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共同的始祖，民族的融合还仰赖于共同的生活地域。而这个共同的地域，在古人的观念中，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指出，随着种族的融合，古人的观念中的古代疆域也随之发展。夏、商、周势力所及，按照孟子所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82]，夏、商、周三族生活的疆域并不广大。但自秦始皇成就了统一功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人再追溯古代的疆域时，就不再是地方仅千里了。如《五帝德》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将五帝时代的地域夸大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疆域。《尧典》和《禹贡》划分出九州，《尔雅·释地》也说“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古代疆域似乎由禹而定立。
由此，顾颉刚曾经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的集团里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所以虽不会很缩小，也不会很扩张了”[83]。黄帝与大禹，本是春秋战国时人托古的结果。但对于华夏民族的融合，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以汉民族为主导的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精神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族的共同始祖黄帝，在地域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的共同区域九州的概念，的确起到了强化民族融合与疆域稳固的作用。黄帝与大禹从此成为人们观念中坚不可移的两个概念，成为华夏民族团结一致的向心所在。
（三）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特征
秦帝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西汉时期，文帝、景帝、武帝采取诸多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局面。“天下一家”的观念，在秦汉时期逐渐由一种政治认同升华为民族的文化精神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纽带与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1.秦帝国的国家解体及其深远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84]。贾谊以气势恢宏的语言，极力赞美秦朝统一这个亘古未有的世道巨变。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地主封建制国家，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赞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85]可见，秦始皇的文治武功给后人造成的精神震撼，很久之后，仍回**在历史的时空中。秦朝开创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开创了中国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86]
但是建国之后，秦帝国浩劫民力，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起义。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东方六国贵族的余孽趁机想复兴封建旧制。“然秦帝国对封建贵族打击甚重，经过秦的郡县制，旧的贵族封建制再无翻身之机缘”[87]。甚至即使在秦末乱世，“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满活跃，绝无衰象。……及秦乱，中国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然皆能自立塞外，播华族之文风，化榛莽为同域。即此一端，可征华族优秀天资，当秦季世，尚见蓬勃进取之迹也”[88]。因此，虽然秦帝国迅速衰亡，但秦人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局面却影响深远。
首先，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秦建立之后，“六合之内，皇帝之土”[89]，统一国家已经弥合了先秦时期“中国”与夷狄地域上的界限。为开发与巩固边疆地区，秦朝迁移内地居民到边疆戍边屯垦。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促进了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在大一统国家里，各族人民使用同样的文字，享有共同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内涵也就随之扩展为秦帝国控制区的地域概念。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就是秦朝的统一，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是由秦而来的。[90]西方学者以“秦”帝国作为“中国”英译词，可见，秦的统一足以影响整个世界。先秦时期，人们向往的“天下一家”终于变为了现实，从此，“中国”真正成为地域上、文化上的统一国家概念，“天下一家”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标志与共有的精神家园。
其次，为与大一统的国家相适应，秦帝国开创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后世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大多都可以追溯到这里。首先，秦帝国确立了“皇帝”称号；其次，中央政府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监察。三公皆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任命。地方政府废除封建，实行郡县制。郡的长官称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其任命、升迁、赏罚全系于皇帝一人之手。这样，各级官吏废除了世袭制，从制度上有效防止地方上形成累积的宗亲与贵族势力，与中央相对抗，郡县制是秦朝吸取了周朝诸侯征伐、政令不畅的历史教训，而推行的新的中央集权形式的管理体制。如李斯所言：“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91]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地方管理体制的定制，有效地维护了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
此外，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局面，秦帝国在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也颁布了诸多政令。秦朝政府“一法度衡石丈尺”[92]，“同律度、量、衡”[93]。度、量、衡与货币的统一，为扩展经济发展空间与经济交流提供了制度保障。古代的两轮车在松软的土地上会留下很深的车辙，车子顺着同样宽度的车辙行走才更为便利。秦政府下令“车同轨”，全国车子的轴距相同，方便了各地的交通运输往来，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的集中化。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秦帝国修筑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各地的驰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94]秦帝国修筑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出行，巡视天下，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加强国家统一，便于交通的作用。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写法不同，不但妨碍政令的执行，也不利于各地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秦朝建立之后，文字的统一与标准化工作迅速提到国家日程上来。秦始皇下令“书同文字”[95]，以秦国使用的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文字。同时，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厉篇》、《博学篇》，作为小篆标准的范本，发布全国，推广使用。小篆通行之时，又出现了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隶书。无论后来汉字的字体怎么变，但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没有变，作为维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没有变。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96]
