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特征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其主导的创作倾向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并自觉充当政治代言者和时代传声筒的角色，与此同时，作家们也在多重限制中努力寻求文学的创新，意图对以往的文学有所超越。
取材于“革命历史”的创作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它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革命历史为想象的蓝本，用历史的“长时段”叙事的手法，展现了红色革命的漫长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从艰辛波折到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即使是一些非红色革命的历史想象，如对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史的表现，也基本着眼于现实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先验性佐证。而作为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发展的当下阶段的“十七年”政治现实，当然也是这种文学的历史想象的重要部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现实想象，大都与共和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关。在这些有关现实的文学叙事中，在题材上有一部分是关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业革命的，如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和《原动力》，但大部分是有关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叙事。
“十七年”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边缘性”叙事作品，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表达了知识分子的颓废心理，宗璞的《红豆》中所展示的“爱情”与“革命”的矛盾性，在当时是具有特异性的；而王蒙等人所创作的被称为“干预生活”的作品，则披露了官僚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腐蚀性侵害。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表现内容上大都可以称为“颂歌文学”——歌颂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验证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赞颂革命的现实，想象现实的光明灿烂，并将未来的理想想象为现实的一部分。文学以符号的形式，参与构建着政治的乌托邦。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体两面的形象：文学反映政治，甚至图解现实的政策；政治影响文学，甚至侵入文学，将文学变成政治。文学惯常作史诗性叙述，而它所建构的是想象性的革命历史。战争叙述是这一时期文学史诗性叙述中最为突出的表象。文学直接表现两个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战争，或表现具有界限分明的斗争的战争化生活，并在一种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之下，创作主体直接介入，对处于对立状态的叙述对象进行美丑善恶的夸张性表现和立场分明的道德评判。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恪守革命现实主义。无论是关于历史的还是关于现实的，都将事实呈现与浪漫化想象相结合，成功地营构了符合红色革命价值观的文学境界。
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民间的、古典的创作形式受到作家和诗人的广泛青睐。尤其是在小说和诗歌两种题材上，古典小说（主要是民间化的创作如《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表现方式被运用于小说叙事之中，而民歌风则在诗歌方面运用得极为广泛。同时，知识分子风格的创作也在叙述之中兑入了民间化的手法，如《创业史》《红旗谱》等小说和贺敬之等人的政治抒情诗都是如此。
二、80年代文学的特征
政治与文化的启蒙是80年代文学在思想方面的主导倾向，而对于文学自身的审美建构在最初的狂欢之后，迅速成为80年代文学的价值追求。文学在主题和形式方面都充满了探险精神。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探索话剧，都呈现出思潮化涌现的特点。大量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同时出现，以集束形式投入社会，大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阵势。文学表现都具有主题叙述的特性。“主题的突破”，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大特点，而主题主要着眼于新时期政治所给定的两个方面：对于刚刚过去的“文革”历史表达否定性感受，政治上进行否定和反思，传达个人受伤和受难的经验和情绪；而对于未来，则认同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价值，对政治改革所预约的美好未来表现出惊喜和欢欣鼓舞。文学也基本延续着政治文学的格调，奉行着美丑善恶的道德两极化评判。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艺术思维，这一时期的文学都具有传统性。在所有的这些文学现象中，朦胧诗和探索话剧相较于一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都要走得更远。现代主义艺术手段，诸如象征和隐喻等都以艺术技巧的面目，被吸收进文学的想象之中。它对历史观察的深度，已经脱离了五六十年代的想象所设定的范围，有的已经进入人性层面。
80年代文学由于其强烈的政治气息，以及单纯的浪漫理想气质和论辩的色彩，使其审美性在时过境迁之后迅速弱化。
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开始对于文学本体的思考和探索。一些作家有意进行着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文学”试验。先锋文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叛逆精神。形式的叛逆所展现的是精神的多元吸纳。另一些作家则走向民间文化，企图在现实政治内容之外寻求民间文化的创作资源和精神的支持，试图达成文学创新。
消解正统与崇高，是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一大潮流。具体表现为，报告文学已然摆脱了最初的乌托邦叙事，开始从社会纪实的层面，展现中国社会的边缘世界及边缘心理。贾鲁生的《中国丐帮大扫描》等作品，用亲历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中国当代乞丐的生存状态。与这种纪实文学同时产生的是新写实小说，以及以戏谑的语调叙述所谓“边缘人”生命状态的王朔的小说。新写实小说采用写实的手法，揭示了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和生存状态，叙述了他们生活中的琐碎的油盐酱醋茶和酸甜苦辣，从而将“人民文学”时代高大全式的人物还原到现实之中，消解了他们身上的崇高光环。同样具有消解冲动的还有第三代诗歌。它“告别”朦胧诗，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和“口语诗”的口号（韩东），“拒绝隐喻”（于坚），消解深度。
总体而言，启蒙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而文学本体也已经开始觉醒，个性与自我已经在文学的叙述中崭露头角。而在叙事方面，一方面消解着主导政治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则建构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深度模式。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实验，引导着文学由政治走向文化，由政治工具走向文学本体。但文学转型依然处在新旧交织、中外互渗的不断调适之中。
三、90年代文学的特征
90年代的文学实现了自身的转型，文学呈现出众声喧哗和消费主义的征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0年代文学在总体上呈现着多元的众声喧哗格局。革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多种创作方法和风尚并现：传统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旋律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各行其是；官场文学、女性文学、后现代诗、乡土风俗文学、都市文学你方唱罢我登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并行不悖，而新兴的消费文学更是活力充沛。在众多的文学思潮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成为主流，在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冲击和解构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其新的生命力。具有精英属性的先锋文学形式主义实验发生“转向”，将现实主义融入现代主义叙事，形成两者兼具的“跨界叙事”面貌，并继续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而在现实主义之中融入了现代主义叙述方式，使得在“十七年”时期产生的政治史诗叙事，被拓展为具有个人色彩的民族历史的文化寓言。
90年代文学呈现着由精英启蒙走向民间世俗生活的趋势。由80年代中后期延及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和第三代诗歌，进一步发挥了它消解深度的优势。文学的风貌发生了变化，由高雅和严肃的诗意书写，正走向对“口语”和世俗庸常生活状态的侧重。
90年代文学创作的私人化倾向日趋浓重。历史的集体的叙事逐渐为个人化、私密化、欲望化叙事所取代，新历史小说以自我的主观想象历史，使得历史成为了私人的历史，丧失了集体归纳和宏大描述的功能；陈染、林白等人的创作，把女性从大文化中推向其内心和身体，在体验中展露了女性成长的私密经验和受伤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