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总喜欢埋怨天神，说什么灾祸都是我们降下的；实际上他们总是由于自己糊涂，才遭到注定命运之外的灾祸的。当前一个例子就是埃吉斯陀。他违反天命，霸占了阿特留之子的妻子；阿伽门农回家时，埃吉斯陀又把他杀掉；埃吉斯陀很清楚他要遭到凶死；这是我们事先警告过他的。[130]
显而易见，古希腊人在史诗中宣扬一种宗教性质的普遍的因果报应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的职能在于行使惩恶扬善、伸张正义，扮演道德警察或判官的角色。而要有效地行使职能，适时地对违反道德准则的人与事进行干预，就需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监视着人的行为。神的及时显现说明神的监控的有效性。但这种监控有一个限度，就是前面谈到的，在遵守一般道德准则的情况下，在日常凡人琐事中，人可以自主自己的行为。
在《奥德修记》的诸神会议上，还重点讨论了奥德修返乡的问题。雅典娜批评宙斯设置障碍，阻挠奥德修重归故里，甚至谴责宙斯说：“你为什么对他这样狠毒啊？”[131]宙斯并没有震怒，而是平静地针对雅典娜的提问进行了解答。原来是波赛冬因奥德修弄瞎了他的私生子波吕菲谟的眼睛，因此怀恨在心。“让他远离乡土到处漂游。”宙斯表态说：“现在我们大家可以计划一下怎么让他回到家乡；波赛冬总要停止发怒的，他总不能单独违抗全体永生天神的意旨。”[132]显然，宙斯的兄弟波赛冬为难奥德修并没有征得宙斯和其他神灵的意见，换句话说，奥林波斯诸神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具有行使权力的独立性，并不需要事事请示宙斯。但在某项重大事务的决策时，诸神也需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单个神服从多数神。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中并不多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
诸神不仅将奥德修送上返乡的旅途，而且在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危难时刻直接对奥德修伸出援手，如同《西游记》中的如来佛扮演的角色一样，直到最终雅典娜帮助奥德修杀死叛逆者，实现了一家大团圆的结局。
这样一来，两部史诗同步展开了两条互相联系的线索：一条是在云上的奥林波斯山的诸神之间，一条是在地上的人们之间。人与人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那些背后有神灵支持的国王们之间发生的事件，都是天上诸神讨论并做出决议的结果。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尚没有察觉，英雄人物的意志、思想、情感和冲动并非来自人与人关系之外，而是来自人与人关系本身。
处于这种以神为本的自我认识中的希腊人，显然还不具备进行自觉的历史叙事和探讨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但是，荷马史诗中有一些为后来的希腊史学所共有的东西，它们暗示着古希腊史学的诞生或明或暗地同史诗有些某种必然的联系。
首先，史诗从一开始就很注意对事情发生原因的追寻，喜欢穷根究底式的询问，这是后来希腊史学撰述中最注重的工作任务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到了。
其次，史诗对希腊人的敌人特洛伊人的态度平等客观，没有古代近东的国王年代记和大事记中的那种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贬抑。古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希腊人”（Hellenes）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异族通称为“蛮族”（barbaroi）的他者意识并不是从成文史开始的。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尚未将自己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尽管特洛伊战争是希腊人的一次联合行动，但参战各国并没有统一的称呼，而是分别以本国的名字进入史诗。或者换句话说，假定的史诗作者荷马的脑海里还没有希腊民族一体化的统称。与这种缺乏统一的自我认识相适应，史诗中的非希腊人也是分散的个体，缺乏与希腊人相对应的抽象概念。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及“讲外国话的开里阿人”时，使用了一个与后来的“蛮族”（ barbaroi[133]）具有相同词根的词barbarophonoi （即“讲外国话的人”）。[134]这个词在史诗中没有丝毫的褒贬之义，完全是一个中立词。[135]史诗充满了早期希腊人对异族人的尊重之心，用来美化希腊英雄的词语也同样用在了特洛伊统帅的身上，比如“宙斯宠爱的、神样的、英勇的赫克托尔”等等。[136]在荷马眼里，希腊人的亚洲敌国特洛伊与希腊人具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政治体制，俨然是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分支，[137]因此，特洛伊人与希腊人在希腊神面前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神和人的父亲平衡一架黄金的天平，在秤盘上放上两个悲伤的死亡命运，分属驯马的特洛伊人和披铜甲的亚该亚人。[138]
荷马史诗的作者对于敌对民族的这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显然同后来以求真求实为特征的希腊史学有精神相通之处。早期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最令人感佩之处就是客观公正，这是史学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
2.赫西俄德诗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社会转型时期（古风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同荷马时代相比，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人的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开始超越先前因自身局限而为自己设置的探索和思考的范围，出现了突破神统的趋向，一些具有鲜明独立意志的个人涌现出来。这种趋向先是体现在取代史诗的诗歌新类型——劝戒诗和众多抒情诗人的作品中，它们的作者不仅是真实的个人，而且是自主的个人；后来则主要体现在爱奥尼亚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和以求真求实、具有批判精神的史学的诞生上，古希腊从此进入了信史时代。
当然，也需看到，无论是赫西俄德等新诗的创造者还是最初的哲学家，都同荷马一样，只是古希腊人中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并不能等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但是，任何时代的诗人与思想家毕竟不是孤立的个人，表面上看他们的作品似乎纯粹是作者个人心境的抒发，但实质上并不完全如此。虽然赫西俄德等诗人在自己题目的选择、材料的取舍、言志言情的角度和深度、遣词用句的技巧、基本想法的归纳等方面处处浸**着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也显示着他们所处时代的需求、期待和局限，打有他们所处时代的明显烙印。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是其所处时代的反光镜。
