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武侠小说”，是指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后来又将台湾武侠文学作家古龙也归入此一派别。为了区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在我国由来已久。自《史记》列《游侠列传》以来，侠士在社会中就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代表人物。唐传奇中的若干作品已具备了雏形。到明清时代有了大发展，逐渐成为定型的长篇小说，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乃至《水浒传》皆可称为武侠小说。这些作品着力表现侠客、义士替天行道、打抱不平、惩恶扬善的义举。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体现了人民反压迫、求解放的愿望。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侠客义士武功高强，具有很强的叛逆性，但他们往往为清官效命，去惩除凶恶，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了清末民初，武侠小说也有较大的收获，这时的作品开始趋向现实生活。
现代白话武侠小说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当以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作家为代表。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以《近代侠义英雄传》揭开了武侠小说的反帝主题。后来中国的武侠小说有“南向（向恺然）北赵（赵焕亭）”之称，二人都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重要作家。
《江湖奇侠传》1922年在《红》（后改为《红玫瑰》）周刊上发表，共有160回。向恺然完成前面106回，其后为赵苕狂续写。此书反映的是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居民为争地械斗，引出昆仑、崆峒两派剑侠的刀光剑影的厮杀。作品题材是个大杂烩，来源于历史轶闻、民间传说以及清人的笔记野史，但作者能把故事讲得十分生动有趣，特别是第73～81回的“火烧红莲寺”被拍成电影后，更是轰动一时。与《江湖奇侠传》的荒唐怪异不同，1923—1924年间出版的80回《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充满着民族正义的“武侠传记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成熟形态。作者在第一回开宗明义指出，“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作者以朴实流畅的语言和纪实性手法，描绘了戊戌政变前后二十多年里各路英雄豪杰，如大刀王五、霍元甲、山西老董、赵玉堂、农劲荪等人侠肝义胆和各种超凡的所作所为，为那时的侠义英雄立传。本书紧紧围绕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节的主旨，浓墨重彩地成功塑造了霍元甲这一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以霍元甲被日本人毒害结束。
武侠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真正具有“现代”气派的作品，它以1932年天津《天风报》连载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为代表。还珠楼主（1902—1961），原名李善基，又名李寿民，四川长寿县人，他自幼深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兴趣广泛，诸子百家、佛典道藏，无所不窥，曾多次上峨眉山观光、学艺，并学会了气功。幼年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蜀山剑侠传》开启了“仙魔派”武侠小说的先河，深受欢迎，到1949年时共出了55集，350万字，仅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此外，还珠楼主还创作了《青城十九侠》《武当七女》《云海争夺记》等近40部武侠作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蜀山剑侠”系列，轰动了武侠文坛。
进入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又形成南北两派，北派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南派，代表作家是王度庐，他写出了近现代以来真正的侠情悲剧小说“鹤—铁”系列（《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宝剑金钗》《鹤惊昆仑》《紫电青霜》等），并使之更具备语言艺术的意味。还珠楼主则以超凡的想象力创造神秘奇幻的神仙境界，其小说颇具唐传奇的“神韵”，而郑证因又以“技击”丰富了武侠小说。南派的姚民哀以讲述民国前后帮会的种种关系使武侠小说贴近了生活，开创了独步武侠世界的“会党小说”。
武侠小说负载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侠、义、武，既是行动的准则，又是生活的向往。这些小说，既有个人、家族恩怨仇杀的生动描摹，也有关于国家命运、民族气节的深沉思考。侠，是无畏的战士；而义，又赋予其新的进步的内涵。如此种种，说明武侠小说是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产物，因为，以“侠”而言，其有超凡脱俗的品质；就“武”而论，又擅长于技击。小说中的武侠英雄又都是理想化和世俗化兼备的，是中华民族关于“超人”的童话，是对男性精神的颂扬与企盼。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文化界简单化地处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论争，把通俗小说放到“旧文化”中予以批判和肃清。