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在希波战争以后的快速发展，迅速改变了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的地位，这是当时的陆军强国斯巴达所不愿看到的。正是由于“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拉西底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无法避免”。[147]
从表面上看，伯罗奔尼撒战争似乎只是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局部战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规模巨大的争霸战。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前后持续了27年，希腊世界的所有城邦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甚至非希腊人的国家色雷斯、波斯等也都被吸引到战争中”去了。正如修昔底德所说:“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这次战争也“是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次战争”。[148]这场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希腊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修昔底德在谈到这场战争时曾痛苦地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为异族军队所为，有些为希腊国家自己所致；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遭惨杀。……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空前；日食频繁超过历史纪录；希腊各地旱灾严重，继之以饥馑；瘟疫也随之发生，其危害生命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临到了希腊。”[149]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损失惨重。希腊各城邦原有的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缓解，相反却变得更加尖锐。希腊全盛时期的繁荣已不复存在。自此以后，希腊进入了战乱频繁的阶段。
伯罗奔尼撒战争改变了全希腊的政治格局。战后，斯巴达成了全希腊海上和陆上霸权的主人。以前臣服于雅典的提洛同盟各邦，现在都落到了斯巴达的统治之下。斯巴达不仅对这些属邦横征暴敛，让其每年进贡1000他连特，而且还干预他邦内政，强迫推行寡头政治，其粗暴程度比雅典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前399年，斯巴达与波斯发生战争，斯巴达以霸主的身份向希腊各邦强征军队，发号施令，引起希腊其他同盟者的不满。波斯乘机利用斯巴达和希腊各邦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鼓动并资助各城邦反抗斯巴达。公元前395年，由底比斯发起，雅典、科林斯、麦加拉、阿尔戈斯等组成了反斯巴达联盟。反斯巴达联盟在雅典人科农的指挥下，大败斯巴达海军于克乃达斯海角，斯巴达从此失去了海上的霸主地位。由于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都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所以历史上把它称作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战后，小亚诸希腊城邦及塞浦路斯等岛都落入波斯手中。公元前379年冬，流亡于雅典的民主派首领佩罗庇达重返底比斯，公开举起反抗斯巴达的大旗。公元前378年，雅典利用底比斯向斯巴达发难的机会，迅速组建雅典第二海上同盟，其中有70个城市及岛屿加入了同盟组织。入盟者都在盟约上签了字。盟约规定：“凡非在波斯大帝治下的任何希腊民族、或居留在大陆的外族、或居留在岛屿的居民，如果愿意成为雅典及其盟邦的盟友，皆可以加入同盟，而保有其自由和自治权，采用其所欲的国家制度，无须接受（雅典的）驻防军或行政官吏的领导，亦无须缴纳贡礼。……如有外敌发动战争，从陆路或海路入侵同盟，则雅典人及其盟友皆有尽可能出其全力以帮助受侵略者的义务。”[150]从雅典第二海上同盟这一盟约中，我们能够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军事同盟。斯巴达对此极为不满，并快速从海上和陆上调兵对其进行镇压，结果大败。大约与此同时，底比斯在中希腊的实力迅速增强，以其为首领的彼奥提亚同盟迅速崛起，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公元前371年，双方激战留克特拉（Leuctra），底比斯在伊巴密浓达斯（Epaminondas）率领下，利用顽强的公民兵和新式方阵，以重点突破的方式大败斯巴达军。西塞罗对于这次战斗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由于克里奥布老图斯害怕妒忌，冒失地与伊巴密浓达斯作战，损失惨重，使斯巴达人的力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151]波利比乌斯也认为留克特拉是斯巴达由强大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他这样说道：“从来库古立法开始，拉西第梦人享有了极为良好的国家制度，而且在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之前，也是非常强大的。可是，从这个时候起，命运离开了他们，他们的国家也愈来愈趋向衰落。”[152]次年，伊巴密浓达斯率70000大军进入伯罗奔尼撒，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惨遭重创，同盟随即解体，斯巴达国家迅速衰落。底比斯的勃兴使雅典深感焦虑。为了阻止底比斯的崛起，雅典又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斯率底比斯军与雅典、斯巴达联军在伯罗奔尼撒阿卡地亚的门丁尼亚（Mantinea）决战，底比斯虽然获胜，但主将伊巴密浓达斯阵亡，底比斯的霸权亦随之烟消云散。斯巴达和底比斯的衰落为雅典的再次崛起创造了条件，不过好景不长。公元前357—前355年，雅典同盟由于不满雅典人对同盟各邦的压迫和勒索，内部爆发了同盟战争。战争的结果便是雅典第二海上同盟的解体。此后，希腊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斯巴达和雅典那样的“霸主”。曾在希腊文明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希腊各城邦开始普遍地衰落下去。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希腊各城邦自身的发展动力几乎丧失殆尽。希腊的城邦时代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希腊的城邦制度显然是希腊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希腊人几个世纪的实践表明，城邦制度有其卓尔不群的优势。它强调集体，强调个人服从团体，公民服从国家，鼓励公民们终身致力于公众事务。它坚持公民利益的相对平均、公民权力的相对平等。可以说，城邦制在保护公民利益方面是自私的，在控制公民人数方面是严格的，然而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却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开放性。这种体制有利于激发广大公民的创造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城邦也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缺陷。城邦的规模限制了公民的视野，城邦的观念妨碍了国家的发展，城邦的形式更束缚了希腊人调整和应对世界变化的能力。它无法处理好公民内部与公民外部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阻止公民内部的贫富分化，更无法阻挡外部帝国的强大进攻。希腊人的城邦终于在马其顿人的攻击下衰亡了。
2.亚历山大帝国与希腊化王国
