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
鲁迅（1881—1936）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其小说作品辑集为三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鲁迅特殊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和个性气质，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与文化的独到观察和感受，对进化论、以人为本、尊崇个性、阶级对立等思想的接受，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鲁迅小说深沉、复杂、睿智的审美特质。
贯穿《呐喊》与《彷徨》的思想主线是反封建，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在于揭示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狂人日记》用隐喻式的写法，对这一内容作了总体概括。狂人看似一个精神病人，实则是清醒而深刻的先觉者。他对众人想把他吃了的敏感，点破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践踏人性、戕害灵魂的“吃人”社会的存在实质。自己的大哥想暗中害他，把妹子的肉和在饭里给家人吃，证明家庭也是一个“吃人”组织。他研究史书，发现上面写满“仁义道德”，但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原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一直在“吃人”。《呐喊》《彷徨》中的悲剧人物，几乎都可以看成是封建吃人制度的受害者，个别是被封建势力直接杀戮，更多的是被封建思想所毒害。革命者夏瑜（《药》）被封建政治势力杀害，华小栓（《药》）是封建迷信观念的牺牲品，孔乙己（《孔乙己》）和陈士成（《白光》）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而闰土（《故乡》）、祥林嫂（《祝福》）则是为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所戕害。
封建制度害人往往是通过制造封建思想来完成。国人长期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已经自觉地把它当作为人处世的准则，对它腐朽及罪恶的吃人内涵浑然不觉。这种蒙昧的精神状态，使得国人把自身送上悲剧人生的舞台，同时也成为他人悲剧的制造者或帮凶。革命不能成功，社会难以进步，民族无法强大，悉因此故。鲁迅对此坚信不疑，故在小说中竭力暴露蒙昧国民的劣根性，把他的反封建思想推向深入。《狂人日记》中对吃人者的心理概括：“狮子似的雄心、兔子似的怯懦和狐狸似的狡猾”，披露了鲁迅小说描画国民精神病症的最初动向。在《阿Q正传》中，普通国民的精神弱点得到更为具体和丰富的展示。阿Q在未庄算是最贫穷、最卑贱的农民，既受到权势者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的欺凌，也遭到普通人的讥笑和作弄。下人吴妈把他的求爱当作莫大侮辱，雇工王胡仗着身强力壮随意殴打他，就连和他同样弱小的小D也敢于和他对抗。这种处境让阿Q多少感到沮丧和不平，却没有刺激他奋发自强，相反，他发明了一种“精神胜利法”，即以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凌弱小、麻木健忘来消除内心不平。这种弱者的处世哲学看似情有可原，实则荒谬可笑，属于精神萎缩与意志沉沦。只要世上还有不敢正视现实、不图进取、自欺欺人的弱者，阿Q的精神人格就会继续存在，在此意义上，阿Q形象作为一面灵魂之镜，具有某种普遍永恒的警示意义。国民身上林林总总的劣根性，在鲁迅的小说中还有各式各样的披露，诸如孔乙己、陈士成、闰土、祥林嫂、华老栓、看客、七斤夫妇、赵七爷、杨二嫂、爱姑等人的保守、愚昧、狭隘、麻木、无知、迷信、盲从、冷漠、庸俗、刻薄、自私、虚伪、欺善怕恶、外强中干等都是明证。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不光搜罗和展示现象，还挖掘现象背后的根源。从横向上看，鲁迅注意考察民众落后的思想观念潜滋暗长的温床，以此表明个体的精神病症绝非孤立生成，而是整个封建化社会共同培植的产物。从纵向上看，鲁迅意识到国民劣根性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封建文化痼疾陈陈相因、代代相承的结果。
