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色诺芬的史学作品之外，古典时代晚期的史作绝大多数未能完整流传下来，这里面有泰奥庞普斯（Theopompus，约公元前380—？年）的58卷本的《希腊史》（又称《腓力王传》）和埃弗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的30卷本的《历史》，均篇幅巨大，一度颇具影响。
泰奥庞普斯是开俄斯岛人，早年可能随父亲在雅典居住过一段时间，与埃弗鲁斯一道在雅典著名修辞家伊索克拉底门下就学。据说他后来从事历史撰述系由于他的老师的建议，因为他熟悉人事和地理，并且继承了丰厚的遗产。这至少表明在古希腊学界的一些人眼里，进入历史写作的基本条件是要具备财力和对社会、地理的领悟能力。泰奥庞普斯后来移居托勒密埃及，写作和去世年代均不详。从后人（狄奥多洛斯、雅典尼乌斯、普鲁塔克等）常常援引他的著述看，他作有《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择要》、《希腊史》和《致亚历山大的信》，这些著述目前只遗存了一些残片，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视野开阔，喜欢奇闻轶事，反感雅典政治舞台上的蛊惑家。
埃弗鲁斯是小亚细亚殖民城邦库麦生人，其代表作《历史》是希腊第一部通史，自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返回南希腊开始，止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公元前341年）。全书最终由他的儿子德摩菲勒斯编辑完成，埃弗鲁斯写就29卷，其子加写一卷，即第30卷。每卷独立成篇，有单独的篇名和前言。同泰奥庞普斯的著作一样，埃弗鲁斯的著作曾被希腊罗马作家广泛征引，尤其是《历史集成》的作者、名史家狄奥多洛斯，表明其重要参考价值。但全书现已失传，仅遗留下来111条引文。根据现有史料判断，埃弗鲁斯的通史写作形式可以视为他对希腊史学编纂形式的一个重大贡献，援引他的著作最多的狄奥多洛斯的代表作恰好也属通史形态，看来有可能受到埃弗鲁斯的影响。
（三）希腊化时期与古罗马的史学
1.希腊化时期史学概况
马其顿国王腓力于公元前338年统一希腊半岛，其子亚历山大随后率希腊联军东侵，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波斯帝国，兵锋东至中亚，南抵印度河河口，建立起地域空前广阔的亚历山大帝国，从而开启了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是指古希腊文化向西亚、中亚、南亚、北非传播并与地方文化融合的文化交流过程。它持续三个多世纪，至公元前31年后起的罗马并吞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北非的托勒密王国止。此段时间随着希腊人视域的扩大，史作的选题范围也随之扩大，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传记、回忆录等形式，史家和史作数量可谓前所未有。但十分遗憾，希腊化时代的大量史作没有一部完整流传下来，且绝大多数仅有作者名与书名存世，出现了“集体记忆中断”的现象，致使后人无法准确评价这一漫长时段希腊史学的发展水平。个中原因不得而知。希腊化世界两大图书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和帕加马图书馆的毁灭是最简单的解释，但也有难以圆说之处，因为希腊古典时代的作品同样经过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整理却能够大量传世，而希腊化时代的作品却基本散佚。这一现象似乎表明这是一种有计划地、按时代划分来加以保存和销毁的行为所致。
希腊化时代最著名的史家之一是西西里人提迈俄斯（Timaeus,约公元前350—前260年）。他出身显贵，父亲是西西里城邦托罗迈尼昂的僭主。曾客居雅典达50年之久，受到雅典学术文化的深刻熏染，写出史学巨著《历史》共38卷，编年范围上抵神话时代，下至公元前264年，即提迈俄斯所处的时代；空间范围广泛，可谓西地中海地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古代通史，包括西西里、迦太基、意大利、西班牙、利比亚、山南高卢以及后起的罗马的历史。由于《历史》内涵丰富多彩，史料翔实可靠，颇得后代史家赞赏，至少到了公元1世纪还有罗马人读到过这本书。但现在也只剩下了个别断简残篇。除《历史》外，提迈俄斯还写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均已失传。
奥林托斯人卡里斯泰奈斯（Callisthenes，约公元前360—前327年）是博学多闻、著作较多的史家。在他名下有10卷本《希腊史》、《弗西斯战争》和《波斯志》，其中《波斯志》尚有残存，涉及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情景描述。作者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经叔父举荐随亚历山大东侵。但伴君如伴虎，卡里斯泰奈斯谏言不慎，触怒了亚历山大，结果招致杀身之祸，成为古希腊少有的惨遭横死的历史学家之一。
麦散纳人狄凯尔库斯（Dicaerchus，约公元前326—前296年）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希腊化期间著有一部社会文化史范畴的著作《希腊生活》，解释人类文化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如人类起初倚靠采集果实为生，后来发明的武器，开始狩猎并役使动物。随后人类又发明了农耕与犁铧，出现不同职业。社会也随着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起初没有战争、动乱，人们生活在自在无忧当中，随后发生利益纷争，社会动乱。其描述社会进化的思路同赫希俄德的基本一致，反映古希腊人可贵的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宏阔的历史观察能力。这是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的胚胎和萌芽。狄凯尔库斯还是希腊名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传记体史书的作者。但这些传记也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几乎完全散失。但传主的选择起码表明希腊化时代的传记家不仅注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注意到杰出的文化人。
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人贝罗苏（Berossus）用希腊文和希腊纂史风格写出《巴比伦尼亚史》，从自然史说起，到亚历山大时代。这是西亚第一部由西亚人自己所写的史书，同时也显示希腊化的直接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241年，托勒密埃及的祭司，埃及本土人马涅陀（Manetho,生卒年份不详）奉托勒密二世的指示，用希腊文撰写了《埃及史》一部共3卷，编年从远古到公元前323年。书中制订了迄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古埃及史分期，包括从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以次共30个循序渐进的王朝的名录以及473位国王，其中114个国王有名字，多数经现代埃及学家的考证，证明确有其人。
此前的古希腊人对印度次大陆只知道一些皮毛，现在由塞琉古王国的希腊人麦加斯泰奈斯（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的著作《印度志》做了填补。作者被托勒密国王委派到摩揭陀担任使臣，在该国首都华氏城驻节约十余年（约公元前302—前291年），写出一部4卷本的《印度志》，影响甚广，可惜现有散失，仅在古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有只言片语传世。