亚历山大帝国是历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其兴起的速度之快、疆域之广，都是世界古代史上罕见的，甚至连当时人都没法想到。[153]为了厘清亚历山大帝国的发展轨迹，我们有必要对亚历山大帝国的前身马其顿王国进行认真的探研。马其顿位于希腊半岛的北部，分上、下两部分。上马其顿是山区，下马其顿为平原地区。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经济落后，社会还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马其顿国力日渐强盛。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是马其顿走向强盛的关键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马其顿由一个缺乏城市中心的农猎社会迅速地变成地中海舞台的中心。
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59年上台掌权，在马其顿执政时间达23年。在位期间，他首先消除各部落首领的军事权力，把军权控制在国王手中。同时，推行发展经济的货币改革政策，在马其顿境内采用金银复本位制，扩大与希腊和波斯各地的贸易。在军事上，建立常备军，组成密集而纵深的马其顿方阵。方阵的重装步兵主要由富裕农民组成。
一个马其顿方阵包括64个营。每营为16列，每列由16名士兵组成。士兵身着护胸甲，手持5—7米的长矛。攻，犹如山洪倾泻，势不可挡；守，犹如铜墙铁壁，不可逾越。正是凭借着这支武装力量和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腓力二世不但占领了爱琴海北部的广大地区，而且还打败了希腊各邦的军队。
公元前353年，腓力军攻占美通。公元前348年，马其顿军占领奥林图斯。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与底比斯、雅典、科林斯等联军决战于比奥提亚的卡罗尼亚（Chaeronea）。交战的结果是希腊联军大败。不久，腓力二世在科林斯召集希腊各邦开会，史称“科林斯会议”。除斯巴达以外，希腊各邦都派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宣布希腊城邦保持和平，并且规定以后希腊结盟的原则，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严禁任何形式的重分土地、取消旧债和解放奴隶。各成员国向神宣誓：“将维护和平，不违反与马其顿王腓力的条约，不以武力从陆上和海上攻击信守誓言的任何成员国，不以敌对方式和手段攻击任何签约国的城市、要塞、港口，不对腓力王及其子孙实行颠覆性活动。在和约宣誓时，不干涉各国的政治，不做有违本条约之事，也不允许别国有此行为。若发生与本条约相违背之事，受害者理应得到帮助，并按照同盟议会的决定和命令，对违反共同和约者宣战……”[154]
这次会议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城邦的统治地位，结束了希腊独立、自主的历史，开始了马其顿称霸希腊半岛的新时期。至此，希腊城邦时代完全独立的政治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刺，年轻的亚历山大在危难中登上王位。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恢复希腊的秩序，此后则潜心准备对波斯人的战争。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亲率3万步兵、5000骑兵，渡过黑海海峡来到亚洲。首战击败波斯军队于小亚的格拉尼库斯，接着用外交手段使小亚诸城不战而降。次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达叙利亚，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率大军36万人迎战，两军会战于伊苏斯。亚历山大身先士卒，猛袭波军，大流士三世大败而逃。此后，亚历山大率军南下，用了7个月的时间攻下腓尼基的推罗，然后征服埃及，使埃及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埃及的祭司们把亚历山大宣布为太阳神阿蒙之子，古代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从埃及出发，穿过叙利亚，来到两河流域。双方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美拉发生激战，波军大败。亚历山大趁势占领了巴比伦和苏撒，次年又占领了帕塞波里斯，并将其付之一炬。大流士三世在向东逃跑途中为其属下伯索斯所杀。亚历山大终于摧毁了这个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带领军队进入中亚，在那里转战三年。公元前327年，他又进兵印度西北部，由于当地缺乏统一强大的国家，所以根本无法抵挡亚历山大的进攻。次年，亚历山大率军沿印度河南下，并于公元前325年返回巴比伦。当亚历山大班师西向时，他已经创立了一个比波斯帝国更为辽阔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东侵的直接结果是用其坚不可摧的马其顿方阵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波斯帝国臣服于马其顿的威名之下，使其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为了统治这一幅员辽阔的帝国，亚历山大把都城由希腊半岛的科林斯迁往巴比伦。
亚历山大帝国主要由马其顿、希腊和波斯帝国三部分组成，它的统治模式带有明显的三方混合的因素。在政治体制上，亚历山大实行了严格的君主专制政体，他本人就是帝国的国王。对于地方的统治，亚历山大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实行军事、财政和民政间的三权分离。各地的总督由亚历山大亲自任命，总督中既有马其顿人、希腊人，也有许多当地人。不过，当地人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事和财政常常掌握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手中。为了预防不测，亚历山大还在一些重要地区驻扎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随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加强文化统治，促进文化交融是亚历山大关注的重点。在宗教上，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在埃及，他亲自拜谒阿蒙神庙；在巴比伦，他向马都克神献祭，不干预当地的宗教信仰。在婚姻上，他鼓励马其顿人与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联姻。他在中亚时，就与当地贵族的女儿罗克珊结婚。回到苏撒以后，他又与他的战友们一起举行集体婚礼。在他的鼓励下，有1万多马其顿战士与亚洲女子结为夫妻。[155]此后不久，亚历山大又把一些马其顿人、波斯人和其他民族的贵族召集起来，“让所有的马其顿人坐在他的旁边，接下来是波斯人，然后是其他民族的贵族。他和旁边的人一起喝酒，也一起献祭。典礼由希腊占卜者与波斯祭司一同主持。亚历山大做了许多祷告，特别是祈求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应该像伙伴那样和睦相处”。[156]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这种民族融合政策对于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帝国是有一定好处的。
亚历山大在接受许多专制帝国管理模式的同时，还保存了城邦这种治理体系。无论在希腊本土，还是在东方希腊化地区，城邦依然以传统的形式存在。它们可以通过法令，选举官吏，但必须以国王的好恶而好恶。这种城邦已经损失掉了早先所享有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独立权。它们始终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是国王行使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力量。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终年33岁。亚历山大是古代历史上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成功的征服者。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时代。他不仅把绚丽夺目的希腊文明的火种播撒在东方的膏腴之地，而且还将沉积于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和印度河上的智慧带向欧洲。马克思对此曾高度评述“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逝世后，他所建立的帝国随即分裂。亚历山大的部下在经过多年的混战以后，最后终于将其帝国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著名的有：托勒密（Ptolemies）王国、塞琉古（Seleucids）王国和马其顿安提柯（Antigonid）王国。从此，虽然一些地区的主人有所变化，但埃及、西亚和马其顿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