瞩目国民悲剧、挖掘国民灵魂暗疾并透视其中成因，形成了鲁迅对待国民的双重态度，即“怒其不争”与“哀其不幸”。鲁迅既为国民的不幸命运感到深切的悲哀，又冷峻地审视他们的各种缺点，对他们未能觉醒与抗争愤怒不已。鲁迅小说笔下的中国下层民众，几乎都承载了这种相反相成的主体态度。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现代理性的立场，揭发了阿Q身上的精神病象，给予挖苦、讥讽和针砭，又以人道主义情怀，对他所遭受的屈辱境遇予以无声怜悯。其他人物形象，诸如孔乙己、闰土、陈士成、祥林嫂等，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物命运遭际的书写，也都透露出鲁迅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鲁迅之所以“怒其不争”，乃是因为国民的不幸命运与他们的各种性格弱点密切相关。这些性格弱点本来可以发挥主观意志加以克服和摆脱，毕竟个人虽然受到环境的极大制约，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存在，可以觉醒和抗争。之所以“哀其不幸”，是由于鲁迅发现下层人物的灵魂中有阴影也有光亮。孔乙己虽然执迷不悟，迂腐可笑，很爱面子，还沾染了好逸恶劳、小偷小摸的恶习，但他也不乏可爱之处，喜欢和小孩子亲近，很少拖欠酒钱，就是证明。少年闰土天真纯朴，聪敏勤快，充满活力，体现出乡村少年所特有的淳朴与美好，即使人到中年，“苦得像一个木偶人”，头脑迷信守旧，也依然葆有乡下人的忠厚老实。祥林嫂观念老旧，笃信神鬼，但其实是一个勤劳质朴、富有爱心的乡下妇女。秉性善良的弱者落得境况凄凉、不得善终的下场，普通人对此尚且难免心生哀感，何况鲁迅是一个深受五四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鲁迅“哀其不幸”的更重要缘由，在于他发现在下层群体的沦落和罹难中，政治窳败、社会黑暗、文化腐朽、人情淡漠等客观因素难辞其咎，下层民众可以说是黑暗中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种对待下层民众的双重主体态度，反映出鲁迅小说创作兼具全面性与深刻性的思想张力，也是其超越一般揭示底层社会病象小说的重要因素。
国民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体现于国民身处其间不知其害，还在于国民对于想解除他们封建思想的先觉者的敌视。在《狂人日记》中，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觉者与蒙昧落后的普通民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显然，狂人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从面临迫害的切身感受出发，敏锐地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参与“吃人”，或者被吃，他渴望他们能够觉醒、自新，使吃人社会土崩瓦解。但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狂人，只是一味把他视为胡言乱语的疯子。狂人越是向他们宣说新思想，他们越是认为他病情严重。狂人的遭遇表明，先觉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巨大隔膜，后者对前者的启蒙、教导无动于衷，双方无法同声相应，甚至形成对立。在先觉者看来，民众积习太深，因循守旧，麻木不仁，令其深感失望、悲哀和愤怒。而在民众眼里，先觉者趋新逐异、离经叛道，非我族类，因而本能地疏远乃至敌视他们。在《呐喊》与《彷徨》的另一些小说中，启蒙者与民众的对立关系，也得到或隐或显的反映。《药》中先驱者夏瑜为革命断头所洒的血，不仅没能感召民众，赢得敬仰，反而被华老栓当做药方，救治他儿子的肺病。先驱者舍身为民，民众却毫不会意领情，甚至视其为活该被杀的乱臣贼子。《示众》着意写“看客”争先恐后，以猎奇的心态欣赏“囚犯”游街示众，正隐喻着庸众对启蒙者的特有态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被同族人视为“吃洋教”的“新党”，“向来不讲什么道理”，他的大半生就是在这样的冷眼、误解和敌视中度过。唯一的亲人祖母死后，他彻底沦为灵魂与生存相分裂的孤家寡人。他像一匹狼在旷野里发出惨伤、愤怒和悲哀的嗥叫。这种孤独的心态，部分就是由启蒙者不为民众理解和接纳造成的。
