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總喜歡埋怨天神，說什麽災禍都是我們降下的；實際上他們總是由於自己糊塗，才遭到注定命運之外的災禍的。當前一個例子就是埃吉斯陀。他違反天命，霸占了阿特留之子的妻子；阿伽門農回家時，埃吉斯陀又把他殺掉；埃吉斯陀很清楚他要遭到凶死；這是我們事先警告過他的。[130]
顯而易見，古希臘人在史詩中宣揚一種宗教性質的普遍的因果報應思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神的職能在於行使懲惡揚善、伸張正義，扮演道德警察或判官的角色。而要有效地行使職能，適時地對違反道德準則的人與事進行幹預，就需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地監視著人的行為。神的及時顯現說明神的監控的有效性。但這種監控有一個限度，就是前麵談到的，在遵守一般道德準則的情況下，在日常凡人瑣事中，人可以自主自己的行為。
在《奧德修記》的諸神會議上，還重點討論了奧德修返鄉的問題。雅典娜批評宙斯設置障礙，阻撓奧德修重歸故裏，甚至譴責宙斯說：“你為什麽對他這樣狠毒啊？”[131]宙斯並沒有震怒，而是平靜地針對雅典娜的提問進行了解答。原來是波賽冬因奧德修弄瞎了他的私生子波呂菲謨的眼睛，因此懷恨在心。“讓他遠離鄉土到處漂遊。”宙斯表態說：“現在我們大家可以計劃一下怎麽讓他回到家鄉；波賽冬總要停止發怒的，他總不能單獨違抗全體永生天神的意旨。”[132]顯然，宙斯的兄弟波賽冬為難奧德修並沒有征得宙斯和其他神靈的意見，換句話說，奧林波斯諸神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具有行使權力的獨立性，並不需要事事請示宙斯。但在某項重大事務的決策時，諸神也需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單個神服從多數神。這種現象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中並不多見，具有明顯的地方特點。
諸神不僅將奧德修送上返鄉的旅途，而且在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危難時刻直接對奧德修伸出援手，如同《西遊記》中的如來佛扮演的角色一樣，直到最終雅典娜幫助奧德修殺死叛逆者，實現了一家大團圓的結局。
這樣一來，兩部史詩同步展開了兩條互相聯係的線索：一條是在雲上的奧林波斯山的諸神之間，一條是在地上的人們之間。人與人之間發生的重大事件，特別是那些背後有神靈支持的國王們之間發生的事件，都是天上諸神討論並做出決議的結果。荷馬時代的希臘人尚沒有察覺，英雄人物的意誌、思想、情感和衝動並非來自人與人關係之外，而是來自人與人關係本身。
處於這種以神為本的自我認識中的希臘人，顯然還不具備進行自覺的曆史敘事和探討曆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係的能力。但是，荷馬史詩中有一些為後來的希臘史學所共有的東西，它們暗示著古希臘史學的誕生或明或暗地同史詩有些某種必然的聯係。
首先，史詩從一開始就很注意對事情發生原因的追尋，喜歡窮根究底式的詢問，這是後來希臘史學撰述中最注重的工作任務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麵已經論述到了。
其次，史詩對希臘人的敵人特洛伊人的態度平等客觀，沒有古代近東的國王年代記和大事記中的那種對敵人的極度蔑視和貶抑。古希臘人作為一個民族整體的“希臘人”（Hellenes）的自我意識以及對異族通稱為“蠻族”（barbaroi）的他者意識並不是從成文史開始的。在荷馬時代，希臘人尚未將自己和外部世界區分開來。盡管特洛伊戰爭是希臘人的一次聯合行動，但參戰各國並沒有統一的稱呼，而是分別以本國的名字進入史詩。或者換句話說，假定的史詩作者荷馬的腦海裏還沒有希臘民族一體化的統稱。與這種缺乏統一的自我認識相適應，史詩中的非希臘人也是分散的個體，缺乏與希臘人相對應的抽象概念。荷馬在《伊利亞特》中提及“講外國話的開裏阿人”時，使用了一個與後來的“蠻族”（ barbaroi[133]）具有相同詞根的詞barbarophonoi （即“講外國話的人”）。[134]這個詞在史詩中沒有絲毫的褒貶之義，完全是一個中立詞。[135]史詩充滿了早期希臘人對異族人的尊重之心，用來美化希臘英雄的詞語也同樣用在了特洛伊統帥的身上，比如“宙斯寵愛的、神樣的、英勇的赫克托爾”等等。[136]在荷馬眼裏，希臘人的亞洲敵國特洛伊與希臘人具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政治體製，儼然是同一個民族的兩個分支，[137]因此，特洛伊人與希臘人在希臘神麵前的社會地位是完全一樣的：
神和人的父親平衡一架黃金的天平，在秤盤上放上兩個悲傷的死亡命運，分屬馴馬的特洛伊人和披銅甲的亞該亞人。[138]
荷馬史詩的作者對於敵對民族的這種客觀中立的態度，顯然同後來以求真求實為特征的希臘史學有精神相通之處。早期史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最令人感佩之處就是客觀公正，這是史學得以產生的基本前提之一。
2.赫西俄德詩
赫西俄德是古希臘社會轉型時期（古風時代）的第一位詩人。同荷馬時代相比，古風時代（公元前8—前6世紀）的希臘人的思維能力有了顯著提高，開始超越先前因自身局限而為自己設置的探索和思考的範圍，出現了突破神統的趨向，一些具有鮮明獨立意誌的個人湧現出來。這種趨向先是體現在取代史詩的詩歌新類型——勸戒詩和眾多抒情詩人的作品中，它們的作者不僅是真實的個人，而且是自主的個人；後來則主要體現在愛奧尼亞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和以求真求實、具有批判精神的史學的誕生上，古希臘從此進入了信史時代。
當然，也需看到，無論是赫西俄德等新詩的創造者還是最初的哲學家，都同荷馬一樣，隻是古希臘人中的極少數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並不能等同於整個社會的思想。但是，任何時代的詩人與思想家畢竟不是孤立的個人，表麵上看他們的作品似乎純粹是作者個人心境的抒發，但實質上並不完全如此。雖然赫西俄德等詩人在自己題目的選擇、材料的取舍、言誌言情的角度和深度、遣詞用句的技巧、基本想法的歸納等方麵處處浸**著自己的個性，但同時也顯示著他們所處時代的需求、期待和局限，打有他們所處時代的明顯烙印。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是其所處時代的反光鏡。