托勒密王国是所有希腊化国家中维持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托勒密埃及的创立者是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史学界一般把托勒密王国立国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05年，也即托勒密正式称王的那一年。在统治模式上，托勒密采用的是具有军事民主制传统的马其顿君主制与埃及法老式专制统治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制。国王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治、军事、财务和宗教大权。国王不仅在死后被追封为神，而且生前也奉作神明崇拜。尤其是到了后期，国王在签署敕令时常常使用Theos这一称号。托勒密埃及所依靠的主要统治基础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高级官员一般都由他们担任。托勒密王朝保留了过去的州（诺姆）的区分，上下埃及大致有40个州。州下置县，县下设村，村是当时最基层的地方组织。每一级都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州长由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充任。他负责地方管理，维持社会秩序，也许还主管刑事案件的审判。州长没有财务权，也没有军权。虽然国王在宫延上还按马其顿风格，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但君主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从前所有的马其顿国王。
在托勒密一世、二世和三世统治的时期，埃及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其统治范围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之外，还包括昔勒尼、埃塞俄比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南岸和西部、色雷斯和黑海沿岸地区以及爱琴海诸岛，是爱琴海地区和东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帝国。
托勒密王朝对于各地间的商贸活动非常重视，他们组织力量修通了往昔法老开工未竣的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的运河。此外，还聘请地理学家去寻找新的通往遥远国度的路线，由此开辟新的商业市场。埃及的谷物、亚麻布和玻璃是附近地区居民所欢迎的物品，埃及的声音也通过商人经商等途径传入中国；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农产品、金属、木材、大理石、紫色服装，南阿拉伯和印度的肉桂、药物、香料等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成为埃及居民的首选物品。
对于埃及人来说，托勒密王朝属于外族政权，马其顿和希腊贵族是主要的统治者，埃及民众则为被统治者。为了消除埃及人对马其顿政权的不满，托勒密王朝常常采用发动战争的方法来转移当地人的视线，它先后与塞琉古王国进行了五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托勒密埃及的国力，破坏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削弱了托勒密埃及的基础。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起，托勒密王国的实力开始下滑。
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势力已经扩展至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对埃及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80年以后，罗马对埃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埃及的国王逐渐变成了罗马的傀儡。为了获取王位，托勒密十一甚至需要用重金贿赂罗马的元老院。即位以后，还得用罗马军队来维护其对埃及的统治。托勒密十一死后，他的子女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公元前30年，埃及终为罗马所灭，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塞琉古王国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5—前280年在位），塞琉古是亚历山大的得力助手，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任巴比伦总督。公元前312年，塞琉古正式确立其对巴比伦的统治地位，历史上一般都把这一年作为塞琉古王国的建国年。公元前304年，塞琉古一世自立为王，定都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Antiochia）城。中国史书上将其称之为条支，其名或许来自首都安条克。
塞琉古基本上领有昔日波斯帝国的版图，东达阿姆河和印度河。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一世派军与印度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作战，并连获胜利。但由于西部大战在即，塞琉古又把旁遮普以及格多洛西亚和阿拉科西亚等领土归还给了旃陀罗笈多，相互交换的条件是从旃陀罗笈多那里得到了500头大象。与旃陀罗笈多媾和以后，塞琉古一世便集中精力，巩固自己在亚洲西部的地位。
塞琉古在其占领区内所实行的统治模式也是中央集权制。国王积极推行王权崇拜，强化王权至上。国王是全国最高的行政、军事首脑，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身。国王之下设有宰相、议事会和秘书处，高级官吏一般由马其顿和希腊人担任。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其他伊朗人几乎都被排除在官僚阶层之外。塞琉古王朝把全国分为25个省，72个府。但因为民族众多，地域广袤，地方势力相对强大，从而大大地妨碍了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实行。这也是塞琉古王国不断分裂的重要原因。
塞琉古王朝是希腊化政策的有力推广者。国王们常常通过建立希腊和马其顿人的城市来保证其对各地的控制，加强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据统计，光塞琉古一世就建了24个城市。这些城市几乎是希腊城市的翻版，保持着希腊城市的众多特征:城市里有体育馆、剧场、市场等公共设施。城市管理机构也有部落、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员等。不过，与希腊城市不同的是，这里的城市规模巨大。如首都安条克就有居民50万，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有居民60万。而且城市居民的成分也相对复杂。城市是希腊文明的中心，也是希腊文明的辐射地。它对西亚、中亚等地区的习俗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王国内部矛盾加剧，内战四起。帕加马、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等地方势力趁机摆脱塞琉古的统治，纷纷独立。塞琉古王国的直辖版图大大缩小。公元前189年初，塞琉古王朝的军队与罗马的军队在马格尼西亚相遇。双方在这里发生了激战，塞琉古军队溃败，塞琉古在欧罗巴和小亚的领地随即丧失。此后，塞琉古王国的实力每况愈下。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最后消灭了塞琉古王国，并将其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马其顿希腊是亚历山大东进的后方，对于亚历山大东进的成功起过很好的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真心拥护马其顿的统治。这可以从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局势的迅速恶化中看得十分清楚。亚历山大的死迅传到希腊，立即引起了希腊各邦的关注。雅典人率先举起了反抗马其顿的大旗，他们出资招募军队，并于公元前323年在温泉关附近打败了马其顿军。次年，双方又在克拉农发生激战，结果是希军大败。马其顿再次恢复了对希腊的统治。此后，马其顿虽几易其主，但还是牢牢地控制着对希腊的统治。公元前276年，安提柯·贡那特掌控马其顿政权，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安提柯王朝”（公元前276—前168年）时代。