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的散文创作开始于五四时期，他是“语丝派”的重要成员，表现出与鲁迅一致的文化立场和战斗姿态，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斗性的文章，针砭时事，锋芒毕露，嬉笑怒骂，爱憎分明，文风尖锐泼辣、酣畅淋漓，具有“浮躁凌厉”的总体风格，体现出林语堂作为一位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思想风貌。林语堂在该时期创作的集战斗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语丝体”散文，记录和见证了他作为一位民主主义战士的战斗历程，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林语堂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30年代，因各种客观原因和主观思想的变化，林语堂与鲁迅及左翼文坛逐渐产生矛盾与偏离，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刊物。林语堂一改“语丝”时期激进的反传统姿态，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归宿，认为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由此出发，林语堂大力标举具有幽默闲适之风的语录体小品文，并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论语派”小品文。“论语派”小品文受到“公安三袁”所提倡的“性灵”小品文的深刻影响。林语堂认为：“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是故言性灵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灵派之袁中郎袁子才，皆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第一主张打破桎梏，唾弃格律，痛诋抄袭。”[4]林语堂看重的是“性灵”文学的“性灵”二字和“文体及思想之解放”的思想精髓。什么是“性灵”？关于“性灵”的诠释，林语堂曾在《写作的艺术》一文中认为，“‘性’指一个人之‘个性’，‘灵’指一个人之‘灵魂’或‘精神’”。事实上，“性灵”在林语堂的散文中内涵是多侧面的，涉及“自我”、“个人主义”、“文章生气”等不同侧面的内涵，但总体来说，林语堂认为文章要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文章是真个性、真性情、真灵魂的自然展现，自不必为格套定律所拘囿，以免妨碍情感的表达。
林语堂的小品文同时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影响，他积极引进西方幽默理论，形成其特有的幽默观。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英文“Humor”音译为“幽默”，并一直沿用至今，此时他把“幽默”只是当成一种文艺风格来提倡。1932年，林语堂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在上海创刊，此时他开始把幽默作为“人生大计”、“文学要津”来提倡。幽默之于林语堂首先是他的文艺观，在他看来，幽默不同于讽刺和“滑稽荒唐者”，在于幽默不但能收到谐谑的效果，同时“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不仅有拉开距离的讽刺，同时应包含人生的哲理。他在《论幽默》中说：“幽默绝不等同于滑稽、逗乐，滑稽一词应包含低级笑谈，意思只是一个人存心想逗笑。我想‘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存心则在于‘悲天悯人’。”亦即“带一点我佛慈之念头”，对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可笑之处进行温和的戏谑，幽默更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5]这就把幽默上升到人生观的层面了。林语堂把幽默从滑稽、逗乐和低级笑谈中剥离出来，从审美的角度对幽默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把幽默作为文学创作上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作。
