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投降的，但修昔底德却没有实现自己记载整个战争的目标。他的著作突然终止于公元前411年，连最后一句也是不完整的。但他本人肯定活到了战争结束，并且返回了故土，因为他在书中不只一处表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他说自己被放逐了20年，如果自公元前423年算起，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正好20年。他还在书中提到铁米斯托克里在希波战争期间修造的雅典城墙的内部结构，特别指出“就是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得出，这个建筑是仓猝筑成的”。[188]这说明修昔底德目睹了战败后被拆毁的城墙残骸，也说明修昔底德并没有看到公元前393年的雅典东山再起、雅典将军科浓在原城墙基础上重筑的新墙。他在第5卷第3章中的自述更是他目睹了整个战争的确凿证据。他说：
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也是原来写历史的那个雅典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他是按事实发展程序，以夏冬相递嬗的编年体撰写，将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占领时为止。那时战事已经延续了27年。[189]
这段话表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写到第八卷之前，多半出现过一段时间的中断，然后在作者再次动笔的时候，便感到需要重新加一个简短的前言式的说明。这段话也表明他原计划的篇幅远比现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要长。第8卷的突然终止表明修昔底德可能猝死于公元前403或402年至公元前393年之间，同时也表明他直到去世，一直笔耕不辍。因此，从写作时间的长度看，如果以公元前431年作为开端，这部著作同战争进行的时间同步，断断续续至少写了27年。
修昔底德是一位既有闲暇和敏锐的历史感，又长于思考、善于文字表达的贵族文人，因此他如果简单地写这样一部著作，并不需要27年的漫长时间。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27年磨一剑，产出的仅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由此可见他对这部书所下功夫之大，思考之深。他的著作之所以结构谨严，脉络清晰，内容和谐一体，在朴素和隽永中洋溢着深沉的历史和人生哲学的意味，时间和精力上的大量投入应当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写作说明了学术史上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就是作品的内在质量一般是同劳动时间的长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部好书，总是作者深思熟虑、精雕细刻的产物。而精雕细刻，特别是赋予作品以严密的体例、耐人寻味的内涵和精致的话语，就需要作者花费较多的思考时间和精力，所谓慢工出细活是也。同现代的情况一样，古希腊罗马人中也不乏非常多产的作家，比如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的同胞色诺芬。但他们的史作质量和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却远不能与修昔底德相比，虽说原因不止一个，但在时间和精力上投入不够肯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这种精品写作的方式对今天的史学著述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关于修昔底德的死亡原因以及葬身之地，修昔底德的同代人没有留下任何消息或暗示。敬仰修昔底德的希腊人后来做过一些调查和说明，比如修昔底德身后500多年的传记家普鲁塔克曾在《客蒙传》中转述他听到的传说：
据说修昔底德死在色雷斯一处叫作斯卡普特许勒的地方，在那儿被人暗杀。他的尸体被运回阿提卡，在客蒙家族的墓碑中间有他的碑，紧挨着客蒙的姐姐埃尔皮尼克的墓。但修昔底德是哈利莫斯德莫的人，而米尔提太家族是属于拉基亚太德莫的。[190]
雅典历史上叫修昔底德的人很多，很难说普鲁塔克时代的希腊人看到的客蒙家族墓地中的修昔底德就是历史家修昔底德。所以，普鲁塔克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较之普鲁塔克稍晚的希腊地理家波桑尼阿斯（盛年在公元150左右）也曾提到修昔底德因遇刺身死，但增加了一个具体情节，即修昔底德是在得到特赦后的返国途中不幸身亡的。这一具体说法当然同样查无实据，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身处修昔底德死后500多年的波桑尼阿斯是如何发现这一信息的。目前只能将它归入后人想象或推测范畴中去，姑妄听之而已。总之，有关修昔底德，从生到死都是一个谜，而且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
（2）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贡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题虽然是一场战争，而且今天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规模十分有限的一场地方性的局部战争，交战双方都是希腊人，对阵时的最大兵力不超过10万人，大多数战役都是在两三千人之间展开的；但对于小国寡民时期的古希腊人来说，它们已是倾全国人力物力的巨大战争了，而且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无论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残酷性都是空前的。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输赢问题，它极大地改变了古希腊的历史，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格局，改变了希腊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加深了希腊人对人性的认知，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一场战争，甚至超出了古代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国史家和历史哲学家汤因比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认为修昔底德同他一样，为分崩离析、互相厮杀的大战所震撼。他据此得出结论：古典希腊的历史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191]他的历史哲学大作《历史研究》虽然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突生的灵感才动笔的，但与此有直接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史学界内部，由修昔底德开始的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始终没有结束，今天仍然是古希腊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讨论，对这部著作细节的考据与对整部著作的价值评估的工作也因此一直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蕴含的大量历史信息则成为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来源。[192]
无论学术界的认识有多么大的差异，人们对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普遍认为修昔底德是古典史学最伟大、最杰出的史家之一，甚至是古典史学最伟大的史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体现了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①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和批判实践