安提柯王朝辖地7.5万平方千米，共经历了五位国王的统治，他们分别是：安提柯·贡那特、德墨特里俄斯、安提戈那·多宋、腓力五世和百尔修斯。安提柯王朝经常参与东部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争，与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角逐争雄。同时，又常常与希腊的埃托里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争斗。埃托里亚同盟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14年，是中希腊地区的主要联盟。阿卡亚同盟是伯罗奔尼撒地区的主要联盟，形成于公元前280年。入盟各邦完全平等，对内独立，对外政策一致。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盟大会，此会每年召开一次。所有入盟各邦的公民皆可参加。全盟大会选出常设委员会和联盟司令官。常设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司令官统帅联盟军队，并有权协调各邦关系。为了维持同盟的正常事务，维护同盟的权威，各盟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缴纳一定的盟金。这些同盟既有联合反抗马其顿的一面，又有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一面。
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内争，不但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为西部强国罗马的东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罗马与马其顿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当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错估形势，把消灭罗马的希望寄托在汉尼拔身上。公元前215年，他与汉尼拔结成同盟，联手反抗罗马。公元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汉尼拔失败。次年，罗马以腓力五世攻击罗马盟邦为借口，向马其顿宣战，对马其顿实施报复。公元前197年，罗马将军弗拉米尼努斯和腓力五世在帖撒利亚激战，马其顿军大败。罗马军团的优越性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公元前196年，弗拉米尼努斯以希腊保护人的身份裁决并安排了马其顿和希腊的事务。公元前179年，腓力五世去世，其子百尔修斯继位。百尔修斯对内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对外强烈反对由罗马建立起来的马其顿、希腊秩序，积极干预希腊内政。百尔修斯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希腊世界各城邦的不安，他们纷纷要求罗马出面干预。公元前171年罗马正式向马其顿宣战，并将军队开进希腊，公元前168年，双方在皮德纳发生大战，百尔修斯战败投降。马其顿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地中海强国的地位。
公元前150年，一位自称是百尔修斯之子的马其顿平民安德里斯库斯发动了反抗罗马的起义，但遭到了罗马军队的镇压。马其顿从此失去独立，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不久，罗马又对希腊进行大清洗。公元前146年，希腊仅存的反抗地科林斯被其夷为平地，希腊被置于新近任命的马其顿总督的统治之下。科林斯的毁灭，标志着古代希腊政治的独立时代业已结束。
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的希腊化帝国的出现固然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但确实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偶然。其最后的结果显然是当时的征服者所不能预见的。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文化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式，使其相互交流，合二为一。它催生了无数新的思维模式，使人们能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探求事物发展的真谛。征服者带来的希腊文明在东方文明的影响下又有了新的升华。所以，希腊化不纯粹是希腊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融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它是一朵奇葩，是一朵把所有芳香都给予世界的美丽奇葩；它更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赋予文化以新的内涵的创造。
（三）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形成及其衰落
1.罗马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当希腊化国家正日益削弱的时候，在他们的西部却悄然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国家，它不仅将改变意大利的命运，而且也将改变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命运。这个国家就是赫赫有名的罗马。
古罗马城的原址位于意大利拉丁姆平原，北靠第伯河下游，距第勒尼安海很近。这是一片山冈地带，其中较大的分别是帕拉丁山、卡皮托尔山、奎里那尔、维里纳尔、厄斯魁林和凯里苏斯。各山冈之间的谷地，在远古是沼泽地区，后经不断的改造，才变成一些平坦的广场。罗马最初是一些小山村，是农牧者的乐园，拉丁人的一个移民地。
据传说，罗马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其始祖是特洛伊战争时期特洛伊的王子伊尼阿斯。罗马城的实际创立者是罗慕路斯。据罗马作家瓦罗推算，罗马建城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54至前753年之间。
从罗马出现在历史舞台到共和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历史上称为“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09年）。在塞尔维乌斯改革以前的王政社会是氏族社会。其居民由300个氏族组成，每10个氏族联合成1个库里亚（Curia），10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特里布斯）。3个血缘部落共同构成了“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其重要管理机构有：由成年男子组成的库里亚大会；由氏族长老组成的元老院（Senatus）和军事首长勒克斯（Rex）。王政时代共经历了七位勒克斯（国王）。在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当政的时期，罗马人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塞尔维乌斯把三个旧的血缘部落从国家中排除出去，设立四个新的地区部落，并给予其一定的政治权力，设立新的政治机构森都里亚（Centuria）大会。同时，他还按照财产的多少把居民划分为六个等级，规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157]据说最后一个国王高傲者塔克文独断专横，终于引起了罗马人民的暴动。公元前509年，“王政时代”结束。罗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共和国时代。