秦的统一，起初虽然是以武力实现的强制性的政治统一，而这种统一顺应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与和平的愿望，由诸多制度开创的“大一统”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化为普遍的文化认同，由此上升为自觉的精神认同。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由此蓬勃而兴。有了这种自觉的“统一”精神认同感，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分裂的苦痛，但是统一时期远长于分裂时期，主张统一的势力远大于分裂的势力。从世界意义上来说，北方蛮族的入侵给亚欧大陆各民族造成了深远影响，甚至摧毁了古罗马文明，欧洲分裂为若干个小国。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一直没有中断。
2.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及与西方的沟通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大一统的汉帝国，彻底粉碎了六国诸侯后裔企图重建封建的梦想。
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儒学的复兴，与汉人总结秦亡的经验是分不开的。秦王扫六合，无人能抵御，其帝国大厦将倾，亦无人能扶，可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97]。强秦短命而亡，为汉代儒家的翻身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坚守儒家理想的陆贾，在汉高祖面前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家应该推行儒家的仁义教化思想。“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98]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贾谊，著《过秦论》，详细阐述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但陆贾、贾谊不懂变通，再加上汉初形势的制约，他们的呼吁效果并不理想。另外一个儒者叔孙通没有正面劝帝王接纳儒学，而是采取为汉制定朝仪的方式，使汉高祖切身体会到儒学带给皇帝的尊贵与荣耀。高祖与群臣在长乐宫以叔孙通所制朝仪，行君臣之礼，“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99]可见，朝仪对于维护皇帝的权威，起到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作用，深得皇帝喜爱。叔孙通以迎合统治者的手段博取功名，被有的儒家学者视为叛逆，但叔孙通更懂得如何与没有文化教养的统治者合作。他的做法比陆贾、贾谊更有成效，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帝国对儒学的重视。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这不能不说，汉高祖心目中的儒家形象正因叔孙通的出现而改变。司马迁评价叔孙通曰：“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00]，此诚为不虚之论。如果说叔孙通为汉家制定礼仪，引起了统治者对儒家的另眼相看，那么，董仲舒对儒学的理论改造，则为统治者准备了治国理论。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纳了阴阳家、道家、法家等学说，融摄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道，架构了一种宏大的宇宙社会与人生体系的新儒学理论。这个具有兼容性的新儒学围绕大一统的政治学说，包含神权与君权的关系，伦理秩序、文化秩序以及思想统一的意义等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举贤良对策，在众多儒生中，董仲舒脱颖而出。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01]这段话出自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作为吸引皇帝的亮点，提出思想领域的统一问题。意在表明百家之学不能齐头并进，要独尊“六艺”之儒学。
汉武帝毅然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02]。因而，在儒家学术思想史上，董仲舒就成了为儒学赢得地位的英雄。“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03]“孔子之文在仲舒”[104]。此外，汉武帝还立五经博士，设太学，传承儒家六艺之学。这标志着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被正式确立为汉帝国的指导思想。虽然汉代儒学内部尚有今古文经之争，但这并不影响儒学走向独尊地位。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可以借助儒学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优势，进一步在国家礼制、文官制度、教育体制等领域渗透其影响。儒家思想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涵盖，使它在汉代思想文化的选择中，居于主流地位。汉代儒学在建设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把儒家思想拓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与阶层，儒学开始在民族心理、性格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并从此不易被外来势力所动摇，[105]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资源与精神支柱。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为解决匈奴问题以及“凿空”西域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个时期，涌现出诸多文臣武将，皆以抵御匈奴、建立功业、报效国家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后汉书·班超传》论曰：“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在抵御匈奴的战争中，尤以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在抵御外辱的斗争中展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彪炳史册。
汉武帝时期，随着疆域的开拓，华夏族活动范围日渐扩大，其影响也随之扩展，形成了新的民族——汉族。汉族又与匈奴族、西域各族等少数民族相融合，组成以汉族为主体，以少数民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西汉时期，汉族与匈奴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谈不上民族融合。东汉时期，南部匈奴内迁，服从汉帝国的统治，匈奴族逐渐学习并认同汉文化，标志着匈奴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汉帝国在北线与匈奴作战的同时，在西线对西域的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功。