贯穿着极“左”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直接利用国家权力不但摧毁了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同时也无情地窒息了来自民间的文化传统。表面看来，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消失了，但是，它却以“寄生”的方式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获得了在特殊语境下的变异性延续，这就是红色经典中的“革命传奇”。如曲波的《林海雪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小说，往往采用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游侠”、“绿林”、“侠义”的艺术结构、道德观念和审美模式，使小说情节传奇化、人物超人化、战斗场景灵活化，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而且在作品中，敌人之所以要被消灭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主要是因为他们道德上的恶——即“魔”，英雄总具备超凡的品性、外貌、意志、本领——即“神”，中间掺杂着所有主次人物的血仇——复仇故事或是英雄成长的线索，有时还会有儿女情长的革命爱情。这批小说融入了“英雄、儿女、鬼神”以及“游侠、绿林、侠义”的传统通俗小说因子，呈现出民间传统文化的色彩。
与大陆相比，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则有了新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遂依武林之旧俗上擂台比赛。比赛之前，香港报刊大做文章，赛后人们余兴未减，依然众口喧腾。当时的《新晚报》总编罗孚遂“忽发奇想”，要他的广西老乡、平时喜欢填词做诗的陈文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1月20日，以“梁羽生”之名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至8月初，该部长篇连载完毕。这个恍如急就章形式赶出来的武侠作品立即成为流行小说，《新晚报》因此销量猛增，而《龙虎斗京华》马上成为街谈巷议、人人争读的畅销作品。同时，国外的中文报纸也争相转载，首先是泰国，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侠文学之风”。许多大报马上跟风增加武侠小说，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一年多之后，金庸终于在罗孚、梁羽生的动员之下初次试水，结果一炮而红。《书剑恩仇录》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可视为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段时间，也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开始活跃的时代。卧龙生从1958年起撰《飞燕惊龙》《铁笛神剑》等；司马翎亦于1958年涉足武侠文学界，他以“神剑”系列面世，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并立，有“台湾三剑客”之称。诸葛青云是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以所谓“才子型”武侠小说而闻名。三人均在1958年从事武侠创作，但写作风格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旧武侠一路。古龙的出现却是另辟新径，他以“新派”风貌在台湾武侠文学界独树一帜。虽然他的“新”法与金、梁有所区别（着重于是否忠实历史、细节描写、文字风格方面），但一般人仍将之归入“新派”。因之，20世纪60年代可谓新武侠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也是港台兴起的武侠文学走向繁盛的时期。
新派武侠小说取得辉煌成就的，是“武侠三大家”梁羽生、金庸和古龙。武侠小说在他们的手中成为真正的“成年人的童话”。他们所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去掉了旧武侠小说的陈腐语言，开始用新文艺手法构思作品。他们从外国小说中汲取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融为一体，使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武侠小说逐渐由通俗读物转变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创作而登上大雅之堂。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1952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一经发表，就引起轰动。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到1984年“封刀”改写历史小说为止，先后共创作了《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传》《七剑下天山》等32部武侠小说。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人，梁羽生首次将言情内容引入武侠小说，他的作品借传奇情节写历史风云，使小说在反映时代现实的基础上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另外，侠义精神也成为其作品所表现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梁羽生追求的是正统的侠义观念，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观，这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有类型化、模式化倾向，作品有着明显的类似于古代通俗小说“英雄儿女”、“才子佳人”的痕迹。
