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时期文学概要
第一节 时代变化与文学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历史，时间是从1949年至当下。本书的论述范围限制在1949—2000年这一时段。这一时段50余年的文学历史，如果着眼于差异性，大致可以划出两个段落：1949年到70年代末约30年为第一段落，这一时间段包含两个既相对独立又有复杂关联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文革文学时期”。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为第二段落，对这一时段的文学，人们习惯分为“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两个时期。我们在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时，为了清晰与方便，将以两个时段、四个时期分别论述。
一、1949—70年代末的文学
（一）“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文学也迎来了历史的新时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统治文学的主导思想。
在新政权的支持之下，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史称“第一次文代会”。毛泽东到会讲话，郭沫若作了总结报告，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郭沫若担任主席，茅盾、周扬担任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第一次文代会奠定了共和国文学的基本体制和格局。
共和国时代的文学，受宏观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澜起伏。文学史的发展，呈现出文学与政治互动的状态。“十七年”时期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史称“运动”。这些“运动”大略包括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60年代初期规模不一的各种运动，如“四清运动”等。在宏观的政治经济运动之下，发生了众多针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文学批判运动。主要的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的第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论争；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1952—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对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1957年，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1962年，对邵荃麟等人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讨论和批判。其间，针对文学艺术也出现了一些政策的调整。主要有：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创作会上的讲话》和1962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65年提出“调整”的口号。“十七年”时期，文学的体制化，一直是主导趋势。虽然时紧时松，时有调整，但总体趋势向紧。
由于文学一直在政治的制驭之下运行，文学对政治及其运作进行了及时的符合即时需要的“反映”，虽然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文学创作的批判运动，但文学面貌和文学规模比起民国时代来，有了明显的发展与变化。
（二）“文革时期的文学”。从1966年至1976年前后的“文革”时期，是共和国文艺事业发展历程中的大曲折时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陷入无政府的“动乱”。文艺领域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各级各种文艺组织及其活动全面瘫痪或终止，各类文艺期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包括在“十七年”时期具有权威性的重要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等也被迫停刊。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有200余人被迫害致死。中外一切历史形态的文艺创作成果，遭到粗暴的否定性批判。
作为“文革”时期极“左”政治思潮的衍生物，这一时期形成了带有鲜明专制主义色彩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在这种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姚文元在1966—1967年间的一系列批判文章、《纪要》的公开发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推广、“三突出”原则的确立、毛泽东《讲话》的重新发表及其相关的纪念活动、1972—1974年间出版的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及其同类创作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矿山风云》《沸腾的群山》《征途》《峥嵘岁月》《飞雪迎春》《激战无名川》等、1973年上海文艺丛刊《朝霞》的创刊、1974年年初国产彩色故事影片《艳阳天》《青松岭》等在全国各地的陆续上映、1975年年初的“评《水浒》运动”、政治影射影片《春苗》《决裂》的上映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学事件与现象。与此同时，出版于这一时期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以“白洋淀诗群”为主体的青年诗歌创作及其如《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说，都以其与当时的主流创作风尚“相异”或“相悖”的异类性，蕴含了文学在时代变化之后发生逆转的可能性。
“文革”文学时期，文艺创作对政治的直接呼应，产生了特有的“政治直接美学化”[1]的审美景观。“审美政治化”——可以看作“文革”文学在创作上的一种主导思潮。
不过同时又必须看到，全新的共和国时代，从一开始就没有仅仅满足于获得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的地位。权力主体对于共和国文化的激进想象一直贯穿于1949—1979年文学发展的进程之中。此一阶段的文学，不仅要破除中国古典文学形成的巨大影响，同时也要重新看取西方文学、民间文学乃至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一种一以贯之的创造、超越的冲动，持续性地体现在共和国文学前30年的历史建构之中。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客观充分地把握共和国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是必要和重要的前提。
二、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文学
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一时段，可以看做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段。1976年冬，随着“四人帮”政治集团的倒台，尤其是1979年邓小平主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于“文革”的全面否定，并施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政官员和文人知识分子得到“平反”。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沉浸于“改革开放”的狂喜之中。共和国政治由此走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史称“新时期”。结合这一时段文学发展和变化的实际情形，“新时期文学”可以划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时期——“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