古风时代前承黑暗的荷马时代，后启辉煌的古典时代，是古希腊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这是希腊由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型阶段，是一个充满变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希腊的原始社会全面解体，血缘关系逐渐被地域关系和阶级、等级关系所取代，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新的政治共同体城邦在阶级与等级分化以及部落联合的基础上蓬勃兴起，成为贵族集体利益的保护机器。建筑在原始氏族公社基础上的平等、互助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强权、暴力、欺诈、伪善等等文明社会的风土病四处流行，希腊各地普遍出现尖锐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以及以立法、变法为内容的改革运动与以贵族革命或僭主政变为内容的政权更迭运动，希腊各邦普遍废除了君主制，确立了以公民集体为社会基础的集体领导的贵族制城邦。在个别城邦当中，还出现了政体趋向民主的趋势，并在古风时代末期，在希腊最大的城邦之一雅典牢固地建立了特权公民的民主体制，这就为古希腊人的思想解放和个人的探究活动创造了相对自由、民主的政治和文化氛围。
在推动城邦形成的贵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社会动**之中，古风时期的希腊人还掀起了一波波海外殖民浪潮，大批希腊人主要因贫困无着、生存空间狭小，毅然冲破地域局限，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在地中海、黑海乃至大西洋沿岸异族人统治的薄弱地带安家落户，破土建城。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这场公元前8世纪中叶开始的殖民运动，无异于一次地理发现，不仅扩大了希腊世界的地域范围，而且彻底打破了荷马时代的文化封闭状态，激发了古希腊对外界与扩展了的内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新鲜感，促进了希腊文化与先进的近东文化的交融，引进了古代东方的建筑、雕刻、手工技艺、字母文字、歌舞音乐、铸币、度量衡等对古代人生活至关重要的文化成果，从此希腊的历史与埃及、西亚，尤其是殖民城邦集中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
古风时代的诗人，无论是最早的赫西俄德还是晚期抒情诗作者，都在自己的诗中反映了上述时代的特点。而且，在特殊的转型时代，诗人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当时的希腊，思想文化的积累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十分有限。除了晓畅可诵、便于记忆与流传的诗歌，以及末期出现的第一批记事家和哲学家的少数散文类作品，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字读物可资参考和阅读，甚至希腊文字也才刚刚通过仿造腓尼基字母设计出来（公元前8世纪中叶），因此赫西俄德等诗人实际上扮演着社会文化的主要记载者和体现者的角色。他们不仅体现希腊贵族精英或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观，而且代表着社会大众的所思所想，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起着大众思想塑造师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古风时代以及先前时代的诗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基本上可以代表它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的面貌。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讲，教谕诗和抒情诗的诞生才标志着直接反映当事人和目击者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的古希腊第一手文献记载史料的诞生。
追求真实地记载和表达过去是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赫西俄德的诗歌首次体现了希腊人追求真实的愿望和实践，他是希腊第一位纪实主义诗人，首次用第一人称“我”为主体来讲述人的故事。荷马史诗也使用了第一人称，但诗里的我与作者并非同一人，实际上荷马始终在讲第三人称的故事。正因为如此，赫西俄德在诗中谈到自己与自己家族的身世，完全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做法，表明至少自赫西俄德始，希腊人的头脑中有了自我意识，开始独立地考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我该怎么做这样一些史学问题。
由于赫西俄德的回忆，我们知道诗人是中希腊彼奥提亚一位移民的后代，生活与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他的父亲原来居住在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殖民地库麦，后来因“可怕的贫穷”迁徙到彼奥提亚一个贫困村落阿斯克拉，[139]通过克勤克俭，兼营小买卖，成为有一定数量土地的中农或富裕中农，并生养了至少两个儿子，即赫西俄德与佩尔塞斯。父亲死后，两人继承了遗产，佩尔塞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较大的一份，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140]佩尔塞斯因好逸恶劳，家道败落，于是向赫西俄德求助并重新挑起争端。[141]但赫西俄德显然没有满足其兄弟的要求，因为在诗中他非常不满先前巴赛勒斯（Basileus，古希腊人对国王的称呼）对遗产分配的判决，谴责国王们贪婪，诅咒他们将会受到惩罚。[142]他的始终充满了对其兄弟语重心长的劝戒，包括如何做人，如何致富，如何管理家政，甚至包括一些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授。整个诗歌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观的、理性的精神。在这里，人是自己的主人，按照自己的实践经验安排自己的生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的开头，明白地表达了纯属个人的觉悟：“佩尔塞斯啊，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143]这是一句不同凡响的宣示，不仅表明作者个人去伪存真的决心与理念，而且标志希腊人历史意识的巨大进步，即开始由过去的夹杂大量神话传说的原始记忆向理性地记忆社会人生的转变，这是历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当然，赫西俄德在诗中也常谈到宙斯及其家族，但纵观全诗可以看出，荷马史诗中的那些如影随形般站在人身旁的诸神灵，在《工作与时日》中已被请到高高的庙堂之上，成为远观人们活动的终极解释者和审判官，而不是日常活动的操纵者。
例如，赫西俄德在人类起源这样的最难解决的终极性问题上，将答案交给了奥林波斯诸神，认为神创造了五个阶段的人类：黄金时代的人、白银时代的人、青铜时代的人、英雄时代的人、黑铁时代的人。[144]这是西方历史上首次把人类史看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连续过程的解释尝试。这种历史的过程性认识或阶段性认识、历史变化的意识、历史连续的意识，显然并不都基于假设，它包含着当时人们经验的概括，比如把当时希腊人使用的青铜器和铁器看作前后两个时代，就显然是赫西俄德对人类的生产经验的归纳。按照赫西俄德的解释，五种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铁器时代恰好是他本人生活的古风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人们终日劳作，私欲横流，互相倾轧，恃强凌弱，道德沦丧。他感慨自己没有早生或晚生。我们不知道五个由一条因果链联系起来的阶段认识在当时是现成的观念还是赫西俄德自己的发现，但赫西俄德肯定是第一个提及这种变化的意识，这就不期然而然地第一个提及希腊史学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今不如昔的历史观。社会历史的趋向不是进步，而是逐步由善向恶的演变。这样一来，赫西俄德发现了历史的阶段性和过程性，至少是他首次表述出古希腊人关于历史的阶段和过程的思想。当他对自己所处时代以外的阶段尝试解释时，不得不运用传统神话和猜想，一旦对“真实的事情”的诉求进入到他自己经验的时代，他就把解释权牢牢地掌握到自己的手里，运用切身体验，描述现实世界的各种世象，概括处事哲学，解释什么是幸福和快乐。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是对人生认真思考的人，一位善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人，一位乐天知命、满足于自身生活的人。他概括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明显具有智慧，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如：