希腊化时代是传记体史作兴盛的时代，古代作家提到一大批传记作家，如奥奈希克拉泰斯（Onesicrates）、阿纳克西曼尼斯（Anaximenes）、克雷塔尔库斯（Cleitarchus）、杜里斯（Duris）、尼姆菲斯（Nymphis）、尤番图斯（Euphantus）等。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从评判此时传记写作的形式和内容，但可以据此推断，传记体已经成为希腊历史学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构成了希腊史书写作的基本类型之一。
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政治体制向君主专制过渡的时代。个人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国家的各种资源的支配权集中到君主个人手中，因此自色诺芬等人开始的史作为亲者颂、亲者讳的非客观倾向逐渐在希腊化时代成为写作风气。
公元前146年，罗马毁灭希腊著名城邦科林斯，标志希腊彻底沦入罗马统治之下。公元前31年，希腊化的埃及托勒密王朝随着末代女王克莱奥帕特拉之死而灭亡，埃及成为罗马行省，希腊史学的命运从此与罗马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波利比乌斯
罗马统治在地中海地区确立前后，其知识分子经过与希腊史学传统的直接接触，逐渐产生了追溯罗马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进而成为区域性大国的历史反思冲动，于公元前3世纪末或2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批罗马史家。但由于此前的罗马人忙于自保和外侵，没有多少闲暇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拉丁文的词汇与表达形式还很粗陋，因此最初的罗马史家，如皮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和阿利曼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在写作《罗马史》时，都使用古希腊文和古希腊史作的表现方式。这是初学者很难逾越的模仿阶段（公元前3世纪初—前2世纪上半叶）。所以，这一时期最优秀的史家依然是古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就不足为奇了。
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是南希腊麦加洛波利斯人，自幼聪颖好学，又生在重视子女教育的显贵家庭，父亲曾担任地区性城邦联盟——阿哈伊亚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因此早期教育良好，长大成人时已经熟读经史，博学多闻，并在从政的航路上一帆风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71年）被委以同盟军的骑兵长官，系同盟的第二号人物。战败后身份一落千丈，作为人质被罗马军押往罗马，受拘于元老小斯奇庇奥家内，成为他的被保护人长达16年。此间他曾跟随主人远征迦太基，到过西班牙，是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目击者和见证人，直接经历了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剧变，并且处于剧变的中心。这就使他具有了书斋里的史家不可比拟的历史实践经验，有可能更真切地记载和回忆那些值得记载的重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他的代表作是给他带来巨大史学荣誉的《通史》[223]，另有业已失传的《论战术》、《罗曼提亚战争史》等著述。《通史》计有40卷，现存仅前5卷及余卷的少量片断。其中，第1、2两卷为全书序言，同时概括介绍公元前264—前220年的政治、军事史。第3—29卷记写公元前220—168年的历史，重点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第30—39卷是至公元前146年的历史，含第三次布匿战争。其中第34卷是全书地理环境的背景说明。最后一卷是全书概要和编年总结。
以往的史家多埋首于具体历史的重构和对具体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不或很少反省和总结学科的理论问题。但波利比乌斯却不满足于对史学客体的单一撰述，力求在这类史学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解答有关史学课题与本体的一般理论认识问题，如历史的性质、目的、功能和价值、认识的可能性、方式方法等较为抽象的问题，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史识。他是古代罕见的对史学进行深入理论思考的思想家。
波利比乌斯较前人更多地论述到史学的本质和目的问题。他所以对此十分重视，是因为随着君主专制的确立，文化领域出现媚上媚俗的浮夸、矫饰的文风，一些希腊史家迎合一般读者对感官刺激的需要，热衷于描述战争的残忍，忽略对原因的探寻，混淆历史与戏剧的区别。波利比乌斯有针对性地对此加以批评。他指出：
历史和悲剧的目的并不是相同的，毋宁说是截然对立的……历史要求以人们的言行活动的真实记录，对富有求知欲的人提供亘古不变的教训和指南。对悲剧作家来说，主要是通过类似真实的虚构形象给观众造成一种幻觉；而对于历史家而言，主要是以真实的报导使求知心强的人得到好处。[224]
在这里，波利比乌斯实际对历史学科的两个基本命题给以了自己的解答：本质——对人们过去活动的真实记录和解释；任务——实现真实的记载和为需要人提供经验教训和行动的指南。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波利比乌斯的解答对希腊史学不能说是全新的，之前的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类似认识。[225]但波利比乌斯比他的前人更自觉地强调它们，更透彻地阐释它们。
就第一个命题来说，他特别强调求真和原因解释对历史的决定意义，把求真视为历史的质的规定性。他指出：
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正如活着的人或动物若失去双目就会成为废物，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226]
因此，他坚决维护史学的纯洁性，批评历史叙述模仿刻意渲染、空洞无物的修辞学的做法，坚决反对史著以奇闻轶事、以戏剧式的动人文句取悦读者的倾向。他认为艺术风格应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一切以加强真实叙述的效果为转移，不能为艺术而艺术。历史不是颂词，二者之间的差别如同实地和剧场布景的差别一样大，唯一区别历史与它在古代的姊妹学科悲剧和修辞学之处就是真实。
他剖析部分前辈史家明知历史的本质却仍然有意歪曲史实的原因在于：首先，这些人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具有吸引力；次因是由于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好恶；再次因是史家缺少史料或无知。[227]
波利比乌斯不仅强调真实地再现过去，而且更加注意真实地解释原因。他把原因解释视为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这种认识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紧密相关：
按照我们的看法，历史最必需的成分是叙述事件和情状的后果，特别是它们的原因。[228]
