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是在公元前404年戰敗投降的，但修昔底德卻沒有實現自己記載整個戰爭的目標。他的著作突然終止於公元前411年，連最後一句也是不完整的。但他本人肯定活到了戰爭結束，並且返回了故土，因為他在書中不隻一處表明了這一點。前麵提到他說自己被放逐了20年，如果自公元前423年算起，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正好20年。他還在書中提到鐵米斯托克裏在希波戰爭期間修造的雅典城牆的內部結構，特別指出“就是現在我們還能夠看得出，這個建築是倉猝築成的”。[188]這說明修昔底德目睹了戰敗後被拆毀的城牆殘骸，也說明修昔底德並沒有看到公元前393年的雅典東山再起、雅典將軍科濃在原城牆基礎上重築的新牆。他在第5卷第3章中的自述更是他目睹了整個戰爭的確鑿證據。他說：
這一個時期的曆史也是原來寫曆史的那個雅典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他是按事實發展程序，以夏冬相遞嬗的編年體撰寫，將這段曆史一直寫到斯巴達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國毀滅，把長城和庇裏猶斯占領時為止。那時戰事已經延續了27年。[189]
這段話表明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寫到第八卷之前，多半出現過一段時間的中斷，然後在作者再次動筆的時候，便感到需要重新加一個簡短的前言式的說明。這段話也表明他原計劃的篇幅遠比現在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要長。第8卷的突然終止表明修昔底德可能猝死於公元前403或402年至公元前393年之間，同時也表明他直到去世，一直筆耕不輟。因此，從寫作時間的長度看，如果以公元前431年作為開端，這部著作同戰爭進行的時間同步，斷斷續續至少寫了27年。
修昔底德是一位既有閑暇和敏銳的曆史感，又長於思考、善於文字表達的貴族文人，因此他如果簡單地寫這樣一部著作，並不需要27年的漫長時間。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他27年磨一劍，產出的僅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由此可見他對這部書所下功夫之大，思考之深。他的著作之所以結構謹嚴，脈絡清晰，內容和諧一體，在樸素和雋永中洋溢著深沉的曆史和人生哲學的意味，時間和精力上的大量投入應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的寫作說明了學術史上一個具有共性的問題，就是作品的內在質量一般是同勞動時間的長短密切聯係在一起的。一部好書，總是作者深思熟慮、精雕細刻的產物。而精雕細刻，特別是賦予作品以嚴密的體例、耐人尋味的內涵和精致的話語，就需要作者花費較多的思考時間和精力，所謂慢工出細活是也。同現代的情況一樣，古希臘羅馬人中也不乏非常多產的作家，比如續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修昔底德的同胞色諾芬。但他們的史作質量和在西方史學史上的位置卻遠不能與修昔底德相比，雖說原因不止一個，但在時間和精力上投入不夠肯定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這種精品寫作的方式對今天的史學著述仍然具有啟示的意義。
關於修昔底德的死亡原因以及葬身之地，修昔底德的同代人沒有留下任何消息或暗示。敬仰修昔底德的希臘人後來做過一些調查和說明，比如修昔底德身後500多年的傳記家普魯塔克曾在《客蒙傳》中轉述他聽到的傳說：
據說修昔底德死在色雷斯一處叫作斯卡普特許勒的地方，在那兒被人暗殺。他的屍體被運回阿提卡，在客蒙家族的墓碑中間有他的碑，緊挨著客蒙的姐姐埃爾皮尼克的墓。但修昔底德是哈利莫斯德莫的人，而米爾提太家族是屬於拉基亞太德莫的。[190]
雅典曆史上叫修昔底德的人很多，很難說普魯塔克時代的希臘人看到的客蒙家族墓地中的修昔底德就是曆史家修昔底德。所以，普魯塔克的懷疑是有道理的。較之普魯塔克稍晚的希臘地理家波桑尼阿斯（盛年在公元150左右）也曾提到修昔底德因遇刺身死，但增加了一個具體情節，即修昔底德是在得到特赦後的返國途中不幸身亡的。這一具體說法當然同樣查無實據，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身處修昔底德死後500多年的波桑尼阿斯是如何發現這一信息的。目前隻能將它歸入後人想象或推測範疇中去，姑妄聽之而已。總之，有關修昔底德，從生到死都是一個謎，而且恐怕永遠都是一個謎。
（2）修昔底德的史學思想與史學貢獻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主題雖然是一場戰爭，而且今天看來這場戰爭不過是規模十分有限的一場地方性的局部戰爭，交戰雙方都是希臘人，對陣時的最大兵力不超過10萬人，大多數戰役都是在兩三千人之間展開的；但對於小國寡民時期的古希臘人來說，它們已是傾全國人力物力的巨大戰爭了，而且幾乎所有希臘城邦都卷入到這場戰爭中去，無論戰爭的規模和戰爭的殘酷性都是空前的。這場戰爭不是簡單的輸贏問題，它極大地改變了古希臘的曆史，改變了希臘的政治格局，改變了希臘人對自己生存狀態的思考，加深了希臘人對人性的認知，其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一場戰爭，甚至超出了古代的範圍。正因為如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英國史家和曆史哲學家湯因比首先聯想到的就是修昔底德筆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他認為修昔底德同他一樣，為分崩離析、互相廝殺的大戰所震撼。他據此得出結論：古典希臘的曆史同現代西方的曆史就經驗而言，彼此之間具有共時性，二者的曆史過程也是平行演進的，可以進行比較研究。[191]他的曆史哲學大作《曆史研究》雖然不能說是因為這個突生的靈感才動筆的，但與此有直接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史學界內部，由修昔底德開始的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研究始終沒有結束，今天仍然是古希臘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專業史學工作者的注意。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的討論，對這部著作細節的考據與對整部著作的價值評估的工作也因此一直是古典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蘊含的大量曆史信息則成為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來源。[192]
無論學術界的認識有多麽大的差異，人們對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認識卻是一致的，這就是普遍認為修昔底德是古典史學最偉大、最傑出的史家之一，甚至是古典史學最偉大的史家。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體現了古典史學的最高成就。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麵對此加以說明：
①嚴格的史料批判精神和批判實踐
