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求實的態度刻畫一代天驕亞曆山大，沒有明顯的溢美塗飾掩醜，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具有自身弱點的天才和英雄的形象，這是阿裏安非常值得稱道之處。由於這種求實的態度，他對一手史料具有少見的自覺。他認為有關亞曆山大的作品雖多，但相對較為可靠的是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記述，因為兩人是亞曆山大的部將，是遠征過程的參與者。阿裏安還分析托勒密記述的可信性，認為托勒密後來當了國王，編造曆史較他人更丟人。而且兩人在撰寫亞曆山大曆史的時候，亞曆山大已經去世，因此沒有人會強製他們說假話，他們說假話也得不到什麽好處。[258]所以阿裏安采信這兩個人提供的信息。當然，阿裏安把托勒密的國王身份作為他不會扯謊的理由未免牽強，但作者重視當事人和目擊者提供的史料表明他已經認識到一手史料與二手史料在質量上的差別。
7.基督教史學的興起與古典史學的終結
安東尼王朝是羅馬帝國的鼎盛階段，也是史學的繁榮階段。在安東尼王朝末期，特別是第五代皇帝奧裏略在位時期，社會經濟、政治危機的前兆顯現出來：不斷的人禍天災，如邊患頻仍，農民起義，奧裏略在位20年幾乎都在征戰之中。同時大洪水、地震、瘟疫等自然災害接踵而來，造成國庫空虛，財源窘困。奧裏略顧此失彼，窮於應付，心情的低沉和厭世為羅馬皇帝所僅見。奧裏略去世後，帝國陷入一個世紀的危機，國內兵連禍結，邊疆烽煙四起。一個又一個短命的皇帝隻考慮權宜之計，對社會橫征暴斂，造成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在這種兵匪如毛的大動亂中，人們隻圖自保，沒有心思和條件著書立說，已確立的各門知識學科，無論是哲學、史學、政治學、修辭學、科學等，都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其表現就是著述鮮見，即使有個別作品，質量也遠不能與鼎盛時期相比。3世紀及以後的羅馬，傳統世俗史作匱乏，新的基督教史作卻開始興起。
小亞尼凱亞市生人狄奧·卡西烏斯（Dio Cassius，約155—235年）和敘利亞安條克生人安米阿努斯·馬塞裏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約330—395年）是古典史學最後的兩位出色史家。前者經曆同一般古典史家，是做過高官（執政官）的元老貴族。他22年“磨一劍”，用希臘文寫就一部81卷本的《羅馬史》，從傳說中的羅馬祖先埃涅阿斯寫起，一口氣寫到他擔任執政官的229年，可謂最後一部古羅馬人寫的古羅馬通史。做官不誤寫作，一寫竟寫了20多年，其鍥而不舍的精神可圈可點。目前僅完整保存下來35—54卷，另有少量其他卷的殘片，除了史料價值之外，在史學思想與方法上沒有什麽新的建樹。
馬塞裏努斯的作品《事業》續寫塔西陀的《曆史》，自96年起筆到371年羅馬皇帝瓦倫斯在與蠻族戰爭中落敗身亡，共31卷，現存14—31卷，編年範圍在353—378年。這本書不僅給後人留下了有關羅馬帝國晚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的珍貴史料，而且還力求踐行古典史學的求真求實的優良傳統，可以說是古典史學的最後一位傑出代表。他對曆史家提出了極高的道德要求，這就是：
一個有意對一些事件避而不提的史家與那些始終不寫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的人一樣，是在欺騙。[259]
在馬塞裏努斯的時代，基督教已經成長合法的宗教，基督教學者對曆史的解釋工作也已經開始，並顯然在不斷排擠世俗的古典史學，馬爾凱裏烏斯之後，已不見古典史家和史作。如果注意從狄奧到馬塞裏努斯的時間跨度，90多年裏史家寥落，可見羅馬世俗或人本主義史學衰落和整個羅馬世界基督教化之廣泛與深刻。
基督教秉持嚴格的一神論，不能容忍除上帝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對於基督徒來說，曆史遠比基督教悠久的其他多神教的崇拜對象都是邪惡的魔鬼，必須予以廢止。基督教的大恩人君士坦丁雖然扶持基督教並主持了尼西亞基督教主教大會，但他並沒有否定帝國其他傳統宗教的合法地位。然而，在馬塞裏努斯去世後不久，羅馬皇帝開始動用國家力量確立基督教的思想統治地位，從取消基督教徒厭惡的公共獻祭到私人獻祭，再到剝奪異教神職人員享受的免稅權利。至392年則開始搗毀異教神廟和神像，取締異教的慶典活動。古典史學隨著這種徹底的基督教化在帝國西部壽終正寢。在帝國東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史學的傳統，並在5世紀末出現了古典史學的絕唱——拜占庭史家左西莫斯（Zosimus）的帝國史綱、4卷本的《新曆史》，但這隻是青光一閃。
羅馬帝國的第一位基督教史家是阿非利卡努斯（Julius Africanus，約2世紀末—3世紀上半葉），他的著作《編年史》（5卷本）基本失傳，按照《聖經》的史話思路，從上帝造天地日月、動植物、人類寫起，止於作者所在的225年，開創了一套基督教敘史的基本程式。之後的教會史之父攸西比烏斯（Eusebius，約260—340年）按基督教曆史觀撰寫了多部史作，如《君士坦丁傳》、《編年史》、《教會史》、《巴勒斯坦殉道者行傳》。以後一千年左右，西方史學發生了根本變化。在這一時期的史家眼裏，人類社會的曆史不再是自發的過程，而是上帝編導的一出戲劇；史學的基本任務不再是對真實的過去的追求，而變成對《聖經》與早期教父們的論述的證明與詮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曆史被基督教史家任意剪裁，按照個人需要塞入主觀設定的各種模式之中。嚴格說來，基督教史學不是真正的史學，因為它背離了西方史學形成時便已確立的求真求實的基本原則，回到了前史學的神本主義狀態。