古風時代前承黑暗的荷馬時代，後啟輝煌的古典時代，是古希臘史上的重要轉折階段。這是希臘由史前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型階段，是一個充滿變局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希臘的原始社會全麵解體，血緣關係逐漸被地域關係和階級、等級關係所取代，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新的政治共同體城邦在階級與等級分化以及部落聯合的基礎上蓬勃興起，成為貴族集體利益的保護機器。建築在原始氏族公社基礎上的平等、互助的價值觀受到衝擊，強權、暴力、欺詐、偽善等等文明社會的風土病四處流行，希臘各地普遍出現尖銳的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以及以立法、變法為內容的改革運動與以貴族革命或僭主政變為內容的政權更迭運動，希臘各邦普遍廢除了君主製，確立了以公民集體為社會基礎的集體領導的貴族製城邦。在個別城邦當中，還出現了政體趨向民主的趨勢，並在古風時代末期，在希臘最大的城邦之一雅典牢固地建立了特權公民的民主體製，這就為古希臘人的思想解放和個人的探究活動創造了相對自由、民主的政治和文化氛圍。
在推動城邦形成的貴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社會動**之中，古風時期的希臘人還掀起了一波波海外殖民浪潮，大批希臘人主要因貧困無著、生存空間狹小，毅然衝破地域局限，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在地中海、黑海乃至大西洋沿岸異族人統治的薄弱地帶安家落戶，破土建城。對於古希臘人而言，這場公元前8世紀中葉開始的殖民運動，無異於一次地理發現，不僅擴大了希臘世界的地域範圍，而且徹底打破了荷馬時代的文化封閉狀態，激發了古希臘對外界與擴展了的內部世界的好奇心與新鮮感，促進了希臘文化與先進的近東文化的交融，引進了古代東方的建築、雕刻、手工技藝、字母文字、歌舞音樂、鑄幣、度量衡等對古代人生活至關重要的文化成果，從此希臘的曆史與埃及、西亞，尤其是殖民城邦集中的小亞細亞地區的曆史密切聯係在一起。
古風時代的詩人，無論是最早的赫西俄德還是晚期抒情詩作者，都在自己的詩中反映了上述時代的特點。而且，在特殊的轉型時代，詩人扮演著特殊的社會角色。當時的希臘，思想文化的積累無論在量還是質上，都十分有限。除了曉暢可誦、便於記憶與流傳的詩歌，以及末期出現的第一批記事家和哲學家的少數散文類作品，沒有任何其他的文字讀物可資參考和閱讀，甚至希臘文字也才剛剛通過仿造腓尼基字母設計出來（公元前8世紀中葉），因此赫西俄德等詩人實際上扮演著社會文化的主要記載者和體現者的角色。他們不僅體現希臘貴族精英或知識分子的基本價值觀，而且代表著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因為他們本身就在起著大眾思想塑造師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古風時代以及先前時代的詩歌中所蘊含的思想基本上可以代表它所處時代的主流思想的麵貌。從史料學的意義上講，教諭詩和抒情詩的誕生才標誌著直接反映當事人和目擊者所思所想、所見所聞的古希臘第一手文獻記載史料的誕生。
追求真實地記載和表達過去是史學產生的基本前提之一。赫西俄德的詩歌首次體現了希臘人追求真實的願望和實踐，他是希臘第一位紀實主義詩人，首次用第一人稱“我”為主體來講述人的故事。荷馬史詩也使用了第一人稱，但詩裏的我與作者並非同一人，實際上荷馬始終在講第三人稱的故事。正因為如此，赫西俄德在詩中談到自己與自己家族的身世，完全是一種開風氣之先的做法，表明至少自赫西俄德始，希臘人的頭腦中有了自我意識，開始獨立地考慮我是誰、我從哪裏來、現在在哪裏、我該怎麽做這樣一些史學問題。
由於赫西俄德的回憶，我們知道詩人是中希臘彼奧提亞一位移民的後代，生活與創作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他的父親原來居住在小亞細亞希臘人的殖民地庫麥，後來因“可怕的貧窮”遷徙到彼奧提亞一個貧困村落阿斯克拉，[139]通過克勤克儉，兼營小買賣，成為有一定數量土地的中農或富裕中農，並生養了至少兩個兒子，即赫西俄德與佩爾塞斯。父親死後，兩人繼承了遺產，佩爾塞斯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得較大的一份，兩人因此產生了矛盾。[140]佩爾塞斯因好逸惡勞，家道敗落，於是向赫西俄德求助並重新挑起爭端。[141]但赫西俄德顯然沒有滿足其兄弟的要求，因為在詩中他非常不滿先前巴賽勒斯（Basileus，古希臘人對國王的稱呼）對遺產分配的判決，譴責國王們貪婪，詛咒他們將會受到懲罰。[142]他的始終充滿了對其兄弟語重心長的勸戒，包括如何做人，如何致富，如何管理家政，甚至包括一些農業生產技術的傳授。整個詩歌洋溢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客觀的、理性的精神。在這裏，人是自己的主人，按照自己的實踐經驗安排自己的生活，處理與他人的關係。
赫西俄德在《工作與時日》的開頭，明白地表達了純屬個人的覺悟：“佩爾塞斯啊，我將對你述說真實的事情。”[143]這是一句不同凡響的宣示，不僅表明作者個人去偽存真的決心與理念，而且標誌希臘人曆史意識的巨大進步，即開始由過去的夾雜大量神話傳說的原始記憶向理性地記憶社會人生的轉變，這是曆史學產生的基本前提。當然，赫西俄德在詩中也常談到宙斯及其家族，但縱觀全詩可以看出，荷馬史詩中的那些如影隨形般站在人身旁的諸神靈，在《工作與時日》中已被請到高高的廟堂之上，成為遠觀人們活動的終極解釋者和審判官，而不是日常活動的操縱者。
例如，赫西俄德在人類起源這樣的最難解決的終極性問題上，將答案交給了奧林波斯諸神，認為神創造了五個階段的人類：黃金時代的人、白銀時代的人、青銅時代的人、英雄時代的人、黑鐵時代的人。[144]這是西方曆史上首次把人類史看作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連續過程的解釋嚐試。這種曆史的過程性認識或階段性認識、曆史變化的意識、曆史連續的意識，顯然並不都基於假設，它包含著當時人們經驗的概括，比如把當時希臘人使用的青銅器和鐵器看作前後兩個時代，就顯然是赫西俄德對人類的生產經驗的歸納。按照赫西俄德的解釋，五種社會發展階段的最後一個階段——鐵器時代恰好是他本人生活的古風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人們終日勞作，私欲橫流，互相傾軋，恃強淩弱，道德淪喪。他感慨自己沒有早生或晚生。我們不知道五個由一條因果鏈聯係起來的階段認識在當時是現成的觀念還是赫西俄德自己的發現，但赫西俄德肯定是第一個提及這種變化的意識，這就不期然而然地第一個提及希臘史學中具有相當影響的今不如昔的曆史觀。社會曆史的趨向不是進步，而是逐步由善向惡的演變。這樣一來，赫西俄德發現了曆史的階段性和過程性，至少是他首次表述出古希臘人關於曆史的階段和過程的思想。當他對自己所處時代以外的階段嚐試解釋時，不得不運用傳統神話和猜想，一旦對“真實的事情”的訴求進入到他自己經驗的時代，他就把解釋權牢牢地掌握到自己的手裏，運用切身體驗，描述現實世界的各種世象，概括處事哲學，解釋什麽是幸福和快樂。從詩中可以看出他是對人生認真思考的人，一位善於處理人與人關係的人，一位樂天知命、滿足於自身生活的人。他概括的世俗的人生哲學明顯具有智慧，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如：
害人者害己，被設計出的不幸，最受傷害的是設計者本人。
親自思考一切事情，並且看到以後以及最終什麽較善的那個人是至善的人，[145]能聽取有益忠告的人也是善者。相反，既不動腦筋思考，又不記住別人忠告的人是一個無用之徒。