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學史上第一個提出嚴格的史料批判原則的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序言中，他用相當大的篇幅論述自己的這一原則，其中有一段寫道：
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裏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個事件，有不同的說法，由於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於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曆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麽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隻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久遠的。[193]
修昔底德的這段話至少有三點言同代史家未能言之處。
第一，他提出了非常嚴格的史料懷疑和批判的原則，亦即對史家收集到的一切史料都不能輕信，甚至對曾經親自參與過某個曆史事件的當事人或目擊者提供的證詞也不能輕易相信，因為消息提供者的主觀傾向與個人的局限容易歪曲事情的真相。
在修昔底德之前，希臘已經有一些史家提出了史料批判的原則，但隻是籠統提出而已，並沒有對處理方法進行具體的製定。比如，希羅多德是修昔底德之前的史學家，他對傳說史料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認識，在《曆史》中兩次指出他並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傳說材料。[194]希羅多德告訴讀者自己隻是一個客觀的錄入人，但並不等於相信他錄下的人事。他告誡讀者同樣不要輕信，甚至不要完全相信他的整本書中的故事。這當然是極其可貴的史料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客觀寫作原則。[195]由於秉持這樣的精神和原則，他在書中的許多地方還對同一件事列舉了他聽來的兩種以上的說法，並做出個人的判斷。“我是不相信這種說法的”是他在《曆史》中使用頻率較高的一句話。然而，他仍然將他並不相信的史料作為自己的敘述史的素材，把這樣做看作是自己的“職責”。這顯然是早期希臘史學所特有的一種樸素、客觀的處理方法。
到了修昔底德這裏，希羅多德的處理方法通不過了。曆史家不僅是所見所聞的記錄者，而且還應是真實信息的提供者。而在史書中要提供真切的曆史信息，就需要對收集到的史料進行一番調查核實、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純過程。在修昔底德看來，沒有經過這樣一個證實或證偽的檢驗過程，像希羅多德一樣把聽到、見到、讀到的拿來就用，曆史記載將是不可信的。
他在第1卷中特別就這一點展開了說明，指出：一般人都有輕信的弱點，容易接受並相信符合自己胃口的傳說，容易對模糊不清的遠古時代和直接經曆過的當代曆史產生錯誤的猜想。人們為什麽容易輕信？他的解釋是原因在於尋找真理需要花費人們的時間和精力，也就是說真理不是一塊鑄好的硬幣，拿來就能用，人們必須為真理付出代價，而大多數人是不願為此花費時間和精力的。所以他認為，那些很受人歡迎的詩人往往誇大他們所說事情的意義，最初的曆史家即散文記事家則關心聽眾的反應要勝過對曆史真相的注意，於是曆史真實就被棄而不顧了。[196]所以，被大多數人輕信的詩歌和曆史故事是不可信的，這裏麵也包括“曆史之父”希羅多德。
修昔底德的這種認識並非沒有道理。由於散文記事家處於希臘史學剛剛從神話傳說中脫穎而出的時期，沒有多少文字史料可以借用，也沒有形成成熟的治史觀念和曆史表述形式，因此包括希羅多德在內的散文記事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民間的遊吟詩人或說書匠，用大量的文藝手法、奇聞軼事來取悅聽眾，代價是犧牲了曆史學的嚴肅性和準確性、主題的專一性。這是史學早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經曆的幼年階段，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方麵，修昔底德由於嚴格的史料批判精神而對希羅多德等人做了過分的責備，因此需要專門為希羅多德做一點說明。
希羅多德《曆史》體現的史學形態是一種準範式的前學科形態，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種明晰的關於史學必須求真的規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體例、體裁和表述形式。由於希羅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規，所以與後期古希臘羅馬的史作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明顯差別。這也是在希羅多德之後沒有見到希羅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羅多德為代表的散文記事家畢竟為希臘史學製定了一些準範式，為常規性的古典史學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比如正是希羅多德確定了史學的基本任務是記載重大曆史事件、揭示重大曆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正是希羅多德為後世締造出結構雖鬆散但具有基本主題的敘述史體裁和記事本末的體例。也正是希羅多德的史學實踐為後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與處理史料的最初範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與人本史觀，為古典史學家的著作提供了有關早期希臘史的主要史料來源。由於修昔底德未能把希羅多德置於一定的曆史範圍內加以考察，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而是籠統地用一把常規史學的尺子嚴格衡量前人的工作，於是他的一定程度的誤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羅多德《曆史》的史料確如修昔底德所說，主要出自口頭傳說。但較晚的修昔底德忽略了一個史實，就是希羅多德等記事家所處時代乃是希臘史學誕生的時代，人們的曆史記憶剛從腦記口傳上升到文字記載不久，社會積累的文字史料極為有限。從目前能夠獲得的信息來看，無非是屈指可數的三部長詩、若幹抒情詩、城邦名年官和體育賽會勝者的名錄、一些重大自然和社會事件（地震、日食之類）的編年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誌於著史的記事家不用傳說用什麽？因此初期的記事家們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處展開調查，搜求各種民間傳說，以便編寫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曆史。這是一種純粹的開創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長途旅行的裝備、采訪和記錄工具等條件極端落後的狀況下，像赫卡泰烏斯、希羅多德那樣在地中海周邊地區甚至遠及美索不達米亞展開個人對個人的調查問詢，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克服許多書齋裏的史家難以想象的困難，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金錢和勇氣，需要高度的曆史責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種堅定的治史信仰。
