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色諾芬的史學作品之外，古典時代晚期的史作絕大多數未能完整流傳下來，這裏麵有泰奧龐普斯（Theopompus，約公元前380—？年）的58卷本的《希臘史》（又稱《腓力王傳》）和埃弗魯斯（Ephorus,約公元前405—前330年）的30卷本的《曆史》，均篇幅巨大，一度頗具影響。
泰奧龐普斯是開俄斯島人，早年可能隨父親在雅典居住過一段時間，與埃弗魯斯一道在雅典著名修辭家伊索克拉底門下就學。據說他後來從事曆史撰述係由於他的老師的建議，因為他熟悉人事和地理，並且繼承了豐厚的遺產。這至少表明在古希臘學界的一些人眼裏，進入曆史寫作的基本條件是要具備財力和對社會、地理的領悟能力。泰奧龐普斯後來移居托勒密埃及，寫作和去世年代均不詳。從後人（狄奧多洛斯、雅典尼烏斯、普魯塔克等）常常援引他的著述看，他作有《希羅多德〈曆史〉一書擇要》、《希臘史》和《致亞曆山大的信》，這些著述目前隻遺存了一些殘片，但從中可以看出他視野開闊，喜歡奇聞軼事，反感雅典政治舞台上的蠱惑家。
埃弗魯斯是小亞細亞殖民城邦庫麥生人，其代表作《曆史》是希臘第一部通史，自傳說中的赫拉克勒斯的子孫返回南希臘開始，止於作者所處的時代（公元前341年）。全書最終由他的兒子德摩菲勒斯編輯完成，埃弗魯斯寫就29卷，其子加寫一卷，即第30卷。每卷獨立成篇，有單獨的篇名和前言。同泰奧龐普斯的著作一樣，埃弗魯斯的著作曾被希臘羅馬作家廣泛征引，尤其是《曆史集成》的作者、名史家狄奧多洛斯，表明其重要參考價值。但全書現已失傳，僅遺留下來111條引文。根據現有史料判斷，埃弗魯斯的通史寫作形式可以視為他對希臘史學編纂形式的一個重大貢獻，援引他的著作最多的狄奧多洛斯的代表作恰好也屬通史形態，看來有可能受到埃弗魯斯的影響。
（三）希臘化時期與古羅馬的史學
1.希臘化時期史學概況
馬其頓國王腓力於公元前338年統一希臘半島，其子亞曆山大隨後率希臘聯軍東侵，以摧枯拉朽之勢滅掉波斯帝國，兵鋒東至中亞，南抵印度河河口，建立起地域空前廣闊的亞曆山大帝國，從而開啟了希臘化時代。所謂希臘化，是指古希臘文化向西亞、中亞、南亞、北非傳播並與地方文化融合的文化交流過程。它持續三個多世紀，至公元前31年後起的羅馬並吞最後一個希臘化國家——北非的托勒密王國止。此段時間隨著希臘人視域的擴大，史作的選題範圍也隨之擴大，包括通史、斷代史、國別史、傳記、回憶錄等形式，史家和史作數量可謂前所未有。但十分遺憾，希臘化時代的大量史作沒有一部完整流傳下來，且絕大多數僅有作者名與書名存世，出現了“集體記憶中斷”的現象，致使後人無法準確評價這一漫長時段希臘史學的發展水平。個中原因不得而知。希臘化世界兩大圖書館——亞曆山大裏亞圖書館和帕加馬圖書館的毀滅是最簡單的解釋，但也有難以圓說之處，因為希臘古典時代的作品同樣經過亞曆山大裏亞的學者整理卻能夠大量傳世，而希臘化時代的作品卻基本散佚。這一現象似乎表明這是一種有計劃地、按時代劃分來加以保存和銷毀的行為所致。
希臘化時代最著名的史家之一是西西裏人提邁俄斯（Timaeus,約公元前350—前260年）。他出身顯貴，父親是西西裏城邦托羅邁尼昂的僭主。曾客居雅典達50年之久，受到雅典學術文化的深刻熏染，寫出史學巨著《曆史》共38卷，編年範圍上抵神話時代，下至公元前264年，即提邁俄斯所處的時代；空間範圍廣泛，可謂西地中海地區各個民族與國家的古代通史，包括西西裏、迦太基、意大利、西班牙、利比亞、山南高盧以及後起的羅馬的曆史。由於《曆史》內涵豐富多彩，史料翔實可靠，頗得後代史家讚賞，至少到了公元1世紀還有羅馬人讀到過這本書。但現在也隻剩下了個別斷簡殘篇。除《曆史》外，提邁俄斯還寫有著名政治家、軍事家的傳記，均已失傳。
奧林托斯人卡裏斯泰奈斯（Callisthenes，約公元前360—前327年）是博學多聞、著作較多的史家。在他名下有10卷本《希臘史》、《弗西斯戰爭》和《波斯誌》，其中《波斯誌》尚有殘存，涉及亞曆山大遠征波斯的情景描述。作者是亞裏士多德的侄子，經叔父舉薦隨亞曆山大東侵。但伴君如伴虎，卡裏斯泰奈斯諫言不慎，觸怒了亞曆山大，結果招致殺身之禍，成為古希臘少有的慘遭橫死的曆史學家之一。
麥散納人狄凱爾庫斯（Dicaerchus，約公元前326—前296年）是亞裏士多德的學生，在希臘化期間著有一部社會文化史範疇的著作《希臘生活》，解釋人類文化的產生和早期發展，如人類起初倚靠采集果實為生，後來發明的武器，開始狩獵並役使動物。隨後人類又發明了農耕與犁鏵，出現不同職業。社會也隨著這種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起初沒有戰爭、動亂，人們生活在自在無憂當中，隨後發生利益紛爭，社會動亂。其描述社會進化的思路同赫希俄德的基本一致，反映古希臘人可貴的曆史發展變化的思想，宏闊的曆史觀察能力。這是西方曆史哲學思想得以產生的胚胎和萌芽。狄凱爾庫斯還是希臘名人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傳記體史書的作者。但這些傳記也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樣幾乎完全散失。但傳主的選擇起碼表明希臘化時代的傳記家不僅注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注意到傑出的文化人。
公元前3世紀巴比倫人貝羅蘇（Berossus）用希臘文和希臘纂史風格寫出《巴比倫尼亞史》，從自然史說起，到亞曆山大時代。這是西亞第一部由西亞人自己所寫的史書，同時也顯示希臘化的直接影響。
大約在公元前241年，托勒密埃及的祭司，埃及本土人馬涅陀（Manetho,生卒年份不詳）奉托勒密二世的指示，用希臘文撰寫了《埃及史》一部共3卷，編年從遠古到公元前323年。書中製訂了迄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的古埃及史分期，包括從美尼斯統一上下埃及以次共30個循序漸進的王朝的名錄以及473位國王，其中114個國王有名字，多數經現代埃及學家的考證，證明確有其人。
此前的古希臘人對印度次大陸隻知道一些皮毛，現在由塞琉古王國的希臘人麥加斯泰奈斯（Megasthenes，約公元前350—前290年）的著作《印度誌》做了填補。作者被托勒密國王委派到摩揭陀擔任使臣，在該國首都華氏城駐節約十餘年（約公元前302—前291年），寫出一部4卷本的《印度誌》，影響甚廣，可惜現有散失，僅在古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有隻言片語傳世。
希臘化時代是傳記體史作興盛的時代，古代作家提到一大批傳記作家，如奧奈希克拉泰斯（Onesicrates）、阿納克西曼尼斯（Anaximenes）、克雷塔爾庫斯（Cleitarchus）、杜裏斯（Duris）、尼姆菲斯（Nymphis）、尤番圖斯（Euphantus）等。由於史料匱乏，我們無從評判此時傳記寫作的形式和內容，但可以據此推斷，傳記體已經成為希臘曆史學的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或者說構成了希臘史書寫作的基本類型之一。