[1]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頁。
[2]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
[3] 同上書。
[4]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
[5] 許綽雲：《西周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98—99頁。
[6] 《尚書·多士》。
[7] 《孟子·萬章》引《尚書·泰誓》。
[8]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尚書·泰誓》。
[9] 《左傳》僖公五年引《尚書·泰誓》。
[10] 《尚書·康誥》。
[11] 《史記·周本紀》。
[12] 《尚書·召誥》。
[13] 《尚書·多方》。
[14] 在西文中有humanism一詞，中譯作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或人性論。Humanism源自於拉丁文homo（人），其本義是關心或致力於人的利益（而非神的利益的）思想體係。這種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把人看作人而非神或任何其他非人之物，同時力求從人事來解人的行為。（引自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頁）周人的天命說已具有humanism的特點，但尚未形成思想體係，故謂之人文思想。中西古代史學的人文思想在將人看作人，解釋曆史事件立足於人事這點是一致的。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西方史學家如修昔底德等人已自覺地將神意視為無法從人事中尋求曆史事件原因時的一種托詞，神意對曆史的發展沒有實質性意義的。
[15] 《尚書·召誥》。
[16]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303頁。
[17] 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第296頁。
[18] 劉家和：《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58頁。
[19]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12頁。
[20] 《史記·秦本紀》。
[21] 《史記·六國年表》。
[22]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影印本。
[23] 朱熹著，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44—2145頁。
[24] 《史記·天官書》。
[25] 劉家和：《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12頁。
[26] 《論語·先進》。
[27]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
[28] 見皮錫瑞《經學通論四·春秋》，“論春秋是作不是抄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條。
[29] 見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1“趙氏損益義”條。
[30] 劉家和：《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65頁。
[31] 見朱熹：《論語集注·八佾》。
[32] 楊士勳：《春秋穀梁傳注疏》桓公五年。
[33] 《史記·三代世表序》。
[34] 見顧炎武：《日知錄》卷4“《春秋》闕疑之書”條。
[35] 見皮錫瑞：《經學通論四·春秋》，“論春秋是作不是抄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條。
[36] 《史記·孔子世家》。
[37] 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72頁。
[38]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39]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872頁。
[40] 見顧炎武：《日知錄》卷4“《春秋》闕疑之書”條。
[41]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頁。
[42]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第232頁。
[43]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第13—14頁。
[44] 《論語·憲問》。
[45] 分別見於《左傳》宣公十五年、僖公十五年、襄公二十五年。
[46] 《史記·天官書》。
[47] 汪中：《述學·內篇二》，參見《清經解》第5冊，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240—241頁。
[48] 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3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頁。
[49] 劉師培：《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50] 《漢書·司馬遷傳》。