害人者害己，被设计出的不幸，最受伤害的是设计者本人。
亲自思考一切事情，并且看到以后以及最终什么较善的那个人是至善的人，[145]能听取有益忠告的人也是善者。相反，既不动脑筋思考，又不记住别人忠告的人是一个无用之徒。
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
不要拿不义之财，因为不义之财等于惩罚。人家爱你，你也要爱他；人家来看望你，你也要去看望他；人家赠送你东西，你也要送他东西。人们都会慷慨着大方，但不会有谁如此对待吝啬者。给予是善，夺取是恶，它会带来灭亡。
人类最宝贵财富是一条慎言的舌头，最大的快乐是它的有分寸的活动。如果你说了什么坏话，你不久就将听到有关你的更大的坏话。[146]
这些人生经验的提炼是否对后来发生的史学叙述方式有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所有史学叙述，特别是出色的历史叙述的基本方式都是或者寓论断于史事，或者使用概括性的论断（一般是赫西俄德式的处世格言警语），似乎暗示着一种传承的关系。
赫西俄德的另一首长诗《神谱》叙述奥林波斯诸神的故事，由艺术女神缪斯的出现开头，引出世界万物的起源，诸神的起源。赫西俄德身处文明社会的开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还很幼稚，他对世界的本源这类终极性问题给以传统神话的简单解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神谱》的撰写显然是历史意识的推动，因为它试图通过对希腊各地纷纭复杂的宗教崇拜对象进行整理，说明神与神之间的先后和亲缘关系，构成一个以宇宙开端为基准的时间框架内的诸神谱系，于是整个宇宙世界和神灵的起源被置于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里，赫西俄德所采取的解释方法仍然是与《工作与时日》一样的方法。他可以看作是古希腊萌芽状态的史学走向完全形成的史学过程中的过渡人物。在他身后，希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过程充分展开，历史学也在这种求真求实的文化气氛影响下完成了自己的进化，成为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独立的知识领域。
（二）从记事家到史学家
1.记事家是最初的史学家
古希腊的知识革命同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殖民城邦密切联系在一起。公元前7世纪末，哲学之父泰勒斯首先确立起反思、批判的自我意识，通过观察到的事实，对以往的思想、习惯和环境开始质疑、探究和清理，借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观念，[147]开启了古希腊或者更大一点说西方文明的所谓“轴心时代”。随后，被称作纪事家的第一批历史家在小亚细亚脱颖而出，古希腊的知识革命发生在希腊人的殖民地不是偶然的，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和城邦的民主革命显然为史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希腊半岛三面环海，80%是山地，可耕地有限，并且几乎没有扩大的余地。而古希腊人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这就导致人口增长与土地局限之间的矛盾成为古希腊人经常面临的迫切问题。殖民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人掀起新一波海外殖民浪潮，在地中海、黑海周边异族统治薄弱的地区安家落户，破土建城。殖民运动对希腊人无异于一次地理发现，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开阔他们的眼界，引起一些殖民者对异邦、异族的强烈好奇心和浓厚的求知欲。与殖民这种较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同步，希腊世界的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波利斯（Polis）国家[148]以部落联合的形式或以单个部落的形式，在内部平民与贵族斗争、外部生存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大批兴起，构成世界古代史上的奇观：这就是与地中海区域以外的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趋向（从君主制到君主专制）有所不同，希腊人的国家形态以公民集体治权和法治为本质特征，政体的一般形式是贵族制与民主制。这种少见的相对民主与自由，为古希腊人提供了思想解放和精神发展的客观条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愿意观察、勤于思考的有心人，主要是不必为衣食奔走、有闲暇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心者，不再满足于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表面感知，开始产生出认识真实的世界、寻找表象后面的原因的求真冲动，从而发起了影响深远的知识革命，哲学、纪实的文学艺术、史学、数学、地理学等学科先后诞生，成为最早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部门，追求真理和理性成为古希腊知识分子研究活动的最高追求。小亚细亚的波利斯国家（polisstate）米利都是这种知识革命的摇篮与中心。
米利都人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6年）率先通过观察获得的经验的事实对世界的本原进行探讨，开创了以爱智为基本追求的哲学思考。约半个世纪之后，即公元前6世纪末叶，最初的史家、即希腊人所称的记事家（Logografi）也在米利都降生于世。[149]
哲学和史学在时间上的这种前后关系是否暗示哲学与史学存在着某种思想的传承或变异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但泰勒斯等人在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观时都利用了新的论证方法，即连续的时间观念和观察到的事实，这些有可能影响到对社会人生、特别是周边世界的异族人充满好奇心的米利都人。少数有心人模仿自然哲学家，把自己的好奇心变为探询行动，对自己居住地以及周边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自然地理条件进行广泛实地调查和研究，首次把调查与研究的结果用散文形式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下来，并将它们置于一定的时序联系之中，从而在诗歌之后产生了新的表达形式——散文以及从事散文写作的散文记事家。他们在创造出不再考虑韵脚的散文和寓论断于叙事的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创出了人们自我反省的新的认识形式——史学。由于人本主义的史学的出现，古希腊人在对过去的反思中，将人的地位从原先的神仆上升为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成为人类自身。古希腊文中的“历史”一词ι″στορια（historia）原义是通过问询获得的知识，这个概念强调获得某种特定知识或信息的方法或途径——问询。问询是好奇心或惊异的产物，因为问询者不明白所见所感事物产生的原因而去寻找结果与原因之间的关系。在记事家或最初的历史家出现之前，不能说希腊人没有对客观历史的拷问。但这种拷问的答案却基本上局限于想象和神启。自记事家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调查和历史问询成为获悉有关过去的知识的源泉，以人为本的历史学因此降临于世。