以“性灵”和“幽默”两大理论为基础，林语堂主张小品文在题材和风格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要“语出性灵，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6]这种小品文以表现“性灵”为核心，采取一种幽默式、闲话风式的格调，没有居高临下地进行说教，也非指点江山式地高谈阔论，而是像和老朋友毫无顾忌地促膝谈心一样，娓娓道来，说出真心话和知己话，令读者有一种亲切感，而又不乏幽默的感觉。《冬至之晨杀人记》是其幽默文学中的名篇。文章的开端，作者告诉读者这里是外国的冬至——圣诞节，“杀人”二字乃借用孔夫子的“中士杀人用语言”，而并非指真的杀了人。林氏幽默初见端倪。接下来交代“杀人”的原因：作者准备工作之时，有人来访，从天气说到往事，再议论时世，最后才谈到所托之事，作者由此总结出世俗社交的四段法：“（一）谈寒暄评气候；（二）叙往事，追旧谊；（三）谈时事发感慨；（四）为要奉托之小事。”作者指出，凡读书人都不肯从第四段讲起，像洋鬼子“此次来为某事”开门见山点题，而要绕一个大大的弯子之后，才说到本题，点出那最重要的“小事”。文章对中国人托人办事、拉关系套近乎等客套虚饰之风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讽刺。在散文《记春园琐事》中，作者以一种从容的心境，饶有兴趣地记载园中人与物的琐事，对于小狗阿杂的春情发作，作者幽默地说道：“我明白；他要一个她，不管是环肥燕瘦，只要是她就好了。”林语堂善于从婚姻家庭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和蕴含的哲理，“成功的婚姻就是在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忍一次就可以获得了。”“唯一快乐的男子是住在天堂里的亚当，因为他没有丈母娘。”“因为我们有这么个会死的身体，以致于遭到下面一些不可逃避的后果；第一，我们都不免一死；第二，我们都有一个肚子；第三，我们有强壮的肌肉；第四，我们都有一个喜新厌旧的心。”在近乎调侃的笔调后，蕴涵了作者对凡俗生活通透的勘破和乐观的应对。
林语堂小品文的题材丰富多样，无所不包，“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特别擅长对日常生活情趣的挖掘和发现，体现出闲适的风格。如《我的戒烟》《我怎样刷牙》等文书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读书与看书》《谈话的艺术》妙论治学与读书的艺术；《茶和交友》《快乐的问题》《看电影流泪》闲谈如何享受人生；《发现自己：庄子》《休闲生活的崇尚》纵论人生的哲学。
林语堂的小品文语言不事雕琢、质朴无华，闲谈式的笔调看似漫不经心、散淡平和，实际上是平中有奇、拙中见巧，引人发笑或富有哲理的思考。在《我的戒烟》一文中，有一段叙述作者艰难戒烟的文字，三个星期处于“昏迷”和“懦弱”状态，“真是一段丑史”，其曲折的心理过程真是“罄竹难书”。文章用这几个词语来形容作者戒烟时的心理状态，真可谓“大词小用”，但在一种不协调的语义语境中，却达到了一种出奇制胜的幽默效果。《秋天的况味》给读者传达一种秋天的感觉，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态的展现，犹如“抽雪茄烟时恍惚迷离的滋味”，“烟上熏热、温香的红灰”，“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一块涂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文章在多种可触可感的意象中表现出“情”态翩然的幽默。
林语堂所提倡的以“幽默”、“闲适”为特征的小品文，为中国现代散文“花圃”中增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崭新文体。他为中国现代文学首次引进了“幽默”的文学质素，促进了一种具有全新内涵的“幽默”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其次，与中国传统的“公安派”的“性灵文学”接上血脉，创造了一种“语出性灵”、清淡平和闲适的散文文体，总体上促进了现代散文多样化风格、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从文学风格的丰富和文学文体的发展的层面来说，林语堂小品文的贡献功不可没。但评价一种文学却无法脱离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林语堂是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大力提倡“小品文”的，这也是林语堂在30年代遭到鲁迅等作家批判的原因。鲁迅在《论语一年》中批评林语堂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时代提倡“幽默”，实际上“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事实上指出“论语派”在民族陷入严重危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时代背景下，回避政治而大力鼓吹幽默，专门刊载喝茶饮酒之类的闲适小品、谈鬼说怪之类的消遣文字，而不见“挣扎与战斗”的文章，只会引导民众以所谓的小品文来躲避严酷的社会现实，终究会“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7]，客观上起到涣散民族意志、麻醉民族灵魂的消极作用。
