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共同的始祖，民族的融合還仰賴於共同的生活地域。而這個共同的地域，在古人的觀念中，也經曆了不斷的發展完善過程。顧頡剛先生的研究指出，隨著種族的融合，古人的觀念中的古代疆域也隨之發展。夏、商、周勢力所及，按照孟子所說“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者”[82]，夏、商、周三族生活的疆域並不廣大。但自秦始皇成就了統一功業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古人再追溯古代的疆域時，就不再是地方僅千裏了。如《五帝德》說“顓頊……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將五帝時代的地域誇大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的疆域。《堯典》和《禹貢》劃分出九州，《爾雅·釋地》也說“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古代疆域似乎由禹而定立。
由此，顧頡剛曾經指出“戰國、秦、漢之間，造成了兩個大偶像：種族的偶像是黃帝，疆域的偶像是禹。這是使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這是使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二千餘年來，中國的種族和疆域所以沒有多大的變化，就因這兩個大偶像已規定了一個型式。除了外族進來混合在中國人的集團裏之外，中國人總不願把這個舊型式有所改變。所以雖不會很縮小，也不會很擴張了”[83]。黃帝與大禹，本是春秋戰國時人托古的結果。但對於華夏民族的融合，則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戰國秦漢時期，正是以漢民族為主導的華夏族形成的關鍵時期，在精神的層麵上塑造出華夏族的共同始祖黃帝，在地域的層麵上塑造出華夏的共同區域九州的概念，的確起到了強化民族融合與疆域穩固的作用。黃帝與大禹從此成為人們觀念中堅不可移的兩個概念，成為華夏民族團結一致的向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