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的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序言中，他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自己的这一原则，其中有一段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193]
修昔底德的这段话至少有三点言同代史家未能言之处。
第一，他提出了非常严格的史料怀疑和批判的原则，亦即对史家收集到的一切史料都不能轻信，甚至对曾经亲自参与过某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词也不能轻易相信，因为消息提供者的主观倾向与个人的局限容易歪曲事情的真相。
在修昔底德之前，希腊已经有一些史家提出了史料批判的原则，但只是笼统提出而已，并没有对处理方法进行具体的制定。比如，希罗多德是修昔底德之前的史学家，他对传说史料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认识，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传说材料。[194]希罗多德告诉读者自己只是一个客观的录入人，但并不等于相信他录下的人事。他告诫读者同样不要轻信，甚至不要完全相信他的整本书中的故事。这当然是极其可贵的史料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客观写作原则。[195]由于秉持这样的精神和原则，他在书中的许多地方还对同一件事列举了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话。然而，他仍然将他并不相信的史料作为自己的叙述史的素材，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显然是早期希腊史学所特有的一种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
到了修昔底德这里，希罗多德的处理方法通不过了。历史家不仅是所见所闻的记录者，而且还应是真实信息的提供者。而在史书中要提供真切的历史信息，就需要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一番调查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纯过程。在修昔底德看来，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过程，像希罗多德一样把听到、见到、读到的拿来就用，历史记载将是不可信的。
他在第1卷中特别就这一点展开了说明，指出：一般人都有轻信的弱点，容易接受并相信符合自己胃口的传说，容易对模糊不清的远古时代和直接经历过的当代历史产生错误的猜想。人们为什么容易轻信？他的解释是原因在于寻找真理需要花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真理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来就能用，人们必须为真理付出代价，而大多数人是不愿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他认为，那些很受人欢迎的诗人往往夸大他们所说事情的意义，最初的历史家即散文记事家则关心听众的反应要胜过对历史真相的注意，于是历史真实就被弃而不顾了。[196]所以，被大多数人轻信的诗歌和历史故事是不可信的，这里面也包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修昔底德的这种认识并非没有道理。由于散文记事家处于希腊史学刚刚从神话传说中脱颖而出的时期，没有多少文字史料可以借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治史观念和历史表述形式，因此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散文记事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民间的游吟诗人或说书匠，用大量的文艺手法、奇闻轶事来取悦听众，代价是牺牲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主题的专一性。这是史学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幼年阶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修昔底德由于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而对希罗多德等人做了过分的责备，因此需要专门为希罗多德做一点说明。
希罗多德《历史》体现的史学形态是一种准范式的前学科形态，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明晰的关于史学必须求真的规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体例、体裁和表述形式。由于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规，所以与后期古希腊罗马的史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这也是在希罗多德之后没有见到希罗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毕竟为希腊史学制定了一些准范式，为常规性的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比如正是希罗多德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是希罗多德为后世缔造出结构虽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和记事本末的体例。也正是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古典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由于修昔底德未能把希罗多德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笼统地用一把常规史学的尺子严格衡量前人的工作，于是他的一定程度的误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确如修昔底德所说，主要出自口头传说。但较晚的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希罗多德等记事家所处时代乃是希腊史学诞生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刚从脑记口传上升到文字记载不久，社会积累的文字史料极为有限。从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无非是屈指可数的三部长诗、若干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食之类）的编年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志于著史的记事家不用传说用什么？因此初期的记事家们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展开调查，搜求各种民间传说，以便编写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历史。这是一种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像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那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远及美索不达米亚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这种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们赖以成书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197]因此，利用大量传说史料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且应视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和贡献。从现代史料学的认识角度出发，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离和处理。因此传说同样具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即使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是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观念。