希臘化時代是希臘政治體製向君主專製過渡的時代。個人權力的集中意味著國家的各種資源的支配權集中到君主個人手中，因此自色諾芬等人開始的史作為親者頌、親者諱的非客觀傾向逐漸在希臘化時代成為寫作風氣。
公元前146年，羅馬毀滅希臘著名城邦科林斯，標誌希臘徹底淪入羅馬統治之下。公元前31年，希臘化的埃及托勒密王朝隨著末代女王克萊奧帕特拉之死而滅亡，埃及成為羅馬行省，希臘史學的命運從此與羅馬史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2.波利比烏斯
羅馬統治在地中海地區確立前後，其知識分子經過與希臘史學傳統的直接接觸，逐漸產生了追溯羅馬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進而成為區域性大國的曆史反思衝動，於公元前3世紀末或2世紀初出現了第一批羅馬史家。但由於此前的羅馬人忙於自保和外侵，沒有多少閑暇進行思想文化建設，拉丁文的詞匯與表達形式還很粗陋，因此最初的羅馬史家，如皮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和阿利曼圖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在寫作《羅馬史》時，都使用古希臘文和古希臘史作的表現方式。這是初學者很難逾越的模仿階段（公元前3世紀初—前2世紀上半葉）。所以，這一時期最優秀的史家依然是古希臘人波利比烏斯就不足為奇了。
波利比烏斯（Polybius，約公元前200—前118年）是南希臘麥加洛波利斯人，自幼聰穎好學，又生在重視子女教育的顯貴家庭，父親曾擔任地區性城邦聯盟——阿哈伊亞聯盟的主要領導人，因此早期教育良好，長大成人時已經熟讀經史，博學多聞，並在從政的航路上一帆風順。第三次馬其頓戰爭期間（公元前171年）被委以同盟軍的騎兵長官，係同盟的第二號人物。戰敗後身份一落千丈，作為人質被羅馬軍押往羅馬，受拘於元老小斯奇庇奧家內，成為他的被保護人長達16年。此間他曾跟隨主人遠征迦太基，到過西班牙，是第三次布匿戰爭的目擊者和見證人，直接經曆了羅馬統一地中海世界的曆史劇變，並且處於劇變的中心。這就使他具有了書齋裏的史家不可比擬的曆史實踐經驗，有可能更真切地記載和回憶那些值得記載的重大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
他的代表作是給他帶來巨大史學榮譽的《通史》[223]，另有業已失傳的《論戰術》、《羅曼提亞戰爭史》等著述。《通史》計有40卷，現存僅前5卷及餘卷的少量片斷。其中，第1、2兩卷為全書序言，同時概括介紹公元前264—前220年的政治、軍事史。第3—29卷記寫公元前220—168年的曆史，重點描述第二次布匿戰爭。第30—39卷是至公元前146年的曆史，含第三次布匿戰爭。其中第34卷是全書地理環境的背景說明。最後一卷是全書概要和編年總結。
以往的史家多埋首於具體曆史的重構和對具體事件因果關係的解釋，並不或很少反省和總結學科的理論問題。但波利比烏斯卻不滿足於對史學客體的單一撰述，力求在這類史學實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並解答有關史學課題與本體的一般理論認識問題，如曆史的性質、目的、功能和價值、認識的可能性、方式方法等較為抽象的問題，顯示出不同凡響的史識。他是古代罕見的對史學進行深入理論思考的思想家。
波利比烏斯較前人更多地論述到史學的本質和目的問題。他所以對此十分重視，是因為隨著君主專製的確立，文化領域出現媚上媚俗的浮誇、矯飾的文風，一些希臘史家迎合一般讀者對感官刺激的需要，熱衷於描述戰爭的殘忍，忽略對原因的探尋，混淆曆史與戲劇的區別。波利比烏斯有針對性地對此加以批評。他指出：
曆史和悲劇的目的並不是相同的，毋寧說是截然對立的……曆史要求以人們的言行活動的真實記錄，對富有求知欲的人提供亙古不變的教訓和指南。對悲劇作家來說，主要是通過類似真實的虛構形象給觀眾造成一種幻覺；而對於曆史家而言，主要是以真實的報導使求知心強的人得到好處。[224]
在這裏，波利比烏斯實際對曆史學科的兩個基本命題給以了自己的解答：本質——對人們過去活動的真實記錄和解釋；任務——實現真實的記載和為需要人提供經驗教訓和行動的指南。這兩個命題的提出和波利比烏斯的解答對希臘史學不能說是全新的，之前的史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都不同程度地提出過類似認識。[225]但波利比烏斯比他的前人更自覺地強調它們，更透徹地闡釋它們。
就第一個命題來說，他特別強調求真和原因解釋對曆史的決定意義，把求真視為曆史的質的規定性。他指出：
在曆史作品中，真實應當是淩駕一切的。正如活著的人或動物若失去雙目就會成為廢物，曆史若失去真實就會變成無稽之談。[226]
因此，他堅決維護史學的純潔性，批評曆史敘述模仿刻意渲染、空洞無物的修辭學的做法，堅決反對史著以奇聞軼事、以戲劇式的動人文句取悅讀者的傾向。他認為藝術風格應處於從屬和服務的地位，一切以加強真實敘述的效果為轉移，不能為藝術而藝術。曆史不是頌詞，二者之間的差別如同實地和劇場布景的差別一樣大，唯一區別曆史與它在古代的姊妹學科悲劇和修辭學之處就是真實。
他剖析部分前輩史家明知曆史的本質卻仍然有意歪曲史實的原因在於：首先，這些人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具有吸引力；次因是由於曆史學家個人的主觀好惡；再次因是史家缺少史料或無知。[227]
波利比烏斯不僅強調真實地再現過去，而且更加注意真實地解釋原因。他把原因解釋視為史學的基本任務之一，這種認識與史學的社會價值緊密相關：
按照我們的看法，曆史最必需的成分是敘述事件和情狀的後果，特別是它們的原因。[228]
曆史的特殊功能首先是發現人們實際上說了什麽話，不管它們是什麽話。接下來則是弄清引起成功或失敗的言行的原因。僅僅談論事實會使我們感興趣，但再輔以原因的時候，曆史研究就變得富有成果了。因為相似的形勢會在精神上移情到我們的時代，賦予我們將要發生什麽事件的各種不祥預感，使我們能在一定時期裏采取預防措施，在另外的場合通過複現從前的條件使我們更有信心地麵對威脅我們的各種困難。而一個漠視說過的話和事情發生的實際原因並代之以杜撰的講話與離題的演說的作家，則破壞了曆史的這一特點。[229]
在波利比烏斯看來，曆史的根本特征就是真實。曆史之所以需要真實，是因為現實的需求，絕對的借鑒參照意義。真實在波利比烏斯眼裏有兩個層麵的含義，即再現真實的過去以及解釋原因的真實。為了獲得頭一個層麵的真實，也就是他所說的實際上發生了什麽，他製定出史料的不同類型以及收集不同類型史料的基本方法。換句話說，他堅定地相信已經一次性過去的過去可以從史家通過各種努力收集到的史料或證據中得到再現。
波利比烏斯認為，最可靠的史料是曆史家本人直接觀察和直接經驗。他援引赫拉克裏特的話說視覺比聽覺更真實，因為眼睛比起耳朵來說是更精確的見證。[230]這即是說當事人、目擊者提供的一手史料才是最有價值的史料。他本人具備了目擊者的充分條件，是羅馬東征西伐、並吞地中海世界的見證人。