为什么获取历史知识需要通过问询？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问题。笔者认为，古风时代的希腊人由于对他们所处时代以前的历史没有实践经验，因此不得不接受关于英雄时代的神话传说。然而对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或稍微往前的有见证人的时代的社会历史，就不再满足于既定的解释——史诗和神话传说了，况且既定的解释也未包括古风时代的人们的社会实践。于是，在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依循先前的神启之路，为自己的时代构建新的神本主义的说明；要么另寻新路，根据新的条件和个人的经验，去进行自己的问询，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尽可能地给以客观的解答。
希腊知识分子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不过在古风时代，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技术障碍，就是在摆脱成说之后，缺少可资建立新说的参考材料。古风时代，希腊字母文字刚刚问世不久（公元前8世纪中叶），最早的以铭文形式出现的文字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650年。[150]所以最初的历史家几乎没有现成的记载和解释加以利用，更没有有意识的档案文献储备。现成的神话传说以及诗歌，如荷马史诗与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食之类）的编年记，远远不能满足求知者的材料需求，因此他们只好自己动手动脚动脑，变未知为已知，向他们的能力可及的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
正因为如此，记事家均像蜜蜂采蜜一样，到处旅行，广泛收集口碑史料与文字史料，然后将收集到的史料加以组织整理，笔之于散文记事体的historia（历史）。这是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在广阔的地域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最早的三位记事家是米利都人卡德姆斯（Cadmus）、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与赫卡泰奥斯（Hecataeus）
但非常遗憾的是，三位米利都史学先驱的作品都没有保留下来，我们仅能从晚后作家的作品中窥见他们著述内容的一点蛛丝马迹。卡德姆斯（约生活在公元前540年）写了一部关于建立米利都及殖民伊奥尼亚地区的历史。狄奥尼修斯（约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写了一本5卷本的《波斯史》，从书名上看，是一部有关刚刚崛起不久并成为伊奥尼亚希腊人的征服者的同代史。[151]
赫卡泰奥斯（约公元前550—前490年）的代表作《大地环游记》是他长期在地中海、黑海周边地区考察问询的一个成果。书中沿着米利都自然哲学家开辟的理性思考的道路，依次叙述西亚、北非、南欧等地区的居民、生活习俗、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沿革、宗教传说等社会现象，并在书中附有一幅注解详细的地图。无独有偶，公元前550年前后，米利都自然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据说绘制了第一幅地图。如果传说属实的话，阿纳克西曼德的同乡赫卡泰奥斯很有可能效仿了他的做法，第一个把对地理环境的形象观察运用在散文记事当中。现代法国史家韦南特认为自泰勒斯开始的希腊人思想变革的意义首先在于“实证主义思想的出现，排除了超自然的一切形式，拒斥了神话将自然现象与神圣的代理人同一化的做法。”[152]这一评语虽然多少有些过分，但基本上还是适于米利都学者群体的。在荷马史诗中，希腊诸国及其地理状况是神话式的，不少国家完全是虚构的，尤其是《奥德修记》中的国家。在赫西俄德的诗歌中，欧洲和亚洲由两位女仙欧罗巴和亚细亚分别代表，希腊人所知的河流、海洋与陆地都是神的儿女。[153]在赫卡泰奥斯的《大地环游记》及附加的地图中，欧洲、亚洲则成为独立的地理概念，由一条名为法吉斯的河流分隔开来。[154]于是，古希腊人体验到的空间范围最终与神明脱离了关系。
当然，由于缺乏文字史料，赫卡泰奥斯在解释自己的记述对象时，除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外，还利用了现成的神话传说。但如同米利都哲学家一样，这位米利都人也对神话传说尽可能进行了批判研究，鲜明地显示出他个人的主体意识。他的《谱系》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因为希腊人所拥有的许多故事似乎对我来说是荒唐可笑的”。[155]这是不同凡响的宣示，表明希腊人在社会历史认识上的精神觉醒，开始出现弥足珍贵的历史批判精神或怀疑精神，即不满足于既定的解释，一般希腊人津津乐道、笃信不疑的神话传说对赫卡泰奥斯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在这种批判怀疑精神的指导下，赫卡泰奥斯对“希腊人所拥有的许多故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批判研究。比如，他认为传说中守护地下王国大门的动物克尔别尔不是狗而是蛇，因为它的咬伤可以置人于死地。[156]至于迈锡尼城的名称Mykenai，源出于在当地发现的一把剑柄（Mykes）。[157]
2.“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公元前485—前425年）是第一位有完整作品传世的记事家。他是出生在殖民城邦哈利卡纳苏人，生平不详。他的代表作《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与其他记事家的作品具有相同的特点，注重对一定空间范围内所发生的事件的调查和研究。书中或明或暗地表明他在地中海周边地区以及两河流域进行过广泛游历和社会历史调查，到过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埃及、爱琴海岛屿、雅典、意大利。他选择希波战争的主题不是偶然的。这场战争长达近半个世纪，希罗多德的母邦曾被裹胁进波斯入侵军参与战争，他本人曾经是战争过程的目击者，因此同许多希腊人一样，对战争有深刻的印象和无法摆脱的记述冲动，早期记事家们的共同选题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希罗多德久蓄于心的写作追求，因为书中围绕战争国家的极其丰富的故事说明作者具有长时间的史料准备。
《历史》类似散文形式的史诗，由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串结而成，虽然具有整体构思，围绕希波战争的缘起和过程展开，但因不同民族、地区的故事并存，之间联系并非十分紧密，因此显得结构较为松散，反映早期史家还不善于把握主题，驾驭史料和赋予叙述以合适的史学形式。它实际上是一部采用曲艺形式表达重大历史事件的史书，具有愉悦公众的职能。
全书共九卷，第一卷包括一个简短的前言，随后从希腊人同异族人的首次冲突开始，步步推进，由小亚细亚强国吕底亚并吞小亚希腊城邦到吕底亚与后起的波斯之间的战争，再转至波斯帝国奠基人居鲁士的传奇经历、立国与扩张过程，随着波斯兵锋的指向，作者绘声绘色地呈现被征服地区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逐渐浮现出希腊人将要面对的波斯帝国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在第五卷第28节从战争的远因转到近因，自小亚细亚希腊人于公元前492年的起义和雅典、埃列特里亚两邦的兵援开始，写到到公元前479年的米卡列海战，希腊人从防御变为进攻，结尾非常突然，再次重复多次出现的小范围内的插话，谈及居鲁士的一段掌故，与希波战争没有直接的关联。
希罗多德对古希腊史学有不少开创性的建树。他明确提出了治史的基本任务或目的，即记载和解释人类的活动，尤其是重大功业，说明它们的因果关系。他在前言中说：
这里发表的是哈利卡纳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发表它们是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特别要说明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158]