勞動不是恥辱，恥辱是懶惰。
不要拿不義之財，因為不義之財等於懲罰。人家愛你，你也要愛他；人家來看望你，你也要去看望他；人家贈送你東西，你也要送他東西。人們都會慷慨著大方，但不會有誰如此對待吝嗇者。給予是善，奪取是惡，它會帶來滅亡。
人類最寶貴財富是一條慎言的舌頭，最大的快樂是它的有分寸的活動。如果你說了什麽壞話，你不久就將聽到有關你的更大的壞話。[146]
這些人生經驗的提煉是否對後來發生的史學敘述方式有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所有史學敘述，特別是出色的曆史敘述的基本方式都是或者寓論斷於史事，或者使用概括性的論斷（一般是赫西俄德式的處世格言警語），似乎暗示著一種傳承的關係。
赫西俄德的另一首長詩《神譜》敘述奧林波斯諸神的故事，由藝術女神繆斯的出現開頭，引出世界萬物的起源，諸神的起源。赫西俄德身處文明社會的開端，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還很幼稚，他對世界的本源這類終極性問題給以傳統神話的簡單解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神譜》的撰寫顯然是曆史意識的推動，因為它試圖通過對希臘各地紛紜複雜的宗教崇拜對象進行整理，說明神與神之間的先後和親緣關係，構成一個以宇宙開端為基準的時間框架內的諸神譜係，於是整個宇宙世界和神靈的起源被置於循序漸進的曆史過程之中。在這裏，赫西俄德所采取的解釋方法仍然是與《工作與時日》一樣的方法。他可以看作是古希臘萌芽狀態的史學走向完全形成的史學過程中的過渡人物。在他身後，希臘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麵的變革過程充分展開，曆史學也在這種求真求實的文化氣氛影響下完成了自己的進化，成為具有鮮明自身特征的獨立的知識領域。
（二）從記事家到史學家
1.記事家是最初的史學家
古希臘的知識革命同小亞細亞西海岸的希臘殖民城邦密切聯係在一起。公元前7世紀末，哲學之父泰勒斯首先確立起反思、批判的自我意識，通過觀察到的事實，對以往的思想、習慣和環境開始質疑、探究和清理，借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20世紀40年代末提出的觀念，[147]開啟了古希臘或者更大一點說西方文明的所謂“軸心時代”。隨後，被稱作紀事家的第一批曆史家在小亞細亞脫穎而出，古希臘的知識革命發生在希臘人的殖民地不是偶然的，古風時代的殖民運動和城邦的民主革命顯然為史學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希臘半島三麵環海，80%是山地，可耕地有限，並且幾乎沒有擴大的餘地。而古希臘人的主要生產資料是土地，這就導致人口增長與土地局限之間的矛盾成為古希臘人經常麵臨的迫切問題。殖民成為解決這一矛盾的主要途徑。公元前8世紀中葉，希臘人掀起新一波海外殖民浪潮，在地中海、黑海周邊異族統治薄弱的地區安家落戶，破土建城。殖民運動對希臘人無異於一次地理發現，極大地擴展了希臘世界的範圍，開闊他們的眼界，引起一些殖民者對異邦、異族的強烈好奇心和濃厚的求知欲。與殖民這種較大規模的社會變動同步，希臘世界的內部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波利斯（Polis）國家[148]以部落聯合的形式或以單個部落的形式，在內部平民與貴族鬥爭、外部生存壓力的共同作用下大批興起，構成世界古代史上的奇觀：這就是與地中海區域以外的古代國家形態的演進趨向（從君主製到君主專製）有所不同，希臘人的國家形態以公民集體治權和法治為本質特征，政體的一般形式是貴族製與民主製。這種少見的相對民主與自由，為古希臘人提供了思想解放和精神發展的客觀條件，他們中的一小部分願意觀察、勤於思考的有心人，主要是不必為衣食奔走、有閑暇從事腦力勞動的勞心者，不再滿足於對自身與外部世界的表麵感知，開始產生出認識真實的世界、尋找表象後麵的原因的求真衝動，從而發起了影響深遠的知識革命，哲學、紀實的文學藝術、史學、數學、地理學等學科先後誕生，成為最早的人文與自然科學的部門，追求真理和理性成為古希臘知識分子研究活動的最高追求。小亞細亞的波利斯國家（polisstate）米利都是這種知識革命的搖籃與中心。
米利都人泰勒斯（約公元前624—前546年）率先通過觀察獲得的經驗的事實對世界的本原進行探討，開創了以愛智為基本追求的哲學思考。約半個世紀之後，即公元前6世紀末葉，最初的史家、即希臘人所稱的記事家（Logografi）也在米利都降生於世。[149]
哲學和史學在時間上的這種前後關係是否暗示哲學與史學存在著某種思想的傳承或變異的關係，對這個問題目前沒有任何可靠的史料。但泰勒斯等人在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觀時都利用了新的論證方法，即連續的時間觀念和觀察到的事實，這些有可能影響到對社會人生、特別是周邊世界的異族人充滿好奇心的米利都人。少數有心人模仿自然哲學家，把自己的好奇心變為探詢行動，對自己居住地以及周邊地區各個民族的曆史風俗習慣、自然地理條件進行廣泛實地調查和研究，首次把調查與研究的結果用散文形式盡可能客觀地記錄下來，並將它們置於一定的時序聯係之中，從而在詩歌之後產生了新的表達形式——散文以及從事散文寫作的散文記事家。他們在創造出不再考慮韻腳的散文和寓論斷於敘事的表達方式的同時，也創出了人們自我反省的新的認識形式——史學。由於人本主義的史學的出現，古希臘人在對過去的反思中，將人的地位從原先的神仆上升為社會的主體，曆史的創造者和曆史發展的動力成為人類自身。古希臘文中的“曆史”一詞ι″στορια（historia）原義是通過問詢獲得的知識，這個概念強調獲得某種特定知識或信息的方法或途徑——問詢。問詢是好奇心或驚異的產物，因為問詢者不明白所見所感事物產生的原因而去尋找結果與原因之間的關係。在記事家或最初的曆史家出現之前，不能說希臘人沒有對客觀曆史的拷問。但這種拷問的答案卻基本上局限於想象和神啟。自記事家開始，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社會調查和曆史問詢成為獲悉有關過去的知識的源泉，以人為本的曆史學因此降臨於世。
為什麽獲取曆史知識需要通過問詢？這是必須加以說明的問題。筆者認為，古風時代的希臘人由於對他們所處時代以前的曆史沒有實踐經驗，因此不得不接受關於英雄時代的神話傳說。然而對他們自己所處的時代或稍微往前的有見證人的時代的社會曆史，就不再滿足於既定的解釋——史詩和神話傳說了，況且既定的解釋也未包括古風時代的人們的社會實踐。於是，在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麵前隻有兩條路：要麽依循先前的神啟之路，為自己的時代構建新的神本主義的說明；要麽另尋新路，根據新的條件和個人的經驗，去進行自己的問詢，並根據自己觀察到的事實盡可能地給以客觀的解答。
