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文学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类型，它以诗的形式抒写抒情主体——“集体（阶级）代言人”对革命历史、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的讴歌与评说，传达诗人崇高的思想觉悟和激越的政治豪情，它常以铺陈的手法、分明的节奏和铿锵的声韵实现诗歌的政治鼓动和精神重塑功能，形成这一时期诗歌创作风尚，聚集了一批诗人。可以说，“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并以自己多寡不一的创作参与到“政治抒情”的潮流中。有代表性的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依甫江·艾利耶夫（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晓雪（白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汪玉良（东乡族）、木斧（回族）、哈拜（锡伯族）、库尔班·阿里（哈萨克族）、康朗甩（傣族）等。
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49）、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雷锋之歌》（1964）、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蒙古族）、铁依甫江·艾利耶夫《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维吾尔族）、晓雪《祖国的春天》（白族）等，被认为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经典诗作。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发展受到当代政治的影响十分明显。“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诗歌积极介入政治而生成的一种典型的当代颂歌形态，由于这种诗歌形态有助于确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认同感，激发民众的生产斗争**，它最终普泛化为当代诗歌的主导样式。这类诗歌歌颂的对象主要为新生的“共和国”、新政权的领导者及“工农兵”。就艺术资源而言，“政治抒情诗”既继承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诗歌”的革命斗争精神，又发扬了中国现代诗歌浪漫抒情传统，同时还吸纳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提出的“无论是歌，还是诗，都是旗帜和炸弹”的诗学理念。
“政治抒情诗”作为“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代表性的诗歌形态，具有当代颂歌的基本特质。它的最突出的特征是题材的政治性，具体表现为：其一，直接书写重大的政治事件，或从政治角度切入社会现实生活，呈现人们亢奋的政治情绪。在政治挂帅的五六十年代，现实的社会生活被普遍染上政治色彩，诗歌担负着政治宣传和鼓动的功能，政治事件（斗争）成为政治抒情诗的重要题材。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抒写的是诗人对新生“共和国”的礼赞与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胡风《时间开始了》的题材同样与新中国成立这一政治事件有关，诗人满腔热情地颂扬“祖国”的诞生：“祖国，我的祖国/今天/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贺”。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作为一首歌颂新生活、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颂歌，正是以饱满的政治**，书写了延安整风和“百家争鸣”等重要政治事件，赞美“神话”般的“共和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唱新时代里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抒发人们内心的**与昂扬的斗志：“啊，多么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国/啊，多么好！/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放声/歌唱吧！/大声些/大声/大声！/把笔/变成/千丈长虹/好描绘/我们的时代的/多彩的/面容/让万声雷鸣/在胸中滚动/好唱出/赞美祖国的/歌声！”
其二，仰视的抒情姿态。诗人以仰视的视角真诚地讴歌现实与未来及时代英雄，这是“政治抒情诗”的又一重要特征。以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为例，诗人将雷锋想象为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加以膜拜和讴歌：
呵，你阶级战士的
姿态
是何等的
勇敢，坚定！
你共产党员的
红心呵
是何等的
纯净、透明！……
雷锋
你是多么欢乐呵！
在我们灿烂的阳光里
怎么能不
到处飞起
你朗朗的笑声？
雷锋
在心灵的深处
你有多么强烈的
爱呵
又有多么深刻的
憎！
爱和恨
不可分割
象阴电、阳电一样
相反相成——
在你生命的线路上
闪出
永不熄灭的火花
发出
亿万千卡热能！
显然，雷锋的“高大全”形象的建构与诗人的仰视姿态紧密相关，这种抒情姿态旨在呈现诗人拥抱现实的赤诚之心及对英雄的崇拜心理，它逐渐成为当代颂歌的一种重要的审美原则。
其三，国家“代言人”身份的抒情主体。政治抒情诗的抒情主体不再是思想与个性独立的“个体”，而是国家或阶级的“代言人”。诗歌中的“我”（或“我们”）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化身，要么是“人民”、“集体”或“党”的代言人。抒情主体的“集体”定位，既可以使“个体”在融入“集体”过程中获得精神归宿感，同时又可有效锁闭个人话语空间，防止知识分子独特情思与经验的显露。如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中就是以“我们”的身份发出号召的：“同志们！/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不仅用言词/而且用行动/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在我们的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困难的背后/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显然，诗歌里的号召者已不再是一个极富思想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主体，而是极力融入“集体”里的纯粹“大我”。