譬如，《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雅典政治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和对话，宛如具有现场记录或录音的现代新闻报道，显然经过了传说者的加工，带有虚构成分。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传说就否认梭伦同克洛伊索斯存在会面的可能性。当时吕底亚是希腊各国最强大、最富有的邻邦，国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礼贤下士、附庸风雅的政策，所以希腊贤人相继到撒尔迪斯做客，[198]梭伦这样的名士成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宾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罗多德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与此事相关的具体情节，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语纯系传说者的“演义”或经过希罗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终是难以否定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以及通过这种诠释所表达出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人推崇的幸福观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诠释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转达的其他更为离奇的传说一样，[199]均属于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的真实记录。
传说的内容在这里便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真实：体现传说者真实的思想和体现传说中人事的真实。其中前一种真实是确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后一种真实则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对传说真实在这个层面的可能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应当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罗多德的大量记录，有关地中海周边地区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史、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前希罗多德时代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和民俗方面的著作，早在古典时代就显然失传了。所以，现代人应该感谢希罗多德。如果没有《历史》以及《圣经》提供的线索，近东考古就不会这样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译就会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希罗多德记载的有关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传说，就没有商坡良和罗林逊等人的破译，因此也就没有埃及学和亚述学。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给后代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实信息的大量传说，而且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一手史料。比如《历史》后半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描述，就出自众多希波战争当事人和目击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战争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所以，不能简单地指责散文记事家只会取悦听众。修昔底德不是圣人，他在评判前人的工作时也会出现苛求之处，但他自己的史料批判工作无疑是代表着希腊史学的进步方向的。希腊历史学正是从修昔底德开始，超越了听众和一般读者的兴趣需要，发展成为一门以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和解释的准确为己任的学问。
第二，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历史认识的重要社会功能是为了现实和将来人的活动提供参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取鉴经世、鉴古知今的价值。修昔底德的这一认识至今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务实尚新的时代，生活中充满了变量，人们更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某种业已逝去的历史和涉及终极意义的遥远目标，所以专门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同一些古老的学科一样，受到社会的普遍怀疑。历史学取鉴经世的作用是否仍然有效？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析。
他认为历史之所以具有借鉴价值，原因在于不变的人性。他在书中反复谈论到了这个问题。由于人性不变，“人性总是人性”，人固有的贪婪、权力欲、支配欲、情欲等深层的自私欲念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发生本质的改变，[200]因此人不可避免地要重复以往的行为，重犯以往的错误，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
事实上，修昔底德已经意识到在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存在着某些有机的联系，具备着人性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他所认为的历史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基本原因。因此人们有必要记住历史，了解历史，以史为镜，从而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少犯重复性的错误。
近现代否定历史具有参照价值的论点的基本理论依据无非是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每一种历史都是独特的、单一的，因此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人性，不同时代的历史经验也是独特的，单一的，不可重复的，没有一般的意义。而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虽然人性具有特殊性，但“不同时代的人性”这一命题本身就说明特殊与一般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的人性还是古罗马人、古代中国人的人性都有人性的同类项，这就是一般的联系。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风俗习惯，但也存在着许多本质上和形式上相同的特点，比如都有宗教信仰、婚丧嫁娶仪式、法律道德之类的行为规范，历史上都发生过原因、演化方向、结局相似甚至本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正因为如此，前代人拨动的琴弦总是在后代人心中引起共鸣，前代人的著作文章总是能找到后代的读者，前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或枭雄总是对现代人具有震撼作用，“人性总是人性”。