古龙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武侠小说大潮中脱颖而出的又一位新派武侠小说大家，他以武侠推理小说独树一帜，与梁羽生、金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古龙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写武侠小说，到1985年去世，共写了80余部作品，整体看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他的早期作品有粗制滥造之嫌，后期的作品则在艺术质量上达到较高水平，如《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陆小凤》《欢乐英雄》等。古龙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奇”，故事情节曲折惊险、悬念迭出，结尾常常出人意料之外。行文跌宕跳跃，句式简短，自成一家；他还善于制造悬念，尤其善于塑造武侠福尔摩斯，在刀光剑影中把表面乱麻般的案件，一一条分缕析，通过严密的推理判断，导出真凶，铲除奸恶。由于内容新、笔法新、句式新，情节离奇曲折紧张，故事复杂多变，极受读者欢迎。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在新武侠小说创作中堪称代表人物。艺术成就之高，至今无人可比。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他在海宁修高小时，喜欢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大学时代便细读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对他后来写作新武侠小说有一定影响。1959年，金庸与中学同学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同时，兼任长城、凤凰等电影公司编剧等。
从1955年至1972年封笔，金庸共创作15部武侠小说，其中长篇小说12部。主要作品有：《书剑恩仇录》（1955）、《雪山飞狐》（1957）、《射雕英雄传》（1958）、《神雕侠侣》（1959）、《飞狐外传》（1959）、《倚天屠龙记》（1964）、《天龙八部》（1966）、《笑傲江湖》（1967）、《鹿鼎记》（1969—1972）等。其中《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系列长篇，是其代表作。
金庸的武侠小说博大精深、雅俗共赏、融汇古今、艺贯中西，其作品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历史、侠情、武功、神奇、趣味等因素，将诸多流派的精华熔于一炉，对武侠小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把武侠小说从单纯娱乐层次提升到富于文化哲理、生命体验的较高境界，成为新武侠小说创作的一座高峰。与其他武侠作家相比较，金庸小说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寻宝、情变、家国是其作品的三大主题。他的武侠小说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无论其内容、人物、情节上有怎样的转换和变异，在主题的选择上都不外寻宝、情变、家国三类主题。所谓宝者，一是指宝物、宝图，二是指武功秘术。《神雕侠侣》寻找塞外藏宝图，《倚天屠龙记》寻找武功秘谱，《鹿鼎记》寻找《四十二章经》。情变，是其武侠小说的又一主题。在旧武侠小说中，侠义英雄是不近女色的。然而在新武侠小说中，几乎所有侠义英雄都被夹裹在三角乃至多角的复杂变幻的恋爱关系之中，都与一些色技双绝的女侠发生需要克服却又陷于两难的爱情纠葛之中。这些色技动人的女侠，常常充任着武侠英雄仇敌或其对手的角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都演绎出种种情变的故事。描写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亦是新武侠小说中一类重要主题。这类主题包含着舍生取义、宁负国人不负国家的思想。金庸的作品一般以历史为背景，多取材于宋元、元明之际的民族关系。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问题，也有较复杂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描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都包含了这类主题。他的家国矛盾不是表现在中国与外国的斗争，而是表现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之间的斗争。
二、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郭靖、黄蓉（《射雕英雄传》）、乔峰、虚竹、段誉（《天龙八部》）、杨过、小龙女（《神雕侠侣》）、令狐冲（《笑傲江湖》）、韦小宝（《鹿鼎记》）等。金庸注意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开掘深层次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全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而是和现实生活十分贴近的真实的人，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即使一些反面人物，也写得栩栩如生，让人过目不忘，如“黑风双煞”陈玄风、梅超风（《射雕英雄传》）、李莫愁（《神雕侠侣》）等。金庸还注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性格的动态发展，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
三、武侠小说必然以情节取胜，金庸也不例外。他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而且每部小说互不雷同。如《书剑恩仇录》采用民族矛盾和情爱纠葛交叉发展的结构。两条线索互相纠缠，迂回曲折，变化多姿。《天龙八部》有八条情节线，但作者没有分摊笔墨，而是以乔峰的经历为主线，串联各情节线，使故事沿着乔峰的生活足迹循序发展，眉目清晰。