鲁迅在小说中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蒙昧的下层民众，也指向了启蒙知识分子自身。鲁迅超乎寻常的清醒，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揭出了普通国民灵魂的病苦，还在于他从不把自身所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置于理性审视之外，敢于曝光这一群体身上的历史重负及精神困境。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不仅发现周围人群目露凶相、心怀鬼胎，结成一张吃人大网，同时发现自己也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强烈反对吃人的狂人竟然也曾参与吃人，这说明，先觉者未必没有被封建意识所浸染侵蚀，他们与落后民众在传统观念的承袭上，多少存在相似之处。只要有合适的契机，旧观念就会死灰复燃，消磨乃至腐蚀新式知识分子的意志。《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曾经是个踔厉风发的青年，“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是后来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靠教学生“子曰诗云”度日，其人生轨迹就像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他的革新热情之所以大大衰减，部分是因为遇到了很大的社会阻力，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思想没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所热衷的两件无聊的生活琐事：为弟弟迁葬、给邻居阿顺送花，均是为了宽慰母亲，做个孝顺的好儿子。小说通过剖开吕纬甫由奋发到颓唐的心路历程，揭发了知识分子在通向现代的途中难以挣脱旧观念的精神暗疾。
与吕纬甫相比，魏连殳（《孤独者》）这个“新党”对理想虽然更加执着，与黑暗社会斗争的意志也更加顽强，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沦落。只要世上有一个人“愿意他活着”，魏连殳就有前行的勇气和毅力，“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然而当“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被敌人诱杀”以后，他便失去了与黑暗现实作战的心理支柱。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他带着玩世不恭的心态做出妥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然而此时他的灵魂却因丧失信仰而无法安宁，最终还是在精神危机中郁郁病亡。想做不断前冲的斗士，却不能单身鏖战；想退而求安，又经不住良知的拷问；能够扛住物质生存的艰难困苦，却无法抵御情感世界的空漠荒凉；最后走向自我毁灭，虽不无抗议与报复的意味，但对黑暗社会终究毫发无损。说到底，魏连殳的灵魂深处依然是软弱的，他与吕纬甫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是能够战胜自身性格缺陷、直面惨淡人生的“真的猛士”。
“梦醒以后无路可走”，是鲁迅对先觉者困厄人生和精神困境的总结。先觉者感到“无路可走”，既是因为社会太过黑暗不易改良，旧观念深入人心难以革除，也是因为五四知识分子大多缺乏“韧战”的勇毅与耐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能够意气风发挺身而出，而在落潮以后则经不住复杂现实的消磨纷纷溃退沦亡。如果说鲁迅在下层民众以及旧式知识分子身上看到新理念的生成之艰难，那么在五四新式知识分子身上，则看到了新理念贯彻落实之不易。在《伤逝》中，子君在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敢于蔑视旧俗，自作主张，与涓生未婚同居。但在成立家庭以后，精神生活却在操持家常事务中逐渐萎靡。至于涓生，在“读遍子君的身体与灵魂”之后，很快对子君萌生厌倦之意，失业所导致的经济窘困，加剧了他把子君视为负担和拖累的看法。他提出分手之后，子君只好回到父母那里黯然而终。“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即使是自主婚恋也会变质、破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个人的解放依赖于社会的解放，也取决于个人能否战胜人性的弱点。
鲁迅披露的关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各种思想局限、性格弱点和灵魂暗影，既是鲁迅对同辈知识分子进行观察、思考和分析的结果，也与鲁迅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审视与解剖不无关系。相对于批判别人，反思自己显然更难，需要有更大的胸襟与情怀，需要有“抉心自食”的意志和勇气，还需要忍受自我厌弃的灵魂痛苦。鲁迅和许多作家不同，他很少以置身事外或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写五四知识分子，他透视这一群体精神病症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这一点从叙述的真切、细腻以及深度的情感投入中可以得到证明。