（一）“80年代文学”。政治上，“改革开放”在新时期的突然降临，带来了“新时期”与“十七年”（包括“文革”）两个时期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文学充当了那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它在主题方面一次次逾越表现内容的禁区，也自然成为两种意识形态的焦点。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域外文学思潮如潮涌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被大量翻译和介绍。这为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与此前不同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与文学经验。由此，在文学理论和哲学等领域爆发了多次具有火药味的论争，主要有：哲学和文学上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论争，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主义论争，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派”的论争[2]，等等。而涉及具体文学作品评价的论争更是数不胜数，较有影响的有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关于小说《班主任》《晚霞消失了的时候》《离离原上草》《人啊，人》的论争，关于电影《苦恋》的争论与批判等。这些涉及具体作品的论争往往与哲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论争交叉融合进行。这些论争总体上具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征，既有同质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也有不同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但仅有一部分论争的内容涉及文学的本体方面。这些论争在导致政治桎梏和文学表现禁忌的崩溃的同时，使得文艺领域所形成的新的审美价值观念日益获得社会和文学艺术界的认同。
与这一改革开放时代政治相呼应的，是文化的活跃和文学的繁荣。包括被放逐和坐牢的大批作家、从下放地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等，都投入到满怀**的文艺创作之中，文学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跃、丰富的局面。文学史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亦称“80年代文学”。但我们必须注意到，80年代文学的前期和中后期存在不少差异。
1985年前后，中国社会涌动着强烈的新变诉求，推动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在广泛的文化领域，域外（包括港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发生着影响。文学、哲学、史学、美学等领域迭次出现了“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等热点。一些小说作家提出了“文化制约着人类”的命题，主张文化应该“寻根”[3]；刘再复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命题[4]，并引发争鸣；文学应该“怎么写”引起了关于文学“形式”的价值、意义和作用的讨论。1985—1986年被称为“方法年”、“观念年”，接受美学、符号学、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甚至自然科学界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被引入文学批评的领域。综观这一阶段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有关文学艺术本体的理论和方法备受重视，甚至给人以技术主义的印象。尽管如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给予中国文化和文学创作以极大的启迪。政治意识形态的**，刺激着人们在文化方面的更大胆的想象，也鼓励着作家在主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之外做更大胆的尝试、试验，以至于冒险。
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走向进一步深化，从初期呼应政治的文学逐步转入对文化领域的表现，文学思潮开始呈现出多头并进的特点。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文化寻根文学、探索剧、女性文学、第三代诗等都以集束的形式出现。它与初期的“政治—文学”类型既有着时间的延续性，同时又有着新的文化和审美特质。
假如说80年代初期，是在喜悦中延续着和耗散着革命现实主义文化遗产的话，那么80年代中后期的关键词显然是“消解”。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在剧烈的社会文化震撼之下出现裂变。逃避政治或消解中心文化体系，强调“还原”、回归真实的“生活”，嘲讽偶像和典雅，文化中洋溢着戏谑和嘲讽，民间化的意识形态受到崇尚。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试验大行其道，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逐渐走向败落，交织着愤懑、悲凉和无奈的现代主义情怀日益浓厚。
（二）“90年代文学”。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始向经济领域迈进，商品经济大潮涌起。文学艺术市场化趋势明显，文学艺术的消费品性开始被人们理解、接受。证券市场、商业经营等非政治的市场经济内容，大规模进入作家的表现视域；大众消费文化的情势在商品经济的催生之下渐趋成型。商业文化的多元需求使然，也出于对集权政治话语权威的规避与消解，消费文化甚嚣尘上，文学艺术日益边缘化，这既消解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化价值，也溶蚀着精英知识分子神圣的文学精神。精英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新的**和考验。在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里，关于人文精神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应时而起，文化危机的显现，促使人们开始了新的反思。与此同时，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在中国以加速度流行，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系列的以“新”和“后”命名的理论名词，诸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和“新状态”、“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新表现”，等等。90年代文学，一方面表征为具有精英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依然顽韧地坚持着对于庄重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在文学艺术中继续伸展根茎；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呈现出蓬勃的态势，消解着正统意识形态，也把消费文化纳入自己的表现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起于80年代后期，覆盖整个90年代，一般史称“90年代文学”。
从以上可以看出，共和国文学的发展与当代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正是不同时代的政治造就了不同时代的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由单纯的从属状态而逐步走向相对独立。文学表现的内容，也从相对单一的政治革命逐步走向丰富和复杂的文化呈现。文学叙述方式，改变了纯粹的革命现实主义，形成多样化兼收并蓄的跨界叙述。共和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其脉理清晰可见：单一封闭的政治文学时代——开放的政治文学时代——多元共存的精英文学时代——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和文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