這種類似現代社會學家收集資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們賴以成書的主要方法。正因為如此，對於古希臘早期史家來說，經過問詢得來的口碑史料就是“曆史”。[197]因此，利用大量傳說史料不僅不是他們的過錯，而且應視為他們的重大成就和貢獻。從現代史料學的認識角度出發，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曆史的真實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離和處理。因此傳說同樣具有曆史真實的成分，即使是荒誕不經的傳說，也是一定時期內的人們所思所想的真實體現，是客觀存在的一種曆史觀念。
譬如，《曆史》第一卷中關於雅典政治家梭倫與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的會見和對話，宛如具有現場記錄或錄音的現代新聞報道，顯然經過了傳說者的加工，帶有虛構成分。但我們不能因為是傳說就否認梭倫同克洛伊索斯存在會麵的可能性。當時呂底亞是希臘各國最強大、最富有的鄰邦，國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禮賢下士、附庸風雅的政策，所以希臘賢人相繼到撒爾迪斯做客，[198]梭倫這樣的名士成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賓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羅多德在這裏記載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與此事相關的具體情節，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語純係傳說者的“演義”或經過希羅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終是難以否定的，希羅多德時代的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詮釋，以及通過這種詮釋所表達出的公元前5世紀中葉古希臘人推崇的幸福觀也是毋庸置疑的。這些詮釋同希羅多德在《曆史》中轉達的其他更為離奇的傳說一樣，[199]均屬於那個時代人們觀念的真實記錄。
傳說的內容在這裏便可能具有兩個層麵的真實：體現傳說者真實的思想和體現傳說中人事的真實。其中前一種真實是確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後一種真實則是有條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對傳說真實在這個層麵的可能往往持懷疑態度，也應當持懷疑態度。
事實上，如果沒有希羅多德的大量記錄，有關地中海周邊地區及兩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亞次大陸各民族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史、政治與政治思想史、經濟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傳下來。因為前希羅多德時代為數不多的曆史、地理和民俗方麵的著作，早在古典時代就顯然失傳了。所以，現代人應該感謝希羅多德。如果沒有《曆史》以及《聖經》提供的線索，近東考古就不會這樣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譯就會非常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希羅多德記載的有關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傳說，就沒有商坡良和羅林遜等人的破譯，因此也就沒有埃及學和亞述學。
希羅多德在《曆史》中不僅給後代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實信息的大量傳說，而且還提供了為數眾多的一手史料。比如《曆史》後半部關於希波戰爭的描述，就出自眾多希波戰爭當事人和目擊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戰爭的當事人或目擊者之口。所以，不能簡單地指責散文記事家隻會取悅聽眾。修昔底德不是聖人，他在評判前人的工作時也會出現苛求之處，但他自己的史料批判工作無疑是代表著希臘史學的進步方向的。希臘曆史學正是從修昔底德開始，超越了聽眾和一般讀者的興趣需要，發展成為一門以追求曆史事件的真實和解釋的準確為己任的學問。
第二，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學史和思想史上首次明確提出曆史認識的重要社會功能是為了現實和將來人的活動提供參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取鑒經世、鑒古知今的價值。修昔底德的這一認識至今並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我們這個時代是務實尚新的時代，生活中充滿了變量，人們更關注與自己切身利益緊密關聯的現實問題，而不是某種業已逝去的曆史和涉及終極意義的遙遠目標，所以專門以過去為研究對象的曆史學同一些古老的學科一樣，受到社會的普遍懷疑。曆史學取鑒經世的作用是否仍然有效？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此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解析。
他認為曆史之所以具有借鑒價值，原因在於不變的人性。他在書中反複談論到了這個問題。由於人性不變，“人性總是人性”，人固有的貪婪、權力欲、支配欲、情欲等深層的自私欲念並不會因為時代的更迭而發生本質的改變，[200]因此人不可避免地要重複以往的行為，重犯以往的錯誤，盡管在表現形式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差異。
事實上，修昔底德已經意識到在不同時代所發生的不同事件之間存在著某些有機的聯係，具備著人性的統一性，而這正是他所認為的曆史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基本原因。因此人們有必要記住曆史，了解曆史，以史為鏡，從而盡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少犯重複性的錯誤。
近現代否定曆史具有參照價值的論點的基本理論依據無非是曆史的不可重複性，每一種曆史都是獨特的、單一的，因此不同的時代擁有不同的人性，不同時代的曆史經驗也是獨特的，單一的，不可重複的，沒有一般的意義。而這是有悖曆史事實的。雖然人性具有特殊性，但“不同時代的人性”這一命題本身就說明特殊與一般的聯係。無論是古希臘人的人性還是古羅馬人、古代中國人的人性都有人性的同類項，這就是一般的聯係。盡管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風俗習慣，但也存在著許多本質上和形式上相同的特點，比如都有宗教信仰、婚喪嫁娶儀式、法律道德之類的行為規範，曆史上都發生過原因、演化方向、結局相似甚至本質相同的曆史事件。正因為如此，前代人撥動的琴弦總是在後代人心中引起共鳴，前代人的著作文章總是能找到後代的讀者，前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或梟雄總是對現代人具有震撼作用，“人性總是人性”。