[51] 關於《左傳》的民本思想，參見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第362—364頁。
[52] 《左傳》哀公元年。
[53]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54] 同上書。
[55]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56] 見顧炎武：《日知錄》卷4“《春秋》闕疑之書”條。
[57] 楊士勳：《春秋穀梁傳注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58] 韓愈：《韓昌黎全集》，中國書店1991年版，第187頁。
[59] 轉引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冊，第1402頁。
[60] 轉引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冊，第1402頁。
[61]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62] 《史記·秦始皇本紀》。
[63]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64]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65] 《史記·秦始皇本紀》。
[66] 《隋書·魏澹傳》。
[67] 邵晉涵：《史記輯評》卷12。
[68] 章學誠：《文史通義·和州誌列傳總論》。
[69]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各史例目異同”條。
[70]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第15頁。
[71] 司馬貞：《史記索隱·禮書索隱》。
[72]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各史例目異同”條。
[73]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第15頁。
[74] 範文瀾：《正史考略》，《範文瀾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75] 《漢書·司馬遷傳》。
[76] 《史記·天官書》。
[77] 《左傳》昭公十一年。
[78] 《史記·六國年表·序》。
[79] 同上書。
[80] 汪越：《讀史記十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7頁。
[81]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82] 同上書。
[83] 《漢書·司馬遷傳》。
[84] 《史記·管晏列傳》。
[85] 《史記·貨殖列傳》。
[86] 同上書。
[87] 《史記·六國年表》。
[88]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89] 《史記·高祖本紀》。
[90] 關於史家思想的自主性問題，在下麵的專題研究中有進一步的論述。
[91] 《史記·太史公自序》。
[92] 《史記·五帝本紀》。
[93] 關於司馬遷“考信於六藝”與“一家之言”說的聯係，本編第二節有專題進行討論。
[94] 《漢書·司馬遷傳》。
[95] 《史記·貨殖列傳》。
[96] 《漢書·敘傳上》。
[97] 《後漢書·班彪列傳》。
[98] 同上書。
[99] 《漢書·敘傳上》。
[100] 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頁。
[101] 《漢書·景帝紀》。
[102] 《漢書·王莽傳》。
[103] 《漢書·敘傳下》。
[104] 同上書。
[105] 《漢書·敘傳上》。
[106] 《漢書·高帝紀》。
[107] 《後漢書·班彪列傳》。
[108]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漢書增傳”、“漢書增事跡”條。
[109] 《漢書·高帝紀》。
[110] 《漢書·敘傳下》。
[111] 朱東潤：《漢書考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頁。
[112] 鄭樵：《通誌·總序》。
[113]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漢書移置史記文”條。
[114]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93頁。
[115] 徐朔方：《史漢論稿·自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16] 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3卷，第300頁。
[117]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漢書多載有用之文”條。
[118] 《漢書·賈誼傳》。
[119] 《漢書·高帝紀》。
[120] 《漢書·王莽傳》。
[121] 現代西方人雖然已經極少有人懂得古希臘文，但僅以《奧德修記》的英語散文譯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就銷售了230多萬本；《伊利亞特》也售出150多萬本。參見T. James Luce,Ancient Writers, Vol. I, New York, 1982,p.1.