希臘知識分子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不過在古風時代，他們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技術障礙，就是在擺脫成說之後，缺少可資建立新說的參考材料。古風時代，希臘字母文字剛剛問世不久（公元前8世紀中葉），最早的以銘文形式出現的文字記載大約是在公元前650年。[150]所以最初的曆史家幾乎沒有現成的記載和解釋加以利用，更沒有有意識的檔案文獻儲備。現成的神話傳說以及詩歌，如荷馬史詩與抒情詩，城邦名年官和體育賽會勝者的名錄、一些重大自然和社會事件（地震、日食之類）的編年記，遠遠不能滿足求知者的材料需求，因此他們隻好自己動手動腳動腦，變未知為已知，向他們的能力可及的範圍內的居民，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
正因為如此，記事家均像蜜蜂采蜜一樣，到處旅行，廣泛收集口碑史料與文字史料，然後將收集到的史料加以組織整理，筆之於散文記事體的historia（曆史）。這是純粹的開創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長途旅行的裝備、采訪和記錄工具等條件極端落後的狀況下，在廣闊的地域展開個人對個人的調查問詢，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克服許多書齋裏的史家難以想象的困難，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金錢和勇氣，需要高度的曆史責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種堅定的治史信仰。
最早的三位記事家是米利都人卡德姆斯（Cadmus）、狄奧尼修斯（Dionysius）與赫卡泰奧斯（Hecataeus）
但非常遺憾的是，三位米利都史學先驅的作品都沒有保留下來，我們僅能從晚後作家的作品中窺見他們著述內容的一點蛛絲馬跡。卡德姆斯（約生活在公元前540年）寫了一部關於建立米利都及殖民伊奧尼亞地區的曆史。狄奧尼修斯（約公元前6世紀後半葉）寫了一本5卷本的《波斯史》，從書名上看，是一部有關剛剛崛起不久並成為伊奧尼亞希臘人的征服者的同代史。[151]
赫卡泰奧斯（約公元前550—前490年）的代表作《大地環遊記》是他長期在地中海、黑海周邊地區考察問詢的一個成果。書中沿著米利都自然哲學家開辟的理性思考的道路，依次敘述西亞、北非、南歐等地區的居民、生活習俗、自然地理條件、曆史沿革、宗教傳說等社會現象，並在書中附有一幅注解詳細的地圖。無獨有偶，公元前550年前後，米利都自然哲學家阿納克西曼德據說繪製了第一幅地圖。如果傳說屬實的話，阿納克西曼德的同鄉赫卡泰奧斯很有可能效仿了他的做法，第一個把對地理環境的形象觀察運用在散文記事當中。現代法國史家韋南特認為自泰勒斯開始的希臘人思想變革的意義首先在於“實證主義思想的出現，排除了超自然的一切形式，拒斥了神話將自然現象與神聖的代理人同一化的做法。”[152]這一評語雖然多少有些過分，但基本上還是適於米利都學者群體的。在荷馬史詩中，希臘諸國及其地理狀況是神話式的，不少國家完全是虛構的，尤其是《奧德修記》中的國家。在赫西俄德的詩歌中，歐洲和亞洲由兩位女仙歐羅巴和亞細亞分別代表，希臘人所知的河流、海洋與陸地都是神的兒女。[153]在赫卡泰奧斯的《大地環遊記》及附加的地圖中，歐洲、亞洲則成為獨立的地理概念，由一條名為法吉斯的河流分隔開來。[154]於是，古希臘人體驗到的空間範圍最終與神明脫離了關係。
當然，由於缺乏文字史料，赫卡泰奧斯在解釋自己的記述對象時，除廣泛進行社會調查外，還利用了現成的神話傳說。但如同米利都哲學家一樣，這位米利都人也對神話傳說盡可能進行了批判研究，鮮明地顯示出他個人的主體意識。他的《譜係》一書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寫的是我認為真實的東西，因為希臘人所擁有的許多故事似乎對我來說是荒唐可笑的”。[155]這是不同凡響的宣示，表明希臘人在社會曆史認識上的精神覺醒，開始出現彌足珍貴的曆史批判精神或懷疑精神，即不滿足於既定的解釋，一般希臘人津津樂道、篤信不疑的神話傳說對赫卡泰奧斯來說是“荒唐可笑的”。在這種批判懷疑精神的指導下，赫卡泰奧斯對“希臘人所擁有的許多故事”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批判研究。比如，他認為傳說中守護地下王國大門的動物克爾別爾不是狗而是蛇，因為它的咬傷可以置人於死地。[156]至於邁錫尼城的名稱Mykenai，源出於在當地發現的一把劍柄（Mykes）。[157]
2.“曆史之父”希羅多德
希羅多德（Herodotus, 約公元前485—前425年）是第一位有完整作品傳世的記事家。他是出生在殖民城邦哈利卡納蘇人，生平不詳。他的代表作《曆史》（又稱《希波戰爭史》）與其他記事家的作品具有相同的特點，注重對一定空間範圍內所發生的事件的調查和研究。書中或明或暗地表明他在地中海周邊地區以及兩河流域進行過廣泛遊曆和社會曆史調查，到過小亞細亞、兩河流域、伊朗高原、埃及、愛琴海島嶼、雅典、意大利。他選擇希波戰爭的主題不是偶然的。這場戰爭長達近半個世紀，希羅多德的母邦曾被裹脅進波斯入侵軍參與戰爭，他本人曾經是戰爭過程的目擊者，因此同許多希臘人一樣，對戰爭有深刻的印象和無法擺脫的記述衝動，早期記事家們的共同選題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希羅多德久蓄於心的寫作追求，因為書中圍繞戰爭國家的極其豐富的故事說明作者具有長時間的史料準備。
《曆史》類似散文形式的史詩，由眾多引人入勝的故事串結而成，雖然具有整體構思，圍繞希波戰爭的緣起和過程展開，但因不同民族、地區的故事並存，之間聯係並非十分緊密，因此顯得結構較為鬆散，反映早期史家還不善於把握主題，駕馭史料和賦予敘述以合適的史學形式。它實際上是一部采用曲藝形式表達重大曆史事件的史書，具有愉悅公眾的職能。
全書共九卷，第一卷包括一個簡短的前言，隨後從希臘人同異族人的首次衝突開始，步步推進，由小亞細亞強國呂底亞並吞小亞希臘城邦到呂底亞與後起的波斯之間的戰爭，再轉至波斯帝國奠基人居魯士的傳奇經曆、立國與擴張過程，隨著波斯兵鋒的指向，作者繪聲繪色地呈現被征服地區的曆史沿革和風土人情，逐漸浮現出希臘人將要麵對的波斯帝國是怎樣一個龐然大物。在第五卷第28節從戰爭的遠因轉到近因，自小亞細亞希臘人於公元前492年的起義和雅典、埃列特裏亞兩邦的兵援開始，寫到到公元前479年的米卡列海戰，希臘人從防禦變為進攻，結尾非常突然，再次重複多次出現的小範圍內的插話，談及居魯士的一段掌故，與希波戰爭沒有直接的關聯。
希羅多德對古希臘史學有不少開創性的建樹。他明確提出了治史的基本任務或目的，即記載和解釋人類的活動，尤其是重大功業，說明它們的因果關係。他在前言中說：
這裏發表的是哈利卡納蘇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發表它們是為了希臘人和異邦人所創造的令人驚異的各個成就，不致因年代久遠而湮沒無聞。特別要說明他們發生衝突的原因。[158]
