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实验诗”，是继“朦胧诗”后出现的又一股新的诗歌潮流。其主要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翟永明、徐敬亚、默默、多多、万夏、杨黎、李亚伟、马松、杨克等。他们的诗歌理论新异而驳杂，流派、团体不断涌现。为了超越“朦胧诗”的诗歌范式，他们极力推崇反崇高、反优雅、反文化和反语言等诗歌理论，主张诗以平民化的视角、粗鄙的意象、客观冷静的抒情姿态、口语化和粗俗化的语言以及愤世嫉俗的反讽修辞，呈现庸常生活中人内心的孤独感、焦灼感、荒诞感与失落感。
1982年之后，虽说“朦胧诗”的论争仍在继续，但“朦胧诗”的创作潮流已渐趋衰退，而且当时许多“朦胧诗”诗作仅仅是对北岛和顾城诗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不但诗歌里充斥着伪饰的情感，而且形式上也缺少持续革新的努力。另外，“朦胧诗”一方面出现了被过早“经典化”的迹象；另一方面也遭遇了自我突破的困境，这些现象引起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的不满和担忧，于是他们对诗歌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叛”和“超越”行动。
1982年一些诗人提出“打倒北岛”口号后，他们开始有意颠覆“朦胧诗”所形成的诗歌书写模式，创作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诗学理念和艺术形态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4年以后，“新生代诗歌”创作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表现在当时出现了大量带有实验性的诗歌社团和各种自办（自印）的诗刊、诗报和诗集，同时还出现了许多由诗人的“结社”写作方式而形成的社团和诗群体，这些社团（诗群）主要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等。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并介绍了60余家“诗派”，这些“诗派”由100多位“后崛起”诗人组成。如此众多的“诗派”和“社团”，有效地推动了“新生代”诗歌的崛起。
“他们文学社”因《他们》期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翟永明和吕德安等人。虽说《他们》中作者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诗学主张，即回到诗歌本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体验，重视诗歌中日常生活的还原和日常口语的运用。韩东甚至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观念。
“海上诗群”于1984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漫流、陈东东、王寅和陆忆敏等人。他们的诗力图呈现个体生命与都市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揭示现代大都市背后人的生存孤独感、荒诞感和“无根”的漂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同时他们的诗歌充满“怀旧”气息。
“莽汉主义”是四川的万夏、胡冬和李亚伟等人组成的诗歌群，他们以绝对“通俗易懂”和随意性的口语，以一种嘲讽的、**不羁的口吻和“反文化”的姿态，摧毁和消解“优美”与“崇高”的美学意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明显的“解构”性。
“新生代诗歌”具有较为鲜明的美学特质。首先，消解“文化”、消解“崇高”和解构传统。实际上，“朦胧诗”崛起之后，诗与现实政治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受到重视和强调，许多“非诗”的元素仍制约着诗歌的发展。“新生代”诗人认为，人类生存在各种文化网络中，人已被诸多文化形式所围困和异化，人和世界也失去了原有的“本真”状态。于是，他们提出了诗歌的“归真返璞”（“他们文学社”）和“前文化还原”（“非非主义”）等诗学主张，努力颠覆诗歌向文化层面提升的传统。
以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的比较为例。杨炼的长诗《大雁塔》书写了象征着民族苦难的“大雁塔”的历史：“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我的身躯、铭刻着/千百年的苦难、不屈和尊严”，“与民族的灾难一起/与贫穷麻木一起/固定在这里/陷入沉思”。在诗中，“大雁塔”不仅是人格化了的意象，而且也熔铸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它成为一种民族命运的隐喻符号以及中国文化的原型意象。诗人将个体的人生际遇或世事的评说，借助记忆与想象挪移到被吟咏对象——大雁塔的文化积淀之中，来抒发创作主体的苦难意识、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确认自我存在价值，高扬曾经被践踏的人性和被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升诗歌的文化底蕴、思想厚度和情感张力。
而“新生代”诗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则有意解构“大雁塔”意象的文化意蕴：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在这首诗里，“大雁塔”被赋予的文化象征意义遭到解构，它不仅丧失了文化和历史的隐喻功能，也失去了意象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和深刻内涵，它成为与历史与文化毫无关联的景观，一个仅为我们提供实现所谓“英雄”梦想的平台。韩东一方面以口语化的方式拆解了大雁塔的历史与文化，破除了人们对英雄的讴歌与崇拜，切断了知识精英对大雁塔持久的文化记忆，消解了“大雁塔”意象既有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则以极其冷静的姿态呈现一种平淡而又乏味的存在，零度的情感**裸地揭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实情状。
由前述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新生代”诗人努力坚守一种“非文化”意识，他们让诗歌超越文化的种种樊篱，并向诗的本体回归，以消解一切的方式让诗歌在卸下外在的文化负载的同时，借助语言形式最大限度地呈现事物的“本真”状态。
其次，鲜明而执著的“反英雄”姿态。“新生代”诗人有意放弃“朦胧诗”所倡扬的英雄姿态和理想主义立场，力图以平民视角反映凡夫俗子日常生活和庸常生命中的苦乐哀愁或爱恨生死，甚至连日常起居和吃喝拉撒都成为诗歌反复书写的对象。于坚《尚义街六号》即为显例：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老房子
