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创作，后来被命名为“新历史小说”。这里的“新”主要是相对于“艺术反映历史真实与本质”的传统历史小说，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而言的。新历史小说则有意打破革命历史小说的观念与规范，在历史观、叙事立场、人物塑造、艺术手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追求与探索。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是自70年代末开始的历史反思思潮在文学中的体现，同时也跟解构主义思潮涌入有关。解构主义对“结构”、“中心”、“崇高”、“神圣”、“意义”等的拆解与颠覆，它的反叛性、破坏性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鼓吹“无系统、无中心的绝对自由”的理念给作家以思想启迪。当作家借此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便会产生不同于上一代革命历史小说作家的体悟与判断，由此创作出的新历史小说便构成对前一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叛”，这种“反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意识形态化，对“民间”、“个人”历史的挖掘与关注。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历史”是一个合逻辑、合目的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个人作为历史发展线条中的一环被顺理成章地编织进历史进程中，其动机、行为及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上。因此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的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大历史”。新历史小说则把整齐划一的“大历史”撕成一地碎片，去除意识形态烟幕，从“民间”与“个人”入手呈现“历史”的混沌与本真及其中的人性真实。宏大的历史事件退至后台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普通个体的命运悲欢以及人性欲望成为表现的中心。从这一点上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有很大相似性，意味着文学表现对“民间”、“个人”历史的回归。
二、淡化人物“历史属性”与“阶级属性”，突出恒常的人性、欲望表现。革命历史小说塑造人物遵循“历史本质”的规定，突出人物的阶级与历史属性，回避人的本能欲望与私人感情，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的简单化、概念化。新历史小说反叛这种单薄的表达，撕破披在人身上的历史与阶级属性面纱，将笔触伸向以往被忽略的人的自然本性与欲望。人性、欲望亘古不变，甚至成为推动历史的强大动力。新历史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没有多少“历史感”，跟活在当下的芸芸众生没有多少区别，是作家借古人躯壳表达对恒常人性、欲望的理解。
三、反叛线性发展的历史观，体现出历史循环论与悲观主义色彩。革命历史小说表现的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革命”战胜“反动”，“先进”战胜“落后”，“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新人”取代“旧人”，最终“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历史小说对历史发展与人类命运大都持悲观态度，“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相似，“历史”不是线性发展而是循环往复，所以在很多作家笔下总是历史背景模糊，人物命运大同小异，甚至让读者感到这些人事就存在于自己身边。
四、颠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与必然性，强调历史的虚构性与偶然性。在革命历史小说那里，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变化发展，小说能够再现一个真实客观的历史进程。新历史小说不但无意还原具体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而且彻底颠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并不惜以虚构的方式表达作家心目中更高层次的“历史真实”，很多历史事实与人物被拆解得面目全非。否定历史运动有内在的逻辑规律，更强调历史的偶然命定、世事无常、造物弄人。
五、突破现实主义的艺术拘囿，追求多种形式的艺术创新。革命历史小说奉现实主义为最高艺术法则，情节的“真实性”、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新历史小说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单一表现，融合吸收魔幻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多种表现方法，打破以往历史叙事的时空、因果等逻辑顺序，采用变形、夸张、戏仿、拼贴、梦境、意识流、蒙太奇、回环复叙等多种艺术技巧，最大限度地丰富小说艺术表现方法。