历史的特殊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实际上说了什么话，不管它们是什么话。接下来则是弄清引起成功或失败的言行的原因。仅仅谈论事实会使我们感兴趣，但再辅以原因的时候，历史研究就变得富有成果了。因为相似的形势会在精神上移情到我们的时代，赋予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件的各种不祥预感，使我们能在一定时期里采取预防措施，在另外的场合通过复现从前的条件使我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威胁我们的各种困难。而一个漠视说过的话和事情发生的实际原因并代之以杜撰的讲话与离题的演说的作家，则破坏了历史的这一特点。[229]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历史的根本特征就是真实。历史之所以需要真实，是因为现实的需求，绝对的借鉴参照意义。真实在波利比乌斯眼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再现真实的过去以及解释原因的真实。为了获得头一个层面的真实，也就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他制定出史料的不同类型以及收集不同类型史料的基本方法。换句话说，他坚定地相信已经一次性过去的过去可以从史家通过各种努力收集到的史料或证据中得到再现。
波利比乌斯认为，最可靠的史料是历史家本人直接观察和直接经验。他援引赫拉克里特的话说视觉比听觉更真实，因为眼睛比起耳朵来说是更精确的见证。[230]这即是说当事人、目击者提供的一手史料才是最有价值的史料。他本人具备了目击者的充分条件，是罗马东征西伐、并吞地中海世界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如波利比乌斯这样当事人和目击者记写同时代的事，也不能保证他能够身临其笔下的每一个事件。波利比乌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局限。他还提出并身体力行了求证史实的其他方法。他认为实地旅行考察是获取史料的另一重要途径：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所述对象的情况的话，那就既不可能提出有关陆战和海战的真实性问题，也不可能理解所讲述的全部细节。[231]
基于这样的认识，波利比乌斯曾经长途跋涉，多次进行与所记对象相关的实地考察，成为古代史学家当中追踪真实的杰出范例。例如为了获得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迦太基统率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北意大利的确切史料和感觉，他循着汉尼拔当年的行军路线重新走了一番。一个若没有达到极高的求真境界和具有高度学术道德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的。
在《通史》使用的史料中，档案文献（条约、碑铭、神托记录等）占有很大比重，表明波利比乌斯看重这种一手史料。波利比乌斯的前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也重视或只要在可能的条件都乐意援引此类史料。但波利比乌斯较其前辈自觉之处在于他不仅尽可能引用它们，而且在引用时特意说明它们的确切出处，如发现地、保存地、保管人、起草或签订者，文献本身的情况，类同于现代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注释。
波利比乌斯不仅在复原史实上独具只眼，而且在对原因的解释上也有出色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家的任务绝不仅仅是复原过去，更应该解释过去，探究历史事物背后的原因。他说：
依我们的看法，历史最为必需的成分是叙述事件和情状的后果，特别是它们的原因。[232]
在注意探寻原因的请提下，波利比乌斯批评前人对理由（prophasis）、原因（aitia）和开端（arche）以及理由在功能上的差别，认为：
原因和理由具有超乎一切的地位，而开端只有第三等的意义。就我而言，我把导致履行已经采纳的决定的最初几步称作一切事物的开端，而原因要先于决定和计划，我指的是设想、心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念头、打算，此外是所有使我们做出确切决定和计划的东西。[233]
这就把开端同起源、原因之类更深远、更隐蔽的东西区别开来，在理性上推进了历史认识的深度。基于求索表象之后的原因这一基本认识，《通史》从一开始就提出写作的宏大目标，即揭示本来弱小的罗马国家到底是“怎样、靠何种方法、在何种政体之下竟在不到53年时间里征服了几乎整个已知的世界，使之落入罗马人单独统治之下的”[234]。此后他多次重复同样的问题：“怎样、何时、为什么”，[235]表明他对原因的特殊关切，在西方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原因问题这样自觉。这就使人不能不去思考他的这种认识的思想来源。希腊哲学对原因的高度重视恐怕是波利比乌斯这一认识的根据。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个别的直接的感觉经验（如火为什么热）不是智慧，只有关于普遍知识，即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才是认知的目的，才能达到智慧的层面。
为了求得原因层面的真实，波利比乌斯运用了一些非常合理的方法，比如把研究对象放到普遍的联系中加以考察。他第一个把罗马的崛起同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变化连在一起：
我们的历史特性以及我们时代令人惊异的特点如下：命运迫使几乎这个世界的所有事件都归于同一个方向，使它们同属于一个目的。[236]
因此在地中海区域发生的事情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只有从广泛的联系中加以考察才能理解发生的罗马大一统的历史巨变。
再如，波利比乌斯在分析原因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样几个历史要素：怎样发生的（经过）？何时发生的（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在解答怎样发生时，他注意敌对各方决策人的心情意向、计划方案产生的过程，领导人个人的德行、理智以及与此相关的战争责任。在解答为什么要素时，则注意逻辑推理，因因前推。如在解释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他把汉尼拔在西班牙的进攻行动看作是开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尔卡因为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怒视为重要原因，所以他才会对小汉尼拔灌输报仇雪恨的意识。而罗马人后来夺取撒丁尼亚并趁迦太基无力拒绝时提出增加赔偿的要求则是汉尼拔发动战争的次因。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增强了迦太基人东山再起的信心。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到迦太基人和汉尼拔本人。所以布匿战争的爆发乃是多次前因的必然后果。
运用同样的层层推演的原因探究法，波利比乌斯分析了罗马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这就是罗马优越的政治体制。在希腊和罗马史学家中，他破天荒地首次在史作中利用大量篇幅讨论政体变革的规律和政体的优劣问题。他把所有政体置于彼此消长互为因果的系统中加以解释，认为罗马政体是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保障了权力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罗马制胜的根本原因之一便在这里。诸如此类的分析方法大大加深了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解释的合理性，给人以深刻的感觉。
由于波利比乌斯通过直接或间接经验去解释历史事务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对于超自然的历史动因，如神意、命运不以为然。尽管他使用了“命运”（Tyche）一词，但在他的笔下，命运并非如希罗多德等大多数希腊史家所认为的是简单的、命定的、连神也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他笔下的命运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有必然性的意思，是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历史结局。比如当他提出是命运使罗马膨胀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结论之后，马上便追问罗马人是“怎样、靠何种方法、在何种政体下”才使命运得以变为现实的。