老吴的裤子晒在二楼喊一声
**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诗歌里“老吴的裤子”、“**的脑袋”、“排着长队的大厕所”、“穿鞋子”、“小便”和“洗短裤”等都是普通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诗人以普通人的眼光客观而冷静地书写日常生活的情状和内心真实感受。包括于坚在内的“新生代”诗人正是让诗歌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回归，使人们难以在庸常的生活中获得“时代英雄”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从而实现“反英雄”和“反崇高”的诗学追求的。
再次，“口语化”的诗歌语言策略。“新生代”诗人对诗的“口语化”写作的实验执著而痴迷，他们认为书面语承载着大量的意识形态和人文信息，诗歌要超越“朦胧诗”的传统，关键在于实现语言的自觉，于是，他们以一种粗俗而又口语化的语言，以及反修辞的诗句来颠覆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的“典雅”传统，高度自觉的语言意识拓宽诗歌的发展道路。韩东的《你见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你想象过
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象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这首诗不仅通过“拒绝隐喻”的方式削平诗的意蕴深度，更为重要的是，新生代诗人借助一种口语化的诗歌语言，有意摒弃烦琐的话语修辞或滥调套语，以简单而干净的口语呈现抒写对象“大海”的“本真”状态——不管“你见过大海”，还是“你想象过大海”，大海“就是这样”且“顶多是这样”，诗歌以“语言还原”来完成“感觉还原”和“意识还原”。不过，这种“口语诗”受到的更多是“非诗”的指责和讥评。
另外，“新生代”诗人甚至将市井粗话、鄙俗字眼引到诗歌中，如娄方的《印象》：“把流出的泪水咽进肚子里/在厕所里尽量把屁放响”，俚语粗话已全然颠覆了书面语的高雅性，拆卸了书面语所背负的诸多文化负载。又如男爵的《和京不特谈真理狗屎》：“真理就是一堆屎/我们还会拼命去拣/阳光压迫我们/我们还沾沾自喜”，“在真理的浇灌下/我们茁壮成长/长得很臭很臭”。诗人以极其粗鄙的语言和玩世不恭的做派嘲弄了“真理”的权威性和人们对所谓“真理”的崇拜与迷信，从语言的维度展示着诗歌文本实验的可能性。
最后，反讽的修辞方式。“新生代”诗人经常以自嘲和自我亵渎的方式讲述故事和书写现实人生。如李亚伟的《中文系》用调侃口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消解大学作为知识殿堂的“神圣性”：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钩饵的大河
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
网住的鱼儿
上岸就当助教，然后
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
当儿童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
有时，一个树桩船的老太婆
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
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
让孩子们吃下。
一个老头
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
放些失效的味精
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
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在诗里边诗人描述的不是自身在“中文系”度过的丰富而充实的大学生活，而是极力嘲讽中文系教师乏味而单调的人生形式，以及他们追求形而上的知识与学问背后所隐藏的功利心和包裹的隐秘欲望：“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撒满钩饵的大河”、“沉滞的肥皂泡”、“爆炒野草”，“失效的味精”这些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诗句，有力地撕开了大学的正经与高贵的外衣，露出其世态百相及“真面目”，着实把“中文系”奚落了一番。另外，诗中“中文系”学生的生活情调不再高雅与浪漫，而是相当世俗化：“万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他们追求的不是高深理论知识，而是青春的爱恋：“知识就是书本就是女人/女人就是考试/每个男人可要及格”；他们享受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伪自由”：“根据校规领导命令/学生思想自由/命令学生/在大小集会上不得胡说八道”，诗人正是用反讽的手段撩开大学“中文系”的神秘面纱，使其显露“庐山真面目”。可以说，这种“反讽”的修辞手法和策略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现代诗歌的表现力，拓宽了诗歌的审美空间。
“新生代”诗人为了拓宽当代诗歌的发展道路，在消解“文化”与“崇高”、“反英雄”和“语言还原”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具体实验，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不过，“新生代”诗歌在解构传统和实施“断裂”的同时，也陷入了诸多难以突围的艺术困境之中：其一，“新生代”诗人在展现“反崇高”和“反英雄”的反叛姿态之时，难免流露出浓重的虚无主义思想，有些还跌入“平庸”与“堕落”的“精神深渊”不能自拔；其二，“口语化”或“粗鄙化”的语言入诗，使诗歌“诗美”或“诗意”**然无存，有些诗人甚至卷入低级谩骂和嘲讽的旋涡中失去了方向；其三，“新生代”诗人重视诗歌语言的本体价值，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同时，又把诗歌带入到“把玩文字技巧”的荒漠之中，诗成为失去鲜活血液和思想精魂的空壳；其四，“新生代”诗人虽善于制造诗歌“事件”，但诗歌文本却整体乏力，虽理论宣言层出不穷，但文本生产却赶不上理论“翻新”的速度。
[1] 陈若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2]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载《文汇报》，1981-05-12。
[3]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载《河北师院学报》，1981（1）。
[4]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载《星星》，复刊号，1979。
[5] 丁力：《古怪诗论质疑》，载《诗刊》，198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