“这里发表的”的成果完全是希罗多德个人的研究成果，句中虽然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实际是第一人称，与赫西俄德的“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的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成果的表现形式就是目前完整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古希腊史作《历史》。希罗多德强调，他之所以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众，是因为想让人们记住那些希腊人与异邦人创造的成就，也就是伴随希罗多德几乎一生的希波战争，“特别要”说明战争的原因。这段话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希罗多德把希腊人与异邦人并列为令人惊异的人为成就的创造者，其书内丝毫没有贬低异族敌人的痕迹，与希波战争胜利后希腊部分知识精英中产生的自我中心论及轻视甚至蔑视蛮族的认识截然不同，这是早期史学极端可贵的客观主义精神。
其次，在希罗多德看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创造的业绩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但这种创造是否有神的干预呢？希罗多德没有说，只能从书的内容来判断。恰恰在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动因上，表明他不是彻底的人本主义者，而是在人本与神本之间游移不定，但明显的倾向是力图挣脱神本思想的束缚，尽量靠向独立思考与自主认识。
最后，理性地确立了史学的任务是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探寻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记录。这种对原因的重视同古风时代希腊人的思想追求完全一致。
希罗多德设定的历史学任务在史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他用自己的史学实践证明他比较好地落实了这一任务，甚至还有所突破。例如在他的笔下不仅有令人惊异的丰功伟绩，而且有众多属于今天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的内容。他提供了早期史家（记事家）收集、运用和解释史料的范本。由于希腊人在文明初期没有积累多少文字史料，希罗多德不得不通过旅行采访广泛收集素材，因此书中的大部分史料都来自口耳相传的记忆。这些口头史料有些可能出于目击者、当事人的证词，但大多数属于转述的传说。希罗多德还没有意识到追问史料的准确出处并通知读者，他一般只泛称信息提供者为“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等。对于口头史料，他自己也不完全相信，所以他在书中提出了不轻信人言的史料批判原则：
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原则，就是把各国的传统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159]
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绝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160]
这是一种非常真诚、质朴、客观的处理史料的态度，不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个人的加工，如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或有意修饰删改，而是如实直书，把真伪的判断权交给读者。在这种事先的交代之下，说希罗多德有闻必录、缺少史料批判精神就未免属于误责、苛责了。这种如实地转述听到的传说虽然有以讹传讹之虞，但却保留了大量当时真实存在的民间传说、小道消息、名人趣事，为后人认识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手史料。
除了传说，希罗多德还利用了不少实地调查材料，类似现今的考古材料、社会学材料，如碑铭、地形地貌、名胜古迹、雕刻绘画、民俗民风等。此外，还有现成的文字史料，主要是先前作家和同代记事家的作品，如荷马、赫希俄德、赫卡泰奥斯等人的作品。后来的希腊罗马史家虽然也使用传说和实地调查材料，但由于文字史料越积越多，史料的重心由希罗多德的传说为主转移到文字史料为主。
希罗多德解释历史原因的方法是希腊史家在治史方法上的最初尝试，这就是单线单因、善恶报应和命运决定论的方法。以《历史》的主题希波战争的原因为例，当时希腊人流传亚洲商人抢了希腊女人，希腊男人又到亚洲抢腓尼基女子，一报还一报，亚洲人又拐走海伦，导致希腊人攻打特洛伊。这种单线的因果关系转换看来是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的一般认识方法。希罗多德对这种流行说法予以否定，他以赫卡泰奥斯式的怀疑精神指出：“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就是这些，我不想去判断它们的真伪。我宁愿依靠我个人的知识来指出到底是谁事实上首先伤害了希腊人。”[161]但他的解释方法却与流行的解释并没有本质差别，同样是单线单因：起因在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他先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又贸然进攻波斯，因而招致王国之痛。波斯帝国接管对小亚细亚希腊人的统治权，希腊人因不满波斯统治而发动起义，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出兵襄助，火烧波斯小亚细亚总督府所在地撒尔迪斯，引起波斯国王大流士的报复，入侵希腊半岛，因果关系不断转换。
希罗多德的这种单因法同他的一报还一报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对此有过典型的说明：
一个打击打过来，另一个打击必定打过去，祸与祸重叠无已。[162]
在希罗多德看来，这种善恶报应受着一种至高无上力量即命运的摆布。他借用德尔斐祭司的话说“甚至神也不能逃脱的命运”。[163]在事件发生的根本动因问题上，希罗多德显露出古希腊大多数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社会内部找不到一个事物产生的合适理由时，便转而求助于超社会和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克洛伊索斯之所以向波斯国王居鲁士挑战，是误解了神托的缘故，换句话说，是没有正确理解神在人间的代表祭司捎给他的神谕。[164]但有趣的是，在希罗多德看来，神灵还不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神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决定者，这就是命运。希罗多德的这一认识也不是他自己的，很可能是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普遍观念，因为在古典时代出现的大众化文艺形式——悲剧中有过一句同样的戏文。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这样写道：
歌队长：不要太爱护人类而不管自身受苦；我相信你摆脱了镣铐之后会和宙斯一样强大。
普罗米修斯：可是全能的命运并没有注定这件事这样实现，要等我忍受了许多苦难之后，才能摆脱镣铐；因为技艺总是胜不过定数。
歌队长：那么谁是定数的舵手呢？
普罗米修斯：三位命运女神和记仇的报复女神们。
歌队长：难道宙斯没有她们强大吗？
普罗米修斯：他也逃不了注定的命运。[165]
命运是希腊主神宙斯的主宰，这就牵涉到希腊人如何看待神与命运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处理可以看出，在希腊人眼里，神和命运是有区别的，神的地位低于命运，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命运威力的执行者。神喜欢干预人的生活，干预的原因是神的一种固有的品性，其实也是人的特性之一，就是嫉妒。《历史》第3卷在谈及埃及国王阿马西斯致书告诫爱琴海岛屿萨摩斯的统治者波里克拉特斯不要过于骄傲时说：
