和特有的想象，将苍蝇搓手、搓脚的神情描述出来。这种联想方式，是周作人小品文的独到之处，也是作者博学而能“通”、读书而能“化”的结果。
周作人的小品在反映民俗内容方面相当丰富，而与之相协调，在艺术审美标准上，他主张简素，爱好天然，讲究写平和冲淡一路的文字，重视“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两重统制”（《燕知草·跋》）。这是他小品中这些最富有艺术个性的东西，很值得人们借鉴。
首先，明净而悠远的心境是形成周作人小品平和冲淡艺术风格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生活要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人们需要摒弃俗世的事务，而追求一种非功利化的生活“闲适”，他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游戏与享受，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北京的茶食》）因而，他早期写的抒情小品，反映的不仅仅是纯粹的乡土眷念，而是更关注浸润于“乡土风物”上的生活情趣。
其次，周作人把“简单”视为“文章的最高标准”。因而，语言的清新朴实、自然流畅，是构成平和冲淡艺术风格的又一关键因素。他在为俞平伯《燕知草》作跋时说：“有人称他‘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不求华绮，不施脂粉，追求语言艺术的天然本色，成为他小品文的通俗平易、亲切感人的特点。庄子说过：“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小品文中，他很娴熟地运用民间口语，来丰富语言的表现艺术。例如：“这个年头，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谈酒》）“每日上午门外有叫卖‘菱角’，小孩们都吵着要买。”（《菱角》）“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吃茶》）引文中的“这个年头儿”，是北方人聊天的开头语。“叫卖‘菱角’”，“吵着要买”，“多嘴”，这些都是下层百姓日常的生活用语，通俗、形象、简洁，表明冲淡并不等于枯槁，简单绝不是没有情韵。因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很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破除那‘美文’‘不可用白话’的迷信了。”
再次，“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的统制”，“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这也是周作人小品文虽平淡，却很“耐读”的一个重要因素（《燕知草·跋》）。看重文章的趣味性，主张文章写得“俗”而“雅”，这与他长期以来喜欢从乡村民俗中体味平凡的人情物理紧密相关，同时也是他本人一贯的艺术主张。他在《如梦录》中说：“王阮亭评梦粱录，亦谓其文不雅驯，盖民间生活本来不会如文人学士所期望的风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的记叙下来，却又可以别有雅趣，但此则又为他们所不及知者耳。”在周作人身上，他秉承传统文人学士的雅趣，比如玄谈茶道，玩味酒趣，沉醉于乌篷船中听雨的诗境。但同时，他又迷恋过去曾有一段在故乡“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这段经历，影响着他的性格和嗜好，使他能够接近俗文化，感受到传统士大夫未曾体验过的“别有雅趣”。
最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周作人早期这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抒情小品，虽然在开辟民俗视角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审美探索，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它难免会给人一种供阔人摩挲赏鉴的“小摆设”之嫌。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时代更需要那种“坚固而伟大”、“锋利而切实”的战斗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