在其他地方，他笔下的命运扮演着判官的角色。例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腓力五世与安提柯三世的冲突中，在科林斯的战争中，他提到命运裁决了事件的结局。这里的命运带有偶然性，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的意思，但绝不是神，因为波利比乌斯多次尖锐批评以神或类似神的命运来解释社会或个人际遇的做法。他曾批评一些史家求助于神和命运解释的原因：
由于先天的局限，或由于无知，此外由于轻率，不能理解某种事件中的所有偶然性、原因以及各种关系。他们认为神灵和命运才是已经产生的打算、洞察力和预见力的造因者。[237]
在棘手的情况下，即当人由于软弱无力而不能或很难确定原因的时候……人们就可能把它归之于神或命运。例如，连降出乎意料的大暴雨，而另一方面，连续的炎热和严寒，并因此颗粒无收；同样的持续不断的瘟疫和其他类似的难以发现原因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傍依民众信仰的原因。我们力求以祈祷和牺牲请神灵大发慈悲，请神灵告诉我们为了摆脱困扰我们的灾难该做些什么。反之，在我看来，不应该让神来解释这样一些情况，即有可能寻找到为什么或由于什么原因已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由此可见，波利比乌斯所持的命运观同一般人所持的有明显差别，具有今人所说的规律的含义，也有在人们无法确知原因时起到一种遁词的作用。
在分析罗马成功扩张的原因时，波利比乌斯还专门辟出一卷讨论与罗马政体的优越性的问题，以说明他在自己著作开头提出的罗马在何种政体下取得世界主人地位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希罗多德曾首次列举了政体的三种形式，即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并通过波斯贵族的嘴巴解释了三种政体的利弊得失。[238]柏拉图后来在《理想国》中制定了人类社会政体演化的模式，即贵族制、勋阀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五种政体的因果关系体系。[239]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依循“爱老师更爱真理”的原则，在《政治学》中提出不同的政体演进模式，即君主制、民主制、寡头制的相互转换关系。[240]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提出君主制转化为僭主制、贵族制转化为寡头制和勋阀制转化为民主制的模式。[241]与前人并存式和一对一转化的解释模式不同，波利比乌斯的政体模式是循环式的，从原始君主制、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再返回到原始君主制，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循环。[242]这一模式虽然不符合希腊政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实际，却基于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归纳出的一般认识。这是赫希俄德开启的历史大概括的新尝试，说明西方古典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陈述，不断努力去探求最一般的历史解释或规律性解释，只是波利比乌斯较他人更自觉罢了。
3.罗马的早期史学
第一位拉丁史家是与波利比乌斯几乎同代的罗马元老贵族马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前149年），历史上又叫老加图，以便与共和末期另一同名元老小加图区别开来。[243]老加图对流行于罗马的外来文化、主要是希腊文化感到不满，试图明确自身文化的中心地位，因此撰写了第一部拉丁史作《起源》，追溯前辈创业的艰辛，说明罗马优良传统以及罗马国家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启了拉丁史学写作的进程，目前仅存有个别残篇。《起源》总体上是一部平庸之作。从残留的片段看，该书主题并不突出，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述同对马匹和肥猪的饲养方法混杂在一起，显示拉丁史学早期的幼稚。
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演化，至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时，拉丁史学在题目的选择与叙事的技能方面都达到了成熟，并形成了罗马早期史学的特点，这就是没有希腊三大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那样的宏大叙事题材，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人物个人生命的历程、成败得失的分析与评判上。这种注重个人史的特点可能同内战的惨烈、命运的变化无常有直接关联，史家希望探讨个人命运变化的原委，为正确认识现实提供可资参考、借鉴的具体范例。罗马独裁官恺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以及显贵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是这一时期罗马史学的代表作。
恺撒（Caesar，约公元前100—前44年）既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与历史家。他著有两部回忆录体的史作《高卢战记》与《内战记》，以前者影响最大。《高卢战记》的写作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恺撒原本只是罗马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小政客，在苏拉独裁终结后因应苏拉的政敌马略翻案的社会需求而崭露头角，其中同克拉苏、庞培结成反元老院的三头政治同盟，获取了高卢总督的要职。在任期间，他坐镇一方，出兵山外高卢，两入不列颠，跨越莱茵河，斩、俘高卢人与日耳曼人各一百万，为罗马开辟了大片疆土，同时也培植起一支只听恺撒不从共和国之命的个人军队，并积聚了大量财产，为进一步夺取罗马政权奠定了实力基础。在经略高卢期间，恺撒每年向元老院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自己忠于职守、为国奋斗的经过，希求打消元老院对自己的怀疑。因此《高卢战记》的初衷不是史著，传之久远乃是不期而至的客观结果。该书计8卷，以时序与前因后果为连接各卷的纽带，其中第8卷由他人代笔。
从史学角度审析，《高卢战记》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有关古代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珍贵历史信息。恺撒是第一个直接经验并记载高卢、不列颠、莱茵河以东地区风貌人情的罗马人，此前关于西欧早期史几乎是一个空白，至多只有关于山南高卢人的些许描述。恺撒则对山外高卢人的部族分布以及各自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介绍，因此《高卢战记》对认知公元前1世纪的西欧历史状况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此外，该书的写法巧妙，颇具技术含量。它虽然是自我宣传的历史纪实作品，但为了应付政敌，作者在落笔时十分注意拿捏分寸，遣词用句小心谨慎，通篇没有一般回忆录的矫饰与自褒，始终采用异常平静、简朴、洗练、流畅的笔触陈述自己在高卢为国作战的经过，不露声色和情感。书中的主角是作者自己，但恺撒并不使用第一人称，而使用第三人称或直呼恺撒，仿佛作者是局外人，以显示陈述的客观公正。但在某些关键场合还是能发现作者刻意的自我表现：在会战紧急关头，罗马人行将溃败，主人公恺撒身先士卒，以个人的大无畏而扭转战局。[244]这种自我表现是在不易察觉的自然陈述中进行的，显示作者的聪明与老道。《高卢战记》是拉丁文写作的精品，至今仍是国外院校学生学习拉丁文的首选范文。