[122] 參見T. James Luce,Ancient Writers, Vol. I，pp.13.
[123] Homer, Iliad,Ⅰ, 1-6；譯文引自\[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奐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124] Homer,Iliad,Ⅰ, 7-11；譯文引自\[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奐生譯，第1頁。
[125] Homer, Iliad,Ⅰ, 22-23；見\[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奐生譯，第2頁。
[126] 同上書，第3頁。
[127] Homer, Iliad,Ⅰ, 196-197；見\[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奐生譯，第9頁。
[128] Homer, Iliad,Ⅰ， 208—213；見\[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奐生譯，第10頁。
[129] Homer, Iliad,Ⅲ, 405-409；見\[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羅念生、王奐生譯，第82頁。
[130] Homer, Odyssey,Ⅰ, 33-37；譯文用\[古希臘\]荷馬：《奧德修記》，楊憲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版，第2頁。
[131] Homer, Odyssey,Ⅰ, 63；見\[古希臘\]荷馬：《奧德修記》，楊憲益譯，第3頁。
[132] Homer, Odyssey,Ⅰ, 79；見\[古希臘\]荷馬：《奧德修記》，楊憲益譯，第3頁。
[133] 英文蠻族一詞barbarian源於古希臘詞barbaroi。這是一個擬聲詞，意指那些使用令人難以聽懂的語言，即發出含混的“巴勒巴勒”（barbar）聲音的異族人。希臘地理家斯特拉波在《地理學》中分析過這個詞的由來（見Strabo, Geography, 14, 2,28）。
[134] Homer, Iliad, Ⅱ, 867。
[135] P.Cartledge,The Greeks,Oxford,p.37;Peter Green,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Barbarian: Athenian Panhellenism in a Changing World,Wallace ＆ Harris, Transitions to Empire,Oklahoma,1996,p.12.
[136] Homer,Iliad,Ⅹ, 48; ⅩⅩⅣ. 20, ⅩⅩⅣ. 49; ⅩⅩⅣ. 786.
[137] 史詩《伊利亞特》表明，希臘人和特洛伊人之間在語言交流方麵沒有任何障礙。此外，特洛伊人除了信奉希臘人的神之外，還使用相同的武器、戰陣，對戰死者的安靈方式也如出一轍。
[138] Homer,Iliad,Ⅵ,69—71.
[139] Hesiod, Works and Days, 633—639；譯文引自\[古希臘\] 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神譜》，張竹明、蔣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9頁。
[140] 詩中談到，兩兄弟分割了父親的遺產，均過著殷實的小農生活，有田產和畜群。如在《神譜》（Theogonia）第22行中，赫西俄德曾自述他親自放牧羊群。 Hesiod, Works and Days, 35—40；譯文引自\[古希臘\] 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神譜》，張竹明、蔣平譯，第2頁。
[141] 赫西俄德在詩中說“讓我們用來自宙斯的、也是最完美的公正審判來解決我們之間的這個爭端吧！”見Works and Days，35.
[142] Hesiod, Works and Days, 37， 221， 250，264.