但是，即使如波利比烏斯這樣當事人和目擊者記寫同時代的事，也不能保證他能夠身臨其筆下的每一個事件。波利比烏斯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局限。他還提出並身體力行了求證史實的其他方法。他認為實地旅行考察是獲取史料的另一重要途徑：
事實上，如果不了解所述對象的情況的話，那就既不可能提出有關陸戰和海戰的真實性問題，也不可能理解所講述的全部細節。[231]
基於這樣的認識，波利比烏斯曾經長途跋涉，多次進行與所記對象相關的實地考察，成為古代史學家當中追蹤真實的傑出範例。例如為了獲得關於第二次布匿戰爭時期的迦太基統率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突入北意大利的確切史料和感覺，他循著漢尼拔當年的行軍路線重新走了一番。一個若沒有達到極高的求真境界和具有高度學術道德的人，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的。
在《通史》使用的史料中，檔案文獻（條約、碑銘、神托記錄等）占有很大比重，表明波利比烏斯看重這種一手史料。波利比烏斯的前輩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亞裏士多德也重視或隻要在可能的條件都樂意援引此類史料。但波利比烏斯較其前輩自覺之處在於他不僅盡可能引用它們，而且在引用時特意說明它們的確切出處，如發現地、保存地、保管人、起草或簽訂者，文獻本身的情況，類同於現代學術論文和專著的注釋。
波利比烏斯不僅在複原史實上獨具隻眼，而且在對原因的解釋上也有出色的看法。他認為曆史家的任務絕不僅僅是複原過去，更應該解釋過去，探究曆史事物背後的原因。他說：
依我們的看法，曆史最為必需的成分是敘述事件和情狀的後果，特別是它們的原因。[232]
在注意探尋原因的請提下，波利比烏斯批評前人對理由（prophasis）、原因（aitia）和開端（arche）以及理由在功能上的差別，認為：
原因和理由具有超乎一切的地位，而開端隻有第三等的意義。就我而言，我把導致履行已經采納的決定的最初幾步稱作一切事物的開端，而原因要先於決定和計劃，我指的是設想、心情，以及與之相關的念頭、打算，此外是所有使我們做出確切決定和計劃的東西。[233]
這就把開端同起源、原因之類更深遠、更隱蔽的東西區別開來，在理性上推進了曆史認識的深度。基於求索表象之後的原因這一基本認識，《通史》從一開始就提出寫作的宏大目標，即揭示本來弱小的羅馬國家到底是“怎樣、靠何種方法、在何種政體之下竟在不到53年時間裏征服了幾乎整個已知的世界，使之落入羅馬人單獨統治之下的”[234]。此後他多次重複同樣的問題：“怎樣、何時、為什麽”，[235]表明他對原因的特殊關切，在西方史學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對原因問題這樣自覺。這就使人不能不去思考他的這種認識的思想來源。希臘哲學對原因的高度重視恐怕是波利比烏斯這一認識的根據。在希臘哲學家看來，個別的直接的感覺經驗（如火為什麽熱）不是智慧，隻有關於普遍知識，即原因和原理的知識才是認知的目的，才能達到智慧的層麵。
為了求得原因層麵的真實，波利比烏斯運用了一些非常合理的方法，比如把研究對象放到普遍的聯係中加以考察。他第一個把羅馬的崛起同整個地中海區域的變化連在一起：
我們的曆史特性以及我們時代令人驚異的特點如下：命運迫使幾乎這個世界的所有事件都歸於同一個方向，使它們同屬於一個目的。[236]
因此在地中海區域發生的事情都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隻有從廣泛的聯係中加以考察才能理解發生的羅馬大一統的曆史巨變。
再如，波利比烏斯在分析原因的時候特別注意這樣幾個曆史要素：怎樣發生的（經過）？何時發生的（時間）？為什麽會發生（原因）？在解答怎樣發生時，他注意敵對各方決策人的心情意向、計劃方案產生的過程，領導人個人的德行、理智以及與此相關的戰爭責任。在解答為什麽要素時，則注意邏輯推理，因因前推。如在解釋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的原因時他把漢尼拔在西班牙的進攻行動看作是開端，漢尼拔的父親哈米爾卡·巴爾卡因為第一次布匿戰爭的失敗而產生的憤怒視為重要原因，所以他才會對小漢尼拔灌輸報仇雪恨的意識。而羅馬人後來奪取撒丁尼亞並趁迦太基無力拒絕時提出增加賠償的要求則是漢尼拔發動戰爭的次因。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增強了迦太基人東山再起的信心。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到迦太基人和漢尼拔本人。所以布匿戰爭的爆發乃是多次前因的必然後果。
運用同樣的層層推演的原因探究法，波利比烏斯分析了羅馬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的內在原因，這就是羅馬優越的政治體製。在希臘和羅馬史學家中，他破天荒地首次在史作中利用大量篇幅討論政體變革的規律和政體的優劣問題。他把所有政體置於彼此消長互為因果的係統中加以解釋，認為羅馬政體是結合了君主製、貴族製和民主製的混合政體，保障了權力的均衡和社會的穩定。羅馬製勝的根本原因之一便在這裏。諸如此類的分析方法大大加深了波利比烏斯的曆史解釋的合理性，給人以深刻的感覺。
由於波利比烏斯通過直接或間接經驗去解釋曆史事務的因果關係，所以他對於超自然的曆史動因，如神意、命運不以為然。盡管他使用了“命運”（Tyche）一詞，但在他的筆下，命運並非如希羅多德等大多數希臘史家所認為的是簡單的、命定的、連神也無法抗拒的神秘力量。他筆下的命運有多種含義，其中之一有必然性的意思，是靠人的主觀努力才能實現的曆史結局。比如當他提出是命運使羅馬膨脹為一個超級大國的結論之後，馬上便追問羅馬人是“怎樣、靠何種方法、在何種政體下”才使命運得以變為現實的。
在其他地方，他筆下的命運扮演著判官的角色。例如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在腓力五世與安提柯三世的衝突中，在科林斯的戰爭中，他提到命運裁決了事件的結局。這裏的命運帶有偶然性，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的意思，但絕不是神，因為波利比烏斯多次尖銳批評以神或類似神的命運來解釋社會或個人際遇的做法。他曾批評一些史家求助於神和命運解釋的原因：
由於先天的局限，或由於無知，此外由於輕率，不能理解某種事件中的所有偶然性、原因以及各種關係。他們認為神靈和命運才是已經產生的打算、洞察力和預見力的造因者。[237]
