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第一编里，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作为以往人类活动过程的历史，即在客观上已经实现了的历史。若果用德文来表示，那就是作为其本义的Die Geschichte,而这个词来源于动词“发生”（或完成）geschehen（源于条顿语词根），因而通常用来表示作为过程而发生过或完成了的历史，尽管这个词后来也被用来表示书写成文的历史。在第二编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史学”或者呈现在历史著作里的历史。在德文里，这就是die Historie（源于希腊语词根）。在英文里，两者一概皆以 history来表示。在此之所以要区分“历史”与“史学”的词义概念，这是因为在二者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分。就其联系方面而言，史学即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无历史便无史学，或者说历史是史学的基本内核；同时，历史又在极大程度上（尤其是文明时代史）赖史学得以保存与流传，非史学则历史实在难以存在，或者说史学是历史保存的基本方式。就其区分方面而言，在历史与史学之间还有着认知阶段的重要不同。人类自从打制石器开始便有了自觉，因而进化成人。有人类便有人类历史的产生。可是，在文明曙光初现以前，这种历史的产生的过程只能通过遗物、遗迹等保存其某些一枝一节，实在难以窥其全豹。后来人们把这一类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只有当人们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有了回忆、记忆与反思，并且用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这才有了作为书写的历史，才有了史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从事情发生的角度来说看历史与史学的区别与联系。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第一编里研究历史，是以历史发生的过程为对象来作的反思和研究，而在第二编里，我们所要反思和研究的对象就是史学著作的本身了。所以，在这一编里，我们所要做的事是对于前代史学家著作的反思，亦即对于前代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反思的史学的反思。
公元前11世纪，在西方的希腊，荷马时代取代了迈锡尼文明，接着就是前代的文明被遗忘，《荷马史诗》十口相传，其中虽不乏前代史影，究其实终不能成为史书；在中国，则出现了周之代商，《书》、《诗》与礼乐勃兴，难怪孔子会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尚书》（尤其其中的周初诸诰）作为原始史料是基本无问题的。《诗经》中有神话、有民歌，但也有史实之含蕴，作为原始史料也基本是无问题的。《书》、《诗》皆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不过其中却有宝贵的史识存在。如强调“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涉及三代历史传统以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样的对于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在古代世界，这既是难能可贵的重大创见，也为以后中国史学的连续性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公元前8世纪以后至公元3世纪，在西方，希腊、罗马迭兴，由城邦逐渐向罗马大帝国的方向进展。在中国，由东周之衰而“五霸”、“七雄”，而秦、汉一统帝国。中国之诸侯国与西方之城邦，皆为小邦，而体制不同。中国之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皆为跨地区的泱泱大国，而体制殊异。希腊与罗马文明之间有断裂，而三代与秦、汉之间既有明显时代质变而又有历史之紧密相连。凡此前编已有论述，此处略微提示，是为了说明双方史学之所以不同之历史背景。
古希腊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开创了西方史学之传统，相对于《荷马史诗》而言，他们的著作可谓凿空性的呈现。《历史》（其核心实为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皆为当时人写当时事的断代史，几乎“前无古人”。其体例为按年叙事，而年月标志并不突出，总体而言仍属编年之体。此等史书极富时代精神，而缺乏历史反省。故黑格尔称之为“原始的历史”。与古希腊史学发生大体同时，中国有“孔子作《春秋》”之说。《春秋》原为鲁国之编年史记，明确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时即四季），以时系年（鲁某公某年），故在叙述之体上为编年史。《春秋》仅记鲁十二公242年之事，故在划分时段上为断代史。孔子对于《春秋》是作、是述抑或是讲习传授，至今聚讼纷纭，姑且不论。据近世出土简帛文书，谓孔子曾以《春秋》授弟子，大抵近是。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之说，似难谓之空穴来风。继孔子言《春秋》者，今所能见厥为三传，而《左传》以及《国语》叙事綦详。此二书，论形式与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之书相近，而论性质却大异其趣。《左传》、《国语》二书在时段划分上均为断代史，前者所叙述之时间略长于《春秋》，延续到孔子去世之后一些年；后者则分国叙述，表现为国别史体裁，而在时间划分上前展至周厉王时期，后拓至吴、越霸业之兴衰。又前者以记事为主、记言为辅，后者则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此二书皆以记春秋时期之事为主，叙事者所反映出的基本是春秋时期的时代精神（如《左传》中的多种外交与军事文书体现得尤为鲜明），显然与《尚书》（尤其《周书》）有别。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二书并非纯粹的断代史，其中大量记载前言往行以及其与当时之事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而显示了古今之变中的内在连续性。这就说明其中原来是有着通史精神的，与古希腊的两部历史开山之作大不相同。这也不足为怪，当时人是把当代历史看作三代的自然延续的，不管是以正面的眼光看，还是以反面的眼光看。
