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茶馆》
发表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的扛鼎之作。
剧作以一个名为“裕泰”的北京大茶馆在清末戊戌政变失败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夕三个时代横跨五十多载的兴衰盛变为背景，讲述了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首的一群小人物在旧中国动**年月中经受的苦难，“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1]茶馆掌柜王利发信奉祖传的经商原则“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为经营这份家业殚精竭虑，然而茶馆却随着时局每况愈下，任凭时代更迭，终难摆脱被盘剥敲诈的命运；吃皇粮的旗人常四爷刚强耿直，常感时忧国，对清廷腐败、洋奴横行、贩儿卖女等社会乱象多有针砭之词，因一句“大清国要亡”招来牢狱之灾；民族资本家秦仲义自命不凡，沉醉于实业救国的梦想，可抗战胜利后，他的工厂却被政府当做逆产没收……历经三个时代的命运沉浮后，三人白首相聚，百感交集：改良经营“越改越凉”的王利发不明白“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呢”；渴望自食其力的常四爷，面对凋零世道、衰颓国势，也只有悲凉一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破产的秦仲义只剩一腔愤懑和自嘲：“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三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撒起捡来的纸钱为自己祭奠，通过一种自我解嘲的仪式道尽人事的无奈与苍凉。最后茶馆被霸占，王利发悬梁自尽，剧作在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一声“蒿！（好）”中猝然落幕。除了这三个贯穿性人物，剧中还汇集了上至前朝贵胄、下至流氓地痞，几乎囊括整个北京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行踪：两个大户人家为争夺一只鸽子兴师动众；破产贫农无奈卖女，却被老太监收买为妻；两个逃兵打算合买一个媳妇，好不容易攒下的银元又被特务贪污；刘麻子干着买卖人的营生还大言不惭“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最后稀里糊涂被当逃兵抓走，丢了性命；江湖骗子唐铁嘴专发国难财，巴不得世道越乱越好；前国会议员对国事失望，远离庙堂，潜心修道；京师名厨、说书艺人面临手艺失传痛心疾首；太监的侄媳妇做着复辟帝制的梦，给自个儿封了个皇后……这些各具典型的人物以各自的生活故事、命运遭际，轮番再现了旧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世相。
对于老舍50年代的戏剧创作而言，《茶馆》的出现是一个“异数”。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创作了不少配合形势宣传而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茶馆》的前本《秦氏三兄弟》[2]原也是为宣传“新宪法的颁布”而作。后来友人的建议激发了老舍积蓄已久的创造经典的冲动，遂改变初衷，根据原本一场发生在茶馆中的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3]在重新构思的剧作中，老舍有意识地“避生就熟”：在题材上，躲开政治斗争问题，探囊取物般将笔触伸向自己擅长表现的旧时代市井生活领域，将全部目光聚焦于小人物的命运，“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4]；相应地，在写法上也启用了自己擅长的戏剧样式和艺术风格。
一、“人像展览式结构”。在《茶馆》中，老舍放弃了传统话剧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抱定一件事发展剧情的结构法，而采取了以人为主、以人带事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其特点是，以刻画人物群像为主，多人多事多穿插，以总体的象征性反映社会风貌。这种结构无疑突破了传统话剧舞台的限制，极大拓宽了戏剧的表现生活的容量。老舍有意识地突破编剧常规，挣脱情节链和过分戏剧化的框范，称自己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5]这种“新的尝试”不无受到其小说创作思维的影响。[6]老舍将其小说创作中着意人物刻画的美学观念，及其小说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用于戏剧创作，于是有了《茶馆》这样一部以人物取胜、以生活化见长的话剧。老舍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独特认知，选择“老北京大茶馆”和“三个旧时代的生活横截面”作为“人像展览”的时空场域，刻画了出入茶馆的70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者多达50人。对于众多人物，老舍不仅以“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串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的编剧策略，有效避免了人物群像戏可能造成的一片混沌，而且“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让每个人物都带着各自的身份背景、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目的上场，在日常生活场面的铺陈中完成一个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速写。[7]因此《茶馆》中每一个出场人物，即便戏份极少，也能有血有肉、个性分明地立在读者或观众面前。