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约公元前86—公元34年）与恺撒不同，不算罗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所以恺撒有古人为之作传，叙述其文治武功的古代史著也足以构成恺撒生涯的近乎完整的画卷。而撒路斯提乌斯是二流政治家，无自传也无他人所写的传记，其生平际遇的情况只能依靠其书中披露的零星痕迹。目前已知他出身于阿米特尔努姆的骑士家庭，一度跻身于罗马最高决策层之列，官至罗马财务官、保民官、行省总督，这与撒路斯提乌斯在风向诡异的罗马内战中站队在恺撒一边有很大关系。公元前45年他携巨额财产从北非卸任总督返回罗马，受到贪污公款的指控，所幸得到恺撒的庇护而逃脱审判。恺撒被刺身亡后他脱离政治，专心写作，除《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两部专史外，还有一部基本失传的断代史《历史》（编年范围在公元前78—前67年）。他的前两部史作从小处着眼，深入细致地分析两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喀提林的造反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但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并没有停止在就事论事上，而是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力求探讨罗马共和制解体和社会转型的原因。
《喀提林阴谋》聚焦于罗马共和末期政治斗争的一个插曲，揭示罗马贵族从生气勃勃向暮气沉沉、清正廉洁向奢侈腐败的转化。书中主要人物喀提林是内战时代中晚期的一个风云人物，显贵出身，富有政治野心，因正常竞选失败而恼羞成怒，决定铤而走险，收买民众发动政变，最终遭到元老院的强力镇压而身亡。
《朱古达战争》同样着眼于从一个事件看一个时代，主题仍然是贵族的道德堕落。朱古达是罗马属国非洲努比底亚的国王，因权力之争而发动反罗马的兵变，杀死许多在其国内的罗马人，迫使罗马对其宣战。罗马军团打这样的地方战争应该稳操胜券，但却因前线将领收受朱古达的贿赂使战争久拖不决，暴露了罗马统治阶层与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之盛。
由于作者是所述事件和人物的同代人，又是罗马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变局的目击者与实践者，作为有识之士，他的志趣并不限于再现两次内战外战，而在于通过两个不大的事件去探讨内战频仍、贵族腐败乃至整个社会腐败的根源。他的答案是罗马乱象出于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就外因而言，他认为迦太基的覆亡是节点。在迦太基灭亡之前，罗马是一个和谐国家，民风素朴，公民融洽，几乎看不到贪财敛财的现象。随着迦太基的毁灭，罗马不再有可资一提的外部威胁，罗马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罗马统治的对手迦太基被彻底毁灭，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畅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弄得毫无秩序。[245]
当罗马面临逆境、灾难和期待时，享乐与富裕这类为人们所迷恋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与不利之物，人们无心也无暇去追逐非维持生存之外的东西。迦太基亡灭之后，人们开始心安理得地追逐这些东西，艰苦奋斗的传统遂被弃置不顾，对金钱的**日益增长，随之是对权力的角逐，对他人的欺诈。这种堕落在米特拉达第战争期间加快发展。用撒路斯提乌斯的话说：
当时大家都开始掠夺和侵吞，一个人希望房屋，另一个人期望土地；战胜者不知道适度和节制，他们对公民施以各种可恶的残忍暴行……
贵族变得滥用自己的影响，平民变得滥用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力图为自己侵夺一切。
起初这种罪恶和丑行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发展和蔓延的，有时还受到抑制和惩罚。后来这些疾病由小到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罗马的整个社会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46]撒路斯提乌斯实际上把罗马社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发生的巨大变革视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的运动过程，这就使他对历史的解读具有较深刻的认识意义。
4.李维与塔西陀
罗马史学在早期帝制或元首制时期（公元前27—公元192年）达到了繁荣，表现为两个特点：首先，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史家与史作，如拉丁史家李维、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史家狄奥多洛斯、狄奥尼修斯、普鲁塔克、阿庇安、阿里安等人，他们都有历久弥新的史著一直传至现代。其次，此间罗马史学的发展与繁荣表现为不平衡，200年时间，两头正常，中间低落，盖因2世纪以前，君主专制的过渡形态元首制尚不巩固，共和制根株未决绝，因此史学这种需要史家个人创造性工作的学科能否出人才出成果取决于不同元首个人的文化政策。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0—公元14年）以及安东尼王朝时代，文化控制较为松弛，用身经文网紧收与放开两个时期的杰出史家塔西陀的评述就是在安东尼王朝时期，“我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247]因此罗马史学积存的最后一部分后劲在该王朝时期充分释放出来，大史家与好作品频频问世。相反在克劳狄王朝（公元14—68年）及其后的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年），元首严密控制舆论与文化，尤其在弗拉维王朝的皇帝图密善当政期间（公元81—96年），实行文化专政，处决赞扬共和制的作家，焚烧他们的著作，致使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可资一提的史作传世，只有老普林尼远离现实的《自然史》是个例外。
奥古斯都时代最卓越的史著是李维的巨作《罗马史》。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李维是北意大利帕塔维乌姆市人，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值内战正酣，政治恐怖横行，灾难连绵不断，因此他厌恶战争、动乱、独裁，崇尚和平与共和制，这成为他的史学解释的基本出发点。屋大维一统天下之后，他移居罗马开始撰写长达142卷的罗马通史《自建城以来》（又称《罗马史》），前后用去40年时间。第1卷从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写起，止于公元前510年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制确立。第142卷结束于李维所处的时代公元前9年的元首制早期。目前存1—10、21—45卷，另有46卷的部分残片。
李维与之前、之后的希腊罗马史家不同，没有荷枪持盾上过战场，也没有当过官从过政，因此他的著作不是以往政治家、军事家、元老贵族曾经沧海的旧梦重温，而是一部以记载历史为己任的自觉的学术之作。
他的书斋学者的特征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得失之处。他有深厚的拉丁文写作修养，反映在作品中则是遣词用句的恰到好处，准确凝练，流畅自如；善于讲故事，生动地刻画历史人物甚至人物群体的心理与在场状态。由于李维对作品进行了长时间的推敲琢磨，尽管他的作品时间跨度大，人物多，线索多，史料驳杂，但却能首尾一致，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道德演变为纲，带动罗马历史演变的始终。在需要展开的地方，李维会多用一些篇幅。对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罗马史，没有谁比李维提供了更多的史料。这提高了李维著作的价值。