“這裏發表的”的成果完全是希羅多德個人的研究成果，句中雖然使用的是第三人稱，但實際是第一人稱，與赫西俄德的“我將對你述說真實的事情”的出發點是完全一致的。這一成果的表現形式就是目前完整保存下來的第一部古希臘史作《曆史》。希羅多德強調，他之所以要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諸於眾，是因為想讓人們記住那些希臘人與異邦人創造的成就，也就是伴隨希羅多德幾乎一生的希波戰爭，“特別要”說明戰爭的原因。這段話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希羅多德把希臘人與異邦人並列為令人驚異的人為成就的創造者，其書內絲毫沒有貶低異族敵人的痕跡，與希波戰爭勝利後希臘部分知識精英中產生的自我中心論及輕視甚至蔑視蠻族的認識截然不同，這是早期史學極端可貴的客觀主義精神。
其次，在希羅多德看來，無論是希臘人還是異族人創造的業績都是他們自己創造的，但這種創造是否有神的幹預呢？希羅多德沒有說，隻能從書的內容來判斷。恰恰在人的創造性活動的動因上，表明他不是徹底的人本主義者，而是在人本與神本之間遊移不定，但明顯的傾向是力圖掙脫神本思想的束縛，盡量靠向獨立思考與自主認識。
最後，理性地確立了史學的任務是記錄重大曆史事件，特別是探尋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而不是簡單的記錄。這種對原因的重視同古風時代希臘人的思想追求完全一致。
希羅多德設定的曆史學任務在史學史上是開創性的，他用自己的史學實踐證明他比較好地落實了這一任務，甚至還有所突破。例如在他的筆下不僅有令人驚異的豐功偉績，而且有眾多屬於今天社會史、文化史、民俗史的內容。他提供了早期史家（記事家）收集、運用和解釋史料的範本。由於希臘人在文明初期沒有積累多少文字史料，希羅多德不得不通過旅行采訪廣泛收集素材，因此書中的大部分史料都來自口耳相傳的記憶。這些口頭史料有些可能出於目擊者、當事人的證詞，但大多數屬於轉述的傳說。希羅多德還沒有意識到追問史料的準確出處並通知讀者，他一般隻泛稱信息提供者為“埃及人”、“呂底亞人”、“波斯人”、“科林斯”人等。對於口頭史料，他自己也不完全相信，所以他在書中提出了不輕信人言的史料批判原則：
任何人都可以相信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輕信的人的話。至於我本人，在這部書中保持那個總的原則，就是把各國的傳統按照我聽到的樣子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159]
我的職責是記錄人們講的一切。但我絕無義務相信它們，這適用於整個這部書。[160]
這是一種非常真誠、質樸、客觀的處理史料的態度，不對收集到的史料進行個人的加工，如斷章取義、望文生義或有意修飾刪改，而是如實直書，把真偽的判斷權交給讀者。在這種事先的交代之下，說希羅多德有聞必錄、缺少史料批判精神就未免屬於誤責、苛責了。這種如實地轉述聽到的傳說雖然有以訛傳訛之虞，但卻保留了大量當時真實存在的民間傳說、小道消息、名人趣事，為後人認識一定時代的社會文化現象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一手史料。
除了傳說，希羅多德還利用了不少實地調查材料，類似現今的考古材料、社會學材料，如碑銘、地形地貌、名勝古跡、雕刻繪畫、民俗民風等。此外，還有現成的文字史料，主要是先前作家和同代記事家的作品，如荷馬、赫希俄德、赫卡泰奧斯等人的作品。後來的希臘羅馬史家雖然也使用傳說和實地調查材料，但由於文字史料越積越多，史料的重心由希羅多德的傳說為主轉移到文字史料為主。
希羅多德解釋曆史原因的方法是希臘史家在治史方法上的最初嚐試，這就是單線單因、善惡報應和命運決定論的方法。以《曆史》的主題希波戰爭的原因為例，當時希臘人流傳亞洲商人搶了希臘女人，希臘男人又到亞洲搶腓尼基女子，一報還一報，亞洲人又拐走海倫，導致希臘人攻打特洛伊。這種單線的因果關係轉換看來是希羅多德時代希臘人的一般認識方法。希羅多德對這種流行說法予以否定，他以赫卡泰奧斯式的懷疑精神指出：“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說法就是這些，我不想去判斷它們的真偽。我寧願依靠我個人的知識來指出到底是誰事實上首先傷害了希臘人。”[161]但他的解釋方法卻與流行的解釋並沒有本質差別，同樣是單線單因：起因在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他先征服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又貿然進攻波斯，因而招致王國之痛。波斯帝國接管對小亞細亞希臘人的統治權，希臘人因不滿波斯統治而發動起義，雅典和埃列特裏亞出兵襄助，火燒波斯小亞細亞總督府所在地撒爾迪斯，引起波斯國王大流士的報複，入侵希臘半島，因果關係不斷轉換。
希羅多德的這種單因法同他的一報還一報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對此有過典型的說明：
一個打擊打過來，另一個打擊必定打過去，禍與禍重疊無已。[162]
在希羅多德看來，這種善惡報應受著一種至高無上力量即命運的擺布。他借用德爾斐祭司的話說“甚至神也不能逃脫的命運”。[163]在事件發生的根本動因問題上，希羅多德顯露出古希臘大多數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社會內部找不到一個事物產生的合適理由時，便轉而求助於超社會和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克洛伊索斯之所以向波斯國王居魯士挑戰，是誤解了神托的緣故，換句話說，是沒有正確理解神在人間的代表祭司捎給他的神諭。[164]但有趣的是，在希羅多德看來，神靈還不是最終的決定力量，神之上還有一種更高的決定者，這就是命運。希羅多德的這一認識也不是他自己的，很可能是古典時代希臘人的普遍觀念，因為在古典時代出現的大眾化文藝形式——悲劇中有過一句同樣的戲文。悲劇家埃斯庫羅斯在《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劇中這樣寫道：
歌隊長：不要太愛護人類而不管自身受苦；我相信你擺脫了鐐銬之後會和宙斯一樣強大。
普羅米修斯：可是全能的命運並沒有注定這件事這樣實現，要等我忍受了許多苦難之後，才能擺脫鐐銬；因為技藝總是勝不過定數。
歌隊長：那麽誰是定數的舵手呢？
普羅米修斯：三位命運女神和記仇的報複女神們。
歌隊長：難道宙斯沒有她們強大嗎？
普羅米修斯：他也逃不了注定的命運。[165]
命運是希臘主神宙斯的主宰，這就牽涉到希臘人如何看待神與命運間的關係問題。從《曆史》的處理可以看出，在希臘人眼裏，神和命運是有區別的，神的地位低於命運，隻是命運的傳遞者和命運威力的執行者。神喜歡幹預人的生活，幹預的原因是神的一種固有的品性，其實也是人的特性之一，就是嫉妒。《曆史》第3卷在談及埃及國王阿馬西斯致書告誡愛琴海島嶼薩摩斯的統治者波裏克拉特斯不要過於驕傲時說：
阿馬西斯致信波裏克拉特斯：很高興聽到我的朋友與盟友幹得不錯，但由於我知道神是嫉妒成功的，所以我不能為你的過分成功而感到興奮。我希望我自己和我關心的人既在有些事上幹得不錯，也在有些事上幹得糟糕，讓一生成敗皆有，因為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人總是一帆風順而不會到頭來一敗塗地的。[166]