[143] Hesiod, Works and Days，10. 參見\[古希臘\] 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神譜》，張竹明、蔣平譯，第1頁。
[144] Hesiod,Works and Days，110—199；譯文引自\[古希臘\] 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神譜》，張竹明、蔣平譯，第4—7頁。
[145] 這是典型的宣揚獨立思考的話語。
[146] Hesiod, Works and days，265—764. 參見\[古希臘\] 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神譜》，張竹明、蔣平譯，第9—23頁。
[147] 參見\[德\] 雅斯貝斯：《曆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當然，注意到公元前1000年紀世界主要文明地區均出現思想突破的現象並非雅斯貝斯一人，19世紀以來的中外學者中，有不少人提及並初步分析過這一特殊的現象。但對之給以深入分析和價值評估的當屬雅斯貝斯。
[148] 中譯名為城邦（Citystate），但不準確，因為城邦一詞強調了城市特征，而城市隻是希臘文polis的一個引申義，古希臘有一些無城的波利斯，城市並非是波利斯的主要特征。有城無城並非希臘波利斯國家的必要特征，因此這裏避開把古希臘概念polis譯作“城邦”的傳統做法。中文“城邦”一詞出自英文（citystate），與法文（cite or etatcite or etatville）、意大利文（cittastato）、德文（stadtstaat or polisstaat）、俄文（городгасударство）的用法一致。City的詞根是cit（t） ，源自拉丁文civitas，這是羅馬人對希臘詞polis的意譯，它的詞義是指有組織的社會共同體、有組織的社會成員、公民、國家、公民權。在古希臘人的用語中，也把civitas 翻成自己的polis ，因此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對這個詞的理解是一致的。這一傳統被中世紀的基督教經院哲學家阿奎納繼承，從此在拉丁文著作中，經常用civitas來表示古希臘的polis。這個詞自中世紀以來還增加了一個新含義，就是“城市”，並衍生出法語、英語和德語的cite, city, citta。現代希臘文則使用古代polis一詞來表示城市。法國史家最早把cite賦予政治含義（1583年），19世紀法國史家古朗士則是第一個把polis同城市明確聯係在一起的人（1864年）。德國學者是城市國家一詞的創始者，因為在神聖羅馬帝國內，各個城市既是城市又是國家，因而有了stadtstaat一詞，與僅僅表示一種居民地的城市（stadt）區別開來。德國曆史哲學家赫爾德是第一個用stadtstaat 來表示古希臘概念polis的人，時間是1765年。這種用法被英文所采用，第一個用citystate的英文史家是Fowler（1893年）。這一用法又轉移到意大利文和法文中，現代希臘文也受英文影響，把citystate翻譯成πòλιsκρàτοs。這樣一來，城市國家或城邦一詞便成為一百多年來學界的一個常用詞。M. B. Sakellariou, The PolisState Definition and Origin，Athens,1989,pp.1920.
[149] 一個城市成為一個時代代表性文化的發源地和中心，在西方曆史上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古風時代的米利都，第二次是古典時代的雅典，第三次是文藝複興時代的佛羅倫薩。這一曆史現象很值得玩味。
[150] P. Cartledge, The Greeks, 1993，p.22.
[151] Oskar Seyffert,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New York，1963，p.362.
[152] P.Cartledge,The Greeks,p.30.
[153] Hesiod, Theog,p.357, 359.
[154] F. gr. H, I A.pp.1647.
[155] F. gr. H, I,Hec.,fr.332.
[156] FHG, Hec., fr. 346.
[157] FHG, Hec. I, fr. 360.
[158] Herodotus,Histories， I, 1。參見\[古希臘\]希羅多德：《曆史》，王家雋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67頁。
[159] Herodotus,Histories，Ⅱ, 123.
[160] Herodotus,Histories，Ⅶ, 152.
[161] Ibid.，Ⅰ, 5.
[162] Herodotus,Histories，Ⅰ, 17.
[163] Ibid.，Ⅰ, 91.
[164] Ibid.，Ⅰ，55—56;71.
[165] Aeschi,Prometheus, 506—520。譯文引自羅念生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見\[古希臘\] 埃斯庫羅斯等著：《古希臘戲劇選》，羅念生、王煥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166] Aeschi,Prometheus, 506—520。譯文引自羅念生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見\[古希臘\] 埃斯庫羅斯等著：《古希臘戲劇選》，羅念生、王煥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Ⅲ，40.
[167] Ibid.，Ⅶ，10.
[168] Aeschi,Prometheus, 506—520。譯文引自羅念生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見\[古希臘\] 埃斯庫羅斯等著：《古希臘戲劇選》，羅念生、王煥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Ⅳ，202—205.
[169] Herodotus,Histories，Ⅴ，78.