“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并不着意展现人物完整的人生历程，即便是贯穿性的主要人物，也刻意虚化其生活背景，仅截取人物在茶馆中的具实片段加以呈现，却能收到言少意多的艺术功效。这得益于老舍对每一幕戏中最能凸显人物性格的“重头戏”的精选，这些“重头戏”看似随意穿插，却于世态万千中极其精练地展示特定时代国人的生活情状、精神形态，并折射社会进程的重要关节。这一构思，为老舍纵横自如的铺排功夫和“神龙见首不见尾”几笔点亮人物的精到笔力提供了挥洒空间。老舍的这种艺术功力在《茶馆》第一幕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幕戏以不长的篇幅一下就活画了20多个各具神采的人物，并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地勾勒出整个清末社会朝廷腐败、犬牙横行、民不聊生的纷乱世相：晚清末年，人声鼎沸、生意兴隆的大茶馆里接连上演了“鸽子之争”、“贫农卖女”、“秦常分歧”、“秦庞斗嘴”、“常四爷被捕”、“庞太监买妻”等彼此之间无甚关联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三言两语就达到**，矛盾冲突“一触即离”，转入下一个场景；各组事件之间还穿插着江湖骗子、人贩子、朝廷爪牙等社会渣滓的各种肮脏勾当，以及茶馆掌柜、众茶客对不同事件持有的微妙态度。时代洪流中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多元分布的人物关系得到生动展现，不同人物的命运在相互映射中，暗含诸多意味深长的历史文化隐喻，留下无尽的释读空间——这些都为《茶馆》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二、“侧面透露法”。老舍坦言自己不十分懂政治，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和促退”[8]。然而《茶馆》要表现三个旧时代，无法完全回避政治问题。老舍的最佳选择就是采用“侧面透露政治消息”的办法，这种办法同样是在“人像展览”的层面上得以展开：即利用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中国社会的典型缩影”中，通过他们在不同年月的生活情状和精神形态折射世道风云，社会文化变迁蕴含政治上的变迁。第一幕中，两户人家为了争夺一只鸽子兴师动众大闹一场，引发一个卖杂货的老人感慨：“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透露了清末社会的贫富差距。第二幕中，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覆灭十几年后坚持留着辫子，他为自己“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一个不懂政治的平头百姓，只能凭着朴素的生活经验维护自己的一点“先见之明”，却也洞见了某种恶性循环的历史怪相。第三幕中，王利发迫于生计向老客户要茶钱：“唉！‘茶钱先付’，说着都烫嘴！”；说评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手艺无用，只能包办监狱伙食的名厨则自嘲：“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众人的感叹透露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随着日趋没落的社会走向终结的实情。老舍让每个人物脱口而出的都是跟他自己切身相关的事，坦露的是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又都与时代挂钩，这样一来，“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9]。让日常会话成为透视时代的一个窗口，这种侧面透露法避免了政治说教的生硬，构成了一种含蓄蕴藉的戏剧审美效果。实际上，这都得益于老舍以平民化视角和不动声色的写实态度，让人物和事件自身呈现，才使《茶馆》具有一派贴近生活本真的现场感，更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由凡俗世相触及人生底蕴的力道。
三、“闻其声如见其人”。《茶馆》最为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对话的生动性。在茶馆这个有限的叙事空间里，戏剧外部冲突淡化，戏剧语言的能量则得到最大化的释放。可以说，正是鲜活生动的京味话语支撑起了《茶馆》众生云集、百态迭呈、地域色彩浓厚的艺术世界。《茶馆》对话的生动性，突出体现在对人物神形毕现的立体刻画、地道纯熟的京腔京韵和悲喜交融的幽默风格等方面，从中亦可窥见老舍小说语言风貌的延续，然而又有创新和发展。
老舍将对话视为“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10]，在小说创作中，就一向重视利用对话揭示人物性格，让人物在适当的时机开口说话。针对戏剧体裁的特殊性，老舍把对话视为戏剧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因篇幅限制，戏剧对话还必须“在人物头一次开口，便显出他的性格来”[11]，以便为人物后来的发展腾出空间。因此老舍在戏剧对话的经营上力求精当、传神，以达到人物塑造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剧中的人物往往一出场、一开口就能取得“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收效，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物基本的性格特征和精气神儿全部抖落出来。
