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求实的态度刻画一代天骄亚历山大，没有明显的溢美涂饰掩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具有自身弱点的天才和英雄的形象，这是阿里安非常值得称道之处。由于这种求实的态度，他对一手史料具有少见的自觉。他认为有关亚历山大的作品虽多，但相对较为可靠的是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因为两人是亚历山大的部将，是远征过程的参与者。阿里安还分析托勒密记述的可信性，认为托勒密后来当了国王，编造历史较他人更丢人。而且两人在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去世，因此没有人会强制他们说假话，他们说假话也得不到什么好处。[258]所以阿里安采信这两个人提供的信息。当然，阿里安把托勒密的国王身份作为他不会扯谎的理由未免牵强，但作者重视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的史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在质量上的差别。
7.基督教史学的兴起与古典史学的终结
安东尼王朝是罗马帝国的鼎盛阶段，也是史学的繁荣阶段。在安东尼王朝末期，特别是第五代皇帝奥里略在位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前兆显现出来：不断的人祸天灾，如边患频仍，农民起义，奥里略在位20年几乎都在征战之中。同时大洪水、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接踵而来，造成国库空虚，财源窘困。奥里略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心情的低沉和厌世为罗马皇帝所仅见。奥里略去世后，帝国陷入一个世纪的危机，国内兵连祸结，边疆烽烟四起。一个又一个短命的皇帝只考虑权宜之计，对社会横征暴敛，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种兵匪如毛的大动乱中，人们只图自保，没有心思和条件著书立说，已确立的各门知识学科，无论是哲学、史学、政治学、修辞学、科学等，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其表现就是著述鲜见，即使有个别作品，质量也远不能与鼎盛时期相比。3世纪及以后的罗马，传统世俗史作匮乏，新的基督教史作却开始兴起。
小亚尼凯亚市生人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约155—235年）和叙利亚安条克生人安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395年）是古典史学最后的两位出色史家。前者经历同一般古典史家，是做过高官（执政官）的元老贵族。他22年“磨一剑”，用希腊文写就一部81卷本的《罗马史》，从传说中的罗马祖先埃涅阿斯写起，一口气写到他担任执政官的229年，可谓最后一部古罗马人写的古罗马通史。做官不误写作，一写竟写了20多年，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可圈可点。目前仅完整保存下来35—54卷，另有少量其他卷的残片，除了史料价值之外，在史学思想与方法上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马塞里努斯的作品《事业》续写塔西陀的《历史》，自96年起笔到371年罗马皇帝瓦伦斯在与蛮族战争中落败身亡，共31卷，现存14—31卷，编年范围在353—378年。这本书不仅给后人留下了有关罗马帝国晚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的珍贵史料，而且还力求践行古典史学的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是古典史学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对历史家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这就是：
一个有意对一些事件避而不提的史家与那些始终不写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人一样，是在欺骗。[259]
在马塞里努斯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成长合法的宗教，基督教学者对历史的解释工作也已经开始，并显然在不断排挤世俗的古典史学，马尔凯里乌斯之后，已不见古典史家和史作。如果注意从狄奥到马塞里努斯的时间跨度，90多年里史家寥落，可见罗马世俗或人本主义史学衰落和整个罗马世界基督教化之广泛与深刻。
基督教秉持严格的一神论，不能容忍除上帝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说，历史远比基督教悠久的其他多神教的崇拜对象都是邪恶的魔鬼，必须予以废止。基督教的大恩人君士坦丁虽然扶持基督教并主持了尼西亚基督教主教大会，但他并没有否定帝国其他传统宗教的合法地位。然而，在马塞里努斯去世后不久，罗马皇帝开始动用国家力量确立基督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从取消基督教徒厌恶的公共献祭到私人献祭，再到剥夺异教神职人员享受的免税权利。至392年则开始捣毁异教神庙和神像，取缔异教的庆典活动。古典史学随着这种彻底的基督教化在帝国西部寿终正寝。在帝国东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并在5世纪末出现了古典史学的绝唱——拜占庭史家左西莫斯（Zosimus）的帝国史纲、4卷本的《新历史》，但这只是青光一闪。
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教史家是阿非利卡努斯（Julius Africanus，约2世纪末—3世纪上半叶），他的著作《编年史》（5卷本）基本失传，按照《圣经》的史话思路，从上帝造天地日月、动植物、人类写起，止于作者所在的225年，开创了一套基督教叙史的基本程式。之后的教会史之父攸西比乌斯（Eusebius，约260—340年）按基督教历史观撰写了多部史作，如《君士坦丁传》、《编年史》、《教会史》、《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以后一千年左右，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一时期的史家眼里，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上帝编导的一出戏剧；史学的基本任务不再是对真实的过去的追求，而变成对《圣经》与早期教父们的论述的证明与诠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史被基督教史家任意剪裁，按照个人需要塞入主观设定的各种模式之中。严格说来，基督教史学不是真正的史学，因为它背离了西方史学形成时便已确立的求真求实的基本原则，回到了前史学的神本主义状态。
[1]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
[3] 同上书。
[4]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5] 许绰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8—99页。
[6] 《尚书·多士》。
[7] 《孟子·万章》引《尚书·泰誓》。
[8]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尚书·泰誓》。
[9] 《左传》僖公五年引《尚书·泰誓》。
[10] 《尚书·康诰》。
[11] 《史记·周本纪》。
[12] 《尚书·召诰》。
[13] 《尚书·多方》。
[14] 在西文中有humanism一词，中译作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性论。Humanism源自于拉丁文homo（人），其本义是关心或致力于人的利益（而非神的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把人看作人而非神或任何其他非人之物，同时力求从人事来解人的行为。（引自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周人的天命说已具有humanism的特点，但尚未形成思想体系，故谓之人文思想。中西古代史学的人文思想在将人看作人，解释历史事件立足于人事这点是一致的。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西方史学家如修昔底德等人已自觉地将神意视为无法从人事中寻求历史事件原因时的一种托词，神意对历史的发展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15] 《尚书·召诰》。
[16]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03页。
[17]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第296页。
[18]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58页。
[19]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页。
[20] 《史记·秦本纪》。
[21] 《史记·六国年表》。