阿马西斯致信波里克拉特斯：很高兴听到我的朋友与盟友干得不错，但由于我知道神是嫉妒成功的，所以我不能为你的过分成功而感到兴奋。我希望我自己和我关心的人既在有些事上干得不错，也在有些事上干得糟糕，让一生成败皆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总是一帆风顺而不会到头来一败涂地的。[166]
阿马西斯虽是埃及人，但《历史》中的类似看法，如同书中波斯贵族关于民主制、寡头制、君主专制孰优孰劣的热烈讨论一样，其实反映的都是希腊人自己的价值观。同样的警示性话语在《历史》第七卷中也有体现。波斯国王薛西斯意欲讨伐希腊，引起一些臣下的疑虑，劝戒他要明白神的妒嫉心会导致在人事中，“月满则亏”、“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167]在这里，神的干预总是出于人的不知深浅的自负，而神干预的结局则是应验了注定的命运。
此外，神灵的另一功能是惩恶扬善，以验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效应。如在《历史》中，库列涅的女统治者佩列提玛为儿子复仇而将巴尔卡人中的首犯处以极刑，将他们的妇女的**统统割去并在城墙上示众。但她自己很快便得到报应，身体溃烂生蛆，死得凄凄惨惨戚戚。希罗多德评论道：“因为神妒恨那些过分残忍报复的人。”[168]
由此可见，神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眼里并不像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那样是万能和至高无上的，在神之上还有可怕的命运（Tyche）。值得思考的是古希腊心中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在古希腊文中，它有机会、运气的意思。但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它又表现为某种必然性的代名词，与现代人思想中的规律、法则是同义语。
古希腊人对待命运以及对待命运的使者神灵的态度特别应当得到强调，这就是他们并不认为人在命运或神灵面前应该俯首帖耳，无所作为，始终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宣判。他们颂扬那种人不知好歹地与命运的抗争过程，虽然结局是抗争者的悲剧性的毁灭，但过程却表现出人类敢于面对命运的挑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文精神。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人物普罗米修斯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古希腊人的这种人文精神是他们与古代近东、南亚次大陆各民族过于沉重的宗教意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古希腊人神本与人本思想二元状态的一种体现。
从《历史》一书能够看出，希罗多德也颇有普罗米修斯精神。他承认命运与神灵的决定地位，多次记述神示、梦兆、预言、占卜等现象，但并不对它们毫无怀疑地一味顶礼膜拜。他在书中总是使用一个抽象的“命运”和“神”的概念，这样的超自然的力量通常并不干预人的具体举动。即使出现具体的神，也要通过书内人物的口，依内容需要而出现，并不主动由他自己的嘴巴说出。对于具体的神，他并不盲目崇拜，甚至缺少敬意。
譬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把雅典的崛起归结为雅典人自身的努力，特别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结果，“因为当雅典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他们并不比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邻人”。[169]
再如，希罗多德在书中谈到北希腊帖萨利地区有道峡谷，河流从中穿过，一般认为是“神的事业”，系海神波赛冬鬼斧神工所致。但希罗多德却敢于否定这种习见的说法，认为“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分裂开来”。[170]
三如，波斯海军在远征希腊途中遇到大风暴，随军的僧侣接连向神灵奉献牺牲，诵念镇风的咒语。风暴在第4天平息，波斯人于是认为是他们的诚心感动了神灵。在客观地记述到这里时，希罗多德介入进来，从直观的事实出发，公然对此表示怀疑和批判，认为暴风雨可能是自己停下来的，与神没有关系。[171]
最突出地显示希罗多德这种人本精神的事例是他对希腊人取得希波战争胜利的原因的分析。他大胆地推翻大多数希腊人的共识，指出雅典人恰恰敢于违背阿波罗的神谕，坚决抗战，才拯救了希腊。他实事求是地说：
在这里，我发现我不得不表达一个见解，我知道大多数人反对它。然而，由于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我决不会把它压在心里。如果雅典人因恐惧逼近的危险，而丢弃自己的国家，或如果待在那里向薛西斯投降，也许就没有谁试图在海上抵抗波斯人了……因此，由于这个原因，说雅典人拯救了希腊人无疑是正确的。正是雅典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们加入哪一边，哪一边就肯定会获胜……甚至特尔斐的可怕的神谕也未能打动他们放弃希腊，他们坚定不移，勇敢地迎击侵略者。[172]
在希腊人心目中，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神谕最为灵验，具有无上的权威。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正因为误解了特尔斐神谕而招致亡国之痛的命运打击。在波斯第三次侵入希腊前，雅典人曾派使者到特尔斐去求神指示。专事传达神谕的女祭司披提亚宣读的第一个神谕是让雅典人逃离家园，跑到大地的尽头去。雅典使者痛苦万状，哀求再给一个较好的预言。披提亚又宣布了第二个神谕，宙斯会给雅典人提供一座保护的木墙，但神的主旨仍然要雅典人撤退，背对着敌人，移居到其他地方去。尽管雅典人求得的神谕内容是颇为明确的，但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里却巧妙地解读神谕，为自己的抗战策略服务，硬说神谕中的“木墙”意味着船只，神灵在让雅典人做好海战的准备。[173]雅典人接受了铁米斯托克里的诠释，并完全采纳了铁米斯托克里的策略，利用海军取得决定性战役的胜利，迫使薛西斯逃回小亚细亚，扭转了战局。这种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集体怀疑特尔斐可怕的神谕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是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最可圈可点的体现之一。而希罗多德敢于力排众议，大胆指出雅典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精神实质与雅典人的独立自主有同工异曲之妙。
这样一来，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便具有了典型的两重性：一方面，人的历史活动受到难以把握的超自然的力量（命运、神启、梦兆等）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是自己的主人，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创造人类的历史。其中，后者的分量明显多于前者，因为整个《历史》的主流始终是叙述人事而非神事。希罗多德的这种人本为主、神本为辅的二元状态体现了古典时代大部分希腊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
3.史学巨匠修昔底德
（1）修昔底德生平
继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最令人敬重的史家之一，他的史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浸透着冷峻的客观主义治史精神，为西方史学牢固地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宗旨和判断史学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始终是西方史学宝库中的一部经典著作。