其四，富于鼓动性和煽情性的语言。最大限度发挥诗歌的战斗性和鼓动宣传作用是“政治抒情诗”基本价值指向，为此诗歌努力超越有节制、内敛式的、曲折而隐晦的情感抒发方式，而是极力追求一种简洁、明快、豪壮而激越的情感宣泄方式，强化汹涌澎湃的政治**之于读者的感召力。再以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为例，诗歌运用富于鼓动性和煽情性的语言，号召青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勇于“向困难进军”并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骏马/在平地上如飞地奔走/有时却不敢越过/湍急的河流/大雁/在春天爱唱豪迈的进行曲/一到严厉的冬天/歌声里就满含着哀愁/公民们！/你们/在祖国的热烘烘的胸脯上长大/会不会/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不会的/我信任你们/甚至超过我自己”。诗中“骏马”、“大雁”和“公民们”单独分行，既形成一种比照，有效地凸显他们之间的差异，又给人明快与简洁之感，同时借助设问等修辞手法不仅可启发读者思考，还可能鲜明地展示诗人的观念，从而增强诗歌的感召力。
在诗体形式上，“政治抒情诗”诗人大多借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行排列方式，如贺敬之的《十年颂歌》：
东风！
红旗！
朝霞似锦……
大道！
青天！
鲜花如云……
听
马蹄哒哒，
看
车轮滚滚……
这种诗体形式一方面可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亦有助于提高诗歌“力”的传达与表现。另外，以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诗人借鉴古代辞赋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辞赋体”：
哦，我的青春、我的信念、我的梦想……
无不在北方的青纱帐里染上战斗的火光！
哦，我的战友、我的亲人、我的兄长……
无不在北方的青纱帐里浴过壮丽的朝阳！
哦，我的歌声、我的意志、我的希望……
好像都是在北方的青纱帐里生出翅膀！
哦，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的故乡……
好像都是在北方的青纱帐里炼成纯钢！
……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
这种诗体诗行大体整齐，采用短句铺饰的方式，大量使用夸张、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使诗歌形成一种宏伟、奔放与开阔的气势，有效增强了当代颂歌的鼓动性和抽象观念的论辩气势。
郭小川和贺敬之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他们的诗歌除了具有上述相同的特质之外，还表现出各自独有的诗歌风貌。郭小川在“政治抒情诗”中虽然努力呈现自我融入时代与历史的渴念与决心，但也时常流露出个体生命消融在历史潮流中的疑虑、矛盾、焦虑与迷惘。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望星空》一诗中，该诗一方面书写诗人瞭望壮丽、神秘和浩大的星空时发出的感慨：“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表现出对壮丽星空的神秘想象及神往之情：“在那遥远的高处/在那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时间对于你/跟空间一样——/无穷无尽/浩浩****”。与此同时他也流露出无限的惆怅与茫然：“千堆火/万盏灯/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诗人深刻体会到了在浩渺的时空中个体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投入沸腾的生活和征服自然的“自豪的感情”与“非凡力量”：“我们要把长安街上的灯光/延伸到远方/让万里无云的夜空/出现千千万万个太阳/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让满天星斗/全成为人类的家乡”。诗人在一种超越个体与现实的浩渺的时空意识里，体验与探寻着个体生命与历史政治、个体与集体以及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关联。可以说，在“共和国”时期，郭小川的不少诗歌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与裂痕，这种现象并非诗人有意僭越已然生成的当代颂歌范式，而是在“一体化”年代寻找新的切入政治题材的基点，以及探寻属于自我独特的诗歌想象空间和语言方式带来的意外收获。
与郭小川“战士”与“诗人”双重身份带来诗歌文本充满矛盾和裂痕不同的是，贺敬之则在“政治抒情诗”中始终追求思想和情感的“和谐”与“纯粹”，和抒情主体的“统一性”和“本质化”，以及个体融入整体的欢欣与自豪。以《雷锋之歌》为例，诗人从“政治”而非个人体验维度入手，建构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形象：他经受的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刻骨的疼痛”，以及由此引发的“满腔的愤怒”，始终展示的是“勇敢、坚定”的“阶级战士的姿态”，以及“纯净、透明”的“共产党员的红心”，持续激**在胸中的是以“阶级”为“本质”的“强烈的爱”和“深刻的憎”，以及“高举红旗，向前进攻”的壮举与信心。雷锋的精神及形象特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呈现高度的统一与融合。这种抽离个体丰富而感性的生命体验及具体而复杂的历史情境的抒情方式，以宏大的政治命题或政治情绪为书写对象，赋予诗中意象特定的象征性政治内涵，以豪迈的**推进抽象的观念阐释等，几乎成为20世纪60年代诗歌的生产方式，成为“文革”时期主流诗歌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资源。当时诗坛中较有影响力的诗人如严阵、张志民、闻捷和部分“新崛起”的“工农兵”诗人都加入到了“政治抒情诗”的生产潮流中，有力推动了这种诗体样式的发展、壮大与繁盛。
当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抒情诗”在自身的建设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难以突破的艺术困境：一是，抒情主体的自我放逐，使得“政治抒情诗”锁闭了个人情感空间的同时，形成一种封闭且自足的以歌颂为基调的“大我化”抒情方式，导致诗歌情感不断走向空洞化。与此同时，诗歌的写作者大多追求宏大的抒情结构，使诗歌情感急剧膨胀，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又造成诗歌情感的轻浮与无力。二是，“政治抒情诗”的书写受现实政治或具体政策的强大规约，加之诗人对政治理解日益褊狭，不仅使诗人的思想和感受的敏锐度渐趋下降，也使他们逐渐丧失处理诗学与政治学矛盾的能力，以及超越现实政治的深邃的观察力和预言力。三是，“政治抒情诗”诗学资源相对单一，为了抒写抽象的政治理念，大量的政治标语和口号被引入诗中，诗歌艺术因传达过于密集的政治话语的植入而呈现僵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