正因為人性的弱點，所以修昔底德清楚地意識到，一般人在閱讀或聆聽史學作品時首先關注的是趣味性，他們喜歡生動的情節而不是平鋪直敘的記載，以求真求實為本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由於缺少引人入勝的文學花樣，很可能不會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所以他的書不是為多數人寫的，而是為少數人寫的，是為了那些願意從曆史中汲取經驗教益的人寫的。
這就產生了他的第三點特質，言別人不能言之處，就是提出了曆史寫作的崇高抱負：不能趨勢媚俗，為了一時的需要而迎合大眾的“嗜好”，從而舍棄對真實的追求。換句話說，凡是極力迎合時尚的史學作品，在修昔底德看來都是不可能“垂諸久遠的”，要想“垂諸久遠”，就老老實實地作文章，不搞花架子。客觀曆史證明他對曆史寫作的這種認識不僅是十分高貴的，而且是非常正確的。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集中體現了古希臘史學的這種嚴格的史料批判精神。以他不得不追述的早期希臘的曆史為例，由於史料極其稀少，他隻能像其他史家一樣求助於史詩和傳說提供的線索。但他對這些早期文學作品始終持懷疑態度，用他的話說，“在研究過去的曆史而得到我的結論時，我認為我們不能相信傳說中的每個細節”。[201]所以他在追述過程中盡可能對已有的史料進行在當時條件下所允許的拷問，有時還動用了考古材料、地形學的材料來加以佐證。
關於他的著作的主題伯羅奔尼撒戰爭，他的史料主要來自他的直接經驗。他在戰爭早期是參與者，在戰爭中後期是目擊者，實際上經曆了戰爭的全過程。這些直接經驗本身是第一手史料，同大多數後代人寫前代事的古代史書的史料性質是不一樣的。他的著作所以能被後人稱為信史，很大程度上基於他的著作的這一史料特征。但史家個人的直接觀察畢竟存在著局限，因為他不隻記載雅典本身的事件，還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希臘其他國家的參戰曆史，即使是他的母邦雅典的曆史，他也不完全是目擊者和當事人，許多事件的進程和人物的活動都在他的視野之外。因此他隻能依靠別人的經驗，對他來說也就是間接經驗。這部分史料主要是文獻、當事人的回憶和口頭傳說。比如雅典與斯巴達的條約，斯巴達與波斯的條約，神托記錄等等。修昔底德的有利條件是他的這寫間接經驗來自他的同代人，他本人不僅可以隨時隨地向目擊者和當事人詢問，而且還在分析和篩選這類間接經驗的時候具有後代人不可能有的對事件的直感和直接的辨偽能力。正如他所說的：“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裏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但即使這樣，他仍然不放心，因為“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
由於他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采取這樣一種審慎的態度，對利用史料的時候預先進行過一番細心的考證和檢測，所以他書中的史實差不多都能給以相對確定的時間、地點、人物，特別是涉及人、財、軍備、戰果等需要數字統計材料的地方，他都在可能的條件下予以交代，甚至定量到個位數，並且提供的數字真實可信。這種類似近現代史學學術規範的做法在早期西方史家中是為數極少的。
他的書內談到重要的條約都有詳細的條款，以及訂立人的名稱和國別。談到戰役、重大政策的製訂均有細致的過程，包括地形、氣候、距離、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分析。尤其突出之處是他的書中運用了大量以直接引語形式出現的演說，總量約占全書篇幅的四分之一，每一篇都是精雕細刻的產物，具有豐富的曆史信息和思想內涵，開了在曆史著作中利用長篇大論的演說的先河，將古希臘人的特點及高超的“說”的藝術充分展現了出來。
但與後世僅僅沉默地采用類似方法的史家的做法不同，修昔底德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局限，這就是古代缺乏現場記錄的手段，而且一個人也不能身臨其境一切曆史現場。他書中的眾多演說精品顯然經過作者的個人的修飾加工。對此他非常老實地做了交代：
在這部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現成的演說詞，有些是在戰爭開始之前發表的，有些是在戰爭時期發表的。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詞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麵盡量保持實際上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它們說出的話語來。[202]
在書中，修昔底德還喜歡使用兩個術語：“我覺得”（dokei）和“大概是”（hos eikos），有意識地標明自己對敘述內容的介入,提醒有心的讀者注意。在第七卷中描述雅典軍在西西裏島的一場夜戰時，他很少見地提出了個人對這一事件的疑問，他說：“但是在夜戰的時候（這是這次戰爭中，兩支大軍間所發生的僅有的一次夜戰），人們又怎樣能夠確切地知道真情呢？”[203]這種生怕誤導讀者的真誠態度不僅是絕大多數古代史家難以企及的，而且是一些近現代史家（如某些傳記、回憶錄、專史之類著作的作者）所不及的。這是古典西方史學最可貴的地方之一。
由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堅持實事求是與史料批判的原則，該書在史料的可靠性方麵堪稱史學史上的典範。正因為如此，英國哲學家兼曆史家大衛·休謨曾盛讚該書：“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頁就是一切真實的曆史的開端”[204]。
②冷峻的客觀主義精神
廣泛地收集史料和嚴格地進行史料考據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不是認識過程的全部。因為史料隻有經過一定的拚接與組合、描述和解釋之後才對讀者具有真正的意義。因此解釋的真實與史料的真實對史學來說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優秀的曆史工作者在篩選、組合經過去偽存真過程後的史料、複原曆史真相的時候，總是力圖擺脫各種思想情緒之類主觀因素的束縛，避免曆史家個人的主觀介入，用自己的筆觸盡量刻畫出過去的真實圖景。盡管現代史學已經認識到，德國史家蘭克式的純客觀地再現客觀曆史是一個很難實現的“高貴的夢”，但使自己的曆史認識，無論是史實認識還是價值認識，盡量貼近客觀曆史仍然是曆史工作者所應追求的最高目標，也是判斷史學成就高低的根本標準。彪炳西方史學史的曆史大家的著作都洋溢著一種如實直書的客觀主義精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西方史學史上實踐這種精神最為徹底的少數史著之一，也是這類少量史著中的第一部。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他的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又主要以雅典作為記載對象，實際上主要是雅典的曆史，因此作者的書中帶有一些愛國主義色彩、甚至帶有較多的愛國主義情緒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字裏行間可以隱約地感到修昔底德對雅典的深沉感情。然而，如果不是書內第一人稱的介紹，或讀者事先獲得的知識，便很難察覺作者竟是雅典公民和愛國者。對於修昔底德來說，雅典首先是他的研究對象，並不比他的死敵斯巴達在道義上占什麽便宜。書中浸透著客觀中立的精神，每一事件、人物的前因後果以及過程的敘述都使用非常平實、白描的語言，避免作過多的個人評判和文辭渲染，並且在陳述中必定以相等的份額照顧到敵對雙方對同一事件的解釋，既不曲筆諱言，也不隨波逐流。
