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说”是指共和国“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以表现农村变化和农民生活为内容的小说创作，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共同成为这一时期小说领域的重要收获。这一时期“农村小说”的繁荣，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一，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促使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对数千年来形成的农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乡俗民风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表现这一历史变迁，成为作家参与时代的理性选择。其二，中国现代文学自鲁迅开始直到解放区文学，通过对农村农民的描写来展示民族进步的历史进程，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和审美传统，成为共和国作家直接可以借鉴的文学资源。其三，与本时期所倡导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文学主张有关。“十七年”时期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乡俗民风的变动和不同思想意识的碰撞等，都在“农村小说”创作中得到深入细致的描写。
“十七年”时期，“农村小说”的代表作家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马烽、西戎、李准、王汶石、浩然等。从作家队伍构成看，有民国时期业已成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而更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作为“十七年”时期“农村小说”快速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时期形成了多个以不同地域特色而形成的作家群体，比如山西作家群，以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京津冀作家群等。以赵树理为代表，以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为主体的山西作家群，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品多写山西农村生活与风情民俗。作家常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反映自己在农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自觉追求文学作品对人的教育功能和指导生活现实的作用。在审美风格上又有着大致相似的追求，重视文学的通俗化与群众化，体现出依照生活本来面貌进行创作的“写实”风格，形成“十七年”时期“农村小说”领域的著名流派——“山药蛋派”。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等都是体现其创作实绩的重要作品。陕西作家群则注意对乡村生活中新事物、新思想、新精神的发现，注重新时代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有意继承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侧重把时代政治与农民生活结合起来，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启蒙意识与伦理重建的立场。柳青的《创业史》、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风雪之夜》等是其重要的代表作品。以孙犁为代表的京津冀作家群，则更多的是以其作品所反映的区域特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农村小说”作品，大多将农村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为叙事中心，聚焦于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宏大叙事，相对淡化了对乡村社会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书写以及对家务事、儿女情之类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关注。作家的叙事态度有别于现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与诗意情怀，而是全身心地深入到农村生活实际当中，虔诚地向农民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作家采用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描写农民，以农民自身的感觉、立场、观点去描写农村社会现实。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悲剧意蕴与牧歌情调让位于当代农村小说的喜剧气氛与阶级斗争。这一时期的农村小说在语言上追求民族化、群众化、大众化的风格，形成独具地方色彩与生活气息的话语特色，如柳青融庄重与诙谐、严正与抒情于一体的叙述语言；赵树理在广泛吸收群众口语基础上所创造的通俗活泼、简洁生动、朴素幽默、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特色；周立波将具有湖南山乡地域色彩的方言俗谚与书面语的清丽俊雅相结合所形成的略带幽默、轻松的叙事语调，等等。
“农村小说”的人物形象群落，大致可分为新人形象、中间人物形象、普通人物形象和反面人物形象四类。“农村小说”作品首先着力塑造的是富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形象，如王金生、王玉生、范灵芝、王玉梅（《三里湾》），梁生宝、徐改霞（《创业史》），邓秀梅、刘雨生（《山乡巨变》），李双双（《李双双小传》）等。这些人物的思想与行为，因为与时代的政治要求相一致，常常被视为主要人物或英雄形象。“农村小说”作品塑造的最为生动而又性格鲜明、意蕴丰富的人物，是那些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在进步与落后两种思想之间徘徊的、精神性格相对丰富复杂的“中间人物”形象，如赵树理作品的“小飞娥”、“糊涂涂”、“常有理”、“能不够”、“惹不起”、“小腿疼”、“吃不饱”；周立波描摹的“菊咬筋”、陈先晋、“亭面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世富；西戎笔下的“赖大嫂”等。他们皆以其独特的个性、复杂的情感与丰富的人性内蕴，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在“农村小说”中，新人形象与中间人物形象，可以作为对衬式存在加以理解。农村新人形象多数属于作家按照文艺政策的要求倾力塑造的对象，而中间人物则是作家多年生活、情感、艺术积累基础上的艺术创造。与作家对农村新人肯定与歌颂的情感倾向不同，中间人物思想性格中落后的言行则是作家批评与否定的东西。