[170] Herodotus,Histories，Ⅶ，129.
[171] Ibid.，Ⅶ，7，191.
[172] Ibid.，Ⅶ，139.
[173] Herodotus,Histories，Ⅶ，139-143.
[174] 試圖續寫的史家是色諾芬、泰奧龐普斯和克拉提普斯。Plutarch,Moralia,345 d.
[175] 古典史學中的傳記體形式出現於修昔底德之前，但始終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自傳體著作。
[176] 德莫（deme）是雅典基層行政劃分單位，整個雅典城邦共有139個德莫，包括城區德莫和農區德莫，農區一個德莫是一個村落。哈利莫斯屬於城區德莫。關於修昔底德的出生時間，沒有任何確切的根據。從他擔任雅典最高軍職“將軍”的時間（前424年）推算，他至少出生在公元前454年以前，因為將軍的一條任職資格是必須30歲以上。
[177] 筆者有幸拜訪過哈利莫斯，目前那裏可與修昔底德聯係起來的隻有地名與現代人敬立的一座修昔底德半身雕像。
[178] Herodotus,Histories，Ⅵ, 39.
[179] Plutarch，Parallel Lives,Cimon，Ⅵ.
[180] 中文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譯者謝德風先生認為僅憑修昔底德的父親和客蒙的外祖父均叫奧羅洛夫便說二者之間具有親屬關係不足憑信（見\[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譯者序言”，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9頁），此可謂修昔底德家世的另外一說。但修昔底德出身貴族則沒有疑問，因為他曾在公元前424年當選為最高軍職“將軍”，而該職在這個時期都是由貴族擔任的，屬於極少數可連選連任的官職。修昔底德的同代人、反對民主製的雅典人偽色諾芬在《雅典政製》一文中專門指出這一點：雅典平民把吃力不討好的官職留給富有的貴族，把有好處的職務留給自己（見偽色諾芬《雅典政製》I，3）。
[181] 參見James Luce, Ancient Writers（New York,1982）第1卷，第268頁上的世係圖表。
[182]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 105, 1；謝德風中譯本第331頁。
[183]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1，1；謝德風中譯本，正文第2頁。
[184]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Ⅳ，104，405；謝德風中譯本第331頁。
[185]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Ⅳ，105，2；謝德風中譯本第331頁。
[186] Ibid.,Ⅴ，26，5；謝德風中譯本第373頁。
[187]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Ⅴ，26，5—6；謝德風中譯本第373—374頁。
[188] Ibid.，Ⅰ，93，2；謝德風中譯本第66頁。
[189]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Ⅴ，26，1—2；謝德風中譯本第373頁。
[190] Plutarch，Parallel Lives,Cimon，Ⅳ.
[191] \[英\]湯因比：《曆史研究》，劉北成、郭小淩譯，第1頁。
[192] 從不同時代的人們從不同角度和不同需要出發對它的文本解讀來看，它的史料價值是無限的。
[193]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7，2—4；謝德風中譯本第17—18頁。
[194] Herodotus,Histories,Ⅱ, 123; Ⅶ, 152.
[195] 最早體現懷疑批判精神的是真正的史學之父赫卡泰烏斯，見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Newyork,1976，p.490.
[196]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1，1—2；謝德風中譯本第16—17頁。
[197] Liddell and Scott，GreekEnglish Lexicon,London，1920，p.335.
[198] Herotodus,Histories，Ⅰ, 39.以次。
[199] 如埃及法老胡夫修建金字塔竟需女兒賣**來籌措資金，某地的鴿子會說話，某民族每年要變成一次狼等。
[200] 從修昔底德在書中的有關討論可以看出他所指的人性的這些具體內涵。
[201]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0，1；謝德風中譯本第16頁。
[202]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2，1；謝德風中譯本第17頁。
[203] Ibid.，Ⅶ，44，1；謝德風中譯本第529頁。
[204] Mark T.Gilderhus,History and Historians，New Jersey，1987，p.16.