這一點特別表現在演說辭當中。修昔底德無論是對雅典人還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成員，都給以表達己方觀點的充分篇幅，實際上將雅典公民大會的公平、公開、文明的辯論規則應用於曆史寫作。所以他不僅對雅典人的辯解與指控照書不誤，而且雅典的敵人對雅典的控訴和對己方立場的辯護也予秉筆直書。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列舉事實的時候，書中的當事人經常要對某件事物進行褒貶，這常常被人誤解為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例如雅典民主政治家伯利克裏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熱情謳歌民主製的演講被當成修昔底德擁護民主的證明。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上在同一部書中，修昔底德不隻一次用自己的口吻談到雅典民主的消極麵，比如他認為公民大會容易受到懷有個人野心的政治蠱惑家的煽動，犯了許多錯誤，特別是西西裏遠征。他還列舉過不少有關雅典因實行霸權政策所引起的災難性後果。因此書中人物的言談舉止雖然出自修昔底德之筆，肯定存在著作者的主觀介入，卻並非都是修昔底德的，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就《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事實陳述而言，修昔底德奉行了與處理演說同樣的原則，即客觀中立的原則，既不媚俗媚上，也不曲筆諱言，簡直客觀到冷峻無情的地步。然而，修昔底德畢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定的價值準則，在陳述事實時可以基本做到冷酷無情，但在評述事實卻不能不顯露出有情的一麵。但極為難能可貴的是，修昔底德在這種需要情感的地方仍能保持客觀的尊嚴，按照古希臘人一般的道德準則判斷是非善惡。他在書中采取的處理方法是自己先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充當中立的法官，始終先讓戰爭的當事雙方均等陳述，或者說是修昔底德有意以均等的原則敘述雙方的言論和行動，客觀地描述事件的進程，然後再根據他個人的價值準繩對已經陳述的事物做一番評判和裁決。這種論述性的判決有時是一兩個段落，有時是一句插語，內裏完全沒有激憤和仇恨，無論是對雅典的敵人還是雅典人自身，唯一的標準就是冷峻的理性。
比如他對伯裏克利的賢明廉正和領導民眾的才能充滿敬意，把他看作是雅典繁盛的決定性人物，是最有才幹、最英明的領導人。但他對伯裏克利的評判卻一直推遲到伯裏克利去世之後才進行。此前，他隻是客觀地敘述伯裏克利的行為和政策，以及雅典人從對他的崇敬到厭惡他、罷免他的過程。修昔底德並沒有因為個人對伯裏克利的一貫好感而批評或責備雅典人眼光短淺、不知好歹，而是冷靜地分析人民群眾對一位傑出領袖先擁戴、後厭惡，再後又信任的原因。在他看來，無論是擁戴伯裏克利還是反感伯裏克利都是有道理的，是同伯裏克利的政策同廣大公民的利益之間是否相符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並不取決於伯裏克利的人格魅力。
他也對雅典的敵人，領導西西裏島城邦敘拉古戰勝雅典遠征軍的赫摩克拉底十分欣賞，並沒有因為赫摩克拉底給予雅典致命打擊而醜化或妖魔化雅典的敵人。他稱赫摩克拉底是絕頂的聰明人，在這場戰爭中顯示出非凡的能力和突出的勇氣。對於雅典政治家亞西比得那樣的妖言惑眾、假公濟私的人，他予以嚴厲譴責，把他視為引起國家毀滅的人。盡管後來亞西比德重新得到雅典公民的擁護，並為領導雅典海軍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在道德的審判方麵，他仍然對亞西比德毫不留情。他也為西西裏遠征軍的主帥尼西阿斯的優柔寡斷、貽誤軍機製直至葬送了全軍而痛心疾首，但對尼西阿斯在戰敗後被敘拉固人處死又感到惋惜，認為反對出兵的他是最不應該受到如此悲慘結局的人，因為他終生致力於道德研究和實踐。修昔底德對於自己祖國的極端民主政體實際上持批評態度，所以在述及由中產階級即5000公民享有的有限民主製時他表示了認可。但他並不因此便對反對貴族製或寡頭製的民主派說不，仍然平心靜氣地陳述事件的進程。
在更多的場合下，修昔底德的這種客觀陳述和主觀評述的方法是在夾敘夾議中展開的，並不是將個人的觀點僅僅置於某個事件或人物的結尾，加一個“太史公曰”。他在敘述一些關鍵的事件或人物時，往往會停下來，插入一些具有鮮明個人特點的理性分析和概括，從而把敘述引入深刻。由於插入的恰到好處，敘述的節奏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如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在第二卷關於雅典人遭受大瘟疫的打擊、社會上出現空前違法亂紀的現象的分析和概括。他在列舉了大瘟疫肆虐和人們心誌發生巨大變化的現象之後及時指出：
人們看見幸運變更得這樣迅速，這樣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過去一文莫名的人現在繼承了他們的財富，因此他們現在公開地冒險做放縱的行為，這種行為在過去常常是隱藏起來的。因此，他們決定迅速地花費掉他們的金錢，以追求快樂，因為金錢和生命都同樣是暫時的，至於所謂榮譽，沒有人表示自己願意遵守它的規則，因為一個人是不是能夠活到享受光榮的名號是很成問題的。一般人都承認，光榮的和有價值的東西隻是那些暫時的快樂和一切使人能夠得到這種快樂的東西。對神的敬畏和認為的法律都沒有約束的力量了。至於神祇，他們認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樣的，因為他們看見好人和壞人毫無區別地一樣死亡。至於違犯人為的法律，沒有一個人預料他能夠活到受審判和處罰的時候，反而每個人都感覺到，對於他已經下了更為沉重的判決正懸在他的頭上，他想在這個判決執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樂趣，這是很自然的。[205]
這個分析當中具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實踐中的經驗決定人的價值判斷的認識成分，因此人們價值觀的轉變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變，反而倒是奇怪的事了。
再如，在敘述科西拉貴族派和平民派互相瘋狂迫害和殘殺時，他概括這一切的根源是“貪欲和個人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欲”，以及因派別鬥爭爆發後所引起的“激烈的瘋狂情緒”：
許多城邦的黨派領袖們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綱——一方麵主張民眾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麵主張安穩而健全的貴族政治。他們雖然自己冒充為公眾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著他們自己謀得利益。在他們爭取優勢的鬥爭中，沒有什麽事可以阻攔他們。他們自己的行動已經是可怕了的，但在報複的時候，更為可怕。他們既不受正義的限製，也不受國家利益的限製。他們唯一的標準是他們自己黨派一時的任性。所以他們隨時準備利用不合法的表決來處罰他們的敵人，或者利用暴力奪取政權，以滿足他們一時的仇恨。結果，雖然雙方都沒有正義的動機，但是那些能夠發表動人的言論，以證明他們一些可恥的行為是正當的人，更受到讚揚。至於抱著溫和觀點的公民，他們受到兩個極端黨派的摧殘，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參加鬥爭，就是因為嫉妒他們可能逃脫災難而生存下去了。[206]