在棘手的情況下，即當人由於軟弱無力而不能或很難確定原因的時候……人們就可能把它歸之於神或命運。例如，連降出乎意料的大暴雨，而另一方麵，連續的炎熱和嚴寒，並因此顆粒無收；同樣的持續不斷的瘟疫和其他類似的難以發現原因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麽在這樣的困難情況下我們有理由傍依民眾信仰的原因。我們力求以祈禱和犧牲請神靈大發慈悲，請神靈告訴我們為了擺脫困擾我們的災難該做些什麽。反之，在我看來，不應該讓神來解釋這樣一些情況，即有可能尋找到為什麽或由於什麽原因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由此可見，波利比烏斯所持的命運觀同一般人所持的有明顯差別，具有今人所說的規律的含義，也有在人們無法確知原因時起到一種遁詞的作用。
在分析羅馬成功擴張的原因時，波利比烏斯還專門辟出一卷討論與羅馬政體的優越性的問題，以說明他在自己著作開頭提出的羅馬在何種政體下取得世界主人地位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希羅多德曾首次列舉了政體的三種形式，即民主製、寡頭製和君主製，並通過波斯貴族的嘴巴解釋了三種政體的利弊得失。[238]柏拉圖後來在《理想國》中製定了人類社會政體演化的模式，即貴族製、勳閥製、寡頭製、民主製、僭主製五種政體的因果關係體係。[239]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依循“愛老師更愛真理”的原則，在《政治學》中提出不同的政體演進模式，即君主製、民主製、寡頭製的相互轉換關係。[240]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則提出君主製轉化為僭主製、貴族製轉化為寡頭製和勳閥製轉化為民主製的模式。[241]與前人並存式和一對一轉化的解釋模式不同，波利比烏斯的政體模式是循環式的，從原始君主製、君主製、僭主製、貴族製、寡頭製、民主製、暴民製再返回到原始君主製，然後再開始新一輪的循環。[242]這一模式雖然不符合希臘政體的形成與發展曆史實際，卻基於當時所能獲得的材料歸納出的一般認識。這是赫希俄德開啟的曆史大概括的新嚐試，說明西方古典史學從一開始就不滿足於具體曆史事實的陳述，不斷努力去探求最一般的曆史解釋或規律性解釋，隻是波利比烏斯較他人更自覺罷了。
3.羅馬的早期史學
第一位拉丁史家是與波利比烏斯幾乎同代的羅馬元老貴族馬可·波爾基烏斯·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前149年），曆史上又叫老加圖，以便與共和末期另一同名元老小加圖區別開來。[243]老加圖對流行於羅馬的外來文化、主要是希臘文化感到不滿，試圖明確自身文化的中心地位，因此撰寫了第一部拉丁史作《起源》，追溯前輩創業的艱辛，說明羅馬優良傳統以及羅馬國家形成與發展演變的過程，開啟了拉丁史學寫作的進程，目前僅存有個別殘篇。《起源》總體上是一部平庸之作。從殘留的片段看，該書主題並不突出，對曆史事件與人物的記述同對馬匹和肥豬的飼養方法混雜在一起，顯示拉丁史學早期的幼稚。
經過一百年左右的演化，至公元前1世紀後半葉時，拉丁史學在題目的選擇與敘事的技能方麵都達到了成熟，並形成了羅馬早期史學的特點，這就是沒有希臘三大史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那樣的宏大敘事題材，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曆史人物個人生命的曆程、成敗得失的分析與評判上。這種注重個人史的特點可能同內戰的慘烈、命運的變化無常有直接關聯，史家希望探討個人命運變化的原委，為正確認識現實提供可資參考、借鑒的具體範例。羅馬獨裁官愷撒所寫的《高盧戰記》以及顯貴撒路斯提烏斯的《喀提林陰謀》與《朱古達戰爭》是這一時期羅馬史學的代表作。
愷撒（Caesar，約公元前100—前44年）既是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又是才華橫溢的文學家與曆史家。他著有兩部回憶錄體的史作《高盧戰記》與《內戰記》，以前者影響最大。《高盧戰記》的寫作具有複雜的政治背景。愷撒原本隻是羅馬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小政客，在蘇拉獨裁終結後因應蘇拉的政敵馬略翻案的社會需求而嶄露頭角，其中同克拉蘇、龐培結成反元老院的三頭政治同盟，獲取了高盧總督的要職。在任期間，他坐鎮一方，出兵山外高盧，兩入不列顛，跨越萊茵河，斬、俘高盧人與日耳曼人各一百萬，為羅馬開辟了大片疆土，同時也培植起一支隻聽愷撒不從共和國之命的個人軍隊，並積聚了大量財產，為進一步奪取羅馬政權奠定了實力基礎。在經略高盧期間，愷撒每年向元老院提交一份報告，說明自己忠於職守、為國奮鬥的經過，希求打消元老院對自己的懷疑。因此《高盧戰記》的初衷不是史著，傳之久遠乃是不期而至的客觀結果。該書計8卷，以時序與前因後果為連接各卷的紐帶，其中第8卷由他人代筆。
從史學角度審析，《高盧戰記》的意義在於提供了有關古代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珍貴曆史信息。愷撒是第一個直接經驗並記載高盧、不列顛、萊茵河以東地區風貌人情的羅馬人，此前關於西歐早期史幾乎是一個空白，至多隻有關於山南高盧人的些許描述。愷撒則對山外高盧人的部族分布以及各自特征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介紹，因此《高盧戰記》對認知公元前1世紀的西歐曆史狀況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此外，該書的寫法巧妙，頗具技術含量。它雖然是自我宣傳的曆史紀實作品，但為了應付政敵，作者在落筆時十分注意拿捏分寸，遣詞用句小心謹慎，通篇沒有一般回憶錄的矯飾與自褒，始終采用異常平靜、簡樸、洗練、流暢的筆觸陳述自己在高盧為國作戰的經過，不露聲色和情感。書中的主角是作者自己，但愷撒並不使用第一人稱，而使用第三人稱或直呼愷撒，仿佛作者是局外人，以顯示陳述的客觀公正。但在某些關鍵場合還是能發現作者刻意的自我表現：在會戰緊急關頭，羅馬人行將潰敗，主人公愷撒身先士卒，以個人的大無畏而扭轉戰局。[244]這種自我表現是在不易察覺的自然陳述中進行的，顯示作者的聰明與老道。《高盧戰記》是拉丁文寫作的精品，至今仍是國外院校學生學習拉丁文的首選範文。
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ius，約公元前86—公元34年）與愷撒不同，不算羅馬一流政治家、軍事家，所以愷撒有古人為之作傳，敘述其文治武功的古代史著也足以構成愷撒生涯的近乎完整的畫卷。而撒路斯提烏斯是二流政治家，無自傳也無他人所寫的傳記，其生平際遇的情況隻能依靠其書中披露的零星痕跡。目前已知他出身於阿米特爾努姆的騎士家庭，一度躋身於羅馬最高決策層之列，官至羅馬財務官、保民官、行省總督，這與撒路斯提烏斯在風向詭異的羅馬內戰中站隊在愷撒一邊有很大關係。公元前45年他攜巨額財產從北非卸任總督返回羅馬，受到貪汙公款的指控，所幸得到愷撒的庇護而逃脫審判。愷撒被刺身亡後他脫離政治，專心寫作，除《喀提林陰謀》與《朱古達戰爭》兩部專史外，還有一部基本失傳的斷代史《曆史》（編年範圍在公元前78—前67年）。他的前兩部史作從小處著眼，深入細致地分析兩個具體的曆史事件——喀提林的造反陰謀與朱古達戰爭。但作者的難能可貴之處是並沒有停止在就事論事上，而是由小見大，見微知著，力求探討羅馬共和製解體和社會轉型的原因。