然而不能据此把鲁迅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等同，尽管鲁迅同样经历了五四知识分子所普遍遭遇的精神危机，但是鲁迅能够冲出精神迷雾，觅悟到超越性的精神之道。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格的坚强、心智的成熟以及情怀的博大，在挣脱精神困境的过程中得到鲜明展现。在《故乡》中，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在暗笑“闰土要香炉和烛台”之余，忽然意识到自己心中一直潜藏的“希望”与闰土“偶像崇拜”背后的“希望”颇为相似，因为“我”的“希望”同样未必能够实现。这是一个能够导致绝望的发现，但它并没有全盘占据“我”的内心，因为“我”转而想到：“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样的想法里面实际包含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鲁迅所服膺的一句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其中含义在于：在理想图景迟迟不能出现的情形下，“希望”容易转变为“绝望”，然而“绝望”与“希望”一样，都不过是心造的假象，唯一真实可靠或有价值的是不断向前拓进。《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我”同样展现了鲁迅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的另一个精神侧面。“我”是吕纬甫和魏连殳沦落的见证人，也是鲁迅灵魂困扰的透视镜。在两篇小说的结尾部分都写到“我”“愉快”而“轻松”地走自己的路，表明“我”已经超越了吕纬甫和魏连殳，也呈示出鲁迅进行了一次内心的澄清与净化，获得了再次启程前行的意志与动力。这一精神飞跃的过程，是鲁迅小说最为重要的一项精神遗产，具有永恒的启示意义。
与鲁迅小说深刻的现代思想内涵相对应的，是鲁迅小说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艺术。站在今天的立场，可能看不出鲁迅的小说写法有多么新奇，但是如果回到当时语境，鲁迅小说的创新所在则立时凸显。这种创新主要根源于鲁迅对国外小说艺术的大胆借鉴和充分吸收。鲁迅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个性气质和审美取向出发，对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夫、阿尔志跋绥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表现出更多的青睐。正是域外文学资源的持续引入，才使得鲁迅的小说写作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表现出新的特质。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讲述故事，追求有头有尾的阅读效果，偏爱曲折、离奇、饶有趣味的情节，写人物更多通过外在言行，很少进行复杂细腻的心理描写。鲁迅的小说在消化国外小说艺术的基础上打破了这种传统。《狂人日记》出之于前所未有的日记体，几乎看不出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主人公狂人的呓语式独白、自由感想和意识流动成为叙述的主要内容。《孔乙己》与《孤独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讲述主人公一生的故事，而是选取主人公生平几个重要的横截面作重点叙述，以见斑窥豹的手法来表现其命运遭际。《药》的叙述结构独具匠心，具有明暗两条叙述线索。革命者夏瑜被杀作为一条故事暗线，被巧妙地织进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明线叙述中。《祝福》在“我”回鲁镇的故事链条中，以插叙的方式接入祥林嫂的故事脉络。整体观之，鲁迅小说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并不刻意制造阅读快感，有些小说甚至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其中原因在于鲁迅反对把小说当作消遣娱乐的工具，力图把它纳入思想启蒙和改良社会的范畴，以促动读者对现实的感受和深思作为叙述目标。当然，鲁迅并不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小说家。鲁迅对中国小说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其撰写的学术论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可以集中看出他对中国历代优秀小说的出色品评和由衷赞赏。