由於修昔底德能夠公平充分地陳述事實，又能以古希臘人的一般道德原則作為評判事物的標準，再加上一些充滿哲理的評述，這就使他的著作不僅具有翔實可信的事實陳述，而且還具有耐人尋味的價值陳述，從而使他的著作對後人認識自身提供了可信的參考材料與思想源泉。
③徹底的人本史觀
修昔底德的史學思想中，最為可貴處之一是徹底的人本精神。古希臘人的精神解放進程，是從原始的神人合一狀態的分離開始的，自赫西俄德到抒情詩人，再到自然哲學家、記事家、戲劇家、智者學派，人本思想在一步步地深化，但始終沒有達到神人徹底分離的地步。在大多數學者的人本主張的旁邊或身後，更是若明若暗地躍動著非人的力量，即神或命運，柏拉圖甚至還公開聲明“神是萬物的尺度”[207]。而修昔底德卻繼續普羅泰戈拉的以人為本的主體思想，與宗教、迷信徹底斷絕了關係。這是修昔底德最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
統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洋洋灑灑幾十萬言，竟然沒有給超自然的力量任何位置。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發生的事件，都完全是人類自身活動的結果，與神和命運沒有關聯。當然，修昔底德既然記錄人事就不能避開神，因為絕大多數希臘人並不是無神論者，他們的各種活動始終包含與神的經常性聯係，所以修昔底德寫人就要涉及神。但他並不是簡單地錄記現象，而是直截了當地批評人對神的迷信。比如，他力排眾說，堅決拒絕把各種災變現象當作神靈對各種即將到來的人禍的啟示。戰爭爆發前，希臘人的聖地提洛島發生大地震，人們認為這是大禍將至的征兆。修昔底德卻理性地認為這不過是巧合的自然現象。[208]戰爭過程中，地震仍不時發生，有時還引起了海嘯。他人對此的解釋是天人感應，修昔底德卻認為海嘯不過是地震先吸引海水離開海岸，然後海水又猛烈衝回來，於是產生了水災。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我看來，如果不是地震，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209]類似的光輝思想在其他地方多次出現。如雅典將軍尼西阿斯因月食而延誤退軍，遭致全軍覆沒一事他認為愚蠢，雅典敗軍潰逃路上遇雷雨，士卒均認為是他們毀滅的預兆。他卻說雷雨不過是夏末秋初常見的現象。在修昔底德眼裏，社會現象的原因在於社會，自然現象的原因在於自然，二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聯係，更談不上超自然或超社會的因素。
更為難能可貴之處是修昔底德甚至敢於揭露神諭的人為性質，並不可靠。據來自中希臘特爾斐的一則阿波羅神讖說，雅典衛城腳下一塊叫皮拉基的土地不可被人居住，否則就要災難臨頭。但雅典人卻違背神的指示，定居在衛城腳下。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及接踵而來的大瘟疫似乎應驗了這一預言。修昔底德卻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座城市遭受各種災難不是由於非法占據這塊地方，而是由於引起有必要占據這個地方的戰爭”[210]。他指出神廟祭司傳達的神讖有意使用一些模棱兩可的語言，目的是便於解釋日後發生的事件。他還力透紙背地指出，有的神讖是求讖人為個人目的賄賂特爾斐神廟祭司後得到的。[211]
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偶然地提到過命運，但他筆下的命運和希羅多德筆下的命運有本質的不同。他認為命運的出現總是在人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比如雅典的色雷斯人雇傭軍突然洗劫米卡列烏斯城，把一切人丁，無分老幼，殺戮殆盡。命運在這裏隻是偶然現象的代名詞，並沒有神靈事先和事後的任何幹預。他借伯利克裏的口解釋他對命運的理解：“事件的進程可能與人們的計劃相反是正常的，而這正是我們通常把某種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事歸咎於命運的原因。”[212]在希羅多德及其他希臘知識分子眼裏的那個高高在上的世界主宰，就這樣被修昔底德解構為人們的特定認識。
修昔底德對神和命運的深刻分析是同對人的高度肯定相對應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他有幾段關於人是世間最重要的力量的宣言，凸顯普羅泰戈拉式的高度自信精神，雖然是借助他書中人物的口表達出來的，但顯然是修昔底德個人思想的表達，甚至就是他個人的作品。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前言中對此曾有坦言：
至於不同人物發表的演說，無論是戰爭開始前發表的還是戰爭爆發後發表的，已經很難精確地回憶起實際講過什麽話了。這既是對我聽到的演說而言，也適用於我從其他人那裏聽到的各種傳言。因此，這裏所舉的演說，是我覺得某些演講者在涉及有關主題時可能表達出來的、最適合於該場合的情感，同時我盡可能保持實際上所講的話的大意。[213]
伯利克裏在雅典公葬儀式上的演說便是高揚人本精神的佳作之一，是一曲關於人的偉大創造力的頌歌，西方思想史上的千古絕唱。在伯利克裏看來，人是世間最重要和最寶貴的，正是雅典人自己，從他們的祖先、父輩到包括英勇犧牲的公民在內的當代人共同創造了雅典的一切，包括龐大的帝國，匯納世界各種產品的繁榮的經濟，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民主製度，自由、雅致、放達卻又適度的生活方式，勇敢、慷慨、勤勉、誠懇、熱情、敢做敢當的民族品性。這一切完全和神靈、天時、地利無關，均是雅典人自己努力的結果：
我首先談談我們的祖先。在諸如此類的場合，回顧他們的作為，賦予他們這種榮譽是理所當然、恰如其分的。我們這塊土地，同一族人在其上時代存續，從未終止過生息。他們憑借自己的勇敢，把一個自由的國家傳到了我們的時代……我們生活在一種並非效法我們鄰人製度的政體之下，相反，我們自己與其說是別人的模仿者，不如說是一些人仿效的楷模。我們的製度被稱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萬確的，因為政權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而是在多數人手裏。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決他們私人糾紛方麵都是平等的；就對人們的價值而言，每個人無論以何種方式顯露出來，優於他人充任一些榮耀公職，那不是因為他屬於特殊的階級，而是由於他個人的才能……我們不僅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擺脫了彼此間的猜疑……在我們這裏，一個人承認自己貧窮算不得恥辱，對他來說，更大的恥辱是沒有竭盡全力去避免貧困……一句話，我要說我們的整個城市是希臘的學校。我認為我們中間的每個人都能以出眾的優雅和多才多藝證明他們能勝任形形色色的活動。[214]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伯利克裏在公民大會的演講中，談到雅典應采納的策略是揚長避短，發揮海軍優勢，避開陸上對抗。針對雅典人對放棄田園、堅壁清野所產生的憂慮，他鮮明地提出了人是世間一切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第一重要的因素，隻要有了人，什麽東西都可以再創造出來：