阿馬西斯雖是埃及人，但《曆史》中的類似看法，如同書中波斯貴族關於民主製、寡頭製、君主專製孰優孰劣的熱烈討論一樣，其實反映的都是希臘人自己的價值觀。同樣的警示性話語在《曆史》第七卷中也有體現。波斯國王薛西斯意欲討伐希臘，引起一些臣下的疑慮，勸戒他要明白神的妒嫉心會導致在人事中，“月滿則虧”、“出頭的椽子先爛”的道理。[167]在這裏，神的幹預總是出於人的不知深淺的自負，而神幹預的結局則是應驗了注定的命運。
此外，神靈的另一功能是懲惡揚善，以驗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效應。如在《曆史》中，庫列涅的女統治者佩列提瑪為兒子複仇而將巴爾卡人中的首犯處以極刑，將他們的婦女的**統統割去並在城牆上示眾。但她自己很快便得到報應，身體潰爛生蛆，死得淒淒慘慘戚戚。希羅多德評論道：“因為神妒恨那些過分殘忍報複的人。”[168]
由此可見，神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眼裏並不像荷馬時代和古風時代那樣是萬能和至高無上的，在神之上還有可怕的命運（Tyche）。值得思考的是古希臘心中的命運到底是什麽？在古希臘文中，它有機會、運氣的意思。但在希羅多德的《曆史》中，它又表現為某種必然性的代名詞，與現代人思想中的規律、法則是同義語。
古希臘人對待命運以及對待命運的使者神靈的態度特別應當得到強調，這就是他們並不認為人在命運或神靈麵前應該俯首帖耳，無所作為，始終消極地等待命運的宣判。他們頌揚那種人不知好歹地與命運的抗爭過程，雖然結局是抗爭者的悲劇性的毀滅，但過程卻表現出人類敢於麵對命運的挑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文精神。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人物普羅米修斯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精神的典範。古希臘人的這種人文精神是他們與古代近東、南亞次大陸各民族過於沉重的宗教意識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也是古希臘人神本與人本思想二元狀態的一種體現。
從《曆史》一書能夠看出，希羅多德也頗有普羅米修斯精神。他承認命運與神靈的決定地位，多次記述神示、夢兆、預言、占卜等現象，但並不對它們毫無懷疑地一味頂禮膜拜。他在書中總是使用一個抽象的“命運”和“神”的概念，這樣的超自然的力量通常並不幹預人的具體舉動。即使出現具體的神，也要通過書內人物的口，依內容需要而出現，並不主動由他自己的嘴巴說出。對於具體的神，他並不盲目崇拜，甚至缺少敬意。
譬如，希羅多德在《曆史》一書中把雅典的崛起歸結為雅典人自身的努力，特別是克裏斯提尼改革的結果，“因為當雅典在僭主統治下的時候，他們並不比任何鄰人高明，可是一旦擺脫了僭主的桎梏，就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鄰人”。[169]
再如，希羅多德在書中談到北希臘帖薩利地區有道峽穀，河流從中穿過，一般認為是“神的事業”，係海神波賽冬鬼斧神工所致。但希羅多德卻敢於否定這種習見的說法，認為“顯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這些山分裂開來”。[170]
三如，波斯海軍在遠征希臘途中遇到大風暴，隨軍的僧侶接連向神靈奉獻犧牲，誦念鎮風的咒語。風暴在第4天平息，波斯人於是認為是他們的誠心感動了神靈。在客觀地記述到這裏時，希羅多德介入進來，從直觀的事實出發，公然對此表示懷疑和批判，認為暴風雨可能是自己停下來的，與神沒有關係。[171]
最突出地顯示希羅多德這種人本精神的事例是他對希臘人取得希波戰爭勝利的原因的分析。他大膽地推翻大多數希臘人的共識，指出雅典人恰恰敢於違背阿波羅的神諭，堅決抗戰，才拯救了希臘。他實事求是地說：
在這裏，我發現我不得不表達一個見解，我知道大多數人反對它。然而，由於我相信它是真實的，我決不會把它壓在心裏。如果雅典人因恐懼逼近的危險，而丟棄自己的國家，或如果待在那裏向薛西斯投降，也許就沒有誰試圖在海上抵抗波斯人了……因此，由於這個原因，說雅典人拯救了希臘人無疑是正確的。正是雅典人才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他們加入哪一邊，哪一邊就肯定會獲勝……甚至特爾斐的可怕的神諭也未能打動他們放棄希臘，他們堅定不移，勇敢地迎擊侵略者。[172]
在希臘人心目中，特爾斐阿波羅神廟的神諭最為靈驗，具有無上的權威。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正因為誤解了特爾斐神諭而招致亡國之痛的命運打擊。在波斯第三次侵入希臘前，雅典人曾派使者到特爾斐去求神指示。專事傳達神諭的女祭司披提亞宣讀的第一個神諭是讓雅典人逃離家園，跑到大地的盡頭去。雅典使者痛苦萬狀，哀求再給一個較好的預言。披提亞又宣布了第二個神諭，宙斯會給雅典人提供一座保護的木牆，但神的主旨仍然要雅典人撤退，背對著敵人，移居到其他地方去。盡管雅典人求得的神諭內容是頗為明確的，但雅典政治家鐵米斯托克裏卻巧妙地解讀神諭，為自己的抗戰策略服務，硬說神諭中的“木牆”意味著船隻，神靈在讓雅典人做好海戰的準備。[173]雅典人接受了鐵米斯托克裏的詮釋，並完全采納了鐵米斯托克裏的策略，利用海軍取得決定性戰役的勝利，迫使薛西斯逃回小亞細亞，扭轉了戰局。這種根據自己的判斷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集體懷疑特爾斐可怕的神諭的普羅米修斯精神，是古希臘人本主義精神最可圈可點的體現之一。而希羅多德敢於力排眾議，大膽指出雅典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人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其精神實質與雅典人的獨立自主有同工異曲之妙。
這樣一來，希羅多德的曆史觀便具有了典型的兩重性：一方麵，人的曆史活動受到難以把握的超自然的力量（命運、神啟、夢兆等）的影響；另一方麵，人是自己的主人，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創造人類的曆史。其中，後者的分量明顯多於前者，因為整個《曆史》的主流始終是敘述人事而非神事。希羅多德的這種人本為主、神本為輔的二元狀態體現了古典時代大部分希臘知識分子的思想特征。
3.史學巨匠修昔底德
（1）修昔底德生平
繼希羅多德之後的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學史上最令人敬重的史家之一，他的史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浸透著冷峻的客觀主義治史精神，為西方史學牢固地確立了求真求實的治史宗旨和判斷史學成就高低的基本標準，體現了西方古典史學的最高成就，始終是西方史學寶庫中的一部經典著作。