西域，泛指敦煌阳关、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秦汉时期，西域各族有三十六个国家。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帝国通往西域的道路还没有打通。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需要，汉武帝派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陌生的西域对张骞等人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张骞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招募勇士百余人，于公元前138年，开始了这次极富有挑战性的西行探险。途径匈奴统治区时，张骞被扣押十余年，后得以逃脱，历经磨难，到达西域。虽然联合大月氏人共同进攻匈奴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张骞却不虚此行。他在西域的经历与见闻，为汉朝开发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组建更大规模的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他们带去了大批内地物产，到西域各国分头活动，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感情。
张骞出使西域，在当地广泛传播了汉文化。内地的物产品种、凿井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西域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打通西域交通线之后，西域主要国家，如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与西汉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实行对西域各族的政治军事管辖。这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汉帝国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在秦帝国疆域基础上，汉帝国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汉以西域为根据地，继续往西方探险，开拓通往西方的道路。汉人到达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埃及等地，驼铃声声，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产带到西方，把西方的香料等洋货带回中国。由此开辟出来一条贯穿亚欧大陆交通线——丝绸之路。沿着丝绸之路，西汉开拓进取之精神在亚欧大陆更广阔的异域他乡传播开来。
两汉之际，汉朝与西域之间的统辖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经营西域的勇士——班超。班超在少年时代，曾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106]遂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识与勇气，治理西域三十一年。班超重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治，进一步融合了汉族与西域各族的民族团结。西域各族人民逐渐认同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成员。从《汉书》、《后汉书》的少数列传中，还可以发现，除了匈奴、西域各族，还有羌族等少数民族在秦汉时期纳入了中华民族。
关于华夏民族的开拓与进取精神，钱穆先生说“中华民族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心流所吞灭或冲散。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107]。西汉时人以其特有的开拓与兼容精神，使华夏不仅在边疆地区的拓展、民族融合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还有了物质、文化发展的大进步。
二、古代西方历史概论
（一）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希腊国家
1.希腊早期国家的形成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古希腊人因培植出远远超乎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成熟文明而受到世人的称颂。人们不时地从希腊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养分和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由希腊人创造的希腊精神和希腊奇迹不但改变了古代希腊的地位，而且也为西方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
希腊半岛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希腊人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舞台。这里气候相对温和，但土地贫瘠、适宜耕种的平原较少，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荒凉的多山地常常把平原分割成块，既影响了各地间陆上的交通，也影响了当地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不过，半岛的外部条件比较优越，它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半岛东部港湾众多，古代希腊人从这里出发，航行于爱琴海，向东北越过赫勒斯旁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进入黑海；向东可以到达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向南经克里特岛可达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往西经爱奥尼亚海可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海上航海的便利，对于希腊人吸取更好的人类文明成果、养成“世界主义”的情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的文明史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所谓爱琴文明就是指爱琴海地区的青铜文明。克里特（Crete）文明和迈锡尼（Mycenaen）文明就是这一青铜文明的主要代表。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是爱琴海上的最大岛屿。荷马史诗记载，它“位于深红葡萄酒色的海中，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四周环水。岛上的人多得难说清，城市有90个。”[108]大约从1900年开始，考古学家就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结果发现，早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这里就出现了由农村公社结合而成的最早的城市国家。克里特文明的中心是克诺索斯（Knossos）城。城中的王宫遗址属于多层式，房间回廊曲折相通，内部结构复杂巧妙。遗址中有国王的宝殿、接待室、起居室，而且还有庞大的仓库和手工作坊。王宫中央还修有实用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在王宫的墙上、出土的器皿上都有各种各样表现自然景物的绘画艺术，其中以海中生物如贝类、海豚等最多。克诺索斯的王宫面积巨大，结构宏伟，其建筑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所为。它的存在表明，在当时克里特岛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在社会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克里特文明时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妇女在这里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壁画中的克里特妇女衣着华丽，举止优雅。在一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有些甚至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较小。在这里，人们没有给自然和宇宙之神建造宏大的庙宇。规模宏大的王宫中只有很小的一间祭室，祭品则主要是农产品，少有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这与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生活方面，克里特岛的人们或从事农耕，或从事渔业，也有一部分从事航海业，他们驾着单桅帆船，载着各地的奇货异物，往返穿梭于地中海世界。随着交往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线形文字（Linear），在考古学上称为线形文字A。到1963年，人们已经发现了220块由线型文字A写成的铭文材料。铭文大部分发现于亚基亚—特里亚达地区，这说明它是克里特岛当地居民的日常使用文字。遗憾的是，这种文字至今都还没有释读成功。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希腊语，但可以肯定，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是希腊人接触的最早最重要的文化，对后来的希腊文化影响深刻。