共和国是罗马人的一大创造。拉丁文的共和国由Res Publica 组成，Res为事物之意，Publica 为公共之意。Res Publica则为“大家的国家”，或“人民的国家”之意。Res Publica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属于君主。这个国家要定期召开公民大会，选举执政官等国家官吏。国家官吏是罗马国家的一部分，要受任期的限制，要接受公民的监督。他们的权力来自公民，是公民授权的结果。由于执政官等任期短，而且经常受到同僚的牵制，所以真正在共和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罗马的元老院。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历史，由于后世学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已经变得难以辨别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共和早期，罗马的势力十分弱小，处境也很艰难，随时都有被邻国吞并的危险。北边的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南边的伏尔西人（Volsci），东边的厄魁人（Aequi）和第伯河左岸的萨宾人（Sabines）都是实力较强的民族，其文明程度也比罗马人高。对于罗马人来说，新共和国最初一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连绵不断的战争史。不过，残酷的环境并没有把罗马人打败，相反却锻炼了罗马人的队伍。他们战厄魁，打伏尔西，还与维伊人连续打了三次重要的战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战争不仅使罗马的领土和财富倍增，而且也消除了罗马的埃特鲁里亚之患，罗马城一跃成为拉丁姆的第一大城。
从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开始，罗马又向意大利中部的“萨莫奈人”开战。萨莫奈战争可以说是意大利半岛的霸权争夺战，意大利中部的许多城市都卷入了这一长期的战争。经过三次长时段的战争，罗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萨莫奈人被迫称臣。
皮洛士战争是罗马征服意大利的最后一战。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希腊化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统帅。公元前280年，皮洛士应他林敦之邀亲率2.2万名步兵和射手、3000名骑兵及20头战象在他林敦登陆。罗马人与其交战三次，先输后赢。公元前275年，罗马人与皮洛士在贝温尼敦附近打了最后一仗，皮洛士溃败，被迫退回希腊。3年以后，他林敦投降。罗马基本上征服了意大利的南部地区。至此，罗马已经成为意大利半岛的唯一强国。
罗马在征服意大利以后，根据被征服地区的各种不同情况，对其实行“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政策，依靠各部落和各地区社会上层对意大利进行治理。同时，也派遣一定的殖民地对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进行监督或渗透罗马人的思想。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政策对于罗马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保证了当地贵族的特权，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又使他们对罗马保持忠心，忠心耿耿地为罗马服务，从而保证罗马后方的稳定。所以，蒙森认为：罗马战后的意大利政策使“新意大利在政治方面成为一体，在民族方面也正在成为一体。占统治地位的拉丁民族业已同化了萨宾人和沃尔斯克（伏尔西）人，并且使单个的拉丁民社遍布意大利全境；这些萌芽发荣滋长，以致后来一切有权穿拉丁长袍的人莫不以拉丁语为国语。罗马人惯于把拉丁名字推广到提供援兵的意大利同盟体，可见他们已明确认识到这个目的。”蒙森继续评论道：“不论从这个宏伟的政治结构中还可得出什么认识，都足以证明那无名的营造设计师的高明的政治见解；组成这个同盟的分子如此众多，如此多样，而以后遇到最沉重的震撼时，竟仍非常团结，可见成功对于他们的大业颇有影响。这个覆盖意大利的罗网张得既巧妙又坚固，自从他的纲维集中于罗马民社之手以来，罗马民社便成为一个强大国家。”[158]
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大大地扩大了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公元前273年，埃及派遣使者来到罗马，接着罗马也派使者到埃及。这本身表明罗马已经进入了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行列。罗马势力的发展就必然与活跃于西部地中海的海上强国迦太基发生直接的冲突。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曾进行三次战争，历史上常常将这场战争称之为“布匿战争”。因为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而罗马人又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Poeni）。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双方打了23年。公元前241年，迦太基因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限制无力再战，被迫向罗马求和。和约规定：迦太基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让给罗马；迦太基赔款3200他连特，十年之内付清。第一次布匿战争至此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西部地区的霸权问题，但在罗马人的历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通过这次战争，罗马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这是建立地中海帝国所必备的。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和迦太基都积极备战，准备迎接双方更大的战争。不过，真正把战争带到意大利的是迦太基的天才将领汉尼拔。公元前218年春天，汉尼拔率领已经训练好的迦太基雇佣军从反罗马的军事基地西班牙出发，跨越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本土，并取得节节胜利。汉尼拔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突然出现是罗马人所始料不及的，它本身表明战争初期罗马情报系统的滞后和意大利北部防线的薄弱。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特拉西美诺湖附近伏击罗马军成功。次年，汉尼拔又指挥迦太基军与罗马军激战坎尼，取得重大胜利。罗马军5.4万人被歼，1.8万人被俘，而迦太基只损失了6000人。坎尼战役后，罗马曾一度出现危机。南部、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纷纷脱离罗马，坎佩尼亚的加普亚和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城也都投向迦太基。汉尼拔虽连战皆胜，但也暴露出单兵作战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公元前207年，罗马人消灭了迦太基由西班牙派去的援军，切断了汉尼拔的后援。公元前204年，罗马开辟第二战场，遣军直趋北非，汉尼拔速回迦太基救援。公元前202年，罗军与汉尼拔军在北非的扎马决战，指挥这次战斗的分别是西庇阿和汉尼拔。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一位在西班牙战绩辉煌，一位在意大利屡获胜利。他们都明白这次战斗对于他们或对于他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战斗的结果汉尼拔失败。次年，双方订立和约，迦太基沦为罗马的附属国，罗马终于征服了可以与它一决高低的迦太基，从而确立了其在西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公元前149—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又进行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至此，罗马的实力明显增加。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开阔了罗马的政治视野，加快了罗马向东扩张的步伐。此后，罗马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征服了马其顿。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利用叙利亚实力严重衰落这一机会，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在新占领区建立了叙利亚行省。罗马的另一位大将恺撒征服了山外高卢，将罗马的疆域扩大至不列颠地区，从而大大地解除了意大利半岛的后顾之忧。