正因为人性的弱点，所以修昔底德清楚地意识到，一般人在阅读或聆听史学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趣味性，他们喜欢生动的情节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记载，以求真求实为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于缺少引人入胜的文学花样，很可能不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所以他的书不是为多数人写的，而是为少数人写的，是为了那些愿意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益的人写的。
这就产生了他的第三点特质，言别人不能言之处，就是提出了历史写作的崇高抱负：不能趋势媚俗，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迎合大众的“嗜好”，从而舍弃对真实的追求。换句话说，凡是极力迎合时尚的史学作品，在修昔底德看来都是不可能“垂诸久远的”，要想“垂诸久远”，就老老实实地作文章，不搞花架子。客观历史证明他对历史写作的这种认识不仅是十分高贵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集中体现了古希腊史学的这种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以他不得不追述的早期希腊的历史为例，由于史料极其稀少，他只能像其他史家一样求助于史诗和传说提供的线索。但他对这些早期文学作品始终持怀疑态度，用他的话说，“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201]所以他在追述过程中尽可能对已有的史料进行在当时条件下所允许的拷问，有时还动用了考古材料、地形学的材料来加以佐证。
关于他的著作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他的史料主要来自他的直接经验。他在战争早期是参与者，在战争中后期是目击者，实际上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这些直接经验本身是第一手史料，同大多数后代人写前代事的古代史书的史料性质是不一样的。他的著作所以能被后人称为信史，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著作的这一史料特征。但史家个人的直接观察毕竟存在着局限，因为他不只记载雅典本身的事件，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希腊其他国家的参战历史，即使是他的母邦雅典的历史，他也不完全是目击者和当事人，许多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活动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他只能依靠别人的经验，对他来说也就是间接经验。这部分史料主要是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和口头传说。比如雅典与斯巴达的条约，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神托记录等等。修昔底德的有利条件是他的这写间接经验来自他的同代人，他本人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向目击者和当事人询问，而且还在分析和筛选这类间接经验的时候具有后代人不可能有的对事件的直感和直接的辨伪能力。正如他所说的：“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不放心，因为“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
由于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采取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利用史料的时候预先进行过一番细心的考证和检测，所以他书中的史实差不多都能给以相对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别是涉及人、财、军备、战果等需要数字统计材料的地方，他都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交代，甚至定量到个位数，并且提供的数字真实可信。这种类似近现代史学学术规范的做法在早期西方史家中是为数极少的。
他的书内谈到重要的条约都有详细的条款，以及订立人的名称和国别。谈到战役、重大政策的制订均有细致的过程，包括地形、气候、距离、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尤其突出之处是他的书中运用了大量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总量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每一篇都是精雕细刻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思想内涵，开了在历史著作中利用长篇大论的演说的先河，将古希腊人的特点及高超的“说”的艺术充分展现了出来。
但与后世仅仅沉默地采用类似方法的史家的做法不同，修昔底德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就是古代缺乏现场记录的手段，而且一个人也不能身临其境一切历史现场。他书中的众多演说精品显然经过作者的个人的修饰加工。对此他非常老实地做了交代：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它们说出的话语来。[202]
在书中，修昔底德还喜欢使用两个术语：“我觉得”（dokei）和“大概是”（hos eikos），有意识地标明自己对叙述内容的介入,提醒有心的读者注意。在第七卷中描述雅典军在西西里岛的一场夜战时，他很少见地提出了个人对这一事件的疑问，他说：“但是在夜战的时候（这是这次战争中，两支大军间所发生的仅有的一次夜战），人们又怎样能够确切地知道真情呢？”[203]这种生怕误导读者的真诚态度不仅是绝大多数古代史家难以企及的，而且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如某些传记、回忆录、专史之类著作的作者）所不及的。这是古典西方史学最可贵的地方之一。
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坚持实事求是与史料批判的原则，该书在史料的可靠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正因为如此，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家大卫·休谟曾盛赞该书：“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页就是一切真实的历史的开端”[204]。
②冷峻的客观主义精神
广泛地收集史料和严格地进行史料考据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认识过程的全部。因为史料只有经过一定的拼接与组合、描述和解释之后才对读者具有真正的意义。因此解释的真实与史料的真实对史学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优秀的历史工作者在筛选、组合经过去伪存真过程后的史料、复原历史真相的时候，总是力图摆脱各种思想情绪之类主观因素的束缚，避免历史家个人的主观介入，用自己的笔触尽量刻画出过去的真实图景。尽管现代史学已经认识到，德国史家兰克式的纯客观地再现客观历史是一个很难实现的“高贵的梦”，但使自己的历史认识，无论是史实认识还是价值认识，尽量贴近客观历史仍然是历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判断史学成就高低的根本标准。彪炳西方史学史的历史大家的著作都洋溢着一种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史上实践这种精神最为彻底的少数史著之一，也是这类少量史著中的第一部。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他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又主要以雅典作为记载对象，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历史，因此作者的书中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甚至带有较多的爱国主义情绪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字里行间可以隐约地感到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深沉感情。