约公元前1450年，克里特文明遭破坏，造成破坏的原因不详。一种观点认为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克里特北部的特拉（Thera）火山爆发造成了巨大的海啸，而浓密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克里特岛。其推理的根据是米诺斯宫殿基础的松动；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宫殿上遗留下来的火焰痕迹，认为克里特文明的毁灭主要是由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对克里特的入侵。随着克里特文明的衰落，爱琴文明的中心地也开始由克里特转入迈锡尼。
迈锡尼文明是公元前15世纪至前12世纪阿卡亚人于南希腊的迈锡尼、派罗斯（Pylos）等地建立的青铜文明，其中以迈锡尼为其主要代表。
迈锡尼遗址的发现者是德国人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后来，英国和美国学者都对相邻地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发掘，使迈锡尼文明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反映迈锡尼文明的主要有贵族或国王的坟墓、坚固的城堡、地域分布较广的陶器以及不同于线形文字A在考古学上称之为线形文字B的文字。线形文字B已于1952年被英国建筑家兼古典学者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等释读成功。它的释读成功为我们进一步解开迈锡尼文明内部的秘密创造了条件。迈锡尼文明存在了3个世纪左右，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被来自希腊北部的另一部落多利亚人（Doria）所灭，迈锡尼文明中断。
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比迈锡尼落后，希腊社会重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历史上把多利亚人南下以后的时代称作“荷马时代”。它是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相当于公元前11—前9世纪。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下滑，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倒退到了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半岛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口不断增加，农业技术得到显著的改进，城市文明逐渐出现。大致说来，最早建立城市国家的有：科林斯、麦加拉、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奥林匹亚、底比斯、特尔斐、拉利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爱菲索、士麦拿等。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当时整个希腊族非常弱小，而爱奥尼亚人在所有希腊人中，又是最弱、最不受重视的。除雅典以外，他们没有一座比较像样的城市。雅典人和其他地方的爱奥尼亚人都不喜欢被人称之为爱奥尼亚人。”[109]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不同类型的城市国家在希腊犹如雨后春笋。据估计，希腊人在半岛上建立的国家大约为600至700个，加上海外建立的国家总数就达1500多个。[110]它们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点缀在辽阔的地中海上，形成了西方古典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然，希腊世界的国家由于形成的途径和治理方式不同，所以，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也不一样。但无论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哪一种生活方式，强大的公民集体始终是希腊早期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希腊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公民自治团体在法律之下分享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政治形式。
根据国家形成的途径，古希腊国家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国家是由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是氏族内部分化、矛盾的结果。这些国家一般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来逐渐废除氏族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雅典是这方面的典型。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爱奥尼亚人进入阿提卡，过着氏族部落制生活。到荷马时代，阿提卡一共有4个部落、12个胞族和90个氏族。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有时还会发生一些战争。像其他民族一样，雅典的早期，也有过国王，不过它的王政统治似乎到公元前683年就结束了。相传，在第十代国王提秀斯时，雅典曾进行了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的统一运动，即赛诺西辛（Synoecism）运动。[111]他废除了阿提卡各城镇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开始把阿提卡的各个氏族部落融合成一个民族。同时，按财产、地位和职业把阿提卡的居民分为贵族（Eupatriden）、农民（Geomoren）和手工业者（Demiurgen）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提秀斯改革是雅典氏族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而改革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氏族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它是雅典国家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志。雅典国家初步形成以后，掌握政权的氏族贵族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导致阿提卡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平息公元前6世纪初阿提卡爆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的社会斗争，梭伦（Solon）于公元前594年被授予最高权力——执政官。梭伦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颁布“解负令”，废除土地债务奴役。这一结果大大地阻止了贵族兼并小农地产的速度，从而使小农地产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状况。与此同时，梭伦又剥夺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权，按收入将雅典人口分为4个等级，并以此规定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公民大会的选举权。梭伦认为，他给予雅典民众的是适可而止，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112]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梭伦的这次改革对于雅典的社会影响还是巨大的。“在新宪法内，出身不再被列为什么特权。阶级尚存在，但按贫富而分别。从此贵族的统治寿终正寝。如果他没有财富，贵族就一钱不值。人的尊贵由财富而非由出身决定。正像某位诗人所言：‘贫穷的贵族一钱不值’。”