公元前30年，屋大维击败政敌安敦尼，消灭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使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军事上的胜利不但扩大了罗马自身的发展空间，而且也打断了地中海沿岸其他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对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罗马从一个小山村变成为大帝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与以往的各大帝国都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它不是君主制，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所创建。它是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帝国。第二，罗马并没有像以前昙花一现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那样迅速地衰落下去，而是欣欣向荣，不断向前发展。第三，它没有被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不断地同化被征服地区，使被征服地区罗马化。克劳狄元首对此有过认真的分析。他认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战场上英勇的强悍，但却不能享有长期的繁荣。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把以往的敌人融化于本国之中，老是把敌人当成外人区别开来的缘故。然而，罗马的建国者罗慕路斯，却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与希腊人不同的做法。原先的敌人在战败之后，他就让他们加入公民之列。克劳狄元首深刻地指出：大家深信不疑的传统，其实在这些事物成为传统之初，一切都是新的尝试。国家的要职也是长期以来一直由贵族担任，后来开放给罗马的平民，接着是住在罗马之外的拉丁人，再后来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平民。[159]正是因为罗马人善于使用妥协，从而化解了许多很难化解的矛盾，团结了内部的公民，争取了外部的联盟，使罗马的资源不断扩大。
总之，罗马的成功依赖于群体的力量，它是罗马公民集体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罗马公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罗马的胜利是军事上的，但更是外交、政策和策略上的。
2.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衰落
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的结束以及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建立，基本上确立了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局面。在未来的200余年中，罗马主要经历了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朝和塞维鲁王朝。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元首制时期”或“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
朱里亚·克劳狄王朝（14—68年）是继奥古斯都之后在罗马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的王朝，共有4位元首，他们分别是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尼录。这一王朝基本上继承了奥古斯都对罗马帝国的治理政策。在这一王朝时期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而元首的权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以元首为中心的官僚机构日趋完善，作用日趋加强。
弗拉维王朝（69—96年）由韦斯帕芗建立，因韦斯帕芗属于弗拉维家族，故名。这一王朝共有三位元首，他们分别是：韦斯帕芗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家族王朝，不过，只统治了27年。
安敦尼王朝为帝国前期统治时间最久的王朝，安敦尼王朝（96—192年）共经历了7位元首的统治，他们分别是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奥里略、维鲁斯和康茂德，历时96年。人们常常用“涅尔瓦的智慧、图拉真的光荣、哈德良的英勇和安敦尼、奥里略的美德”来赞美这一王朝。在所有元首中除涅尔瓦外，其他人都出身于行省。除奥里略和康茂德是父子相继外，其余的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都是前任元首在经过多次考察以后亲自选择的接班人，通过过继形式继承元首位。从大部分元首来源于行省这一点来看，行省已经成为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塞维鲁王朝的创立者出身士兵，是典型的士兵元首。靠士兵起家，靠士兵维权。关注军队的作用、对军队实行既打又拉的政策是这一王朝的最大特点。早在公元193年，由于认识到近卫军在罗马政坛的重要作用，塞维鲁成为元首后不久，就对近卫军进行新的改组，意大利人在近卫军中的优势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从东方返回以后，塞维鲁又在罗马城附近安置了一个军团，作为帝国政府的后备军，首次打破了在意大利不设军团的惯例。对于野战军人，他格外爱护，允许士兵随军结婚。军事生活平民化虽然稳定了士兵的情绪，满足了士兵的要求，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败坏了罗马的纪律，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塞维鲁的军队优惠政策加重了帝国的财政，加速了帝国居民的破产，从而也在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稳定的基础。塞维鲁王朝在罗马统治的时间不长，大约42年。此后，罗马帝国便进入了混乱状态。
从奥古斯都开始至塞维鲁王朝时期是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期。不过，罗马的地中海文明中心在这以前已露端倪，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关系。但从这时开始，世界各地已不再是“孤立”的了。在意大利半岛或在阿非利加发生的事情都会对希腊和亚细亚等地产生影响。原先孤立的状况已经变成了关系密切的整体。波利比乌斯对此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以前生活在这个已知世界之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分散的，每一行动无论是就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关系。而从我所说的那个时期开始，历史已经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了：意大利、阿非利加、希腊以及亚细亚，各地所发生的史事相互间都有联系，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趋势是最后归于统一……”[160]这个统一到奥古斯都时期确实变成了现实。
地中海文明的中心地区是以罗马为首都的意大利。罗马文明通过意大利而辐射到帝国各地。文明中心的东部包括：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虽然融东方文明与希腊化文明于一体的社会生活模式一直存在，但罗马独特的治理方法、理念及拉丁文化也随着罗马人在这些地区统治权的巩固而逐步深入。
阿非利加、昔勒尼等行省位于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南部，罗马化的迅速发展是这一地区的重要特点。阿非利加的农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产量远远超过了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粮食产地和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地。
西班牙、高卢等地位于地中海文明中心的西部。这里是罗马化推行得最好的地区。罗马文明和拉丁语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经济生活和政治管理都按罗马的形式进行。在帝国初期，西班牙和高卢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帝国的许多政治领袖、学者和军队士兵都来自这些地区。
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大致构成了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北线。这里有上日耳曼行省、下日耳曼行省、诺里克、潘诺尼亚、米提亚等，在图拉真时期曾越过多瑙河占领了达西亚。因为这里大多是边疆线，所以这里的罗马化主要由军队来完成和推动。许多军营都变成了城市。