然而，如果不是书内第一人称的介绍，或读者事先获得的知识，便很难察觉作者竟是雅典公民和爱国者。对于修昔底德来说，雅典首先是他的研究对象，并不比他的死敌斯巴达在道义上占什么便宜。书中浸透着客观中立的精神，每一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的叙述都使用非常平实、白描的语言，避免作过多的个人评判和文辞渲染，并且在陈述中必定以相等的份额照顾到敌对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解释，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演说辞当中。修昔底德无论是对雅典人还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都给以表达己方观点的充分篇幅，实际上将雅典公民大会的公平、公开、文明的辩论规则应用于历史写作。所以他不仅对雅典人的辩解与指控照书不误，而且雅典的敌人对雅典的控诉和对己方立场的辩护也予秉笔直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列举事实的时候，书中的当事人经常要对某件事物进行褒贬，这常常被人误解为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例如雅典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热情讴歌民主制的演讲被当成修昔底德拥护民主的证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在同一部书中，修昔底德不只一次用自己的口吻谈到雅典民主的消极面，比如他认为公民大会容易受到怀有个人野心的政治蛊惑家的煽动，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西西里远征。他还列举过不少有关雅典因实行霸权政策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书中人物的言谈举止虽然出自修昔底德之笔，肯定存在着作者的主观介入，却并非都是修昔底德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事实陈述而言，修昔底德奉行了与处理演说同样的原则，即客观中立的原则，既不媚俗媚上，也不曲笔讳言，简直客观到冷峻无情的地步。然而，修昔底德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陈述事实时可以基本做到冷酷无情，但在评述事实却不能不显露出有情的一面。但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修昔底德在这种需要情感的地方仍能保持客观的尊严，按照古希腊人一般的道德准则判断是非善恶。他在书中采取的处理方法是自己先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充当中立的法官，始终先让战争的当事双方均等陈述，或者说是修昔底德有意以均等的原则叙述双方的言论和行动，客观地描述事件的进程，然后再根据他个人的价值准绳对已经陈述的事物做一番评判和裁决。这种论述性的判决有时是一两个段落，有时是一句插语，内里完全没有激愤和仇恨，无论是对雅典的敌人还是雅典人自身，唯一的标准就是冷峻的理性。
比如他对伯里克利的贤明廉正和领导民众的才能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雅典繁盛的决定性人物，是最有才干、最英明的领导人。但他对伯里克利的评判却一直推迟到伯里克利去世之后才进行。此前，他只是客观地叙述伯里克利的行为和政策，以及雅典人从对他的崇敬到厌恶他、罢免他的过程。修昔底德并没有因为个人对伯里克利的一贯好感而批评或责备雅典人眼光短浅、不知好歹，而是冷静地分析人民群众对一位杰出领袖先拥戴、后厌恶，再后又信任的原因。在他看来，无论是拥戴伯里克利还是反感伯里克利都是有道理的，是同伯里克利的政策同广大公民的利益之间是否相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取决于伯里克利的人格魅力。
他也对雅典的敌人，领导西西里岛城邦叙拉古战胜雅典远征军的赫摩克拉底十分欣赏，并没有因为赫摩克拉底给予雅典致命打击而丑化或妖魔化雅典的敌人。他称赫摩克拉底是绝顶的聪明人，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非凡的能力和突出的勇气。对于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得那样的妖言惑众、假公济私的人，他予以严厉谴责，把他视为引起国家毁灭的人。尽管后来亚西比德重新得到雅典公民的拥护，并为领导雅典海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道德的审判方面，他仍然对亚西比德毫不留情。他也为西西里远征军的主帅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贻误军机制直至葬送了全军而痛心疾首，但对尼西阿斯在战败后被叙拉固人处死又感到惋惜，认为反对出兵的他是最不应该受到如此悲惨结局的人，因为他终生致力于道德研究和实践。修昔底德对于自己祖国的极端民主政体实际上持批评态度，所以在述及由中产阶级即5000公民享有的有限民主制时他表示了认可。但他并不因此便对反对贵族制或寡头制的民主派说不，仍然平心静气地陈述事件的进程。
在更多的场合下，修昔底德的这种客观陈述和主观评述的方法是在夹叙夹议中展开的，并不是将个人的观点仅仅置于某个事件或人物的结尾，加一个“太史公曰”。他在叙述一些关键的事件或人物时，往往会停下来，插入一些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理性分析和概括，从而把叙述引入深刻。由于插入的恰到好处，叙述的节奏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第二卷关于雅典人遭受大瘟疫的打击、社会上出现空前违法乱纪的现象的分析和概括。他在列举了大瘟疫肆虐和人们心志发生巨大变化的现象之后及时指出：
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做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成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的敬畏和认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205]
这个分析当中具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中的经验决定人的价值判断的认识成分，因此人们价值观的转变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变，反而倒是奇怪的事了。
再如，在叙述科西拉贵族派和平民派互相疯狂迫害和残杀时，他概括这一切的根源是“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以及因派别斗争爆发后所引起的“激烈的疯狂情绪”：
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们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纲——一方面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主张安稳而健全的贵族政治。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唯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表决来处罚他们的敌人，或者利用暴力夺取政权，以满足他们一时的仇恨。结果，虽然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动机，但是那些能够发表动人的言论，以证明他们一些可耻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受到赞扬。至于抱着温和观点的公民，他们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就是因为嫉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生存下去了。[206]
由于修昔底德能够公平充分地陈述事实，又能以古希腊人的一般道德原则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再加上一些充满哲理的评述，这就使他的著作不仅具有翔实可信的事实陈述，而且还具有耐人寻味的价值陈述，从而使他的著作对后人认识自身提供了可信的参考材料与思想源泉。
③彻底的人本史观