《喀提林陰謀》聚焦於羅馬共和末期政治鬥爭的一個插曲，揭示羅馬貴族從生氣勃勃向暮氣沉沉、清正廉潔向奢侈腐敗的轉化。書中主要人物喀提林是內戰時代中晚期的一個風雲人物，顯貴出身，富有政治野心，因正常競選失敗而惱羞成怒，決定鋌而走險，收買民眾發動政變，最終遭到元老院的強力鎮壓而身亡。
《朱古達戰爭》同樣著眼於從一個事件看一個時代，主題仍然是貴族的道德墮落。朱古達是羅馬屬國非洲努比底亞的國王，因權力之爭而發動反羅馬的兵變，殺死許多在其國內的羅馬人，迫使羅馬對其宣戰。羅馬軍團打這樣的地方戰爭應該穩操勝券，但卻因前線將領收受朱古達的賄賂使戰爭久拖不決，暴露了羅馬統治階層與整個社會的腐敗風氣之盛。
由於作者是所述事件和人物的同代人，又是羅馬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大變局的目擊者與實踐者，作為有識之士，他的誌趣並不限於再現兩次內戰外戰，而在於通過兩個不大的事件去探討內戰頻仍、貴族腐敗乃至整個社會腐敗的根源。他的答案是羅馬亂象出於內因與外因的交互作用。就外因而言，他認為迦太基的覆亡是節點。在迦太基滅亡之前，羅馬是一個和諧國家，民風素樸，公民融洽，幾乎看不到貪財斂財的現象。隨著迦太基的毀滅，羅馬不再有可資一提的外部威脅，羅馬人的心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當羅馬統治的對手迦太基被徹底毀滅，所有的海洋和陸地都暢行無阻的時候，命運卻開始變得殘酷起來，把我們的全部事務弄得毫無秩序。[245]
當羅馬麵臨逆境、災難和期待時，享樂與富裕這類為人們所迷戀的東西被看作是一種負擔與不利之物，人們無心也無暇去追逐非維持生存之外的東西。迦太基亡滅之後，人們開始心安理得地追逐這些東西，艱苦奮鬥的傳統遂被棄置不顧，對金錢的**日益增長，隨之是對權力的角逐，對他人的欺詐。這種墮落在米特拉達第戰爭期間加快發展。用撒路斯提烏斯的話說：
當時大家都開始掠奪和侵吞，一個人希望房屋，另一個人期望土地；戰勝者不知道適度和節製，他們對公民施以各種可惡的殘忍暴行……
貴族變得濫用自己的影響，平民變得濫用自己的自由，每個人都力圖為自己侵奪一切。
起初這種罪惡和醜行是緩慢地、不知不覺地發展和蔓延的，有時還受到抑製和懲罰。後來這些疾病由小到大，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羅馬的整個社會麵貌也因此發生了變化。[246]撒路斯提烏斯實際上把羅馬社會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發生的巨大變革視為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又反作用於存在的運動過程，這就使他對曆史的解讀具有較深刻的認識意義。
4.李維與塔西陀
羅馬史學在早期帝製或元首製時期（公元前27—公元192年）達到了繁榮，表現為兩個特點：首先，湧現出一大批出色的史家與史作，如拉丁史家李維、塔西陀、蘇埃托尼烏斯，羅馬統治下的希臘史家狄奧多洛斯、狄奧尼修斯、普魯塔克、阿庇安、阿裏安等人，他們都有曆久彌新的史著一直傳至現代。其次，此間羅馬史學的發展與繁榮表現為不平衡，200年時間，兩頭正常，中間低落，蓋因2世紀以前，君主專製的過渡形態元首製尚不鞏固，共和製根株未決絕，因此史學這種需要史家個人創造性工作的學科能否出人才出成果取決於不同元首個人的文化政策。奧古斯都時代（公元前30—公元14年）以及安東尼王朝時代，文化控製較為鬆弛，用身經文網緊收與放開兩個時期的傑出史家塔西陀的評述就是在安東尼王朝時期，“我們享有這樣一種稀有的幸福：我們在這一時期裏可以按照願望去想，按照心裏想的去說”。[247]因此羅馬史學積存的最後一部分後勁在該王朝時期充分釋放出來，大史家與好作品頻頻問世。相反在克勞狄王朝（公元14—68年）及其後的弗拉維王朝（公元69—96年），元首嚴密控製輿論與文化，尤其在弗拉維王朝的皇帝圖密善當政期間（公元81—96年），實行文化專政，處決讚揚共和製的作家，焚燒他們的著作，致使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什麽可資一提的史作傳世，隻有老普林尼遠離現實的《自然史》是個例外。
奧古斯都時代最卓越的史著是李維的巨作《羅馬史》。李維（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李維是北意大利帕塔維烏姆市人，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正值內戰正酣，政治恐怖橫行，災難連綿不斷，因此他厭惡戰爭、動亂、獨裁，崇尚和平與共和製，這成為他的史學解釋的基本出發點。屋大維一統天下之後，他移居羅馬開始撰寫長達142卷的羅馬通史《自建城以來》（又稱《羅馬史》），前後用去40年時間。第1卷從公元前753年傳說中的羅馬建城寫起，止於公元前510年君主製被推翻、共和製確立。第142卷結束於李維所處的時代公元前9年的元首製早期。目前存1—10、21—45卷，另有46卷的部分殘片。
李維與之前、之後的希臘羅馬史家不同，沒有荷槍持盾上過戰場，也沒有當過官從過政，因此他的著作不是以往政治家、軍事家、元老貴族曾經滄海的舊夢重溫，而是一部以記載曆史為己任的自覺的學術之作。
他的書齋學者的特征決定了他的作品的得失之處。他有深厚的拉丁文寫作修養，反映在作品中則是遣詞用句的恰到好處，準確凝練，流暢自如；善於講故事，生動地刻畫曆史人物甚至人物群體的心理與在場狀態。由於李維對作品進行了長時間的推敲琢磨，盡管他的作品時間跨度大，人物多，線索多，史料駁雜，但卻能首尾一致，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道德演變為綱，帶動羅馬曆史演變的始終。在需要展開的地方，李維會多用一些篇幅。對於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羅馬史，沒有誰比李維提供了更多的史料。這提高了李維著作的價值。
他同撒路斯提烏斯一樣，注意到羅馬人特有的美德在羅馬成長與發展進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他歸納出羅馬人優良的道德傳統的具體內容——自製、勤勉、簡樸、勇敢、堅韌、對權威的尊重等，而維持這種美德基本力量是對某種外在因素的恐懼，例如在王政時期是對國王的恐懼，共和時期對外敵的恐懼。他在著作中因此塑造了一大批賢明偉大的貴族精英和精忠報國的平民百姓。這一切使他的著作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問世之後便受到從奧古斯都到一般讀者的熱烈歡迎。