遗憾的是，关于修昔底德个人的历史，后代人仅知道一点皮毛。古希腊人虽然敬仰修昔底德，不少人甚至试图仿效他的风格续写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4]但始终无人为这位史学巨匠立传，修昔底德本人也没有动过撰写自传的念头。这是因为古希腊史家还没有产生史学史和自传的意识，[175]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重大的历史事件（战争和政治斗争题材为主）和重要历史人物（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上，很少考虑史家个人史的问题。因此在西方古典史学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痕迹的人，除了个别例外（如写过回忆录体史作《高卢战记》、《内战记》的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恺撒），个人的生平阅历都是模糊不清的。
约在公元前5世纪60—50年代，修昔底德生在一个名叫哈利莫斯（Halimous）的德莫中。[176]哈利莫斯位于雅典城西南，原本是雅典郊区沿岸小平原的一部分，现在随着雅典城区的扩展，已经变为雅典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修昔底德时代的哈利莫斯村当然早已**然无存了，但村名却经历了2400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成为雅典西南一个街区的地名。[177]
修昔底德多半出身于雅典显贵家庭，其父奥罗洛斯（Oloros）可能是北希腊色雷斯王族的后裔。在希腊早期的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雅典公民起过这个名字。古代典籍最早提到这个名字的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那里面所载的起这个名字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色雷斯国王。希罗多德说雅典贵族、指挥马拉松战役的雅典十将军之一米尔提太在希波战争以前，即公元前6世纪末期曾被派遣到北希腊建立殖民地，在当地苦心经营期间，娶了色雷斯公主、奥罗洛斯的女儿赫格希皮勒为妻。[178]也许是由于这次婚姻，奥罗洛斯这一名字才出现在雅典。后来罗马时代的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约46—120年）在他的代表作《名人传》中，曾提及米尔提太之子、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雅典头面人物客蒙的“生母是赫格希皮勒，她是色雷斯女子，国王奥罗洛斯之女”。普鲁塔克这样说的根据是他曾经见到过一首致客蒙的诗文。普鲁塔克据此推断，“此事说明为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父亲也是奥罗洛斯家族的人”。[179]从目前的史料状况看，这个推测是比较合理的，[180]因为古希腊的人名是不能随意起的，总要有一定的亲缘联系才会起相同的名字。据现代史家康纳考据，米尔提太有子（女）三人，修昔底德的爷爷或奶奶是其中之一，与客蒙是同胞兄弟或兄姊妹。[181]修昔底德自己也提到他在色雷斯拥有一处金矿的开采权，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人物，[182]这表明他的家世可能有色雷斯背景，并且十分显赫与富有。
修昔底德家族以及这个家族的姻亲在公元前5世纪曾经出现了一批在雅典政治舞台上领大轴、唱主角的人物。除了客蒙之外，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和他的主要政敌——另外一个名叫修昔底德的人，都是历史家修昔底德的亲戚。
雅典贵族之间这种沾亲带故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希腊城邦是从氏族部落组织转化过来的一种早期国家形态，普遍具有小国寡民的特征，公民集体的人数有限。虽然雅典在希腊算是公民人数最多的大邦，但最盛时男性公民总数也不过4万左右，而希腊更多的是只有几千公民的小城邦。在这种情况下，富有的显贵公民的数量就更有限了。梭伦改革时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的等级，赋予不同等级公民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第一等级公民的人数在最多时只有两千人左右。修昔底德家族无疑属于第一等级，所以政治头面人物之间具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是古希腊社会很常见的现象。
雅典贵族阶级的文化氛围首先是造就富有教养、言谈举止优雅得体并能在公众场合语惊四座的政治家。修昔底德的几个显赫亲戚客蒙、伯利克里以及与政治家修昔底德的从政素质均堪称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的典范。所以尽管我们对修昔底德的早年生活一无所知，但可以推测修昔底德的父母也会严格地依循贵族阶级的传统教子之路，重视孩子的文化教育，为小修昔底德打下良好的文化教养的基础。这是后来修昔底德能够顺利进入政治舞台的前台的先决条件，也是他能够写出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文字表达非常洗练的史学杰作的重要原因，甚至还是他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写作冲动的源泉之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同于通常的古典史书。一般古典史作往往是政治家曾经沧海之后的往事回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古典史学中唯一一部同步记载个人参与的事件和认识的人物的“现场记录”。根据修昔底德的交代，他在战争刚刚开始时便有了撰写此书的念头，并且立即付诸实践。他在书的前言中说：“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写了这部由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发动的彼此之间战争的历史。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183]如果作者没有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想法和几乎同步的记述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略当时雅典浓厚的学术氛围对成长中的修昔底德的影响。修昔底德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值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时期，民主、开放和学术自由的风气使雅典文化进入了黄金阶段，出现了一批古希腊史上最杰出的文化人，如哲学家苏格拉底、阿纳克萨哥拉斯、普罗泰戈拉、雕塑家菲迪亚斯和三大悲剧家、一大喜剧家以及历史家希罗多德等人。他们汇聚雅典，讲学交友，传播学术，朗读或上演作品，形成浓厚的追求新知和探讨社会人生的文化氛围。他们的思想学说无疑对修昔底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本思想以及随处可见的辩证思维方法显然同普罗泰戈拉等哲人的思想有着必然联系。
按照这一时期雅典的规定，修昔底德同其他18岁以上的雅典青年一样，需要每年在军队中服役，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和他所在社会等级多半会使他承担骑兵的义务。从他能够从4万公民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将军一事可以看出他在军旅中表现甚好，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同胞的承认。在雅典民主的条件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说其他公职还可能因抽签选举将庸人选上去，而对于投票选举的高级军职，特别是十将军和十骑兵将军职，若没有在公众中间建立威信的话，是决然不会当选的。