显然，农村新人与中间人物其符号意义分别指向农村历史发展新方向和旧传统的维护者；农村新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集体本位的大公无私，正好与中间人物以家庭本位的自私自利性形成鲜明对比；性格思想上的单纯和明朗无疑是农村新人的鲜明特征，而中间人物精神性格则是以其丰富和复杂引人注目；如果说农村新人在精神气质上代表着本时期文学的政治高度，那么，中间人物无疑则体现出本时期文学人物塑造上的艺术水准。这些“中间人物”之所以塑造得比较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作品写出了他们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与传统文化、伦理、制度的多重联系。旧社会痛苦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使其萌生摆脱贫穷压迫想翻身的冲动，新社会给他们提供了翻身做主人的历史机遇，但是传统社会“被精神奴役”的创伤也使其一时难以走出“旧”的阴影，以旧的眼光看待新的时代与新的事物。他们无法像年轻人那样很快地适应时代的变革，而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革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就有了他们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坚守，对新时代的合作化运动的拒绝。尽管从表面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自私自利，其实，他们只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了之前的习惯而已，并非刻意为之。正是由于他们对传统伦理的依恋，所以，他们才不愿接受新的伦理，他们更重视的是家庭本位以及相关的人际关系，对集体本位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排斥。他们渴望发家致富，却深深怀疑不同年龄、性格、性别、习惯的群体共同劳动能带来光明的前景。显然，他们是徘徊于新旧两个时代的矛盾人物，正是由于作家揭示了他们精神性格心理中的复杂性、多样性、矛盾性以及观念转变的艰难性，才使得这些中间人物形象拥有了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农村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已创作了大量作品并享有盛誉的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坚持代农民立言、作用于现实的艺术理念，注重文学的功利导向与道德熏陶，希望自己的小说既能用群众化、通俗化的言说方式反映执政者的政策，体现国家意志，又能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反映农村的现实问题，传达农民的呼声。农民代言人与人民作家之间、民众立场与国家意志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始终成为困扰赵树理创作的难题。本时期赵树理的代表性作品是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和长篇小说《三里湾》。发表于1950年6月配合新婚姻法宣传的《登记》，以批判封建传统观念、提倡婚姻自由、歌颂新人新事为主题，小说在歌颂两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进行正义斗争、宣传新婚姻法的同时，也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反映了基层政权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思想问题。尽管小说的主题失之单一，矛盾冲突的解决过于匆忙，但小说对老一代农村妇女“小飞娥”的塑造比较成功。小说真切地表现了解放前夕农村妇女自主意识的初步觉醒，对“小飞娥”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成为这篇小说的特色之一。写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是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发表后曾引起持续性的激烈论争。小说以“大跃进”运动**为背景，由村干部与落后群众之间的矛盾入手展开情节，小说意在批判社干部不讲原则的“和事佬”思想与落后群众的损人利己行为。不过，作品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两个落后自私的落后妇女“吃不饱”、“小腿疼”的性格的鲜活呈现，以及所隐含的对于干部凭借权力强迫压制群众的讽刺，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多重意味。《三里湾》是共和国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但小说叙事的中心并不是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过程呈现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揭示，而是将这一运动看作引发乡村生活变革的诱因，重点呈现的是由此引起的风俗习惯、世态人心的变化与更新。小说围绕三里湾秋收期间扩社、整社、开渠等事件编织情节，在具体描写时，从描写家庭关系和爱情婚姻入手，细致刻画了王、马、范、袁四个家庭相互联系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变革。这四户人家具体是指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心发家致富的村长范登高（翻得高）家，富裕中农马多寿（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不仅存在着长辈与晚辈、进步与落后、集体与个体、革命与保守等方面的冲突对立，还有长幼、夫妻、恋人、同学、连襟、婆媳、妯娌、兄弟、姑嫂、亲家以及干部之间、亲戚之间、邻里之间等多重相互缠绕、共生并发的生活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相互激**和人物之间的精神情感的复杂波动，真实而细腻地展示了集体化过程中农村各色人等精神世界的风云变幻。《三里湾》这种以农村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以邻里、姻亲之间的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命运和思想感情变化的创作方法，不仅是赵树理自解放区以来所形成的朴素风格的新的延续，也成为“十七年”时期“农村小说”坚守现实主义艺术道路的可贵成就。
赵树理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在于，他站在民间的立场敏锐地发现乡村基层政权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曲折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其批判力和敏感度超越了当时的同类作家。赵树理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他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尤其在中间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提供了新的时代标高。