就内容而言，新历史小说主要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战争”与“人性”。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曹府二少爷光汉留洋回到家乡，赈济灾民，请洋人办火柴厂，在革命党影响下试制炸药，最终被清政府抓住绞死。然而叙述人是一个百岁老人，讲的是他16岁在曹府做奴才时看到、听到的一切，这种独特视角使得一些内容被遮蔽（如革命党人的活动），另一些内容则被敞开：二少爷是一个“怪人”、“疯子”、“废人”，他的恋母情结、性无能、性变态及自虐，洋工程师与二少奶奶的**，“耳朵”（百岁老人的小名）暗恋二少奶奶的“白日梦”……曹光汉由于性变态与自虐狂而走上革命并慷慨赴死，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废人”，这种叙述解构了有关“革命”、“英雄”、“牺牲”的神话。“苍河白日梦”既是“耳朵”暗恋二少奶奶的白日梦，又是二少爷曹光汉的革命白日梦。格非的《大年》同样颠覆了关于革命的“动机”与“源起”的意识形态解说。革命引路人唐济尧设巧计诱使豹子参加革命并杀死财主丁伯高，又罗织罪名除掉豹子，目的却是为了得到丁的二姨太玫。有关“压迫与反抗”的革命动机被消解，唐济尧的“革命阴谋”与豹子的阿Q式盲动背后是**裸的欲望。《迷舟》将背景置于北伐战争时期，写孙传芳部下级军官萧于戎马倥偬之余与表妹杏的私情，以及最后被警卫员以“通敌”的口实击毙的故事。笼罩在主人公身上的是深深的神秘与宿命，萧没有死在战场，没有死于情杀，却死在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的警卫员枪下。作家把萧和杏这条明线营构得跌宕起伏，而把萧和警卫员这条暗线处理得极为隐蔽，从而造成扑朔迷离的“叙事迷宫”。莫言《红高粱》系列破除“民族抗日战争”的宏大叙事，在一个“抗日”大背景下通过“红高粱”这一象征意象，张扬北方农民的原始野性与自由粗犷的生命力：“我爷爷”余占鳌杀死与自己母亲姘居的和尚，杀死“我奶奶”九儿婆婆家一对父子，炽烈地爱着九儿，他们在疯长的高粱地“野合”；日寇来犯，他们拉起队伍以原始的武器作自发而惨烈的抵抗，作者以此表达对已逝的野性、血性的追怀。小说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加上叙述者父亲（豆官）的视角来铺叙故事，不同人物心理与视角分别叙述同一个故事，每次叙述各有侧重，营造出“多声部”叙事效果。在写实中融入奇异的想象与怪诞的色彩，作者凭着自己的感觉体验随心所欲变换时空，使此地与彼地、历史与现实奇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非线性、非逻辑、循环复叙的立体结构。同样，余华《一个地主的死》在对“抗日”题材的另类叙写中塑造了一个另类的“抗日英雄”。一个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王香火竟然舍命将日寇引入绝境，最后的牺牲也不壮烈。王家雇工孙喜在寻找少爷途中不忘嫖妓，虚跑一趟急着回去领赏。国难当头，民众却津津有味看动物**，取笑被日寇摧残的女人。日本兵残酷暴虐，但在陷入绝境时唱起怀念家乡的小曲。小说充满对慷慨壮烈的抗日题材作品的戏谑和嘲讽式模仿，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多面与民众的原生态生活。
二、“民间”、“乡土”与“苦难”。张炜的《古船》叙写胶东半岛洼狸镇上隋、赵、李三家四十多年间的家族争斗与命运沉浮。作家以极大的勇气揭开革命历史的血腥、残酷一面：土改时期的“乱打乱杀”，自然灾害中的大饥荒，“文革”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宗法观念、家族势力以及人性恶假借政治运动的名义彻底释放，甚至催生出赵炳、赵多多这样的疯狂打击报复隋家的“毒人”，作者对此给以不无沉痛的针砭与反思。小说以写实为主，融入许多象征色彩明显的意象，写实与象征融合，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陈忠实《白鹿原》在对革命历史的书写上可与梁斌《红旗谱》对读，从中可以看出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明显区别。白嘉轩的仁义及其与长工鹿三亲如兄弟的情谊，彻底颠覆革命话语对地主与农民间阶级矛盾的经典论述。朱先生的“鏊子说”消解了革命的“神圣崇高”，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等人所走的不同道路及最终结局昭示出变幻莫测的革命风云中个体命运的荒诞。白、鹿家族纷争有时以革命名义出现，更多的却是乡土中国中人性、欲望的搏杀。朱先生的圣人风范与田小娥的悲惨命运，体现出传统文化善与恶的两极，白嘉轩则集两极于一身。作家站在民间与文化立场而不是党派阶级立场，审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以对传统宗法制文化的颂祷哀挽和对农民式革命抗争的反思为主线，努力展现历史的丰富、复杂、荒诞、悲凉，充满忧世伤生的悲悯感。小说在写实中融入魔幻手法（如“白鹿精灵”、朱先生等），呈现出雄浑粗犷、磅礴大气的艺术风格。