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中，最为可贵处之一是彻底的人本精神。古希腊人的精神解放进程，是从原始的神人合一状态的分离开始的，自赫西俄德到抒情诗人，再到自然哲学家、记事家、戏剧家、智者学派，人本思想在一步步地深化，但始终没有达到神人彻底分离的地步。在大多数学者的人本主张的旁边或身后，更是若明若暗地跃动着非人的力量，即神或命运，柏拉图甚至还公开声明“神是万物的尺度”[207]。而修昔底德却继续普罗泰戈拉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与宗教、迷信彻底断绝了关系。这是修昔底德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统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竟然没有给超自然的力量任何位置。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发生的事件，都完全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与神和命运没有关联。当然，修昔底德既然记录人事就不能避开神，因为绝大多数希腊人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的各种活动始终包含与神的经常性联系，所以修昔底德写人就要涉及神。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录记现象，而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人对神的迷信。比如，他力排众说，坚决拒绝把各种灾变现象当作神灵对各种即将到来的人祸的启示。战争爆发前，希腊人的圣地提洛岛发生大地震，人们认为这是大祸将至的征兆。修昔底德却理性地认为这不过是巧合的自然现象。[208]战争过程中，地震仍不时发生，有时还引起了海啸。他人对此的解释是天人感应，修昔底德却认为海啸不过是地震先吸引海水离开海岸，然后海水又猛烈冲回来，于是产生了水灾。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地震，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209]类似的光辉思想在其他地方多次出现。如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月食而延误退军，遭致全军覆没一事他认为愚蠢，雅典败军溃逃路上遇雷雨，士卒均认为是他们毁灭的预兆。他却说雷雨不过是夏末秋初常见的现象。在修昔底德眼里，社会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自然现象的原因在于自然，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谈不上超自然或超社会的因素。
更为难能可贵之处是修昔底德甚至敢于揭露神谕的人为性质，并不可靠。据来自中希腊特尔斐的一则阿波罗神谶说，雅典卫城脚下一块叫皮拉基的土地不可被人居住，否则就要灾难临头。但雅典人却违背神的指示，定居在卫城脚下。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大瘟疫似乎应验了这一预言。修昔底德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座城市遭受各种灾难不是由于非法占据这块地方，而是由于引起有必要占据这个地方的战争”[210]。他指出神庙祭司传达的神谶有意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目的是便于解释日后发生的事件。他还力透纸背地指出，有的神谶是求谶人为个人目的贿赂特尔斐神庙祭司后得到的。[211]
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偶然地提到过命运，但他笔下的命运和希罗多德笔下的命运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命运的出现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雅典的色雷斯人雇佣军突然洗劫米卡列乌斯城，把一切人丁，无分老幼，杀戮殆尽。命运在这里只是偶然现象的代名词，并没有神灵事先和事后的任何干预。他借伯利克里的口解释他对命运的理解：“事件的进程可能与人们的计划相反是正常的，而这正是我们通常把某种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事归咎于命运的原因。”[212]在希罗多德及其他希腊知识分子眼里的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主宰，就这样被修昔底德解构为人们的特定认识。
修昔底德对神和命运的深刻分析是同对人的高度肯定相对应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有几段关于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的宣言，凸显普罗泰戈拉式的高度自信精神，虽然是借助他书中人物的口表达出来的，但显然是修昔底德个人思想的表达，甚至就是他个人的作品。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对此曾有坦言：
至于不同人物发表的演说，无论是战争开始前发表的还是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实际讲过什么话了。这既是对我听到的演说而言，也适用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各种传言。因此，这里所举的演说，是我觉得某些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同时我尽可能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213]
伯利克里在雅典公葬仪式上的演说便是高扬人本精神的佳作之一，是一曲关于人的伟大创造力的颂歌，西方思想史上的千古绝唱。在伯利克里看来，人是世间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正是雅典人自己，从他们的祖先、父辈到包括英勇牺牲的公民在内的当代人共同创造了雅典的一切，包括庞大的帝国，汇纳世界各种产品的繁荣的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自由、雅致、放达却又适度的生活方式，勇敢、慷慨、勤勉、诚恳、热情、敢做敢当的民族品性。这一切完全和神灵、天时、地利无关，均是雅典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我首先谈谈我们的祖先。在诸如此类的场合，回顾他们的作为，赋予他们这种荣誉是理所当然、恰如其分的。我们这块土地，同一族人在其上时代存续，从未终止过生息。他们凭借自己的勇敢，把一个自由的国家传到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种并非效法我们邻人制度的政体之下，相反，我们自己与其说是别人的模仿者，不如说是一些人仿效的楷模。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对人们的价值而言，每个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来，优于他人充任一些荣耀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我们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摆脱了彼此间的猜疑……在我们这里，一个人承认自己贫穷算不得耻辱，对他来说，更大的耻辱是没有竭尽全力去避免贫困……一句话，我要说我们的整个城市是希腊的学校。我认为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能以出众的优雅和多才多艺证明他们能胜任形形色色的活动。[214]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谈到雅典应采纳的策略是扬长避短，发挥海军优势，避开陆上对抗。针对雅典人对放弃田园、坚壁清野所产生的忧虑，他鲜明地提出了人是世间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再创造出来：
我们一定不要因为丧失土地和房屋而愤怒，以致和远优于我们的伯罗奔罗尼撒陆军作战……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假如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去做的话，我愿意劝你们往外去，并且亲手把你们的财产破坏，对伯罗奔尼撒人表示：你们是不会为了这些东西的缘故而向他们屈服的。[215]