第一幕中二德子挑衅常四爷的一段戏，堪称在精当的对话中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典范。公差二德子无事生非，对常四爷耍威风：“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句句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把清廷爪牙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常四爷不甘示弱：“你要怎么着？”“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显示了有血性的旗人对外来侵略的愤懑和对朝廷公差的蔑视。松二爷则小心翼翼地劝解：“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一句话透露了胆小怕事的心理。王利发赶上前圆场子：“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老练的行话，尽显了茶馆掌柜息事宁人、化解纠纷的功夫。马五爷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立马降住了二德子，在众茶客面前抖尽了“吃洋饭的”威风。接着一句“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表面主持公道，实则隐藏了自己出面制止二德子的深层心理动机，最后朝常四爷甩下一句“我还有事，再见！”内心的傲慢流露无遗。这短短的一段对话中同时刻画了五个人，每个角色不过三五句话就得以音容毕现、个性昭然。尤其是马五爷，统共三句话就揭示了这个人物的身份、来历、性格、做派，还顺带透露了那个时代清政府怕洋政府的政治形势和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因此，马五爷这个人物在《茶馆》里虽然只有这么一次亮相，只说了三句话，却“抖尽了威风”，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老舍还善于从日常生活会话中选取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片段加以精练的展现。裕泰掌柜王利发一出场就周旋于茶馆各色人物之间，其谦恭周到、机敏善变的性格特征都是在日常接物应事的对话中得到展现：对房东秦二爷连声招呼、满口奉承，“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您的小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用谦卑和热情封堵对方想涨房价的念想；打发来蹭茶的唐铁嘴“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心里不待见，嘴上仍客气，谁也不得罪。秦二爷和常四爷对穷人的态度产生分歧，一个要“轰”，一个要“帮”，王利发则两面讨好，一面夸常四爷“积德行好”，一面又劝道：“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为的是给秦二爷找台阶下。几个生活剪影，立刻叠印出王利发精明能干、人情练达的生意人面，以及随和风趣的个性特征。
四、“开口就响”、“腔亮味足”。只有洞悉人物性格，才能写出“掏心窝子”的话来。正如老舍所强调的，创造出高度性格化的语言的前提是剧作者必须“知道他的人物的全部生活”[12]。老舍有旧时代的生活经验，对《茶馆》中老北京市民形象再熟悉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给这个人物“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13]。对笔下人物的熟稔，使老舍能够从人物的生活全貌出发考虑人物在特定情境下该“说什么”以及“怎么说”。所以剧中人物的台词，虽然是根据一时一地的剧情而设，却是从人物“生命与生活的根源里流出来的”[14]，故而能达到“开口就响”、“话到人到”的效果。第一幕中秦仲义和庞太监那场自始至终含而不发又针锋相对的斗嘴历来为人称道：秦仲义回应庞太监的招呼：“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庞太监回：“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老舍只写了这两个人物在茶馆里偶然相逢的几句问候，但是会话背后的生活信息却相当丰富。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知道秦、庞二人一个是有钱的维新派，一个是有势的保皇派，以及晚清末年新生的资产阶级与守旧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深深体味到这几句看似平常的“日常问候”中暗含了多少意在言外的讥讽和威胁。并且，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情都在这种外松内紧、外柔内狠的戏剧语言中得到了揭示，这也充分展示了老舍戏剧语言洞幽烛微的艺术功效。
“开口就响”的另一方面在于语言的“音乐性”。《茶馆》的对话不仅耐看，而且耐读、耐听，它带着人物各自的语声腔调、神态气韵，能使人闻其声见其人，并且句句是“念出来就能被听懂”的俗白浅易的大白话。这源于老舍对戏剧语言“音乐性”的自觉追求。老舍写戏剧对话，总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去揣想他的语声、腔调和习惯用语，然后“出着声儿去写对话”，耳朵通不过的，就得修改。因为他深知，戏剧对话最终要由演员到舞台上说给观众听的，对话不仅要反映人物身份教养、思想感情、秉性气质，还要力求“把人物说话时的神色都表现出来，需要给语言以音乐和色彩，才能使其美丽、活泼、生动”[15]。