但李維的《羅馬史》也有明顯缺陷，由於李維不是他筆下事件的同代人而是編寫家，他隻好依賴現成的涉及羅馬史的曆史文學作品，以及少量的曆史記錄，如共和晚期編寫的《大年代記》（現已失傳）和當時收藏在神廟中的公職人員名錄，加之他在史料性質的辨識上沒有達到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的水平，無論對援引的一手史料還是二手史料都沒有足夠認真地進行考據辨偽或證實，常常大段大段地直接抄寫，這就難免以訛傳訛，出現一些年代、地理位置、史實方麵的硬傷。此外，他同所有古典史家一樣，不能容忍在缺乏證據因而應該保持沉默的曆史空白之處，像文學家一樣進行大膽的文學虛構，他的曆史人物心理和在場人物群體的心態越微妙複雜，他的筆下人物的直接引語越多，他的虛構成分也就越大。比如古代沒有錄音機，李維又不是當事人，卻能夠在第28卷用大量篇幅引述法比烏斯同西庇阿的辯論詞與場景狀態，顯然是虛構的產物。這種虛實結合的寫法，可以說是所有古典史家的通病。但無論如何，《羅馬史》仍然是拉丁史學的傑作。
羅馬史學繁榮時期最傑出的拉丁史家是塔西陀（Tacitus，約55—120年），他的代表作是他晚年撰寫的大作《曆史》與《編年史》，另有篇幅不大的三個作品傳世，即《演說家的對話錄》、《阿古利可拉傳》和《日耳曼尼亞誌》，其中後兩部屬史學作品。
塔西陀是外省騎士家庭出身，後到羅馬從業，娶執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為妻，從此仕途一路順風順水，曾任稅務官、大法官、執政官、行省總督，同他嶽父一樣，曆經克勞狄王朝、弗拉維王朝、安敦尼王朝多個王朝，始終身居要津。在《阿古利可拉傳》中，他雖然為其嶽父辯護，應對一些人對其嶽父躲過三王朝多次暴君、昏君的政治清洗與迫害一事的指責，但實際上也是在為自己辯解。他說：
有些人專門崇拜藐視權威的人物，但他們應該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偉大的人物；溫順服從如果能和奮發有為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的話，也自可達到高貴的境地。
塔西陀反對一概而論的片麵做法，認為即使是暴君的黑暗時代，仍然存在人性光輝的一麵，這是一種對具體人和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方法，是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正確分析法。
《日耳曼尼亞誌》則是迄今流傳下來的專門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開篇之作。雖然作者並沒有到過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但畢竟是轉述同代人的傳聞，其中也包括一些世紀考察的印象，因此其史料價值無與倫比，是後人認識古代日耳曼人曆史、社會、風俗習慣和地理分布狀況的基本依據。作者在書中指出羅馬曾多次對日耳曼人用兵但收效甚微，認為日耳曼人將是羅馬人的大敵，最好保持分裂狀態。曆史證實了塔西陀的預見，西羅馬帝國正是亡在日耳曼人手裏。
給塔西陀帶來史學聲譽主要是《曆史》和《編年史》。前者作於約100—110年之間；後者作於塔西陀生命的最後幾年，沒有完成。兩書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事件的敘述。《曆史》從69年寫到96年，原書大約12卷，現僅存1—4卷和部分第5卷。《編年史》從奧古斯都去世的14年寫至68年，現有1—4卷、11—15卷全部，另有第5卷開始部分、第6卷大部分以及16卷的前半部分。兩部書如同兩尊殘破的精美大理石雕像，整體雖失，美妙尤在。
與以往希臘和拉丁史學著作不同，《曆史》和《編年史》的視野比較小，塔西陀把“鏡頭”始終對準集國家大權於一身的元首和宮廷陰謀及權力鬥爭，不再關注或很少關注傳統記述對象公民大會、元老院、聲勢浩大的外戰和內戰。這使他有充分的篇幅精雕細刻羅馬頂層統治集團一些代表人物的神態和形態，加之他善於觀察與深入思考，遣詞用句精練、考究、雅致、準確，在生動地敘述中不斷穿插一些關於人物事件本質特征的、耐人尋味的格言警句，不僅為後人留下了不少活靈活現的反正麵人物形象和難得一見的曆史場景（如元首提比略的裝模作樣，尼祿之母的無恥至極，尼祿病態般的殘忍惡毒，母子陰謀奪權、弑夫弑父以及反目後尼祿弑母的可怕），而且給人一嗟三歎、回味無窮的感動，讀者很難不被塔西陀所感染，愛他之所愛，恨他之所恨。《曆史》和《編年史》可以說是西方敘述史的傑作。
這種具有高度感染力的曆史描述通常要以犧牲曆史真實為代價。但塔西陀較其他史家更自覺地意識到敘述真實對史學的重要意義，在兩部著作的開頭都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寫作原則，就是以一種“超然”的客觀態度、擯棄“個人愛憎之見”以及為後世負責的態度來撰述他本人經曆過或近距離觀察過的宮廷史。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標誌西方古典史學的思想方法發展到了理性的新高度，我們將在後麵的專論中加以詳細分析。
在史學價值論上塔西陀也有出色的貢獻。他強調曆史的社會功能，如教諭功能，懲惡揚善功能。他認為曆史的生命是恒久的，因為人的記憶不滅，所以即使某個時期暴君當道也無法改變或摧毀人的記憶。他在《編年史》中記述了一位正義的元老柯爾杜斯。這位元老由於撰寫了一部稱頌共和派領袖卡西烏斯和布魯圖的書而受到審判。他在元老院義正詞嚴地指出：“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人們將會像記住卡西烏斯和布魯圖一樣記住我。”[248]他沒有意識到曆史記載是可以通過人為的刪除而化為灰燼的，即青史成灰是也。他自己的史作也沒有完整傳世便是證明。
塔西陀與波利比烏斯不同，並不特意強調追尋原因的史學要求。他在需要說明事件發生原因時往往局限於人的內心世界。在他看來，一位曆史人物的行善還是行惡，都源於這個人的天性，或遲或早總要暴露出來。繼承奧古斯都皇位的提比略雖然在即位前沒有顯露妄自尊大和殘忍的性格，但那隻是比較隱蔽而已。登基前後的表現不同並非性格本身的變化，而是外在條件的變化。68年開始的內戰則源出於當事人心態的變化，如城市衛戍部隊因沒有得到賞賜而心存不滿，看到和平不能帶來實利而產生叛亂情緒。共和後期的內戰則因人們固有的對權力的渴求欲，在帝國疆界擴大後，這種欲望受到刺激和滋長，導致突破約束。[249]此外，他也願意把原因歸結於超自然的力量，如神靈和命運。他相信神是公正的法官，對人的懲罰多於救贖。
當然，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嚴肅的學者，也往往會對天命產生懷疑。他在敘述暴君尼祿的荒**無道時指出其間發生過多次凶兆，尼祿仍然安然無恙。因此他懷疑征兆的有效作用，[250]反映塔西陀可貴的一麵——質疑精神。