这种研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的小说写作，使它有意无意地汲取了传统小说的艺术精华，并实现了中国小说传统在新的背景下的创造性承传与转换。从鲁迅小说刻画人物中常常运用俭省、凝练、含蓄、节制的白描手法，善于抓住富有表现力的典型细节，对人物形象进行生动传神的勾勒，如实状写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好用冷嘲热讽和富于抒情性的笔法中，都可以看到《世说新语》、“唐传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各时代优秀小说的深刻影响。
与《呐喊》《彷徨》主要从现实取材不同，《故事新编》主要是历史题材的小说集，它与一般历史小说强调对史实的充分尊重有所不同，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即“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之所以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是因为鲁迅的写作动机中包含了深刻峻急的现实意图，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观照、反思、讽喻及批判。小说因此在整体上体现出古为今用、以今写古、古今交融的写作特点。《补天》重述了开天辟地、女娲造人、采石补天的神话。《奔月》主要写后羿射术高超，勤于打猎，猎物几近绝迹，只好射乌鸦和麻雀给夫人嫦娥吃。嫦娥耐不住清苦的生活奔月而去，后羿连发三箭射月未果。《理水》取材于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写大禹勤勉为公，力排众议，采取“导”而非“湮”的办法治住洪水。《非攻》取自墨子止楚攻宋的历史故事，写墨翟如何游说公输般和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事件经过。这四篇在思想主旨上较为相近，主要赞扬了女娲、后羿、大禹、墨翟等英雄人物勤劳睿智、牺牲自我、甘于奉献的卓越品质，以此作为映衬，促动人们去反思具有种种缺陷的今人。与颂扬背后的反思相一致的是，这几篇小说对另一些人物进行了鲜明犀利的嘲讽及批判。这些人物包括《补天》中充满道学气的“小东西”，《奔月》中贪图享受的嫦娥，心地险恶、忘恩负义的逢蒙，《理水》中不学无术、愚蠢无聊、阿谀奉承的众学者，玩忽职守、敷衍了事、贪图玩乐的考察专员等。上述反面人物并无文献史料的依据，作者的刻意虚构，显然是因现实中林林总总的丑恶人事而起。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意在讽刺和批判道家哲学。《采薇》是关于伯夷、叔齐的故事。两位隐士起先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听闻周王伐纣，即以为不忠不孝，意图阻拦。遭到拒绝后，为表洁身自好，决定“不食周粟”，赴首阳山归隐，路遇强盗抢劫，在山上则以吃薇菜度日，后遭人点破薇菜亦属周地物产，只好罢食，幸有母鹿喂其喝奶得以活命，但终因想吃鹿肉致鹿逃走而成饿殍。小说以亦庄亦谐的笔触，无情地嘲讽了隐士及其人生信条的昏昧、教条、虚伪及荒谬，深刻地鞭挞了消极避世、逃避现实的人生取向。《出关》是关于老子出函谷关前后经历的演绎，意在展示老子无人应和的尴尬境遇，进而表明对无为哲学的挖苦和否定。《起死》是对《庄子》中的一则寓言加以发挥和想象的结果，写庄子在路上遇见一副汉子骷髅，让司命神将其复活。不料复活后的汉子死缠着庄子不放，向其索要衣物。庄子急忙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道理想说服他衣物有否无关紧要。然而汉子根本不予理会，只是一味纠缠。幸好巡警赶到救援，庄子方才得以脱身。小说显然是讽刺脱离现实的庄子思想，但也被某些论者解读为启蒙者精神困境的形象喻说。老庄哲学其来有自，并非全无可取之处，鲁迅对此未必没有认识，然而鲁迅写作这些小说之时，正值国难当头，社会上弥漫着消极求安的思想，因此鲁迅是借批判老庄哲学中的出世思想来讽喻现实。
《铸剑》是《故事新编》中最出色的一篇，没有直接外露的杂文笔法，显得更为含蓄隽永，其中浸染了鲁迅深层的个性气质。小说写眉间尺为报杀父之仇，携剑意欲刺杀国王，中途被宴之敖告知有人已经告密，国王正在缉拿他。复仇面临失败之际，宴之敖主动要求代他行刺，只不过眉间尺必须献出人头和剑给他才能办到。后来宴之敖借演把戏给国王观赏之机，把国王人头削进鼎中，让眉间尺人头和国王人头撕咬搏斗，看到眉间尺人头落了下风，又砍下自己的人头到鼎中相助，直至国王人头死去。这个复仇故事离奇怪诞，刺杀场面惊心动魄，营造出特异的艺术氛围，曲折地寄寓了鲁迅“执意制敌死命”的战士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