《茶馆》语言的生动性还来自鲜活纯熟的京腔京韵。原汁原味的京味话语，不仅营造出使人身临其境的老北京生活氛围，更成为剧作体现“民族气派”的重要支撑点。松二爷要赔摔碎的茶碗说“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常四爷看不惯国人迷信洋货说“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王利发问松二爷的黄鸟“哨的怎样”、茶馆老伙计李三感慨“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些台词全是老北京市民生活中地地道道的大白话，带着老北京市井口语的脆生劲儿，充盈着民间生活化语言的灵动与机趣。老舍不仅能够娴熟运用北京用语里的方言俚语、特殊词汇和习惯句式，而且能在日常口语基础上进行精心的艺术锤炼，把白话“真正的香味烧出来”，“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使日常语言升腾为音义兼美的戏剧语言。这就使得戏剧语言兼具通俗性与文学性，既充满生活气息，俗白浅易，又富有文学魅力，俗而能雅，能准确地传达人物的精神气韵。
《茶馆》语言的生动性与老舍式的幽默也大有关系。老舍在《茶馆》中从容挥洒寓悲于笑的艺术风格，以喜剧的笔法处理悲剧的内容。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人物的嘲讽、对时事的针砭皆寓于滑稽可笑或黑色幽默的话语中。江湖骗子唐铁嘴的“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啦！”、“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用可笑的话讽刺了人物愚昧而不自知的可耻本性；特务吴祥子向王利发索要贿赂，一句“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嘲讽了人物无赖、狡黠的嘴脸；王利发无奈收留了庞宅逃出来的一对母子，牢骚了一句：“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生动摹状了这个饱经世故、有点自私的生意人的心理感受。这些幽默的话语在技巧上吸收民间曲艺的些许长处，比如相声抖包袱的技巧，但又不流于一般的逗哏，而是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这些幽默言谈在特定的戏剧语境当中，能成为“既明快又深刻的惊人之语”[16]，既引人发笑，又发人深省。老舍还擅长用幽默的方式，写出令人心酸的语言。这种幽默带有老北京人打哈哈的性质，或是以笑代愤，或是自我解嘲，有一种“难言的苦趣”（吴组缃语）。第三幕中，秦、常、王三人白首相聚，常四爷取出花生米招呼大家吃，秦仲义说：“可是谁嚼得动呢？”王利发自嘲道：“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一腔的悲愤、辛酸、无奈，却以幽默自嘲、打哈哈的方式表现出来。老舍式的幽默源于其“一半恨一半笑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对剧作“悲喜交融”的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茶馆》凝聚了老舍一生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积累，承载了老舍潜隐的民族情怀、寓悲于笑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应该说，《茶馆》表现三个时代的史诗性叙事结构，契合了那个时代文学面向社会、解释历史的趋势，然而老舍以写实笔法与独特的戏剧结构实现了日常会话与宏大叙事的完美融合，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当时话剧流行的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避免了那个时代文学图解政治之弊，也因此具备了超越时代、垂范后世的品格。《茶馆》不仅获得国内剧坛的经典指认，更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被称作“东方舞台艺术的奇迹”。
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东方舞台艺术奇迹”的《茶馆》，其不朽的魅力是老舍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夏淳等导演，以及于是之等表演艺术家们共同铸就的。从戏剧的角度看，《茶馆》所提供的文学剧本缺乏一般舞台演出所需的强烈的戏剧性，其平淡而厚实的生活内容和依靠三言两语速写出的人物群戏，要实现原汁原味的舞台呈现有相当大的难度。老舍本人也曾说：“《茶馆》这出戏，当作剧本读一读也许很有趣，拿到舞台上去可真不好演。”[17]然而通过”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们对原作的深入研究与艺术再创造，《茶馆》最终由剧本经典迈向了舞台经典。不过也应看到，当年演出台本和老舍原作之间存在着一些裂缝，例如焦菊隐对剧作“埋葬三个旧时代”的主题定位，以及不同于原著的结尾处理，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从另一角度讲，《茶馆》文学剧本的规定性也促成了“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形成与成熟：焦菊隐通过导演《茶馆》，在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真实体验”与民族戏曲“写意美学”的融合之上所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剧风格，及其在话剧民族化道路上的成功探索，也是老舍剧作的写实笔法、民族色彩等鲜明特性所导引的结果。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涌现了《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北街南院》《北京大爷》等一系列深受观众喜爱的“京味话剧”，这些剧作在戏剧构造、文化运思等方面皆有《茶馆》遗风，构成了当代戏剧舞台上耐人寻味的“《茶馆》现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茶馆》作为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戏剧典范，时至今日依然葆有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