既然人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各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就不在于人类社会的外部而在其内部了。修昔底德因此很自然地致力于在人的自然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在这方面，他是古代颇为成功的探索者。比如，他是古代西方第一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因之一的历史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他把定居、城市、劫掠、战争等历史现象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从而表达了历史进步的基本思想。他还借对立双方领导人之口指出战争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强弱。雅典的霸权政策含有扩张其进出口贸易的目的。在第六卷中他分析物质利益是战争的起因之一，雅典公民大众对远征西西里的热衷主因在于希望得到服役薪金。
他也是前所未有的关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的分析家。在把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完全归结为世俗的原因。在进行分析时，他喜欢使用三个术语：恐惧，荣誉，利益。恐惧来自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是欲望在特殊情境中的体现，比如竞争对手的实力如果增强，就会引起己方的恐惧。修昔底德在第一卷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增长与斯巴达对其的恐惧，战前雅典和其他城邦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不过是总因的外延。[216]这就把战争的根源完全归结于人的心理。荣誉则与国家的威望密切关联，引起斯巴达恐惧的原因正是来自雅典对国家荣誉与利益的追求。[217]而这里的雅典，实际上是雅典公民集体，公民集体与雅典城邦完全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利益意味着国家存在的物质条件是否得到保障。荣誉和利益受到损害，冲突也会发生。
至于一个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修昔底德认为出自人的劣根性，即“由于贪婪和野心所引起的欲望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还有人们卷入党派之争后产生的狂热”[218]。这种因人性恶而引起的社会斗争在和平时期以合法手段呈现，在非常时期则要诉诸暴力。这样一来，他便把政治斗争的原因探到了较希罗多德的要深的地方——人性，那些引起国际、国内斗争的源泉——恐惧、荣誉、利益、贪欲等等，原来都是来自人的本性。在修昔底德看来，人性不是神从外部赋予的，也不是后天产生的，而是自在的，一成不变、与生俱来的。各种社会存在的作用在于对不同的人性进行抑扬，是人性展现的条件。比如战争初期，雅典爆发瘟疫，修昔底德评论瘟疫给雅典人造成的痛苦“超过了人性所能忍受的限度”[219]，因此人们开始空前的违法乱纪和随心所欲。
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对此有淋漓尽致的发挥。科西拉发生民主派和贵族派之争，“危机期间，整个城邦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人性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断地触犯法律，傲慢地呈现为不可控制的**，它超越正义感、敌视一切胜过自己的东西”。[220]
在修昔底德看来，敌对派别彼此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除因派别利益外，还有部分人挟私仇借机报复，因欠债借机杀债务人，以及有政见分歧的家族成员互相残害等等。他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类事件总会发生:
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个人都拥有比较温和的情感，因为他们无需面临极端的需要；但战争使人的日常需要难以满足，它就像一个严厉的教师,在大部分人的身上养成与形势相符的性情。[221]
于是，人固有的性恶急剧膨胀，出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恶劣行为，社会意识、道德标准也因此发生巨变：疯狂夺权，残忍报复；阴谋是智慧，欺骗是聪明；激进是正确，温和是背叛；一切规则法律可以被砸碎，一切诺言可以被推翻，混乱中只有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的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直接行动。当然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在修昔底德的眼里，变化着的社会存在乃是激发人们固有的本性的动因。由此可见，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人精神觉醒的旅途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④平实、简洁、生动和充满智慧的文字表述形式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依循传统史学叙述体的表达形式，但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与之前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有所不同，与之后的色诺芬的《希腊史》也存在明显差异。希罗多德虽立意是记述希腊人和蛮族创造的伟大事业，但行文却像是讲故事。《历史》在一个希波战争的主题下兴之所至，恣意挥洒，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有关无关的奇闻轶事一应搜罗，作者俨然是一位见多识广、文辞绚丽的讲故事高手。这部史书因此既可供知识人玩赏，也可以为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传诵。修昔底德的著作却只是供文化人读想借鉴之用的，完全不考虑普通公民大众的一时需要。因此他在叙述当中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战争重心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不变，极少旁生分岔，更不考虑希罗多德所经常使用的戏剧性表现手法。他的遣词用句简约精练，准确畅达，风格深沉遒劲，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段、恰到好处的强烈对比表现惊心动魄的宏大历史场面。他的关于雅典大瘟疫和西西里远征的悲剧性描述，关于科西拉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的刻画，均是历史叙述方面的大手笔。
由于修昔底德具有深厚的学养，又精于思考，所以他能够在大量的夹议和载言中充分发挥古典史学特有的智慧语言，而这些充满智慧的语言背后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精心思考和概括。
修昔底德以自己的勤奋和忧思创造出一种学术化的新型历史撰述风格，使他的著作从内容到形式达到了相对和谐与统一。比较其他古典史家，他这样做的原因不仅仅出于个人的动机、才能与性格等史家本体的差别，还有一种时代的影响和制约隐现其间。比如希罗多德文中的轻松、奔放、洒脱同希波战争大胜后之后的民主最富生气时期的希腊人的心境相一致。修昔底德深沉的思考、严谨的文风则同希腊城邦由盛转衰、大起大落的巨变相适应。沉重的时代要求深沉的反思，希腊社会的感官——希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从哲学、伦理、政治学角度思考问题，修昔底德则从史学角度来思考现实和批判现实。这恐怕是修昔底德之所以深沉的历史原因。
4.色诺芬与晚期古典时代的史学
修昔底德之后，古典时代希腊最著名的史家是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8/430—前355/350年）。他出身雅典贵族家庭，早年情况不详，目前所知他在青年时代结识并师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虽然同学却不熟悉，因为两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对方。