梁实秋（1903—1987）是中国现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与翻译家，著述甚丰。梁实秋真正饮誉文坛始于其发表“雅舍小品”的40年代，当时，作者客居重庆北碚，“雅舍”指的是他与友人合住的六间陋室。这组小品写作始于1939年，他应邀为重庆出版的《星期评论》写专栏，以“雅舍小品”为栏目，每星期一篇，每篇两千字，开篇之作名为“雅舍”，到1947年共完成34篇，1949结集于台湾正中书局出版，这就是《雅舍小品》第一集。移居台湾后，梁实秋又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以及《雅舍谈吃》《雅舍散文》等，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雅舍小品》中大部分篇章完成于抗战时期，总体上表现出一种闲适旷达、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雅舍》是《雅舍小品》的开篇之作，很能代表整部《雅舍小品》的情感基调和哲理趋向。“雅舍”是作者在重庆时的避乱隐居之地，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各种碰壁和磨难之后的灵魂栖息之所。作者在文中用心平气和、不怨不怼的笔调娓娓描述了雅舍的简陋。它“篦墙不固，门窗不严”，“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素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但“‘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居住在简陋的“雅舍”中，作者能感受一种旷远、静谧与超脱的感觉。月白风清时，可“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细雨蒙蒙时候，“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作者虽身处荒野，寄居陋舍，但却能以一种常人难以拥有的超然洒脱态度来体味欣赏这种生活，体现了一种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宠辱不惊、优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是作者在经历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人生磨难、人事纠葛、接受中西两种文化影响后所形成的精神风貌的综合体现。
中国知识分子惯从儒道那里寻找精神的庇荫所。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但考究中国历史，历代知识分子一生通达者少，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因此，感怀伤世、悲老叹秋、消极颓废的人生观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梁实秋的人生观虽受道家思想熏染，但一扫其中的消极颓废色彩，呈现出积极明朗的色调。在《穷》一文中，作者告诉我们，人不能取消“穷”的存在或阻止“穷”的降临，但必须正视它，“人的一生，就是和穷挣扎的历史”。在《中年》一文中，他把40岁当做生活的新开端，“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雅舍小品》在取材上回避时代重大题材和热点问题，也不谈政治，多截取“小”的生活题材，关注身边琐事，男人、女人、孩子、客人、猪和狗，无所不谈；汽车、理发、住房、送行、下棋，无所不写。在细微琐碎的生活题材中寄托情感趣味，描摹人生百态，展现世相人情，针砭人性弱点，思考人生哲理。《女人》一文中，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幽默的笔调，对女人的喜欢说谎、善哭、善变、话多、胆小、嘴杂等种种特性进行了善意的调侃和揶揄。而在堪称姊妹篇的《男人》中，作者又以一种自嘲的方式，一针见血地刻画了男性的脏、懒、馋、无聊、自私、谈女人等缺点。《握手》《送行》和《谦让》等文敏锐发现了中国传统礼仪中所体现出的虚伪的人性弱点，《握手》一文，作者以亲身经历写出了“握手”中所遭受虚伪的痛苦：“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那只手不好握。”因为“他常常是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时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这种程序化的、冷漠的被握，确实毫无真诚可言，但又不得不进行，所以梁实秋视之为痛苦。《送行》一文中，本应“纯朴真挚，出之以潇洒自然”的“送行”，却成为和拜寿送殡一样的应酬礼节之一。《谦让》描写中国的宴会中常见一种互相让座的“谦让”现象，让座现场，往往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但“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相，而往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前恭后倨，表里不一，虚伪的面目昭然若揭，对“谦让”这种中国传统“美德”进行不动声色的讽刺。握手、送行、谦让等都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礼仪细节，因为熟悉，所以人们常常忽略和遗忘了对其真实本质的审视和把握，但作者却能于这种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中敏锐地发现其隐匿的虚伪本质，同时对孕育这种礼仪细节的儒家文化也进行了一种反思。如果说虚伪是一种来源于社会文化属性层面的人性弱点，而作者所针砭的“懒”、“馋”、“脏”等则是更接近于自然属性层面的人性弱点了。《雅舍小品》还有部分作品对现实世相进行暴露和嘲讽。《孩子》一文中，父母望子成龙，其目的是因为成龙后可以“掌财政大权，同时兼营投机买卖”，至于业务水平，正如《写字》中所言，“只会写个‘行’、‘阅’、‘如拟’、‘照办’，便可为官”；《医生》展现了庸医致人死命的劣技；《乞丐》生动刻画了大后方庸碌的众生相。《雅舍小品》虽被视为闲适散文，但并没有忘怀社会，常能偶及时弊，于闲适笔调中时显讽刺机锋。这才是《雅舍小品》的全貌。