我們一定不要因為喪失土地和房屋而憤怒，以致和遠優於我們的伯羅奔羅尼撒陸軍作戰……我們所應當悲傷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喪失，而是人民生命的喪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假如我認為能夠說服你們去做的話，我願意勸你們往外去，並且親手把你們的財產破壞，對伯羅奔尼撒人表示：你們是不會為了這些東西的緣故而向他們屈服的。[215]
既然人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各種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就不在於人類社會的外部而在其內部了。修昔底德因此很自然地致力於在人的自然心理活動與社會活動中尋找各種問題的答案。在這方麵，他是古代頗為成功的探索者。比如，他是古代西方第一位把經濟因素作為社會曆史發展動因之一的曆史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中，他把定居、城市、劫掠、戰爭等曆史現象同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係，從而表達了曆史進步的基本思想。他還借對立雙方領導人之口指出戰爭的勝敗不僅取決於軍事力量的對比，而且還取決於經濟實力的強弱。雅典的霸權政策含有擴張其進出口貿易的目的。在第六卷中他分析物質利益是戰爭的起因之一，雅典公民大眾對遠征西西裏的熱衷主因在於希望得到服役薪金。
他也是前所未有的關於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鬥爭情況的分析家。在把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完全歸結為世俗的原因。在進行分析時，他喜歡使用三個術語：恐懼，榮譽，利益。恐懼來自對國家安全的擔憂，是欲望在特殊情境中的體現，比如競爭對手的實力如果增強，就會引起己方的恐懼。修昔底德在第一卷中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雅典勢力的增長與斯巴達對其的恐懼，戰前雅典和其他城邦大大小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衝突不過是總因的外延。[216]這就把戰爭的根源完全歸結於人的心理。榮譽則與國家的威望密切關聯，引起斯巴達恐懼的原因正是來自雅典對國家榮譽與利益的追求。[217]而這裏的雅典，實際上是雅典公民集體，公民集體與雅典城邦完全是一個事物的兩種表現。利益意味著國家存在的物質條件是否得到保障。榮譽和利益受到損害，衝突也會發生。
至於一個城邦內部的政治鬥爭，修昔底德認為出自人的劣根性，即“由於貪婪和野心所引起的欲望是所有這些罪惡產生的原因，還有人們卷入黨派之爭後產生的狂熱”[218]。這種因人性惡而引起的社會鬥爭在和平時期以合法手段呈現，在非常時期則要訴諸暴力。這樣一來，他便把政治鬥爭的原因探到了較希羅多德的要深的地方——人性，那些引起國際、國內鬥爭的源泉——恐懼、榮譽、利益、貪欲等等，原來都是來自人的本性。在修昔底德看來，人性不是神從外部賦予的，也不是後天產生的，而是自在的，一成不變、與生俱來的。各種社會存在的作用在於對不同的人性進行抑揚，是人性展現的條件。比如戰爭初期，雅典爆發瘟疫，修昔底德評論瘟疫給雅典人造成的痛苦“超過了人性所能忍受的限度”[219]，因此人們開始空前的違法亂紀和隨心所欲。
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中對此有淋漓盡致的發揮。科西拉發生民主派和貴族派之爭，“危機期間，整個城邦都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人性淩駕於法律之上，不斷地觸犯法律，傲慢地呈現為不可控製的**，它超越正義感、敵視一切勝過自己的東西”。[220]
在修昔底德看來，敵對派別彼此之間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除因派別利益外，還有部分人挾私仇借機報複，因欠債借機殺債務人，以及有政見分歧的家族成員互相殘害等等。他認為隻要人性不變，這類事件總會發生:
在和平與繁榮時期，城邦、個人都擁有比較溫和的情感，因為他們無需麵臨極端的需要；但戰爭使人的日常需要難以滿足，它就像一個嚴厲的教師,在大部分人的身上養成與形勢相符的性情。[221]
於是，人固有的性惡急劇膨脹，出現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惡劣行為，社會意識、道德標準也因此發生巨變：瘋狂奪權，殘忍報複；陰謀是智慧，欺騙是聰明；激進是正確，溫和是背叛；一切規則法律可以被砸碎，一切諾言可以被推翻，混亂中隻有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的能力，因為他們不瞻前顧後，敢於直接行動。當然並不是所有介入政治鬥爭的人皆出於個人目的，有時一些人瘋狂地投入動亂不是為了圖利，而是因為一種不可遏製的**。在修昔底德的眼裏，變化著的社會存在乃是激發人們固有的本性的動因。由此可見，修昔底德是古希臘人精神覺醒的旅途中走得最遠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④平實、簡潔、生動和充滿智慧的文字表述形式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依循傳統史學敘述體的表達形式，但風格具有鮮明的個性，與之前的曆史之父希羅多德的《曆史》有所不同，與之後的色諾芬的《希臘史》也存在明顯差異。希羅多德雖立意是記述希臘人和蠻族創造的偉大事業，但行文卻像是講故事。《曆史》在一個希波戰爭的主題下興之所至，恣意揮灑，社會文化、政治軍事、有關無關的奇聞軼事一應搜羅，作者儼然是一位見多識廣、文辭絢麗的講故事高手。這部史書因此既可供知識人玩賞，也可以為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傳誦。修昔底德的著作卻隻是供文化人讀想借鑒之用的，完全不考慮普通公民大眾的一時需要。因此他在敘述當中嚴格按照時間順序平鋪直敘，戰爭重心能始終如一地保持不變，極少旁生分岔，更不考慮希羅多德所經常使用的戲劇性表現手法。他的遣詞用句簡約精練，準確暢達，風格深沉遒勁，善於運用白描的手段、恰到好處的強烈對比表現驚心動魄的宏大曆史場麵。他的關於雅典大瘟疫和西西裏遠征的悲劇性描述，關於科西拉黨派之間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的刻畫，均是曆史敘述方麵的大手筆。
由於修昔底德具有深厚的學養，又精於思考，所以他能夠在大量的夾議和載言中充分發揮古典史學特有的智慧語言，而這些充滿智慧的語言背後是作者對曆史和現實的精心思考和概括。
修昔底德以自己的勤奮和憂思創造出一種學術化的新型曆史撰述風格，使他的著作從內容到形式達到了相對和諧與統一。比較其他古典史家，他這樣做的原因不僅僅出於個人的動機、才能與性格等史家本體的差別，還有一種時代的影響和製約隱現其間。比如希羅多德文中的輕鬆、奔放、灑脫同希波戰爭大勝後之後的民主最富生氣時期的希臘人的心境相一致。修昔底德深沉的思考、嚴謹的文風則同希臘城邦由盛轉衰、大起大落的巨變相適應。沉重的時代要求深沉的反思，希臘社會的感官——希臘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們都在做這樣的工作。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哲人從哲學、倫理、政治學角度思考問題，修昔底德則從史學角度來思考現實和批判現實。這恐怕是修昔底德之所以深沉的曆史原因。