遺憾的是，關於修昔底德個人的曆史，後代人僅知道一點皮毛。古希臘人雖然敬仰修昔底德，不少人甚至試圖仿效他的風格續寫未完成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74]但始終無人為這位史學巨匠立傳，修昔底德本人也沒有動過撰寫自傳的念頭。這是因為古希臘史家還沒有產生史學史和自傳的意識，[175]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重大的曆史事件（戰爭和政治鬥爭題材為主）和重要曆史人物（政治家、軍事家）的身上，很少考慮史家個人史的問題。因此在西方古典史學史上留下或深或淺痕跡的人，除了個別例外（如寫過回憶錄體史作《高盧戰記》、《內戰記》的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愷撒），個人的生平閱曆都是模糊不清的。
約在公元前5世紀60—50年代，修昔底德生在一個名叫哈利莫斯（Halimous）的德莫中。[176]哈利莫斯位於雅典城西南，原本是雅典郊區沿岸小平原的一部分，現在隨著雅典城區的擴展，已經變為雅典城的有機組成部分。修昔底德時代的哈利莫斯村當然早已**然無存了，但村名卻經曆了2400多年滄海桑田的變化，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成為雅典西南一個街區的地名。[177]
修昔底德多半出身於雅典顯貴家庭，其父奧羅洛斯（Oloros）可能是北希臘色雷斯王族的後裔。在希臘早期的曆史記載中，沒有任何雅典公民起過這個名字。古代典籍最早提到這個名字的是曆史之父希羅多德的《曆史》，那裏麵所載的起這個名字的人隻有一個，就是公元前6世紀晚期的色雷斯國王。希羅多德說雅典貴族、指揮馬拉鬆戰役的雅典十將軍之一米爾提太在希波戰爭以前，即公元前6世紀末期曾被派遣到北希臘建立殖民地，在當地苦心經營期間，娶了色雷斯公主、奧羅洛斯的女兒赫格希皮勒為妻。[178]也許是由於這次婚姻，奧羅洛斯這一名字才出現在雅典。後來羅馬時代的希臘傳記家普魯塔克（約46—120年）在他的代表作《名人傳》中，曾提及米爾提太之子、公元前5世紀60年代的雅典頭麵人物客蒙的“生母是赫格希皮勒，她是色雷斯女子，國王奧羅洛斯之女”。普魯塔克這樣說的根據是他曾經見到過一首致客蒙的詩文。普魯塔克據此推斷，“此事說明為何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父親也是奧羅洛斯家族的人”。[179]從目前的史料狀況看，這個推測是比較合理的，[180]因為古希臘的人名是不能隨意起的，總要有一定的親緣聯係才會起相同的名字。據現代史家康納考據，米爾提太有子（女）三人，修昔底德的爺爺或奶奶是其中之一，與客蒙是同胞兄弟或兄姊妹。[181]修昔底德自己也提到他在色雷斯擁有一處金礦的開采權，是當地很有影響的人物，[182]這表明他的家世可能有色雷斯背景，並且十分顯赫與富有。
修昔底德家族以及這個家族的姻親在公元前5世紀曾經出現了一批在雅典政治舞台上領大軸、唱主角的人物。除了客蒙之外，民主政治家伯裏克利和他的主要政敵——另外一個名叫修昔底德的人，都是曆史家修昔底德的親戚。
雅典貴族之間這種沾親帶故的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希臘城邦是從氏族部落組織轉化過來的一種早期國家形態，普遍具有小國寡民的特征，公民集體的人數有限。雖然雅典在希臘算是公民人數最多的大邦，但最盛時男性公民總數也不過4萬左右，而希臘更多的是隻有幾千公民的小城邦。在這種情況下，富有的顯貴公民的數量就更有限了。梭倫改革時按財產多少劃分公民的等級，賦予不同等級公民以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其中第一等級公民的人數在最多時隻有兩千人左右。修昔底德家族無疑屬於第一等級，所以政治頭麵人物之間具有或遠或近的親緣關係是古希臘社會很常見的現象。
雅典貴族階級的文化氛圍首先是造就富有教養、言談舉止優雅得體並能在公眾場合語驚四座的政治家。修昔底德的幾個顯赫親戚客蒙、伯利克裏以及與政治家修昔底德的從政素質均堪稱公元前5世紀雅典政治家的典範。所以盡管我們對修昔底德的早年生活一無所知，但可以推測修昔底德的父母也會嚴格地依循貴族階級的傳統教子之路，重視孩子的文化教育，為小修昔底德打下良好的文化教養的基礎。這是後來修昔底德能夠順利進入政治舞台的前台的先決條件，也是他能夠寫出思想內涵極為豐富、文字表達非常洗練的史學傑作的重要原因，甚至還是他具有深沉的曆史感和強烈的曆史寫作衝動的源泉之一。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同於通常的古典史書。一般古典史作往往是政治家曾經滄海之後的往事回憶，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則是古典史學中唯一一部同步記載個人參與的事件和認識的人物的“現場記錄”。根據修昔底德的交代，他在戰爭剛剛開始時便有了撰寫此書的念頭，並且立即付諸實踐。他在書的前言中說：“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寫了這部由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發動的彼此之間戰爭的曆史。他是在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開始寫作的，因為他相信這場戰爭是偉大的戰爭，比先前發生的任何一次戰爭都值得撰述。”[183]如果作者沒有深沉的曆史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這種想法和幾乎同步的記述行動是不可能發生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忽略當時雅典濃厚的學術氛圍對成長中的修昔底德的影響。修昔底德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正值雅典民主政治的繁榮時期，民主、開放和學術自由的風氣使雅典文化進入了黃金階段，出現了一批古希臘史上最傑出的文化人，如哲學家蘇格拉底、阿納克薩哥拉斯、普羅泰戈拉、雕塑家菲迪亞斯和三大悲劇家、一大喜劇家以及曆史家希羅多德等人。他們匯聚雅典，講學交友，傳播學術，朗讀或上演作品，形成濃厚的追求新知和探討社會人生的文化氛圍。他們的思想學說無疑對修昔底德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人本思想以及隨處可見的辯證思維方法顯然同普羅泰戈拉等哲人的思想有著必然聯係。
按照這一時期雅典的規定，修昔底德同其他18歲以上的雅典青年一樣，需要每年在軍隊中服役，他的家庭經濟條件和他所在社會等級多半會使他承擔騎兵的義務。從他能夠從4萬公民中脫穎而出，當選為將軍一事可以看出他在軍旅中表現甚好，其出色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同胞的承認。在雅典民主的條件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說其他公職還可能因抽簽選舉將庸人選上去，而對於投票選舉的高級軍職，特別是十將軍和十騎兵將軍職，若沒有在公眾中間建立威信的話，是決然不會當選的。
