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滅六國及秦漢之際的曆史劇變，使得秦漢統治者非常重視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秦王朝建立之後，秦始皇吸取了“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62]的曆史教訓，建立了中央集權製。西漢初年，漢代統治者圍繞“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63]這一問題，對曆史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陸賈於《新語》中提出“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以及“行仁義，法先聖”的統治之術。[64]賈誼《過秦論》也認識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65]的曆史教訓。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是秦漢史學的重要特點之一。史學的致用，受到空前的重視。
秦漢時期史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史書編纂體例出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紀傳體通史《史記》，紀傳體皇朝史《漢書》、《東觀漢記》，編年體皇朝史《漢紀》；而且還出現了地方史《吳越春秋》，風俗史《風俗通義》，記載楚漢史事的當代史《楚漢春秋》，以及曆史文獻類著作《別錄》和《七略》。此外，秦漢時期還湧現出了許多史論性著作，諸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過秦論》等，曆史評論性著作如《鹽鐵論》，以及記載奏章、石刻的《奏事》，起居注類著作《漢著記》，等等。與先秦時期的史學相比，秦漢史學的撰述形式更具有多樣化的發展趨勢。
秦漢時期的曆史著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史記》與《漢書》。司馬遷的《史記》承先秦諸子之風骨，融通“百家”之說，繼承並大大地發展了先秦史學的優良傳統，成其史學之“一家之言”，代表了先秦以來中國史學的最高成就。之後，班固斷代為史而著《漢書》，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著史體例。《漢書》的體例和撰述思想，標誌著中國正統史學的形成，對後世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漢書》始，中國史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下麵，以《史記》和《漢書》為代表，概述漢代史學的重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