[113]在此后的30年里，随着雅典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雅典经历了商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加剧。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6年雅典连执政官都选不出来。公元前581年当选的一个执政官在其任期届满后，不肯离职，造成社会一度混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庇西特拉图分别于公元前560年和公元前541年两度用武力夺取政权，实行僭主统治。在庇西特拉图当政的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农的措施，其中著名的有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这一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雅典小农经济的稳定，而小农经济的稳定又为雅典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对庇西特拉图所施行的国政和目的作过详细的评述，他说：“庇西特拉图在宪法形式下温和地处理城邦事务，比僭主制更开明；他仁爱温厚，对过失者尤其宽大；他拨款借贷给贫民，以解决他们的产业之需，使他们能够依靠农耕生活。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二是让他们有小康之产，安心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而无心也没有时间来留意公共事务。而且由于土地得以充分耕耘，他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因为他对各种产品征收什一税。”[114]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继位，雅典政治又进入了较为混乱的时期。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对雅典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把全阿提卡分为30个区，其中10个区在雅典城及其周围，10个区分布在沿海附近，另外10个区在内地。每三个不同的区合为一个地区部落，公民依地域参与当地事务的管理。新的10个地区部落的建立表明：以血缘为纽带的雅典氏族制已经走到了尽头。（2）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500人会议。500人会议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50人组成，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克里斯提尼改革肃清了氏族制残余，结束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完成了雅典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雅典国家的建立是雅典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它的出现也确实推动了雅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雅典阶级关系的变化。恩格斯在分析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情况时，这样说道：“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115]由于雅典国家是“直接地主要地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
第二类国家起源于部族征服。这类国家既不像雅典那样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以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它是作为征服相邻部族的广大地区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斯巴达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亚人从北部来到土地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以武力征服了土著居民，把他们变为斯巴达公民们的集体奴隶，称为“赫劳士（Helot）”。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为了解决它的人口过剩和土地不足，又出兵西邻，征服了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为了预防和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斯巴达人逐步实现了内部的联合，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斯巴达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国王有二人，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他们的权力主要在于宗教和军事方面。平时，国王的权力相当有限；战时，由一人率军作战。当监察官权力扩大以后，国王的权力更受到了监察官的限制。长老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成员为30人，其中包括国王二人以及年满60岁以上的贵族28人。这些贵族皆是身经百战的解甲之士，他们有长期的治国经验。斯巴达的所有国家事务都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长老会议也是斯巴达的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公民大会一般由年满30岁以上的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必须世居斯巴达，外侨在斯巴达不得享有公民权。公民大会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有表决权，而无讨论权。表决时以呼喊声来决定表决的结果，声高即表示通过。监察官共有5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年一选，全由贵族充任。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国王，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监督公民生活和镇压赫劳士的反抗。从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起，他们的权力有了明显的增加，取得了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同时也获得了负责司法执行的权力。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服役上面，对于政治运作一般不大重视。
这类国家由于内部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所以不可避免地把统一和强权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也不可避免地对个性的自由与独立有所忽略。在政治体制上这类国家常常实行的是寡头制，有较为明显的专制与集权的倾向。
第三类是因为移民而产生的国家。米利都、叙拉古是其中的典型。顾名思义，这类国家建立于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的移民浪潮之时。移民者每到新的居住地，为防御当地人的攻击和海盗劫掠，通常筑城而居，逐渐地城堡内的移民形成了其自身的社会与政治的共同体，建立起政府机构，国家随之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移民运动与公元前12世纪的部族大迁移不同，那是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集体迁移；它也和荷马时代后期的移民不同，那是自发的、个别的活动，而且数量也很少。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是早期国家发展的产物，是保证公民集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解决国家内部人口不断增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对此，希腊人自己就有过认识。修昔底德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乱而被驱逐的那些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把雅典作为其稳定的避难所。他们变为公民，使雅典的人口迅速增长。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最后，被迫将移民派往爱奥尼亚去了。”[116]马克思对此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并对这一现象有过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说：“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的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117]母邦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常常给予很大的恩惠和帮助，“但却视殖民地为已解放的儿子，不要求直接的统治。殖民地自决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而且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无需母市（邦）的承认或同意。”[118]