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第一部），初版于1960年，是反映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原计划写四部，后因政治与身体原因，只完成第一部、第二部上卷与下卷的前四章）。《创业史》（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叙述了互助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历程。关于小说的创作意图，作者有过明确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小说通过活跃借贷的失败、到郭县买稻种、互助组进山割竹子、整顿互助组、秋后大丰收等情节，形成其错综复杂的矛盾线索，这些矛盾最终呈现为农村社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边是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年轻共产党员梁生宝，一边是走个人发家致富、反对梁生宝互助组发展与壮大的三股反对力量（农村中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富裕中农郭世富，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富农姚士杰，党内的自发势力、走个人发家致富的代表村主任郭振山），上述这三个人物因社会地位、思想性格的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在反对互助组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而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阵线之间，还存在着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对互助组怀疑、犹豫的老一代农民。作者真实地揭示了农村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在合作化运动中思想、精神、心理的变化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对农村广阔生活的表现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小说艺术上取得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主人公梁生宝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典型来塑造的，他既有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又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积极、聪明、能干、公正的年轻干部，既谦逊、朴实、厚道、善于思考，又能积极遵循党的指示，富于牺牲精神，坚定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徒步去郭县为互助组买高产稻种、组织组员进山割竹子等这些看似平凡的行动，却让人们看到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及其光明前景。为体现50年代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突出其作为农村新人形象的先进性，作者有意对人物进行了思想上的提升，有意遮蔽了梁生宝作为农民其身上那些在良莠掺杂的乡村文化熏陶中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历史真实性。
作品中的梁三老汉，是小私有者农民的一种典型，他勤劳、善良、正直而又有些自私、保守和狭隘。在旧社会他拼命创业却以失败告终，解放后，他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对党和人民政府由衷地感激，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既不赞成互助合作走集体致富之路，却又常常暗里为儿子成立互助组的事而发愁；他既有老农的倔强、古板，又不乏农民的单纯、善良。小说通过真切描写梁三老汉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和艰难的转变，既刻画了中国农民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落后、保守、狭隘的弱点，又表现了他们勤劳朴实的品质。因此，梁三老汉的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此外，本时期“农村小说”的重要作家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周立波出版于1958年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亦属于表现农村社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作品，但与《创业史》（第一部）相比，其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表现，带有更多人为的夸大与虚饰。小说中落后农民“亭面糊”、陈先晋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富有生动感。作品以清新自然的笔调对湖南山乡风情的精彩描绘，为人们所称道。李准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创作与当前农村的政治运动、党的政策变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农民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及时提出防止农民两极分化的重要问题，小说因此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1960年，李准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作品通过描写农村妇女李双双在“大跃进”生产运动中，冲破习惯偏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展示了新时代女性在自我解放、当家做主的历练过程中的蜕变与成长。李双双这一女性形象大胆泼辣、勤劳正直、精力旺盛的性格特征，在当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的意义在于，形象地揭示出外在社会运动的变化所引起的乡村社会风俗习惯和世态人心的变化。这些作品除了具有宣扬时代政治理念的价值之外，其对地域文化、乡村风情的描绘，对农村社会新的精神性格的塑造与颂扬，对老一代农民在新旧时代之交引发的精神痛苦与心理矛盾的刻画，尤其是所塑造的中间人物形象群落等，既超越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价值范畴，也是“农村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所在。
“十七年”时期“农村小说”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比如过于注重对社会运动过程的叙述而相对忽视了对人物精神性格的深层内蕴的挖掘。绝大部分作品习惯于从政治社会角度夸大农村社会的阶级对立以及人的单一的阶级属性，而忽略了对人物多样化、性格复杂化的关注。注重小说主题与时代一致性的同时，有意弱化基于作家独特生活感悟、人生体验、情感历程的个性书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