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叙写从民国初年到“文革”半个多世纪中一个村庄的动**历史。各派势力先后不择手段登上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每一派上台追求的不过是权力及欲望满足，无论是孙家还是李家，最终受害的总是底层百姓。随后的《故乡相处流传》更是把这种历史荒诞发挥到极致，作者让曹操、袁绍、沈姓小寡妇、朱元璋、慈禧太后、六指、陈玉成、孬舅、猪蛋、“我”等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共时**在三国、明初、晚清及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历史真实”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虚构、夸张、黑色幽默与狂欢叙事，荒诞、离奇的情节背后是成王败寇、以暴易暴的权力游戏与历史循环。《温故一九四二》取材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但内容与正史叙述大相径庭：中国政府腐败不堪，一个外国记者成了灾民的救星，日本侵略者放粮赈灾得到民众拥戴。刘震云这些小说抛弃“谁主沉浮”“民族家国”之类宏大主题，直面历史的苍凉与荒诞，既写出上层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又写出生存重压下普通民众的懦弱与势利，从中窥探千百年来稳定不变的乡村政治本质。
莫言的《**肥臀》，其惊世骇俗的书名与内容形成极大反差，母亲上官鲁氏艰难养育上官金童和八个女儿，这些女儿嫁给不同的政治势力代表，这些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厮杀便在这个家族展开，上官家族不可抗拒地卷入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小说表达了作家对承受苦难的母亲的同情与歌颂。在阶级身份与政治选择、政治立场与个人品质、财富与道德、血亲伦理与性道德等方面，彻底颠覆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规范，引起很大争议。余华的《活着》讲述一位叫福贵的中国农民的苦难史诗，从吃喝嫖赌的地主少爷沦落为孤苦无依的农民，其间，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相继死去，剩下年迈的福贵伴着一只老牛在阳光下回忆往事，解放战争、土改、大炼钢铁、大饥荒、“文革”等历史事件成为孕育苦难的生存背景。小说一改余华早期创作对苦难、血腥以及人性恶的冷漠渲染，表达人对苦难的承受以及活着的坚韧。主体部分由晚年福贵的叙述构成，体现出沧桑历尽之后对苦难的平和超然。而采风者“我”的客观记录则进一步拉开福贵的苦难史与读者的距离，强化了静穆醇厚的“间离”效果。语言由先锋试验转向朴素写实，更能打动读者。
三、“历史碎片”与“风情风月”。苏童的《妻妾成群》解构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新女性”和“大家族”的启蒙性想象：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非但没有追求女性独立解放，反而飞蛾扑火主动投入封建大家族妻妾之间争宠吃醋、钩心斗角、嫉妒陷害的牢笼，目睹三姨太因**被扔进废井而精神崩溃，五姨太的进门预示着又一轮女性命运轮回的开始。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剖析，古典、精致、优雅的情调，以及对旧家族斑驳迷离的历史“碎片”和“光影”的迷恋，这一切带给读者的魅力远胜过苏童其他追求“形式创新”的作品。《红粉》叙述两个妓女和一个男人之间的悲欢离合，秋仪、小萼与老浦的命运沉浮、生离死别被镶嵌进新中国成立初的“改造妓女”、“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中，故事本身被赋予历史真实感，却又颠覆正统的历史叙述，揭示出个人命运与大历史进程间存在的悖反关系。秋仪的泼辣刚烈，小萼的软弱虚荣，各个人物性格鲜明。小说以舒缓多姿的语言写出红颜飘零的别样沧桑与伤感。《我的帝王生涯》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名叫端白的国王在真实个体与帝王身份之间挣扎起伏的一生，伴之以血性残酷的宫廷斗争与亡国惨祸。这篇小说以纯粹的历史虚构表达一种纯粹的人性真实，燮国是纯粹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作者抛弃了关于历史真实的一切概念限定，完全靠想象和某些文化符号随意搭建一座王宫，让主人公在其中演绎自己的命运悲欢。小说细节真实，叙述细腻，语言平静、华丽、婉约。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细致描写一个叫岫云的女性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的颠沛流离以及与几个异性的离合，表达了对命运弄人的感叹。《夜泊秦淮》系列包括《状元境》《十字铺》《半边营》《追月楼》四部中篇小说，力图以通俗小说样式再现民国时期的秦淮市井风情，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的熟稔及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浓郁的“怀旧”意趣。《夜泊秦淮》犹如一部民国时期的秦淮风俗画卷，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风格细腻而富有文化意味。