《雅舍小品》具有“知识性”的特色。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在创作中涉古通今、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穿插许多中外文化史上的趣闻佚谈、俚语俗谚、人物典故、民俗风情，给人以知识性的趣味，是典型的文人散文与学者散文。《中年》一文调侃女士脸上频添“苍蝇屎”，不得不倍施脂粉，又“容易使人想起聊斋志异的那一幕《画皮》”，再引用施耐庵《水浒传·序》所言，“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并与西洋谚语“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互相对比，得出中年自有中年的优势的结论。《鸟》一文中则征引济慈的《夜莺》、雪莱的《云雀》以及哈代的诗句。作者并非单纯地罗列知识，而是试图让这些知识在幽默魔杖的点化下，闪现出机智的光芒，让读者读后发出会心一笑。
《雅舍小品》具有“幽默性”的特色。《孩子》一文运用相声式的“掉包袱”方法来达到幽默效果。文章开头说：“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观点出乎预料，接着阐明理由：“因为我亲眼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掉包袱），并一一举例：在家庭中，“爹妈全是在为孩子服务”，“最好的都要献呈给孩子”，“孩子的健康及其舒适，成为家庭一切设施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接着，作者又特意幽默地把“孝子”解释成父母“孝顺孩子”，还借助一个幽默小故事，说明对孩子严加管教的重要性。作者事实上是劝告天下为人父母者不要溺爱孩子，但因为是通过幽默的方式表达，“忠言”也就显得不“逆耳”了，而易于被读者接受。《男人》一文则运用夸张手法来描写男人之“脏”，营造幽默效果：“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手绢“像是土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曾有人当众搔背，结果从袖口里面摔出一只老鼠”。梁实秋散文的幽默是一种与“俗幽默”相对的“雅幽默”，与“市民幽默”相对的“贵族幽默”，虽取材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但能阐幽抉微，察常人所未见，发现人类个体生存的乐趣、意义以及荒诞，然后以智者训谕世人的亲切姿态，娓娓而谈，让读者在其幽默的表达中得到哲理的启迪。其散文讽刺的锋芒节制适度，含蓄理性，谑而不虐，绝不咄咄逼人，既具有儒家君子的温柔敦厚，又不失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显示其优雅深湛的贵族修养和人文传统。
《雅舍小品》的语言雍容典雅。梁实秋的西洋文化造诣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亦很深厚，散文上尤喜唐宋八大家散文和晚明小品，在语言上，他有意识地融汇一些文言词汇，仿写一些文言句法，使用简洁典雅的四字句和短句，形成了《雅舍小品》以白为主、文白杂糅、雅致含蓄的语言特色。
在中外文学影响渊源上，《雅舍小品》受到外国作家兰姆、蒙田、艾狄生等人随笔小品的影响。例如，兰姆随笔家常絮语的“闲话风”、含泪微笑式的幽默、注重“自我表现”、从琐碎中发掘趣味的“观察点”等特征给梁实秋以影响，梁实秋对之进行了“拿来主义”的吸收和创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晚明性灵小品不仅影响了《雅舍小品》的语言特色，同时其追求闲赏自适、神情风趣、独抒性灵、选材的“小”与“近”等特征也对《雅舍小品》的创作不无启示。
[1] 茅盾：《冰心论》，载《文学》第3卷第2号，1934-08。
[2] 冰心：《文艺丛谈》（二），载《小说月报》12卷4号，1921-04。
[3] 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见易明善编：《何其芳研究专集》，168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4] 林语堂：《论性灵》，载《宇宙风》，第11期，1936-02-16。
[5] 林语堂：《论幽默》，见《林语堂文集》，第10卷，19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6] 林语堂：《叙〈人间世〉及小品文笔调》，见《林语堂文集》，第10卷，17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7] 鲁迅：《论语一年》，见《鲁迅全集》，第4卷，5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