从色诺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聪明，理解力和文字表现力强，是古希腊博而不精的才子型学者。他年轻时显然有些心浮气盛，不像柏拉图那样好学深思。后者入世遭挫便退步抽身，在学术领域探究问题和构建思想体系。
年轻的色诺芬曾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5—前4世纪之交又出国闯**，积极介入动**的波利斯国家间的政治、军事活动。起先他受雇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作为希腊雇佣兵的一员，在波斯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充当雇主的打手。继而投靠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参与公元前4世纪初期斯巴达与波斯以及与反斯巴达的波利斯国家间的战争，创造出传奇的个人经历。战后他避居斯巴达和科林斯，平静地从事写作，成为著述众多的史家之一，其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希腊史》，回忆录《长征记》、《回忆苏格拉底》、《宴飨篇》、《申辩篇》，传记《阿哥西劳斯》、《海厄隆》，历史小说《居鲁士的教育》，政治论文《斯巴达政制》，经济论文《家政论》、《论雅典的收入》，军事与消遣方面的论文《论骑兵指挥的指责》、《论骑术》、《论狩猎》。在色诺芬的众多作品中还夹带着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雅典政制》，严厉批评雅典的民主体制，该作者因此在古典学界被称作“老寡头”，学名为“伪色诺芬”。
根据目前的史料，色诺芬是第一位西方回忆录体史作——《长征记》（Anabasis）的作者，这是他的突出史学贡献之一。他是高明的叙事家，善于形象思维，文字简洁准确，行文流畅自如。他把这些个人的能力恰当地通过回忆录体的历史表述形式充分展现出来。
《长征记》是他人生重要选择的记录。公元前401年，色诺芬经友人介绍加入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对这一重大人生选择，色诺芬曾征询老师苏格拉底的意见。苏格拉底预见到如果色诺芬投靠到小居鲁士麾下，可能会受到雅典人的政治报复，因为小居鲁士是雅典的敌人斯巴达的支持者。后来雅典政府果然因此而判处色诺芬流放国外。
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去往希腊的德尔斐神庙求阿波罗神指点，神谕批准他远行，苏格拉底因此也指示他按神的意见行事。在这一系列个人选择中，色诺芬显然认为自己参与长征是某种经过神灵预定的行为。
当他追随雇主夺权失败后，当选为万余雇佣兵的首领之一，率队且战且走，从波斯帝国的腹部向希腊人控制的黑海沿岸撤退。如果他的回忆录没有涂饰自己的话，他在长征过程中显示出色的指挥能力。万人希腊雇佣军之所以能够在波斯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安然无恙，色诺芬的镇定指挥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色诺芬亲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但由于军务倥偬，他并没有对当时自己的所历所闻所见进行日记式的及时记录，色诺芬在《长征记》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提示。他动笔写作《长征记》的时间至少是在他移居斯巴达（公元前394年）之后若干年，即长征结束7年多以后的追忆。但它们是着笔撰写回忆录时的追忆还是较早一些的追忆已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色诺芬《长征记》中有不少回忆失实之处，特别是那些关于现场纪实的情状描述、大段大段的对话和演说，显然系事后根据依稀的记忆和当时的情状所做的加工。古代史家虽然有历史写作必须真实的原则，但并不认为一定程度的编造与真实的追求互相矛盾，所以哪怕是最严谨的史家修昔底德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想象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当然，从《长征记》可以看出，色诺芬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提供了大量明确的人物、时间、地点、地形地貌、距离、行军路线、村落的名称，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回忆录一样，忆者作为故事的主角，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突出自己，甚至自我吹嘘涂饰，色诺芬也不例外。色诺芬在雇佣军将领遭波斯军骗杀之后，被群龙无首的士兵推选为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借战友之口说：“色诺芬，我以往只听说你是个雅典人，现在我佩服你的言和行。我但愿我们能有好多像你这样的人，这对全军都是福气。”[222]
回忆录体历史著作的出现标志古希腊人历史记忆范围的扩充，历史家不仅关心人类群体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功业和重大事件，而且开始注意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个人史。在《长征记》问世之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刻画和评析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的文字服从于宏大叙事的主题，缺乏在场者的外在感受与心灵的真切表露，回忆录这种个人直接经验的汇集与解说填补了这种缺憾。
色诺芬的另一回忆录体著作《回忆苏格拉底》主要着眼于对老师的道德追求、真理追求行为的还原，等于否定对苏格拉底不敬神和误导青年的指控。
色诺芬的《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头一句衔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后未完成的半句话，但衔接得不很贴切，缺乏深思熟虑。修昔底德末尾半句说波斯的小亚细亚总督提萨甫尼斯赶往赫伦斯滂海峡与斯巴达人会面，中途停留在以弗所城，在那里向阿尔忒米丝神献祭。色诺芬首句说“在那之后”，直接转至赫伦斯滂，并把修昔底德已经交代过的事又说了一遍。但他的确将修昔底德缺失的部分，即公元前411—前403年的战争部分（第1、2卷）予以补足，并尽力依循修昔底德按夏季和冬季顺序展开叙述，为古典时代希腊史的连续性做出了难以替代的巨大贡献。对于这段历史，色诺芬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因此其叙述是基本可信的。
《希腊史》的其余5卷则脱离按季节为经的叙述顺序，跳过近4年的间隔，直接进入斯巴达与波斯争夺小亚细亚的战争，希腊城邦之间的科林斯战争和斯巴达与底比斯争霸的战争。色诺芬作为斯巴达军的一员，同样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为后人认识古典时代后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但色诺芬的史才和史德都不及他的前辈。他对整个希腊史的描写局限于他的亲历记，没有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长时间的、广泛地收集史料，主要依赖自己的经验。由于他对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和斯巴达充满敬意，他对同时代的不少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斯巴达不利的事件或者从斯巴达立场加以解释，或者有意缄默不语。如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雅典海军痛击斯巴达舰队，底比斯彻底粉碎斯巴达霸权，甚至废除斯巴达人在大约三个世纪里赖以为生的希洛特耕奴制都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正是底比斯的崛起，攻入斯巴达腹地，才导致色诺芬被迫离开他的栖身之地斯基鲁斯的地产，移居到科林斯。这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做法代表着一种与单纯求真求实的希腊史学原则相悖的写作方向，标志希腊史学追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