从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担任将军职为止的7年战争期间，同他的青少年时期一样，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个人的确切信息，除了他的书中曾提到他目击了公元前430年发生在雅典的大瘟疫并且自己也受到疾病感染一事之外。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出席了战前和战争第一年的各次公民大会和重大仪式，如他听到了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著名演说。
在他幸运地躲过了瘟疫大劫之后，显然一如既往地积极从事公共活动，参与针对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行动，他的表现进一步得到公民的认可，甚至有可能立有军功，因为若没有出众的表现，在非常时期通过非抽签选举产生的将军职是绝不会落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庸公民身上的。将军职的选举安排在每年的4、5月份，走马上任是的下半年的7、8月份，所以修昔底德显然在雅典参加了将军职的竞选，在公元前424年顺利当选之后，于同年下半年正式进入战时雅典的日常最高决策机构十将军委员会，从而能够直接参与并体验重大战争决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了解一般公民不太容易知晓的历史内情。这一经验对古代史家的著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以重大军事和政治事件为主题的古代叙述史来说，从政和从军的直接经验是写出原生状态的历史的必要条件，等于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某个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词。从史料学的意义上看，修昔底德的著作的确具有一手史料的价值。
修昔底德个人史上的转折点是公元前424年的安菲玻里之战。公元前424年夏，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斯为了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阻止雅典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斯巴达本土的进攻，决定内线防御，外线进攻，率军1700人穿过北希腊的帖撒利平原，奔袭雅典在希腊半岛以北色雷斯地区的战略据点，动摇雅典对爱琴海、小亚细亚盟邦的控制权。斯巴达军的到来以及伯拉西达斯采取的怀柔政策，特别是所高擎“解放希腊”的旗帜，致使位于色雷斯沿岸的雅典附属国纷纷倒戈。对于未叛离雅典的国家，伯拉西达斯则坚决予以打击，攻占一个又一个提洛同盟的城市，并在公元前424年冬发起对安菲玻里的围攻。
安菲玻里城是雅典在爱琴海北部色雷斯沿岸的主要据点，原本是雅典的一个殖民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为雅典建造战舰的木材主要是这里提供的，而且雅典还每年从该地获得许多其他收益，所以这是雅典必守之地，长期驻扎着雅典的守军。当伯拉西达斯攻击开始的时候，守城部队的指挥官、另一位雅典将军攸克利向修昔底德求援。修昔底德是雅典派驻色雷斯指挥部队的两将军之一，当时正率领由7艘战舰组成的分遣部队驻守在距色雷斯沿岸不远塔索斯岛上。修昔底德闻讯后立即起航前去增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这里开始用第三者的口吻把作者自己放到了历史描述当中。他是这样写的：
雅典派来防守这个地方的将军攸克利派人到色雷斯另一个将军修昔底德（奥罗洛斯的儿子，本书的著者）那里去，请求援助。当时，修昔底德在塔索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率领他指挥下的7条船舰起航。他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即时赶到安菲波玻里，使这个城市不至于陷落。如果他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无论如何，他想在伯拉西达斯到达爱昂之前，营救爱昂。[184]
伯拉西达斯获悉修昔底德驰援安菲玻里，并知道修昔底德因在色雷斯拥有金矿而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因此决定在修昔底德到来之前尽快拿下安菲玻里。他对安菲玻里的居民和守军开出了非常宽厚的投降条件，即无论是安菲玻里当地人还是雅典人，凡是愿意投降的人，“一律可以留在城内，享有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凡不愿意留在城内的，可以于5天之内，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开安菲玻里城”。[185]结果当地居民都表示支持伯拉西达斯的条件，攸克利和少量雅典士兵孤掌难鸣，于是伯拉西达斯兵不血刃，占领了安菲玻里城。
修昔底德见安菲玻里城陷，便按照最初的设想，迅速进驻安菲玻里附近的另一据点爱昂。他积极组织要塞的防御，并将从安菲玻里平安撤出的雅典人收编到自己的队伍中。随后他击退了伯拉西达斯从陆海两个方向的进攻。至此他本人再次从书中隐去，但他指出安菲玻里的失陷一度在雅典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因为该城的丧失不仅阻断了雅典的木材供应来源，而且造成雅典在当地的附庸国家争先恐后地投向斯巴达阵营。因此，安菲玻里解围的失败对于战争中的雅典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必须有人为此受到惩罚，而惩罚的对象正所谓驰援不利的修昔底德。他在书中自述：“我在指挥安菲玻里的军事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20年。”[186]我们无法确知修昔底德是在雅典公民大会审判他之后被处以流放的，还是在爱昂守卫战之后自觉若回国有生命危险而擅自亡命海外的。从20年的流亡生涯来看，多半是见势不妙而乘机逃亡，因为雅典陶片放逐法规定的放逐时间是10年，如果经过公审被处以放逐的话，执行的时间最多10年。而修昔底德20年流亡不敢归国，多半系因非法离去、罪上加罪的缘故。
关于修昔底德20年的流亡生活又是他个人史上的一处空白。研究修昔底德的人推测他仍然留在色雷斯，但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始终注视着战争的进程，不断地研究战争中的各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在书中特别指出：
我一直在战争中生活着，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我专心研究事实的真相……我看到了双方面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方面的行动，因为我流亡在外，闲暇的时间给了我特殊的便利，使我能够深入研究一切。[187]
长期放逐对修昔底德个人是一个悲剧，但对于后世的读者，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有超乎寻常的直接经验和历史感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必定成为杰出的史家。古代杰出的史家除了需有深厚学养、出众的个人秉赋和阅历等先天后天条件之外，还需要有流亡国外之类不幸的遭遇，至少要经历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心灵极其压抑的时期。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几位最好的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乌斯、塔西陀都有过这种殷忧启圣的痛苦体验。在流亡期间，个人的兴衰际遇与战争的创痛、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对身在异乡的修昔底德的心灵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必定导致他的思想长期处于压抑和愤悱状态，促使他在写作时精心思考，深入寻找战争胜败的原因，苦心孤诣地探求和归纳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用心用血成就了一部垂诸久远的史学精品，在史学史上树起一座后人仰慕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