移民离开母邦迁居海外的原因很多，除了生产力不够发达无法养活公民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有的是家乡被异族侵占，不甘于受奴役而远走他乡；有的是因国内竞争失败，或人口压力被迫出走；有的则是因为国内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但不管什么原因，殖民国家都是从母邦独立出来的，是母邦在进入国家以后出现的现象。
应该说，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国家的出现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这期间，希腊制造了使用200名水手的三层桨船，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和冶炼场，产生了更为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建造了宏大的神庙和运动场。公元前776年，希腊人在奥林比亚（Olympia）的小树林中举行了第一次体育运动会。在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又从腓尼基（Phoenicia）人那里学到了书写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元音字母。这些都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19]而这一分工的不断加深又为轴心时代希腊文化的大踏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希腊城邦国家的特征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希腊人的伟大的政治实践，是希腊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城邦在希腊文中叫做波里斯（Πολιs，Po1is），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城堡）或卫城[120]，后演化为一种政治单位。在西方语言中，诸如政治的（Political）、政治学（Politics）、政体（Polity）等词均来源于城邦。一般认为，城邦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国家组织形式，它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管理机构有非常密切的承继关系。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管理机构，如军事首长、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在希腊城邦的各个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以公民大会为例，它不但出现于荷马史诗中，而且也出现于克里特和斯巴达，出现于雅典。当然，因时间和地点不同，公民大会的作用也有所区别。在荷马时期，普通民众仅仅是听众而已，在克里特和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只限于对元老院事先讨论过的提案进行表决。[121]然而，在雅典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每一个与会公民都有提案或修正议案以及支持或反对他人所提提案的权利。正如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所言：“如果他们（雅典人）所议论的主题是有关政治智慧的，政治智慧所遵循的原则总是正义和节制，那么他们会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这种美德，否则，城邦就无法存在。”[122]
小国寡民是早期国家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列宁说：“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123]这与希腊早期城邦的情况完全吻合。
在希腊，典型的城邦通常以某一城市或城堡为中心，逐渐联合附近数公里的若干乡村，山、河、海洋是它与其他城邦相分隔的主要自然界线。城邦是当地居民的共同体，在血缘、语言、传统习俗和宗教仪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当然，也有不存在城墙的城邦，如斯巴达等。据Starr估计：一般的典型城邦的面积在50—100平方千米之间，公民人数在625—1250人之间，能够提供战士的人数为225—625之间。[124]总人口超过数千人，达到数万人的并不多。中希腊的弗西斯面积1650平方千米，有22个城邦，平均每个城邦占地70—75平方千米。在阿提卡半岛东南部的基俄斯小岛面积不足150平方千米，上面建有4个小邦。科斯岛上也有4个城邦。科林斯有880平方千米，其东邻的麦加拉也与之差不多。斯巴达在征服美塞尼亚后领土达8400平方千米，雅典约2550平方千米，都属特大型城邦。在几个较大城邦中，叙拉古有公民3万—5万人，科林斯不超过5万人，阿尔戈斯和底比斯估计也在这个水平上。斯巴达和雅典要大一些，斯巴达可以养活9000名战士，雅典在希波战争时也约当如此。[125]公民是城邦的基础，适中的公民更是城邦存在的前提。柏拉图提出理想的城邦应该有5040名公民，[126]而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城邦不宜过大，人口不宜过多，疆域更应适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最主要的配备自然是公民。对于城邦来说：公民的数量非常重要。他指出：“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都对其人口有所限制”，因为城邦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12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10个人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自给；10万人的城邦是荒唐的，因为它不能适当地治理。城邦理想的人数是成年男子在平时能听到一名传令官的喊声，战时能听到一名将军的声音为度。“城邦如万物——动物、植物、无生物……——也有其自己适中的限度”。“一个城邦如果人数过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因为它可能难于拥有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谁能成为这么多人的将军？除声音洪亮的传令官，谁又能够为其传替消息？”“一个城邦最适度的规模是其人数最多时足以自给自足，且人人生活在可以相互看到的地域之内。”[128]希波达马斯（Hippodamas）在规划皮里优斯（Piraeus）时说，当地理想的公民人数是一万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希波达马斯的想法显然是当时希腊现实的反映。
从内部结构上看，希腊城邦也有其明显的特征，它首先是一个公民共同体。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城邦就是人，完全不是城墙和船舰本身。[129]这里的人显然是指公民而言。城邦可以在本地，也可以集体迁徙到外地，甚至可以迁移到海上。特米斯托克里斯（Themistocles）有句名言，他说：“只要雅典人拥有200只满载海军的船只，那就是有城邦。”[130]这句话表明：“城”与“邦”可以分离，“城”毁而“邦”却可以仍然存在。只要公民集体在，只要他们的神和组织在，城邦就可以存在。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公民是城邦的主体，他们属于城邦，城邦也属于他们，这是同语反复。在希腊文里，“公民” （Polites）一词本身就源自城邦（Polis），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且具有足够多人数的一个公民集体。”“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组成一个城邦。”[131]在城邦内，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城邦的最高统治权依托于“公民集体”。公民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内政、外交、诉讼、立法和选举公职人员等事务。他们也可以担任公职，公民与政府之间保持着最大程度的统一性。公民集体正因为与国家紧密相连，所以希腊人常常用“雅典人（而非雅典）”、“科林斯人（而非科林斯）”、“斯巴达人（而非斯巴达）”来称呼他们的国家。