罗马帝国是继亚历山大帝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版图向西直到大西洋；北到莱茵河、多瑙河及北苏格兰高地；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达撒哈拉沙漠。地中海是它的内湖。帝国全盛时期的面积将近350万平方千米，其领土包括今日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部分）、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24个国家和地区。所辖人口约5400万，是雅典全盛时期人口的135倍，其人口数约占当时世界人口数的五分之一。帝国的边境都由军队或相当复杂的边墙来保卫。
在帝国的前200年，边境安宁，社会稳定，虽然在尼录、图密善和康茂德之后出现过几次混乱，但时间很短，而且涉及面也不大，严格地说，只涉及罗马城或个别地区，而对整个帝国影响不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常常把这一段时间称作“罗马和平”时代，这是很有道理的。较长时间的“罗马和平”确实也为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罗马公民和拉丁公民、罗马公民和行省居民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有了明显的调整。早在共和国时期，恺撒就开始把一部分公民权授予忠于罗马的行省居民。奥古斯都继续推行恺撒的政策，给予那些打算为罗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权或完全公民权。此后的元首也不时授予行省居民以公民权。至公元212年，罗马元首卡拉卡拉颁布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敕令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投降者除外）以罗马公民权。至此，帝国境内几乎所有自由男子都获得了公民权。这一敕令标志着原先以罗马民族为核心民族、以罗马民族为征服民族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原先狭隘的民族情结得以淡化。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行省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的一部分。
中央权力行省化是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以外的上层阶级参与了帝国事务的管理，成为帝国的统治阶层。首先，从元首成员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元首都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家族，之后的加尔巴虽然也是罗马贵族出身，但他是近西班牙的总督。奥托来自埃托鲁里亚，维特里乌斯来自阿普里亚。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帕芗出身于萨宾的平民家庭。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是第一位来自行省的元首，此后的哈德良也来自西班牙，安敦尼·庇护的祖籍是高卢的那马苏斯，马尔库斯·奥里略的祖籍是西班牙。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塞维鲁则是阿非利加人。其次，从元老院的构成来看，行省元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在元首制的初期，几乎没有行省籍元老。公元69—79年间，在我们已知的元老中，有17%的属于行省籍元老。其中主要来自西部行省。公元193—212年，在我们已知的元老中，有57%来自行省，大约有3/5来自东部行省，1/5来自西部行省。[161]再次，从军团士兵的构成来看，行省籍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奥古斯都和盖约时期（公元前31年—公元41年），意大利人在军团中所占的比例为65%，行省为35%；在克劳狄和尼录时期（41—68年），意大利人占48%，行省占62%；在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早期（69—117年）意大利人只为21%，而行省籍士兵则占89%。行省籍士兵在军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岁月的流逝，种族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消失，出自行省的人士在文学、艺术、军队管理和教育理论的研究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辛尼加及其兄弟加里奥，还有诗人路加都来自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农学家科鲁美拉出生于西班牙的卡迪斯，马提雅尔和昆体良也来自西班牙，福隆图和阿普列乌斯则出自阿非利加。这些变化都表明：行省地位在帝国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
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使原来分离的地中海经济逐渐走向统一，从而为罗马帝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农业是帝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帝国初期，罗马行省的农业恢复明显，发展惊人，水利、灌溉技术提高很快，耕地面积扩大迅速。西西里、阿非利加、埃及等原来生产粮食的“粮仓”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潘诺尼亚、米西亚等行省也纷纷成为罗马的新谷仓。行省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意大利农业经济的调整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意大利是帝国的中心，它与行省的关系非常明确，前者是征服者，后者则是被征服者。作为被征服者的行省每年都要向意大利进贡大量的钱财物品。据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埃及每年要向罗马提供2000万摩底小麦，几乎能够解决罗马城一年中4个月的口粮。[162]约瑟夫斯认为，北非每年为罗马人提供的粮食比埃及还多，约为4000万摩底小麦，可以满足罗马城一年中8个月的粮食需要。[163]行省农业的发展以及行省粮食大量进入意大利为意大利农业经营模式的调整创造了条件，而早期帝国农学家们把橄榄和葡萄等高利润经济作物的经营和管理放在主要地位，也说明意大利农业转型的完成。
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也为商业和人口规模型城市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原有城市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意大利的罗马、卡普亚，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希腊的雅典等空前繁华。尤其是帝国的首都罗马，其人口则达到150万左右。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样规模的城市是非常罕见的。殖民城市和行省城市随着帝国和平的到来，更是纷纷兴起，其中著名的有：不列颠的伦丁尼亚（现在的伦敦），高卢的鲁格敦（现在的里昂）、马赛、阿尔勒、奥顿、里昂和尼姆，多瑙河上的文都波纳（现在的维也纳）、新吉敦（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德国的科伦、波恩、美因兹、斯特拉斯堡以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都兴起于帝国初年，它们或是帝国的军营，或是帝国境内的交通要道。城市既是地方的统治中心，也是传播罗马文明的基地。据大致统计，在帝国初期仅西班牙一地就有360多座城市，高卢有将近1200座，[164]意大利也有近1197座，[165]阿非利加有650座，[166]希腊900座，东部亚洲行省则有人口众多的城市5000多座。[167]城市的发展既反映了罗马经济的发达，更体现了罗马社会文明的发达。