4.色諾芬與晚期古典時代的史學
修昔底德之後，古典時代希臘最著名的史家是雅典人色諾芬（Xenophon,約公元前428/430—前355/350年）。他出身雅典貴族家庭，早年情況不詳，目前所知他在青年時代結識並師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雖然同學卻不熟悉，因為兩人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到過對方。
從色諾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聰明，理解力和文字表現力強，是古希臘博而不精的才子型學者。他年輕時顯然有些心浮氣盛，不像柏拉圖那樣好學深思。後者入世遭挫便退步抽身，在學術領域探究問題和構建思想體係。
年輕的色諾芬曾參加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公元前5—前4世紀之交又出國闖**，積極介入動**的波利斯國家間的政治、軍事活動。起先他受雇於波斯王子小居魯士，作為希臘雇傭兵的一員，在波斯最高權力的爭奪中充當雇主的打手。繼而投靠斯巴達國王阿哥西勞斯，參與公元前4世紀初期斯巴達與波斯以及與反斯巴達的波利斯國家間的戰爭，創造出傳奇的個人經曆。戰後他避居斯巴達和科林斯，平靜地從事寫作，成為著述眾多的史家之一，其作品包括曆史類的《希臘史》，回憶錄《長征記》、《回憶蘇格拉底》、《宴饗篇》、《申辯篇》，傳記《阿哥西勞斯》、《海厄隆》，曆史小說《居魯士的教育》，政治論文《斯巴達政製》，經濟論文《家政論》、《論雅典的收入》，軍事與消遣方麵的論文《論騎兵指揮的指責》、《論騎術》、《論狩獵》。在色諾芬的眾多作品中還夾帶著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雅典政製》，嚴厲批評雅典的民主體製，該作者因此在古典學界被稱作“老寡頭”，學名為“偽色諾芬”。
根據目前的史料，色諾芬是第一位西方回憶錄體史作——《長征記》（Anabasis）的作者，這是他的突出史學貢獻之一。他是高明的敘事家，善於形象思維，文字簡潔準確，行文流暢自如。他把這些個人的能力恰當地通過回憶錄體的曆史表述形式充分展現出來。
《長征記》是他人生重要選擇的記錄。公元前401年，色諾芬經友人介紹加入小居魯士的希臘雇傭軍。對這一重大人生選擇，色諾芬曾征詢老師蘇格拉底的意見。蘇格拉底預見到如果色諾芬投靠到小居魯士麾下，可能會受到雅典人的政治報複，因為小居魯士是雅典的敵人斯巴達的支持者。後來雅典政府果然因此而判處色諾芬流放國外。
蘇格拉底建議色諾芬去往希臘的德爾斐神廟求阿波羅神指點，神諭批準他遠行，蘇格拉底因此也指示他按神的意見行事。在這一係列個人選擇中，色諾芬顯然認為自己參與長征是某種經過神靈預定的行為。
當他追隨雇主奪權失敗後，當選為萬餘雇傭兵的首領之一，率隊且戰且走，從波斯帝國的腹部向希臘人控製的黑海沿岸撤退。如果他的回憶錄沒有塗飾自己的話，他在長征過程中顯示出色的指揮能力。萬人希臘雇傭軍之所以能夠在波斯軍隊的圍追堵截中安然無恙，色諾芬的鎮定指揮起了決定作用。
盡管色諾芬親曆了長征的全過程，但由於軍務倥傯，他並沒有對當時自己的所曆所聞所見進行日記式的及時記錄，色諾芬在《長征記》也沒有做過任何這方麵的提示。他動筆寫作《長征記》的時間至少是在他移居斯巴達（公元前394年）之後若幹年，即長征結束7年多以後的追憶。但它們是著筆撰寫回憶錄時的追憶還是較早一些的追憶已無從查證，但可以肯定色諾芬《長征記》中有不少回憶失實之處，特別是那些關於現場紀實的情狀描述、大段大段的對話和演說，顯然係事後根據依稀的記憶和當時的情狀所做的加工。古代史家雖然有曆史寫作必須真實的原則，但並不認為一定程度的編造與真實的追求互相矛盾，所以哪怕是最嚴謹的史家修昔底德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想象來填補曆史記錄的空白。當然，從《長征記》可以看出，色諾芬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他提供了大量明確的人物、時間、地點、地形地貌、距離、行軍路線、村落的名稱，對曆史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證據。
如同曆史上的許多回憶錄一樣，憶者作為故事的主角，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突出自己，甚至自我吹噓塗飾，色諾芬也不例外。色諾芬在雇傭軍將領遭波斯軍騙殺之後，被群龍無首的士兵推選為領導人之一，他在回憶錄中借戰友之口說：“色諾芬，我以往隻聽說你是個雅典人，現在我佩服你的言和行。我但願我們能有好多像你這樣的人，這對全軍都是福氣。”[222]
回憶錄體曆史著作的出現標誌古希臘人曆史記憶範圍的擴充，曆史家不僅關心人類群體所創造出來的偉大功業和重大事件，而且開始注意作為曆史創造者的個人史。在《長征記》問世之前，希羅多德、修昔底德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刻畫和評析過一些重要的曆史人物，但他們的文字服從於宏大敘事的主題，缺乏在場者的外在感受與心靈的真切表露，回憶錄這種個人直接經驗的匯集與解說填補了這種缺憾。
色諾芬的另一回憶錄體著作《回憶蘇格拉底》主要著眼於對老師的道德追求、真理追求行為的還原，等於否定對蘇格拉底不敬神和誤導青年的指控。
色諾芬的《希臘史》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頭一句銜接《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最後未完成的半句話，但銜接得不很貼切，缺乏深思熟慮。修昔底德末尾半句說波斯的小亞細亞總督提薩甫尼斯趕往赫倫斯滂海峽與斯巴達人會麵，中途停留在以弗所城，在那裏向阿爾忒米絲神獻祭。色諾芬首句說“在那之後”，直接轉至赫倫斯滂，並把修昔底德已經交代過的事又說了一遍。但他的確將修昔底德缺失的部分，即公元前411—前403年的戰爭部分（第1、2卷）予以補足，並盡力依循修昔底德按夏季和冬季順序展開敘述，為古典時代希臘史的連續性做出了難以替代的巨大貢獻。對於這段曆史，色諾芬是目擊者和當事人，因此其敘述是基本可信的。
《希臘史》的其餘5卷則脫離按季節為經的敘述順序，跳過近4年的間隔，直接進入斯巴達與波斯爭奪小亞細亞的戰爭，希臘城邦之間的科林斯戰爭和斯巴達與底比斯爭霸的戰爭。色諾芬作為斯巴達軍的一員，同樣是這場戰爭的參與者，為後人認識古典時代後期的曆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但色諾芬的史才和史德都不及他的前輩。他對整個希臘史的描寫局限於他的親曆記，沒有像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樣長時間的、廣泛地收集史料，主要依賴自己的經驗。由於他對斯巴達國王阿哥西勞和斯巴達充滿敬意，他對同時代的不少重大事件，特別是對斯巴達不利的事件或者從斯巴達立場加以解釋，或者有意緘默不語。如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雅典海軍痛擊斯巴達艦隊，底比斯徹底粉碎斯巴達霸權，甚至廢除斯巴達人在大約三個世紀裏賴以為生的希洛特耕奴製都在他的書中隻字未提。正是底比斯的崛起，攻入斯巴達腹地，才導致色諾芬被迫離開他的棲身之地斯基魯斯的地產，移居到科林斯。這種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做法代表著一種與單純求真求實的希臘史學原則相悖的寫作方向，標誌希臘史學追求的複雜化和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