從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到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擔任將軍職為止的7年戰爭期間，同他的青少年時期一樣，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個人的確切信息，除了他的書中曾提到他目擊了公元前430年發生在雅典的大瘟疫並且自己也受到疾病感染一事之外。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出席了戰前和戰爭第一年的各次公民大會和重大儀式，如他聽到了伯利克裏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著名演說。
在他幸運地躲過了瘟疫大劫之後，顯然一如既往地積極從事公共活動，參與針對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戰爭行動，他的表現進一步得到公民的認可，甚至有可能立有軍功，因為若沒有出眾的表現，在非常時期通過非抽簽選舉產生的將軍職是絕不會落到一個默默無聞的平庸公民身上的。將軍職的選舉安排在每年的4、5月份，走馬上任是的下半年的7、8月份，所以修昔底德顯然在雅典參加了將軍職的競選，在公元前424年順利當選之後，於同年下半年正式進入戰時雅典的日常最高決策機構十將軍委員會，從而能夠直接參與並體驗重大戰爭決策的製訂和執行過程，了解一般公民不太容易知曉的曆史內情。這一經驗對古代史家的著述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為對於以重大軍事和政治事件為主題的古代敘述史來說，從政和從軍的直接經驗是寫出原生狀態的曆史的必要條件，等於為讀者提供了有關某個重大事件的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證詞。從史料學的意義上看，修昔底德的著作的確具有一手史料的價值。
修昔底德個人史上的轉折點是公元前424年的安菲玻裏之戰。公元前424年夏，斯巴達將軍伯拉西達斯為了扭轉軍事上的不利局麵，阻止雅典對伯羅奔尼撒半島和斯巴達本土的進攻，決定內線防禦，外線進攻，率軍1700人穿過北希臘的帖撒利平原，奔襲雅典在希臘半島以北色雷斯地區的戰略據點，動搖雅典對愛琴海、小亞細亞盟邦的控製權。斯巴達軍的到來以及伯拉西達斯采取的懷柔政策，特別是所高擎“解放希臘”的旗幟，致使位於色雷斯沿岸的雅典附屬國紛紛倒戈。對於未叛離雅典的國家，伯拉西達斯則堅決予以打擊，攻占一個又一個提洛同盟的城市，並在公元前424年冬發起對安菲玻裏的圍攻。
安菲玻裏城是雅典在愛琴海北部色雷斯沿岸的主要據點，原本是雅典的一個殖民地，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因為雅典建造戰艦的木材主要是這裏提供的，而且雅典還每年從該地獲得許多其他收益，所以這是雅典必守之地，長期駐紮著雅典的守軍。當伯拉西達斯攻擊開始的時候，守城部隊的指揮官、另一位雅典將軍攸克利向修昔底德求援。修昔底德是雅典派駐色雷斯指揮部隊的兩將軍之一，當時正率領由7艘戰艦組成的分遣部隊駐守在距色雷斯沿岸不遠塔索斯島上。修昔底德聞訊後立即起航前去增援。《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這裏開始用第三者的口吻把作者自己放到了曆史描述當中。他是這樣寫的：
雅典派來防守這個地方的將軍攸克利派人到色雷斯另一個將軍修昔底德（奧羅洛斯的兒子，本書的著者）那裏去，請求援助。當時，修昔底德在塔索斯。他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率領他指揮下的7條船艦起航。他的第一個目的，當然是即時趕到安菲波玻裏，使這個城市不至於陷落。如果他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話，無論如何，他想在伯拉西達斯到達愛昂之前，營救愛昂。[184]
伯拉西達斯獲悉修昔底德馳援安菲玻裏，並知道修昔底德因在色雷斯擁有金礦而在當地頗有影響力，因此決定在修昔底德到來之前盡快拿下安菲玻裏。他對安菲玻裏的居民和守軍開出了非常寬厚的投降條件，即無論是安菲玻裏當地人還是雅典人，凡是願意投降的人，“一律可以留在城內，享有他們的財產，保證他們有完全的政治權利。凡不願意留在城內的，可以於5天之內，帶著他們的財產離開安菲玻裏城”。[185]結果當地居民都表示支持伯拉西達斯的條件，攸克利和少量雅典士兵孤掌難鳴，於是伯拉西達斯兵不血刃，占領了安菲玻裏城。
修昔底德見安菲玻裏城陷，便按照最初的設想，迅速進駐安菲玻裏附近的另一據點愛昂。他積極組織要塞的防禦，並將從安菲玻裏平安撤出的雅典人收編到自己的隊伍中。隨後他擊退了伯拉西達斯從陸海兩個方向的進攻。至此他本人再次從書中隱去，但他指出安菲玻裏的失陷一度在雅典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因為該城的喪失不僅阻斷了雅典的木材供應來源，而且造成雅典在當地的附庸國家爭先恐後地投向斯巴達陣營。因此，安菲玻裏解圍的失敗對於戰爭中的雅典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挫折，必須有人為此受到懲罰，而懲罰的對象正所謂馳援不利的修昔底德。他在書中自述：“我在指揮安菲玻裏的軍事以後，曾被放逐而離開本國20年。”[186]我們無法確知修昔底德是在雅典公民大會審判他之後被處以流放的，還是在愛昂守衛戰之後自覺若回國有生命危險而擅自亡命海外的。從20年的流亡生涯來看，多半是見勢不妙而乘機逃亡，因為雅典陶片放逐法規定的放逐時間是10年，如果經過公審被處以放逐的話，執行的時間最多10年。而修昔底德20年流亡不敢歸國，多半係因非法離去、罪上加罪的緣故。
關於修昔底德20年的流亡生活又是他個人史上的一處空白。研究修昔底德的人推測他仍然留在色雷斯，但沒有什麽可靠的證據。隻有一點可以確定，就是他始終注視著戰爭的進程，不斷地研究戰爭中的各種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在書中特別指出：
我一直在戰爭中生活著，我的年齡相當大了，我了解事物發展的意義，我專心研究事實的真相……我看到了雙方麵的一切行動，尤其是伯羅奔尼撒人方麵的行動，因為我流亡在外，閑暇的時間給了我特殊的便利，使我能夠深入研究一切。[187]
長期放逐對修昔底德個人是一個悲劇，但對於後世的讀者，未嚐不是件好事。因為有超乎尋常的直接經驗和曆史感並不能保證一個人必定成為傑出的史家。古代傑出的史家除了需有深厚學養、出眾的個人秉賦和閱曆等先天後天條件之外，還需要有流亡國外之類不幸的遭遇，至少要經曆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心靈極其壓抑的時期。古典西方史學中的幾位最好的史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波利比烏斯、塔西陀都有過這種殷憂啟聖的痛苦體驗。在流亡期間，個人的興衰際遇與戰爭的創痛、國家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對身在異鄉的修昔底德的心靈衝擊無疑是巨大的，這必定導致他的思想長期處於壓抑和憤悱狀態，促使他在寫作時精心思考，深入尋找戰爭勝敗的原因，苦心孤詣地探求和歸納曆史經驗和教訓，從而用心用血成就了一部垂諸久遠的史學精品，在史學史上樹起一座後人仰慕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