[205]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53，204；謝德風中譯本第141頁。
[206]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82，8；謝德風中譯本第238—239頁。
[207] \[古希臘\]柏拉圖：《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頁。
[208]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 8, 2—3.
[209] Ibid.，Ⅲ, 89, 2—5.
[210]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 17, 2—3.
[211] Ibid.，Ⅱ, 54, 2-5;Ⅴ, 16, 3.
[212] Ibid.，Ⅰ，140，1.
[213] Ibid.，Ⅰ, 22, 1—2。
[214]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 22, 36—41。西方史學中的這種誠實的作風是非常值得當代史學繼承的。
[215] 該段羅埃伯本譯為：“We must not make lament for the loss of houses and land, but for man; for these things do not procure us men, but men these.”克勞萊（Richard Crawley）譯本為“We must cry not over the loss of houses and land but of mens lives; since houses and land do not gain men, but men them.”兩種英譯本意思大體相同，但謝德風先生據企鵝古典叢書的譯法更傳神地表達出修昔底德對人的地位的認識。見\[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第103頁。
[216]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 23, 6.
[217] Ibid.，Ⅰ，75，3.
[218] Ibid.，Ⅲ，82，8.
[219] Ibid.，Ⅱ, 50，1.
[220] Ibid.，Ⅲ，84, 2.
[221]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82,2.
[222] \[古希臘\]色諾芬：《長征記》，崔金戎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
[223] 古希臘原名為《事業》（Pragmateia），筆者以為該名意指羅馬從事的征服事業的記載，即當代人寫當代史。
[224] Polybius,The Histories，Ⅱ, 56, 11—12.
[225] Herodotus,Histories，Ⅱ, 1;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 22, 2—4.
[226] Ibid.，Ⅰ, 14, 6.
[227] Herodotus,Histories，Ⅱ, 1;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 14, 3；Ⅶ, 7, 6;ⅩⅥ, 14, 6;ⅩⅥ, 20, 7—8;ⅩⅩⅨ, 12, 9—12.
[228] Polybius,The Histories，Ⅲ , 2, 6.
[229] Ibid.，Ⅻ, 25b.
[230] Ibid.，Ⅻ, 27, 1.
[231] Polybius,The Histories，Ⅻ, 28a, 2—10.
[232] Ibid.，Ⅲ，32，6.
[233] Polybius,The Histories，Ⅲ，6，6—7.
[234] Ibid.，Ⅰ，1，5.
[235] Ibid.，Ⅰ，5，2；Ⅱ，38，4；Ⅲ，1，4；Ⅵ，4，12.
[236] Ibid.，Ⅰ，4，1.
[237] Polybius,The Histories，Ⅹ, 5.
[238] Herodotus,Histories，Ⅲ, 80—82.
[239] Plato,The Republic，Ⅷ, 546ff.
[240] Aristotle，Politics,1316a—b 6.
[241] 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1160a31—b22.
[242] Polybius,The Histories，Ⅵ, 3—9.
[243] 小加圖是老加圖的曾孫，老小加圖均是堅定的共和派。
[244] Caesar,The Gallic War，Ⅱ，25.
[245] Sallustius,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10.
[246] Ibid.，9—11；The Jugurthine War，41.
[247] Tacitus,Histories，Ⅰ，1.
[248] Tacitus,Annals，Ⅳ，35.
[249] Tacitus,Histories，Ⅰ，6；Ⅱ，38.
[250] Tacitus,Annals，ⅩⅣ，12.
[251]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Timoleon,I，1.
[252]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Alexander the Great.
[253]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 Romulus，ⅩⅩⅧ，8.
[254]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Marcus,ⅩⅩⅩⅩⅤ，4.
[25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3頁。
[256] Plato,Protagoras，337c.
[257] 奧克塞紙草（Pap. Oxy11）， 1364.
[258] Arrian,Anabasis Alexandri，Ⅰ.
[259] Marcellinus,Pragmateia，ⅩⅩⅣ，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