他同撒路斯提乌斯一样，注意到罗马人特有的美德在罗马成长与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归纳出罗马人优良的道德传统的具体内容——自制、勤勉、简朴、勇敢、坚韧、对权威的尊重等，而维持这种美德基本力量是对某种外在因素的恐惧，例如在王政时期是对国王的恐惧，共和时期对外敌的恐惧。他在著作中因此塑造了一大批贤明伟大的贵族精英和精忠报国的平民百姓。这一切使他的著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问世之后便受到从奥古斯都到一般读者的热烈欢迎。
但李维的《罗马史》也有明显缺陷，由于李维不是他笔下事件的同代人而是编写家，他只好依赖现成的涉及罗马史的历史文学作品，以及少量的历史记录，如共和晚期编写的《大年代记》（现已失传）和当时收藏在神庙中的公职人员名录，加之他在史料性质的辨识上没有达到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的水平，无论对援引的一手史料还是二手史料都没有足够认真地进行考据辨伪或证实，常常大段大段地直接抄写，这就难免以讹传讹，出现一些年代、地理位置、史实方面的硬伤。此外，他同所有古典史家一样，不能容忍在缺乏证据因而应该保持沉默的历史空白之处，像文学家一样进行大胆的文学虚构，他的历史人物心理和在场人物群体的心态越微妙复杂，他的笔下人物的直接引语越多，他的虚构成分也就越大。比如古代没有录音机，李维又不是当事人，却能够在第28卷用大量篇幅引述法比乌斯同西庇阿的辩论词与场景状态，显然是虚构的产物。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可以说是所有古典史家的通病。但无论如何，《罗马史》仍然是拉丁史学的杰作。
罗马史学繁荣时期最杰出的拉丁史家是塔西陀（Tacitus，约55—120年），他的代表作是他晚年撰写的大作《历史》与《编年史》，另有篇幅不大的三个作品传世，即《演说家的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后两部属史学作品。
塔西陀是外省骑士家庭出身，后到罗马从业，娶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为妻，从此仕途一路顺风顺水，曾任税务官、大法官、执政官、行省总督，同他岳父一样，历经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朝多个王朝，始终身居要津。在《阿古利可拉传》中，他虽然为其岳父辩护，应对一些人对其岳父躲过三王朝多次暴君、昏君的政治清洗与迫害一事的指责，但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辩解。他说：
有些人专门崇拜藐视权威的人物，但他们应该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伟大的人物；温顺服从如果能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自可达到高贵的境地。
塔西陀反对一概而论的片面做法，认为即使是暴君的黑暗时代，仍然存在人性光辉的一面，这是一种对具体人和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正确分析法。
《日耳曼尼亚志》则是迄今流传下来的专门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开篇之作。虽然作者并没有到过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但毕竟是转述同代人的传闻，其中也包括一些世纪考察的印象，因此其史料价值无与伦比，是后人认识古代日耳曼人历史、社会、风俗习惯和地理分布状况的基本依据。作者在书中指出罗马曾多次对日耳曼人用兵但收效甚微，认为日耳曼人将是罗马人的大敌，最好保持分裂状态。历史证实了塔西陀的预见，西罗马帝国正是亡在日耳曼人手里。
给塔西陀带来史学声誉主要是《历史》和《编年史》。前者作于约100—110年之间；后者作于塔西陀生命的最后几年，没有完成。两书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事件的叙述。《历史》从69年写到96年，原书大约12卷，现仅存1—4卷和部分第5卷。《编年史》从奥古斯都去世的14年写至68年，现有1—4卷、11—15卷全部，另有第5卷开始部分、第6卷大部分以及16卷的前半部分。两部书如同两尊残破的精美大理石雕像，整体虽失，美妙尤在。
与以往希腊和拉丁史学著作不同，《历史》和《编年史》的视野比较小，塔西陀把“镜头”始终对准集国家大权于一身的元首和宫廷阴谋及权力斗争，不再关注或很少关注传统记述对象公民大会、元老院、声势浩大的外战和内战。这使他有充分的篇幅精雕细刻罗马顶层统治集团一些代表人物的神态和形态，加之他善于观察与深入思考，遣词用句精练、考究、雅致、准确，在生动地叙述中不断穿插一些关于人物事件本质特征的、耐人寻味的格言警句，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活灵活现的反正面人物形象和难得一见的历史场景（如元首提比略的装模作样，尼禄之母的无耻至极，尼禄病态般的残忍恶毒，母子阴谋夺权、弑夫弑父以及反目后尼禄弑母的可怕），而且给人一嗟三叹、回味无穷的感动，读者很难不被塔西陀所感染，爱他之所爱，恨他之所恨。《历史》和《编年史》可以说是西方叙述史的杰作。
这种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历史描述通常要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但塔西陀较其他史家更自觉地意识到叙述真实对史学的重要意义，在两部著作的开头都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写作原则，就是以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摈弃“个人爱憎之见”以及为后世负责的态度来撰述他本人经历过或近距离观察过的宫廷史。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标志西方古典史学的思想方法发展到了理性的新高度，我们将在后面的专论中加以详细分析。
在史学价值论上塔西陀也有出色的贡献。他强调历史的社会功能，如教谕功能，惩恶扬善功能。他认为历史的生命是恒久的，因为人的记忆不灭，所以即使某个时期暴君当道也无法改变或摧毁人的记忆。他在《编年史》中记述了一位正义的元老柯尔杜斯。这位元老由于撰写了一部称颂共和派领袖卡西乌斯和布鲁图的书而受到审判。他在元老院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人们将会像记住卡西乌斯和布鲁图一样记住我。”[248]他没有意识到历史记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删除而化为灰烬的，即青史成灰是也。他自己的史作也没有完整传世便是证明。
塔西陀与波利比乌斯不同，并不特意强调追寻原因的史学要求。他在需要说明事件发生原因时往往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一位历史人物的行善还是行恶，都源于这个人的天性，或迟或早总要暴露出来。继承奥古斯都皇位的提比略虽然在即位前没有显露妄自尊大和残忍的性格，但那只是比较隐蔽而已。登基前后的表现不同并非性格本身的变化，而是外在条件的变化。68年开始的内战则源出于当事人心态的变化，如城市卫戍部队因没有得到赏赐而心存不满，看到和平不能带来实利而产生叛乱情绪。共和后期的内战则因人们固有的对权力的渴求欲，在帝国疆界扩大后，这种欲望受到刺激和滋长，导致突破约束。[249]此外，他也愿意把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如神灵和命运。他相信神是公正的法官，对人的惩罚多于救赎。
当然，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严肃的学者，也往往会对天命产生怀疑。他在叙述暴君尼禄的荒**无道时指出其间发生过多次凶兆，尼禄仍然安然无恙。因此他怀疑征兆的有效作用，[250]反映塔西陀可贵的一面——质疑精神。