5.普魯塔克（傳記著作與史評）
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126年）是希臘優秀史學傳統的繼承與發展者，是早期帝國時期最優秀的傳記體曆史家。在他之後雖有一位傑出的拉丁傳記家蘇埃托尼烏斯，但後者撰述的廣度和深度均不能與普魯塔克相比。普魯塔克是中希臘彼奧提亞地區凱羅尼亞人，生在貴族之家。少年時代的普魯塔克依循當時的求學慣例到雅典讀書，後到地中海的另一個文化教育中心埃及的亞曆山大裏亞遊學，在哲學和曆史方麵似乎見長。學業完成後他在羅馬的希臘總督麾下任職，曾多次去羅馬出差，見過安敦尼王朝的兩位賢明的元首圖拉真與哈德良，並進入過羅馬上流貴族的社交圈。這些經曆表明他同絕大多數古希臘、羅馬的史學家一樣具有相當長時間的從政經驗。但他的後半生顯然一直居住在家鄉，擔任過距他的出生地不遠的特爾斐阿波羅神廟的祭司，有比較長的平靜時間進行省思和寫作。古人估計他的作品達277篇，目前傳下來100餘篇，分別收在《名人傳》和《道德篇》兩部集子中。我們不能確知他的這些作品的確切寫作時間，可能《名人傳》作於其晚年，對人生的感悟更為成熟與深刻。普魯塔克自陳他的寫作目的在於揚善致用的道德追求：
我開始撰寫我的《名人傳》是出於他人的緣故。但我發現當我繼續這項工作並為此感到快慰時，便也有了我個人的理由，即我把曆史當作一麵鏡子來使用，努力以某種方式安排我的人生，使之與其中描述的各種美德相適應。[251]
他在整個書中也的確在努力為讀者塑造值得、也能夠加以模仿的傑出曆史人物。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傳主個人的盛衰際遇、性格特征、內心世界、言談舉止、軼聞趣事等非常個性化的題材之上，並不刻意去渲染傳主參與或指揮的重大曆史件，從而刻畫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成為後世了解古希臘羅馬重大曆史人物個人史的主要史料來源。這是《名人傳》的史學價值之一。
普魯塔克是西方史學家當中第一個自覺提出並運用曆史比較方法的人。雖然此前的希臘史家都在不停地運用比較方法，因為沒有比較就不可能有鑒別和價值分析，但在普魯塔克之前的史家對比較方法沒有自覺認識。隻有普魯塔克在理性上意識到曆史比較的意義。他在《弗基昂傳》中指出：
我進行比較不僅是因為他們（指弗基昂與加圖——作者注）具有共同之處，都為人甚好並均有政治家的才能……除了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差別之外，這兩個人的美德展示了一種單一的特征、形式以及與他們的性格混合在一起的相同的色彩……以致要求非常精微細致的討論，作為區分和發現他們不同之處的手段。
在普魯塔克看來，比較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的研究對象，通過在具有高度可比性的人們之間所進行的異中求同和同中求異的分析，發現事物的共性和特性。特別是在共性基礎上尋找細微的差異，發現兩個極其類似的事物之間的不同之處，從而揭示事物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為後來的人提供參考借鑒的深刻樣本。這就大大加深了我們對複雜人性的認識，避免了思想的簡單化。
《名人傳》的布局反映了這種自覺的比較。普魯塔克把兩個出身、經曆、結局、曆史作用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著名人物作為比較對象，一個希臘人對應一個羅馬人，如雅典國家的奠基人提修斯對應羅馬城的奠基人羅慕洛，雅典民主的開拓者梭倫對應羅馬共和的創建人普布利科拉，雅典政治家兼大富人尼西阿斯對應羅馬巨富兼政治家克拉蘇等，這樣的對子共有20個。另有一組4人對比，2希臘人與2羅馬人，即悲劇性的改革家斯巴達國王阿基斯、克萊奧蒙尼與羅馬的悲劇改革家格拉古兄弟。每對的排列順序大多為希臘人在前，羅馬人在後，單獨成篇，最後有類似“太史公曰”的總結性比較，也就是合論，評說傳主不同的成敗得失與人生教訓。但也有兩對人物的順序為羅馬人在前，希臘人在後，即科拉奧拉努斯與阿爾基比亞德斯、埃米裏烏斯和提摩隆。這也許是亞曆山大裏亞學者整理的產物。此外，另有5個名人的單傳，如雅典傑出的演說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提尼、波斯國王阿塔薛西斯傳。
普魯塔克也是西方史學史上第一個自覺提出並運用曆史心理分析方法的人。由於他的目的在於刻畫對於讀者有借鑒意義的個人，特別是提供道德上的正麵和反麵教員，所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筆下人物的心理活動、性格特征、言談舉止之類與宏大主題相比似乎是細微末節的東西上。他認為人的德行修養總是通過小事體現出來的：
最顯赫的業績不一定總能表示人們的美德或惡行，而往往一樁小事，一句話或一個笑談卻比成千上萬人陣亡的戰役，更大規模的兩軍對壘，或著名的圍城攻堅戰，更能清楚地顯示人物的性格和趨向。因此，正如畫家通過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的麵孔和眼神就能畫出逼真的肖像，而無需斤斤計較於人體的其他部分一樣，我也必須得到讀者的許可，俾能專心致誌於人物靈魂的特征及其表現，並借此描繪每個人的生平業績，而將他們的赫赫戰功政績留給別人去寫。[252]
基於這種由小見大、見微知著的認識，普魯塔克特別致力於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動。他的作品當中經常會出現一兩個相關的術語，如心靈（psyche）、天性或生性（physis）、性格（ethos）。心靈在他筆下有靈魂和思想的雙重含義，在當靈魂解時係指人和神之間的唯一聯係。這是一種來自神靈、與肉體結合的東西，待人死後與肉體分離，飛返天堂。[253]有時它又當思想感覺解，如共和末期的羅馬將領馬略在想到一場新戰爭時感到了psyche的震顫。[254]在普魯塔克看來，心靈與道德是血脈相連的，具有美德的人心靈是純潔的，缺失美德的人心靈被玷汙，連肉體都是汙穢不堪的。
天性在普魯塔克看來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品性，也在精神和肉體、生理和心理方麵體現出來。如亞曆山大天性暴躁，在生理上表現為膚色發紅，心理上表現為豪飲易怒；羅馬獨裁官天性殘忍和捉摸不定，生理上表現為滿臉雀斑。這樣一來，天性便成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至於性格，普魯塔克處理為天性的延伸，常常是天性的代名詞。當史家把筆觸集中在這樣一些心理特征的發掘與描寫上時，他筆下的人物便鮮活靈動起來，這是普魯塔克的《名人傳》能夠得到同時代的羅馬人以及文藝複興以來西方讀者的喜愛的基本原因。雖然進入20世紀後半葉，隨著讀物膨脹和信息爆炸以及對英雄崇拜的批判、對崇高的解構，以傑出曆史人物為中心的普魯塔克的《名人傳》日益失去西方讀者的注意，但由於古今的基本人性不變，因此今人實際上在反複複製著古人的追求、向往、焦慮和恐懼，普魯塔克塑造的古代傑出人物的群像將始終具有參考借鑒的價值。