公民和士兵的结合是城邦赖以存在的军事基础。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保卫城邦的独立和安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132]公民们平时农作、训练，战时打仗，作战时所需的马匹、甲胄、武器、粮食等都由自己解决。城邦按照公民财产的多少、尽军事义务的多寡来决定他们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当然，军制和战术的变化也对城邦的政体形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当军队以骑兵为主力时，政治上往往是贵族制或寡头制，因为能养得起马的只能是少数贵族。当重装步兵成为城邦战争依靠的主力时，贵族制开始向温和民主制过渡。因为参加重装步兵的成员都是比较富裕的公民，是农夫。而当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下层平民在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常常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对此，就是当时人都有过深刻的分析。有一位生活于公元前470年左右的作者曾这样说道：“不错，在雅典穷人和普通人应比贵族和富人享有更多的权力，因为正是普通人操纵着舰队并给城市带来权力；他们提供了舵手、水手长、下级军官、哨兵和修理船只的工匠；使城市强大的正是这些人，重装步兵、贵族和有身份的公民是远远比不上他们的。”[133]很显然，公民兵制是与城邦落后的税收制度和公民间相对的平等观相一致的。
自给自足是城邦的经济基础。希腊的自足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公民人数足以自卫，第二是经济能力足以自给。在古典希腊城邦中，公民享有占有一定土地的特权，城乡居民之间没有形成正式的对立。城邦中没有受到城市剥削的乡村地区；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结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34]农业劳动始终处于受尊重的地位。稳定的农业为希腊城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当然，城邦中公民内部的相对平等，并不意味着城邦内部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不过，这种不平等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的。城邦政治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缩小公民之间的这些不平等，从而维护相对稳定的公民团体，因为它是城邦政治的基础；其次，使每一个公民依公民身份而分享某种平等的权利，再按每个公民不同的经济地位（承担义务的能力）来分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尽多少义务，就享有多少权利，依义务定权利，这是希腊城邦一条重要的规则。
城邦虽然有许多共同性，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政治体制上看，各邦之间或某邦各时间段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斯巴达是贵族寡头政体；雅典则经历过王制、僭主制和民主制政体。而就城邦的政治结构而言，则更是变化万千。例如斯巴达虽然有两个国王，但他们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他们既要受监察官的监督，还要受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掣肘。雅典的政治结构则更为复杂，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法庭、元老院，还有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职权，而且机构之间相互制约。城邦政治体制的多元性一方面表明希腊政治发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学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城邦现实的基础上写就的。
封闭性和排他性是城邦的重要特征。城邦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不仅仅妇女、儿童和奴隶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而且还有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在古代希腊，授予外人以公民权的情况十分罕见，除非是处于特殊时期。[135]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民主派也不希望打破传统的男性公民共同体。恩格斯对此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136]城邦精神的整体主义是城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在对待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上，城邦第一位，个人第二位，个人只有融合于城邦，为城邦而献身，才真正实现了其价值。希腊人把城邦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公民集体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织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满足其需要）。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137]把城邦共同体看得比个体重要是希腊城邦中公民们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心态。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公民个人的一切都有了，城邦的毁灭，也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丧失，甚至有沦为外邦人或奴隶之虞。城邦繁荣、强大，就意味着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因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都把城邦的整体利益视为神圣，公民的集体意志视为法律。苏格拉底式的献身，就是城邦整体主义精神的模范遵从。
保持公民人数与公民份地数的相对平衡是城邦赖以存在的保证，也是政治家们一直关注的重点。城邦初期在希腊所出现的改革者如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莱库古斯、科林斯的斐冬、底比斯的腓罗劳斯等都以保持公民人数与份地数的均衡为主要目标。古代立法家科林斯人斐冬主张在开国时，产业的份数相当于公民的人数，这些数额应该作为定制，不要使其有所增减。[138]在腓罗劳斯的一些著作中，照他的立法意志，各家所有份地数和子孙数总要保持平衡，使其世代相续，各人资以营生的产业不至于剧增或剧减。[139]一旦打破了平衡，就必须移民。移民建国是希腊城邦制度保持平衡的一种方法，也是希腊城邦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希腊城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先前强大的城邦,有变得默默无闻的；而往昔弱小的，又有变得强大的。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后来居上才发展起来的。不过，希腊城邦实力的不断变化，霸权的不断更替虽然打破了地区的局部平衡，但并没有动摇城邦的内部结构，这或许是希腊城邦的最大魅力。
（二）希腊古典社会的盛衰与马其顿帝国
1.希腊古典社会的盛衰
公元前5—前4世纪前叶是希腊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希腊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希腊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希腊的大量成就也都产生于这一时间段。