但是，金庸并不只靠情节来吸引人，他追求文化、历史、人性的深度。寓教于乐的构思模式，内容具有隐喻性，这是其实现雅俗共赏的基础与诀窍。金庸的武侠小说诞生于繁荣的商业都市的经济氛围之中，因而，以吸引读者为目的，造就了武侠小说极为强烈的娱乐意识。然而，对于武侠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视，并不意味对于教喻性功能的无视。相反，在他的武侠小说娱乐、打斗的载体之下，负载着极为鲜明的教喻性。这种教喻性因附着生动的情节与鲜明的形象而更为感人、有力。侠是主，武是从，武要为侠服务，侠就是真理和正义。金庸从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起，即在历史故事的表现中表彰侠烈。虽然描绘了大量的儿女私情，却不忘国仇家恨，而以民族大义贯穿其间。他的《笑傲江湖》就无情地揭露了权力对人的心灵的腐蚀。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之称。他的小说所负载的对于宇宙的哲理意识和生命体验，使得他的武侠小说趋向经典而脱离纯娱乐的较低层次。
四、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得到广泛认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武侠小说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中诞生，而又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对象化使得它附着于情节描写、人物描写之中，而显现出情节叙述、人物描写的象征性来。
他的几乎每一部小说作品都依托于一连串的长途旅行。旅行正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生跋涉，是漫长艰难的人生象征。在旅途中，人们远离家园，漂泊无定，险象丛生，故事连环。这种生活，既酝酿着危险，也提供了机会，从而为侠客们提供了一个个一展身手的生动舞台。在人生的漫游中，侠客们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怯懦和渺小。在侠客胜利完成长途旅行而得以凯旋时，这种完结，超越了单纯的胜利光耀，渗透着胜利者艰难跋涉的悲剧意识，从而象征了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全力寻求、全力奋斗的那种归宿感和终极价值。武侠旅途的全程象征着人生的漫漫旅途。
侠客，都是身怀绝技之人。在武侠小说中，武技的描绘理应是武侠小说的重要内容。在金庸的小说中也充满了呼风唤雨的气功、出神入化的点穴、奇谲无敌的剑法、盖世拔山的拳功。在金庸的作品中，这种种武功神艺也被赋予极强的象征意义。在《射雕英雄传》中，某一种武功的描写，常常暗示和体现着人的一种性格。以一根绣花针为暗器，常常暗示着主人心理的阴暗、性格的乖张。而一套“降龙十八掌”的施展，则正是主人公一身浩然正气的象征。武功是人的象征。所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无一不通过武功的修炼和运用，将其性格凸显于读者的面前。武侠是哲理的象征。在金庸的小说里，武功原理的发挥又往往借助于中国儒、禅、道哲学而施展，武功作为应付自然和社会的手段，实际上也象征着种种立身处世的人生。
《射雕英雄传》在艺术上有较高造诣，成为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不但吸收了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章法，还广泛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使其在武侠小说中别具一格。小说构思奇特，气势宏伟，寓历史风云、民族变迁于人物传记故事的传奇之中，力度非凡、内涵充盈。小说以人物变迁为线索，反映了宋、金、元之间复杂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天下各派武林人物的激烈纷争，描绘了从铁木真兴起到病逝二十多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那个时代武林义侠深沉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复杂，波澜起伏。主人公的命运也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令人牵肠挂肚。小说的节奏紧密短促，节节生奇，不尽不止，动人心魄，牵人情怀。小说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个性单纯鲜明，透明度强。作者往往紧抓住一点生发开去。如郭靖憨厚、坚韧，黄蓉聪明、机智，欧阳克贪色，杨康奸诈，欧阳锋之毒，洪七公之义，一灯大师之仁，黄药师之邪，周伯通之顽等都逼真突出，并有意地夸张渲染，使其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富于传奇性，不乏浪漫味。小说中有些情节描写采用戏剧法，让各类人物同时登台表演，互相映衬。如归去山庄、嘉兴烟雨楼比武等都糅进了戏剧舞台的表演方法。小说对于情绪气氛的渲染，有张有弛，时而拼杀，时而幽默风趣，读来妙趣横生。
五、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广大无边，不止于绿林而涉及整个世界，不止于江湖而涉及江山和庙堂（历史与政治），不止于“单打独斗”而涉及民族战争、千军万马。在“武林”与“历史”的独特时空中，抒发他对人生、历史、世界、生命、人性乃至政治及“国民性”或“民族性”的感悟。
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不仅吸收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一些精华，更多的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精华，虽然难免有时精芜并存、文野同在，甚至有穿帮与重复，但整体上，金庸武侠小说的生命之根是深远的。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其他还有《风云初记》（孙犁）、《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烈火金刚》（刘流）、《平原枪声》（李晓明）、《平原烈火》（徐光耀）、《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