四、“家族寻根”与“人格拷问”。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是对母系家族史和个人成长史的交叉叙述。通过对逝去的历史的寻找和叙述，“我”试图在历史与自己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小说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戏仿与文本的拼贴上，利用历史的考据推理和臆测想象制造一个瑰丽灿烂又似是而非的家族神话。叙事的可信与否代替了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历史可以用小说的方法来创造。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以家族史的形式书写两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同样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祖父活得顶天立地，死得慷慨壮烈；而父亲却在50年代后的政治运动中消磨掉志气与锐气，变得卑怯懦弱，逆来顺受，当从银幕上看到日寇屠杀的情景想到惨死的祖父深受刺激而永远倒下。小说运用交叉叙述将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祖父和父亲，不同时代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及人格精神展现在读者眼前，祖父面对日寇英勇就义的凛然正气和摔死在影院门口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作者以冷峻的眼光透视祖父、父亲代表的两代知识分子群体，赞扬祖父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气节，对“文革”中以父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做出剖析与批判。
新历史小说颠覆以往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一元论神话，反叛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观念与写作规范，将历史人物还原为具体的、真实的个体，表达作家对历史与人的独特思考，在创作方法上进行多样探索，这一切给文坛带来思想上、艺术上的新的活力。90年代以来成绩卓著的历史题材创作不能说全是新历史小说的延续发展，但受其影响则是客观事实。这一切都昭示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价值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新历史小说首先是在反叛革命历史小说这一向度上确证自身价值的，读者也需将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对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历史小说的特征、成就及地位。如果抽去革命历史小说这一“前文本”，孤立地看新历史小说，它在历史观、文学观及人的表现上的偏颇便会暴露无遗，这些偏颇也会给读者以误导。比如历史虚无感的渲染。新历史小说大都反叛历史真实性、必然性及发展观，强调历史虚构性、偶然性及循环论。这种解构有时未免矫枉过正，甚至一些作家完全抽空历史，将历史等同于任自己操控的游戏乃至儿戏，极力渲染历史虚无感，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根”的漂浮感与失重感。如何站在新的高度来诠释历史，在颠覆旧的历史观念的同时努力建构新的历史价值观，应该是新历史小说作家认真考虑的问题。其次是人的主体性的削弱。新历史小说努力剥离人的历史的、阶级的属性，驱除意识形态附在人身上的油彩，重在表现本真的人性及欲望。个体生命、欲望、命运无常、存在的荒诞等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关的生存场景往往以偶然、断裂、模糊、神秘、荒诞、悲剧的面目呈现。在这种背景下，人成为苦苦挣扎却难逃命运捉弄的无助的个体，人的一切努力似乎只能确证自身的渺小与失败，主体性被大大削弱。这同样是一种有害的观念，不能视为历史存在与人的存在本质。最后是文学“神性”的淡化。新历史小说反叛革命历史小说的昂扬乐观基调与理想主义情怀，努力展现历史的颓败与荒凉，人的孤独与弱小，世事无常与命运难测。在这种展现中，读者看到作家所理解的一种冰冷的真实、冰冷的人生，缺少文学的“神性”、“理想性”给予人类心灵的温暖与安慰。无论是新历史小说作家本人还是笔下的人物，在认识到历史与人的悲剧性处境，并把这种悲剧性处境表达出来的时候显得过分游戏与冷漠，缺少“绝望中反抗”的执著与坚毅。
在完成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拆解与颠覆之后，新历史小说的探索道路越走越窄。90年代初、中期，新历史小说在远离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娱乐与游戏倾向越来越重，新历史小说的“新”已经难称得上有多少艺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