公元前8—前6世纪以后，希腊各地基本上完成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据不完全统计，在希腊有国家300个左右，这些小国寡民的国家分布于希腊半岛、爱琴海以及下亚细亚等地区。然而，刚刚进入文明状态的希腊小国很快又遭遇了波斯人的强大进攻。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动用海、陆两方面大军向希腊挺进，正式挑起了与希腊人的战争。大流士给出征将军下达的最初命令，就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的面前来”。[140]年轻的希腊面临着自从进入国家以来第一个严峻的考验。
面对波斯强敌的入侵，面对失去自身独立和自由的威胁，希腊人众志成城，奋起抗战。无论是马拉松还是温泉关或是萨拉米斯，英勇的希腊人都创造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波斯大军终于在团结的希腊人面前失败了。公元前449年，波斯被迫签订和约，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市的独立。[141]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希波战争遏止了波斯帝国的向西扩张，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实力，加速了波斯帝国衰落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希波战争保卫了希腊人的独立，延续了希腊文明的发展。正如柏拉图所说：“如果没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共同起来抵挡迫在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可以断定：希腊各城邦早已混杂在一起了，希腊人与野蛮人混杂，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专制统治下的那些民族一样，被分解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了。”[142]正因为希腊人的胜利，才使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很快地进入了古典社会的繁荣期。由于雅典和斯巴达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战后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它们两个国家尤其是以雅典为中心而展开的。
对于雅典人来说，希波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同时也是发展的机遇。这场战争大大地加速了雅典海军的发展步伐，改变了以前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单一作战模式，特别是到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海军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政治地位也日渐显现。更重要的是，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以及雅典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第三等级公民的人数由战争初期的约1万人增加到了公元前430年的2万人。这些都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日益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约到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雅典的民主制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伯里克利是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气魄的民众领袖和民主主义者。“在伯里克利身上，有一种爱好深奥、高尚、优美事物的真挚而生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以极奇怪的方式和他的政治才干交织在一起。他掌权三十多年。他是个非常生气勃勃和思想开朗的人。他把他的这些品质的烙印打在他的时代上面。”[143]伯里克利大力推行民主政治，从而使雅典的民主政体一度具有“伯里克利的面貌”。他将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所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遇到紧急状况时，可以随时召开。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此外，伯里克利还建立了多个陪审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为了鼓励贫苦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伯里克利实行公职薪给制，从而使贫穷的雅典公民也有机会担任国家的高级官职，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世界古代史上重要的政体形式，它在发挥全体公民的主动性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伯里克利也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另外，我们安排了种种娱乐活动，以使人们从劳作中得到精神的恢复，在整个一年之中，我们都举行各种常规的竞技会和祭祖活动；在我们的家庭中，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消除心中郁闷。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144]
民主政治为雅典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正是在生活安逸、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下，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和中心，出现了众多名垂史册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杰作，为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对外事务方面，希波战争以后，雅典继续推行向爱琴海发展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强其对提洛同盟的控制。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立于公元前478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波斯的侵略，“劫掠波斯王国的领土，以报复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145]因加盟各邦集会的地点和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上，故名。最初入盟的城邦有30余个，后来越来越多，最多时超过250个。包括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以及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连接爱琴海和黑海海峡地区的大部分希腊城邦。入盟各邦或出战舰或出钱，开始每年缴款的数额为460他连特，后扩大到600他连特。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库以及5000他连特存款被雅典移至雅典。提洛同盟的金库实际上变成了雅典国库的一部分。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雅典人拒绝入盟邦要求解散同盟的请求。至此，雅典人已经彻底地控制了同盟者。此后，雅典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年财政收入已达1000他连特。其中50%以上来自同盟的贡赋。假如没有这一笔贡金，伯里克利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雅典城邦内部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情况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伯里克利曾多次在演说中说，同盟国“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