然而當涉及《名人傳》的可信程度問題時，讀者必須小心謹慎。古典史學雖然確立了求真求實的原則，但在具體執行上沒有一個史家解決了現代史學所要求的言必有據（人證、物證、書證）的要求。即使最嚴謹的史家如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也沒有在虛構和記實之間劃清界限，雖然他們會交代演說、對話之類直接引語是自己創作的產物。這種狀況的發生不僅在於古代缺乏係統化的在場的曆史記載意識，而且在於古代記載工具的局限。古代沒有攝影器材、錄音機，甚至沒有發展出速記技術，因此對一個曆史事件的描述總是存在大量的證據空白。作為古代史學的基本表現形式的敘述史又必須要求明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人物思想與對話等基本要素，在這種無法逾越的客觀困難麵前，古代的史家隻好采取捕風捉影般的文學虛構，以便填補空白。這樣一來，古代史書均是虛實結合體，出色的史家會說明信息的來源和虛構的提示，一般史家則對虛構部分保持沉默。
普魯塔克《名人傳》作為史作的基本缺陷便在這裏。他與自己筆下的所有人物都有相當大的時間與空間距離，因此不得不依賴前人的傳說與記載，如荷馬史詩、赫希俄德的詩歌、希羅多德的《曆史》、亞裏士多德的《雅典政製》等作品。而這些記載亦非信史。在許多情況下他甚至不明確交代信息的來源，簡單地使用“有人說”、“據說”之類不確定性的話語。有些“據說”他自己也不相信，比如《梭倫傳》中梭倫與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的會見，梭倫死後遺體焚化，骨灰撒在薩拉米島上等。在缺乏一手史料的情況下，普魯塔克把人物形象刻畫得越精微細致，距離客觀史實就可能越發遙遠，越具有“詩性”。
6.阿庇安與阿裏安
阿庇安（Appian，約95—165年）是出生於埃及教的希臘人，著有24卷本《羅馬史》，從王政時代寫起，結束於2世紀圖拉真皇帝統治時期。現完整存留10卷，另有第1—5卷、第8、9卷殘篇，截至晚期共和國時期的百年內戰。
如果說普魯塔克是融合希臘羅馬曆史文化的史學家，阿庇安則是羅馬化的希臘史家。他不是從異族人或旁觀者的角度寫《羅馬史》，而是從羅馬人角度似乎在寫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曆史。這也許與他認同羅馬價值觀並在羅馬統治時代成功進入羅馬上流社會、官至埃及總督有關。
阿庇安的《羅馬史》在編寫體例上有創新之處，他采用紀事本末體的方式，按照時間和空間順序將羅馬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分別以專題分卷，以一般的作者序開始，然後從第1卷王政時期展開敘述，先介紹意大利，再敘述薩姆尼特史、高盧史、西西裏與其他島嶼史、西班牙戰爭、漢尼拔戰爭、敘利亞戰爭、內戰等等，時間由遠至近，空間由近至遠。由於許多曆史事件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重疊，因此各卷中不時出現一些重複的內容，這是大事記式的體例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在對一件大事的完整認識上，紀事本末體也許是最好的表達方式。
在曆史分析方法上，阿庇安也有獨特的視角，這就是力求從經濟因素去解釋重大曆史事件發生的原因。雖然在他之前，修昔底德、李維、普魯塔克等史家均注意到經濟因素的曆史作用，但像阿庇安那樣把經濟因素作為羅馬內戰爆發與演進的基本動力的做法還很少見。他認為土地改革之所以被羅馬風雲人物視為自己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因為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利害衝突是羅馬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所以認真讀過阿庇安《羅馬史》的曆史唯物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欣賞阿庇安的方法，他們評價說：
在關於羅馬共和國內部鬥爭的古代史料中，隻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一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什麽進行的，即為土地所有權進行的。[255]
阿庇安極力要窮根究底地探索這些內戰的物質基礎。對於奴隸起義這樣的重大曆史事件的歸類處理也顯示阿庇安不同凡響的史識。在羅馬世界，奴隸是公民社會的消極的“舞台台柱”，被排除於所有公民生活和曆史記述對象之外。以往的古希臘和羅馬曆史家沒有一個有意識地專門記載奴隸的重大曆史活動。隻有阿庇安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斯巴達克思奴隸大起義放入“內戰”史大類中，並用重筆描述起義的整個過程。而且在整個陳述當中，阿庇安對奴隸沒有任何階級偏見和優越感，甚至對斯巴達克思充滿欣賞和敬意。閱讀有關段落，讀者感受的是奴隸起義軍的英勇無畏和克拉蘇的殘忍無情。關於這次奴隸大起義，沒有人比阿庇安提供了更多的史料。這種超越了階級分野的客觀平等意識在古代史學中可謂難能可貴，我們很難解釋阿庇安這樣做的原因，因為缺乏可資評析的證據。但希臘知識分子中的確有一些非主流的學者對奴隸製持批評態度，認為奴隸也是常人而非低等人。比如智者學派的希皮亞斯認為所有人是天生而非因法律成為同胞親友，[256]安提豐則明白無誤地表達了無分希臘人與蠻族，眾生平等的思想：
我們讚美和尊敬那些一父所生的人，同時我們卻不讚美並崇敬那些不屬於同一家庭的人。我們這樣做，就使我們自己變成了蠻族人，因為我們大家，無論是蠻族還是希臘人，都是由大自然以同一種方式造成的……總之，沒有人注定是蠻族人或希臘人。我們全都用嘴和鼻孔呼吸，我們全都用手吃飯。[257]
阿庇安是希臘人，可能受到智者學派反奴隸製思想的影響。但這隻是沒有實證的猜測而已。
羅馬史學繁榮時期的另一位傑出代表是希臘史家阿裏安（Arrian，約96—180年）。他的經曆與阿庇安相似，生於羅馬俾提尼亞行省的城市尼科米狄亞（現土耳其西北部），曾在希臘學習哲學，後進入羅馬政界，供職於高盧行省等地，擔任過卡帕多客亞行省的總督、軍團指揮，深得皇帝哈德良賞識，仕途相當成功。哈德良死後，阿裏安辭去官職，定居雅典，寫出他的代表作《亞曆山大遠征記》（Anabasis）。雖然阿裏安在書中提到在他的時代還能看到許多有關亞曆山大的史書，但隻有他的這部著作流傳下來，成為完整記述亞曆山大遠征西亞、南亞曆程的唯一作品，史料價值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