5.普鲁塔克（传记著作与史评）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6年）是希腊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者，是早期帝国时期最优秀的传记体历史家。在他之后虽有一位杰出的拉丁传记家苏埃托尼乌斯，但后者撰述的广度和深度均不能与普鲁塔克相比。普鲁塔克是中希腊彼奥提亚地区凯罗尼亚人，生在贵族之家。少年时代的普鲁塔克依循当时的求学惯例到雅典读书，后到地中海的另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游学，在哲学和历史方面似乎见长。学业完成后他在罗马的希腊总督麾下任职，曾多次去罗马出差，见过安敦尼王朝的两位贤明的元首图拉真与哈德良，并进入过罗马上流贵族的社交圈。这些经历表明他同绝大多数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一样具有相当长时间的从政经验。但他的后半生显然一直居住在家乡，担任过距他的出生地不远的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有比较长的平静时间进行省思和写作。古人估计他的作品达277篇，目前传下来100余篇，分别收在《名人传》和《道德篇》两部集子中。我们不能确知他的这些作品的确切写作时间，可能《名人传》作于其晚年，对人生的感悟更为成熟与深刻。普鲁塔克自陈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扬善致用的道德追求：
我开始撰写我的《名人传》是出于他人的缘故。但我发现当我继续这项工作并为此感到快慰时，便也有了我个人的理由，即我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来使用，努力以某种方式安排我的人生，使之与其中描述的各种美德相适应。[251]
他在整个书中也的确在努力为读者塑造值得、也能够加以模仿的杰出历史人物。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传主个人的盛衰际遇、性格特征、内心世界、言谈举止、轶闻趣事等非常个性化的题材之上，并不刻意去渲染传主参与或指挥的重大历史件，从而刻画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成为后世了解古希腊罗马重大历史人物个人史的主要史料来源。这是《名人传》的史学价值之一。
普鲁塔克是西方史学家当中第一个自觉提出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人。虽然此前的希腊史家都在不停地运用比较方法，因为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鉴别和价值分析，但在普鲁塔克之前的史家对比较方法没有自觉认识。只有普鲁塔克在理性上意识到历史比较的意义。他在《弗基昂传》中指出：
我进行比较不仅是因为他们（指弗基昂与加图——作者注）具有共同之处，都为人甚好并均有政治家的才能……除了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差别之外，这两个人的美德展示了一种单一的特征、形式以及与他们的性格混合在一起的相同的色彩……以致要求非常精微细致的讨论，作为区分和发现他们不同之处的手段。
在普鲁塔克看来，比较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在具有高度可比性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分析，发现事物的共性和特性。特别是在共性基础上寻找细微的差异，发现两个极其类似的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从而揭示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为后来的人提供参考借鉴的深刻样本。这就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复杂人性的认识，避免了思想的简单化。
《名人传》的布局反映了这种自觉的比较。普鲁塔克把两个出身、经历、结局、历史作用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著名人物作为比较对象，一个希腊人对应一个罗马人，如雅典国家的奠基人提修斯对应罗马城的奠基人罗慕洛，雅典民主的开拓者梭伦对应罗马共和的创建人普布利科拉，雅典政治家兼大富人尼西阿斯对应罗马巨富兼政治家克拉苏等，这样的对子共有20个。另有一组4人对比，2希腊人与2罗马人，即悲剧性的改革家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克莱奥蒙尼与罗马的悲剧改革家格拉古兄弟。每对的排列顺序大多为希腊人在前，罗马人在后，单独成篇，最后有类似“太史公曰”的总结性比较，也就是合论，评说传主不同的成败得失与人生教训。但也有两对人物的顺序为罗马人在前，希腊人在后，即科拉奥拉努斯与阿尔基比亚德斯、埃米里乌斯和提摩隆。这也许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的产物。此外，另有5个名人的单传，如雅典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提尼、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传。
普鲁塔克也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提出并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方法的人。由于他的目的在于刻画对于读者有借鉴意义的个人，特别是提供道德上的正面和反面教员，所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性格特征、言谈举止之类与宏大主题相比似乎是细微末节的东西上。他认为人的德行修养总是通过小事体现出来的：
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坚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斤斤计较于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业绩，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252]
基于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认识，普鲁塔克特别致力于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的作品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两个相关的术语，如心灵（psyche）、天性或生性（physis）、性格（ethos）。心灵在他笔下有灵魂和思想的双重含义，在当灵魂解时系指人和神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是一种来自神灵、与肉体结合的东西，待人死后与肉体分离，飞返天堂。[253]有时它又当思想感觉解，如共和末期的罗马将领马略在想到一场新战争时感到了psyche的震颤。[254]在普鲁塔克看来，心灵与道德是血脉相连的，具有美德的人心灵是纯洁的，缺失美德的人心灵被玷污，连肉体都是污秽不堪的。