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帝国逐渐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通过发达的道路系统连接起来的城市网络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对于罗马帝国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帝国各地城市的兴起又促进了地中海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西部，罗马和意大利的商人可以把意大利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产品运到日耳曼和北欧等地，北欧等地的产品又可通过商人运往其他各地。在东方，罗马商人的贸易更是异常活跃，经商队伍经常出没于阿拉伯、印度，甚至远达中国。正如吉本指出：“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刮了去供给罗马人的挥霍。斯基太的森林提供了贵重的毛皮。琥珀从波罗的海岸由陆路运到多瑙河，蛮族对这些无用的商品在交换中能得这样的高价不胜惊异。巴比伦的地毯和东方其他制造品需求很大；但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部门是同阿拉伯和印度进行的。每年，约当夏至时，一支120艘船的舰队从红海上埃及的一个港口迈奥肖尔莫斯出航。它们靠定期的季候风之助大约40天横渡大洋。马拉巴尔海岸或锡兰岛通常是他们航行的尽头，在这些市场上，来自亚洲更遥远的国家的商人们等待着他们的来临。舰队返回埃及的时间确定在12月或1月，只要他们满载的货物一旦运到，就从红海用骆驼背到尼罗河，顺流而下，直抵亚历山大里亚城，于是毫不耽搁地源源注入帝国的首都。”[168]
罗马帝国的民众对于地中海文明中心形成后所带来的安宁与繁荣的局面褒奖有加：“他们承认首先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真正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狠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他们肯定认为，由于各种技艺的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增加了。他们赞美日益辉煌的城市景象和阡陌相连，装点得像个大花园一般的美丽的农村面貌。他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有的欢乐、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古老的仇恨，也再不为未来的战祸担忧了。”[169]尽管这些文字有些夸张，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即使像基督教作家如特尔图良等也赞叹不已，他说：“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现在一切地方都可畅通，为人们所熟悉，便于商业的经营。现在使人愉快的田野已把一切荒凉痕迹抹去了，丛林已被铲除而代之以春耕夏耘的陇亩，牲畜成群奔逐而野兽匿迹。沙地已经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经扫除了；沼地已经排干了；过去贫困的农舍所在地，现在已被大城市占据了。……到处可看到屋宇、人群、安定和文明。稠密的居民到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170]
不过，在罗马帝国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衰落的征兆。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正式灭亡。此后，内战频仍，政局混乱，经济迅速衰退，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整体文明日益失去往日的光环，罗马地中海文明进入衰亡阶段。
元首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元首不时被拥立、被撤换或被杀害，这本身表明政府的不稳定。据计算，从公元235年到284年的50年里，有20多个元首在位，其中18人死于非命，1人被交战国所俘，1人死于瘟疫。这些人的命运已经表明：元首制已经无法解决罗马的现实问题。由于篡权夺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整个帝国已经到了瘫痪和瓦解的边缘。
不断动**的政局以及无止境的内战加深了罗马帝国境内劳动人民的负担，从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严重不满，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而这一切又为外族的入侵创造了条件。在帝国东北部，公元251年，有7万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突破罗马的多瑙河防线，进入帝国境内。在帝国的西北部，法兰克人在渡过莱茵河下游以后，迅速进入高卢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于不久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在帝国东方，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也开始向西发展，叙利亚成为波斯人进攻的首选目标。这些都说明：自奥古斯都开始的帝国边境防御线已经不复存在。罗马帝国业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困境。以后虽然出现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使罗马帝国摆脱了一时的危机，但因为改革无法解决帝国内部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很快就趋于失败。“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171]面对帝国的混乱，城市的萧条，农村的荒凉，道德的没落，当时人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蛮族”入侵更加加剧，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分崩离析。“罗马人的鲜血从君士坦丁堡一路洒到阿尔卑斯山，斯吉提亚、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亚、达达尼亚、达契亚、伊庇鲁斯、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等行省，到处都遭到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夸杜斯人、阿兰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玛科曼尼人的烧杀抢掠。许多名媛淑女、神的贞女、大家闺秀沦为这些野兽的玩物。主教们成为阶下囚，长老和其他神职人员遭谋杀，教堂遭**，基督的圣台被用来拴马，殉道圣徒的遗物被挖掘出来。‘我们到处都能见到悲哀和不幸，到处都能见到各种形式的死亡。’罗马世界正在崩裂。”[172]耶罗姆的这种感受正反映了当时罗马世界的现实。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实际上也就宣告了以罗马为主导的地中海文明的消亡。
[1] 《论语·为政》。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第164页。
[3] 《左传》定公四年。
[4]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402正，中华书局1982年版。
[5] 《尚书·汤誓》。
[6] 《尚书·盘庚》。
[7]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
[8] 姚孝遂、肖丁主编：《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9页。
[9]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33006。
[10] 同上书，6409。
[11] 同上书，20613。
[12]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
[13]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4] 《诗经·大雅·思齐》。
[15] 《左传》定公四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补增订本）09901,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简称《集成》）。
[17] 《左传》隐公十一年。
[18] 《集成》04029。
[19] 《集成》04341。
[20] 《集成》02841。
[21] 《史记·商君列传》。
[2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