在西方，色诺芬继修昔底德而撰《希腊史》，体例一如修氏，且等而下之。到希腊化时代晚期、希腊行将为罗马征服的时候，波利比乌斯作为希腊人质寓居罗马，作Historie。不少学者将其译为“通史”，看来不妥。因为此书主题所记仅为公元前220—前145年间之事，历时区区七十余年，恐难冠以“通史”之号。那么它是否具有某种通史精神呢？此书前二卷为引言，略述此前地中海世界分散纷争之大局，然后以七十余年之史实说明罗马必将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借叙述罗马征服之历史趋势，以论证地中海世界必将归于罗马统治之下的结局。故其时代特色鲜明，罗马之所赖以战胜他邦之政治体制的优势背景亦鲜明，而于西方文明传统之渊源则似乎不在其视域之内。它与修昔底德之书一样，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的史书，但不是一部通史，也不能算具有通史精神的断代史。
罗马帝国前期（公元前27—公元192年）是经济文化繁荣时期，也是史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曾有若干以拉丁文、希腊文撰述的史书，其中最为重要而著名者当推李维所著之《罗马史》（本名《建城以来》），与塔西佗所著之《历史》（Histories）和《编年史》（Annals）。李维之《罗马史》述罗马建城以来之传说与历史，历时七百余年。就其时间跨度而言，此书不妨称为通史；但就其著史的价值取向而言，却似乎不具备作为“通史”的内在支柱的“通史精神”。从此书的简短前言中就可以看出，李维认为，历史是可以给予今人以教训的，罗马过去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完全凭着道德与纪律的力量，而到了他的时代，这些风纪却在衰落之中。他的希望就在于罗马人能以史为鉴，重返往日的盛世。[1]有见于当时风纪衰落，而将过去笼统的看作一份纯粹的、无发展的道德风纪的典范，这种观念是缺乏历史意识的。黑格尔曾将此书置入“反省的历史”之列，这是不无道理的。塔西佗先写了《历史》，此书所记为公元68—96年（即弗拉维王朝）间的历史，皆为与作者同时近三十年之事，亦即道地的现代史。其书按年记事，于体例为断代编年史。他又写了《编年史》，此书所记为公元14—68年（即奥古斯都去世后的4个罗马元首或皇帝时期）五十余年之事，恰好与随后的《历史》相衔接，因此从时段上看，为近代史。此书亦按年记事，故于体例为断代编年史。既然这两部书体例相同，那么此二书的名称又何以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不到塔西佗本人的答案。看来他是把自己的“所见世”（当代）之历史称为“历史”，而把此前自己的“所闻世”以上之历史称为“编年史”的。那么这种区分有其理由呢？应该说是有其理由的。其理由似乎可以通过词源的分析得出解释。按“历史”（Historie）一词本于希罗多德之著作，其希腊文词根之本义为“追问”或“考核”。希罗多德用这个词来作为其著作之名称，目的在于表明他所记载之事都是经过向事件目击者作“追问”或“考核”而落实的。而事件目击者只能是当代人，因此这样写作的历史只能是当代史。至于“编年史”（Annals）一词，其拉丁文词根为An，意思是“年”。因此，将此词与中国固有史学名词“编年史”相对译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塔西佗的“编年史”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编年史概念又有颇不相同的方面。因为中国的编年体是与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并列而存在的，所要表达的历史编写体例之一种。而塔西佗的“编年史”所强调的不是史书写作体例的特点〔写法也与中国编年体史书对年、时（季）、月、日标注的那样鲜明颇有差别〕，而是与当代史相对应的既往历史，仅仅是根据前人口述或记载（已经无法向事件目击者追问或核实了）将往事按年记录下来而已。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记七百余年之事，司马迁（公元前145/135—前90年）的《史记》自黄帝始至汉武帝太初止，即使从夏代开始所记也有约二千年之事。如果就时间长度而言，这两部书都可以称为“通史”，不过如上文所言，李维的书是缺乏通史精神的形式上的“通史”，而司马迁的书则是兼具形式与精神的通史。塔西佗（55—120年）的两部书一共记载了八十余年的事，班固（32—92年）的《汉书》记载了西汉一代220年的事。塔西佗与班固的书，就其所记时间长度而言，都可以称为“断代史”而毫无疑义。不过，班固的《汉书》虽为断代史，那只是从王朝政治史的角度专书西汉一代之事，如果从此书的“表”、“志”所展现出来的文明史角度而言，那么它又是一本文明通史；因为在班固看来，只有把西汉一代的政治史放在整个中国文明史的长河中才能使它成为可以理解的。不断的文明史长河本身是“常”，其中的每一阶段又有其自身之“变”，所谓“通史精神”就是这种“常”与“变”的统一。班固之断代史书具有通史精神，这就是它与塔西佗断代史书不同之所在。
就生存时间而言，司马迁早于李维两个世代有余，班固与塔西佗同时而年长一个世代，不过他们都生活于大帝国（汉与罗马）时期，总体时代背景大体是相当的。因此，对于这两对史家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我们将能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传统异同上获得更深更好的认识与理解。
古代中国在文明史层面上未曾发生断裂，在史学史的层面上同样未曾发生断裂。其原因就在于通史精神传统的确立。《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形神兼具的通史，为以后纪传体史书开了先河。《汉书》继《史记》为以后历朝断代体史书奠定了初基。由此人们可能产生疑惑，《汉书》以下的所谓历代正史，都不过是不同线段之间的先后接龙（或按亚里士多德所言为“顺联”，请参考本书导论）而已，岂能谓之为连续？其实，《汉书》作为断代史，仅仅是就其政治史层面的王朝兴亡来划分的，而《汉书》本身就是一部西汉时期的文明史，就这一层面而言，则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汉书》是“顺接”于《史记》的，亦请参阅本书导论）。因此，正是《汉书》开了这样一个史学传统，这就是历代正史只是朝代史的分段，而不是中国文明史的断裂。分段而不断裂，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连续性（或“变”与“常”统一）的存在的具体方式。
以上作为第二编的引言，只能略表大意。至于具体论述，则请有兴趣的读者诸君阅览以下的综述和专论。
[1] 参见《建城以来》卷1，穆启乐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