天性在普鲁塔克看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也在精神和肉体、生理和心理方面体现出来。如亚历山大天性暴躁，在生理上表现为肤色发红，心理上表现为豪饮易怒；罗马独裁官天性残忍和捉摸不定，生理上表现为满脸雀斑。这样一来，天性便成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至于性格，普鲁塔克处理为天性的延伸，常常是天性的代名词。当史家把笔触集中在这样一些心理特征的发掘与描写上时，他笔下的人物便鲜活灵动起来，这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能够得到同时代的罗马人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读者的喜爱的基本原因。虽然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读物膨胀和信息爆炸以及对英雄崇拜的批判、对崇高的解构，以杰出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日益失去西方读者的注意，但由于古今的基本人性不变，因此今人实际上在反复复制着古人的追求、向往、焦虑和恐惧，普鲁塔克塑造的古代杰出人物的群像将始终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然而当涉及《名人传》的可信程度问题时，读者必须小心谨慎。古典史学虽然确立了求真求实的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上没有一个史家解决了现代史学所要求的言必有据（人证、物证、书证）的要求。即使最严谨的史家如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也没有在虚构和记实之间划清界限，虽然他们会交代演说、对话之类直接引语是自己创作的产物。这种状况的发生不仅在于古代缺乏系统化的在场的历史记载意识，而且在于古代记载工具的局限。古代没有摄影器材、录音机，甚至没有发展出速记技术，因此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总是存在大量的证据空白。作为古代史学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叙述史又必须要求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思想与对话等基本要素，在这种无法逾越的客观困难面前，古代的史家只好采取捕风捉影般的文学虚构，以便填补空白。这样一来，古代史书均是虚实结合体，出色的史家会说明信息的来源和虚构的提示，一般史家则对虚构部分保持沉默。
普鲁塔克《名人传》作为史作的基本缺陷便在这里。他与自己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有相当大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因此不得不依赖前人的传说与记载，如荷马史诗、赫希俄德的诗歌、希罗多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等作品。而这些记载亦非信史。在许多情况下他甚至不明确交代信息的来源，简单地使用“有人说”、“据说”之类不确定性的话语。有些“据说”他自己也不相信，比如《梭伦传》中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梭伦死后遗体焚化，骨灰撒在萨拉米岛上等。在缺乏一手史料的情况下，普鲁塔克把人物形象刻画得越精微细致，距离客观史实就可能越发遥远，越具有“诗性”。
6.阿庇安与阿里安
阿庇安（Appian，约95—165年）是出生于埃及教的希腊人，著有24卷本《罗马史》，从王政时代写起，结束于2世纪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现完整存留10卷，另有第1—5卷、第8、9卷残篇，截至晚期共和国时期的百年内战。
如果说普鲁塔克是融合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的史学家，阿庇安则是罗马化的希腊史家。他不是从异族人或旁观者的角度写《罗马史》，而是从罗马人角度似乎在写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也许与他认同罗马价值观并在罗马统治时代成功进入罗马上流社会、官至埃及总督有关。
阿庇安的《罗马史》在编写体例上有创新之处，他采用纪事本末体的方式，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将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分别以专题分卷，以一般的作者序开始，然后从第1卷王政时期展开叙述，先介绍意大利，再叙述萨姆尼特史、高卢史、西西里与其他岛屿史、西班牙战争、汉尼拔战争、叙利亚战争、内战等等，时间由远至近，空间由近至远。由于许多历史事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叠，因此各卷中不时出现一些重复的内容，这是大事记式的体例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在对一件大事的完整认识上，纪事本末体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在历史分析方法上，阿庇安也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力求从经济因素去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虽然在他之前，修昔底德、李维、普鲁塔克等史家均注意到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但像阿庇安那样把经济因素作为罗马内战爆发与演进的基本动力的做法还很少见。他认为土地改革之所以被罗马风云人物视为自己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因为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害冲突是罗马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所以认真读过阿庇安《罗马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欣赏阿庇安的方法，他们评价说：
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255]
阿庇安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对于奴隶起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归类处理也显示阿庇安不同凡响的史识。在罗马世界，奴隶是公民社会的消极的“舞台台柱”，被排除于所有公民生活和历史记述对象之外。以往的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家没有一个有意识地专门记载奴隶的重大历史活动。只有阿庇安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斯巴达克思奴隶大起义放入“内战”史大类中，并用重笔描述起义的整个过程。而且在整个陈述当中，阿庇安对奴隶没有任何阶级偏见和优越感，甚至对斯巴达克思充满欣赏和敬意。阅读有关段落，读者感受的是奴隶起义军的英勇无畏和克拉苏的残忍无情。关于这次奴隶大起义，没有人比阿庇安提供了更多的史料。这种超越了阶级分野的客观平等意识在古代史学中可谓难能可贵，我们很难解释阿庇安这样做的原因，因为缺乏可资评析的证据。但希腊知识分子中的确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对奴隶制持批评态度，认为奴隶也是常人而非低等人。比如智者学派的希皮亚斯认为所有人是天生而非因法律成为同胞亲友，[256]安提丰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无分希腊人与蛮族，众生平等的思想：
我们赞美和尊敬那些一父所生的人，同时我们却不赞美并崇敬那些不属于同一家庭的人。我们这样做，就使我们自己变成了蛮族人，因为我们大家，无论是蛮族还是希腊人，都是由大自然以同一种方式造成的……总之，没有人注定是蛮族人或希腊人。我们全都用嘴和鼻孔呼吸，我们全都用手吃饭。[257]
阿庇安是希腊人，可能受到智者学派反奴隶制思想的影响。但这只是没有实证的猜测而已。
罗马史学繁荣时期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是希腊史家阿里安（Arrian，约96—180年）。他的经历与阿庇安相似，生于罗马俾提尼亚行省的城市尼科米狄亚（现土耳其西北部），曾在希腊学习哲学，后进入罗马政界，供职于高卢行省等地，担任过卡帕多客亚行省的总督、军团指挥，深得皇帝哈德良赏识，仕途相当成功。哈德良死后，阿里安辞去官职，定居雅典，写出他的代表作《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虽然阿里安在书中提到在他的时代还能看到许多有关亚历山大的史书，但只有他的这部著作流传下来，成为完整记述亚历山大远征西亚、南亚历程的唯一作品，史料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