[22]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本。
[23] 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4—2145页。
[24] 《史记·天官书》。
[25]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12页。
[26] 《论语·先进》。
[27]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28]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春秋是作不是抄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驳之甚明”条。
[29] 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1“赵氏损益义”条。
[30]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65页。
[31] 见朱熹：《论语集注·八佾》。
[32] 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桓公五年。
[33] 《史记·三代世表序》。
[34] 见顾炎武：《日知录》卷4“《春秋》阙疑之书”条。
[35]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春秋是作不是抄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驳之甚明”条。
[36] 《史记·孔子世家》。
[37]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2页。
[38]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39]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872页。
[40] 见顾炎武：《日知录》卷4“《春秋》阙疑之书”条。
[4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42]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232页。
[4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14页。
[44] 《论语·宪问》。
[45] 分别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僖公十五年、襄公二十五年。
[46] 《史记·天官书》。
[47] 汪中：《述学·内篇二》，参见《清经解》第5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40—241页。
[4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49] 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0] 《汉书·司马迁传》。
[51] 关于《左传》的民本思想，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第362—364页。
[52] 《左传》哀公元年。
[53]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54] 同上书。
[55]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56] 见顾炎武：《日知录》卷4“《春秋》阙疑之书”条。
[57] 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58] 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87页。
[59] 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第1402页。
[60] 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第1402页。
[61]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62] 《史记·秦始皇本纪》。
[63]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64]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65] 《史记·秦始皇本纪》。
[66] 《隋书·魏澹传》。
[67] 邵晋涵：《史记辑评》卷12。
[68] 章学诚：《文史通义·和州志列传总论》。
[69] 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
[7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71] 司马贞：《史记索隐·礼书索隐》。
[72] 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
[7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74] 范文澜：《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75] 《汉书·司马迁传》。
[76] 《史记·天官书》。
[77] 《左传》昭公十一年。
[78] 《史记·六国年表·序》。
[79] 同上书。
[80] 汪越：《读史记十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
[81]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82] 同上书。
[83] 《汉书·司马迁传》。
[84] 《史记·管晏列传》。
[85] 《史记·货殖列传》。
[86] 同上书。
[87] 《史记·六国年表》。
[88]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89] 《史记·高祖本纪》。
[90] 关于史家思想的自主性问题，在下面的专题研究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91] 《史记·太史公自序》。
[92] 《史记·五帝本纪》。
[93] 关于司马迁“考信于六艺”与“一家之言”说的联系，本编第二节有专题进行讨论。
[94] 《汉书·司马迁传》。
[95] 《史记·货殖列传》。
[96] 《汉书·叙传上》。
[97] 《后汉书·班彪列传》。
[98] 同上书。
[99] 《汉书·叙传上》。
[100]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101] 《汉书·景帝纪》。
[102] 《汉书·王莽传》。
[103] 《汉书·叙传下》。
[104] 同上书。
[105] 《汉书·叙传上》。
[106] 《汉书·高帝纪》。
[107] 《后汉书·班彪列传》。
[108] 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汉书增传”、“汉书增事迹”条。
[109] 《汉书·高帝纪》。
[110] 《汉书·叙传下》。
[111] 朱东润：《汉书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112] 郑樵：《通志·总序》。
[113] 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汉书移置史记文”条。
[11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93页。
[115] 徐朔方：《史汉论稿·自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1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第300页。
[117] 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
[118] 《汉书·贾谊传》。
[119] 《汉书·高帝纪》。
[120] 《汉书·王莽传》。
[121] 现代西方人虽然已经极少有人懂得古希腊文，但仅以《奥德修记》的英语散文译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就销售了230多万本；《伊利亚特》也售出150多万本。参见T. James Luce,Ancient Writers, Vol. I, New York, 1982,p.1.
[122] 参见T. James Luce,Ancient Writers, Vol. I，pp.13.
[123] Homer, Iliad,Ⅰ, 1-6；译文引自\[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奂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24] Homer,Iliad,Ⅰ, 7-11；译文引自\[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奂生译，第1页。
[125] Homer, Iliad,Ⅰ, 22-23；见\[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奂生译，第2页。
[126] 同上书，第3页。
[127] Homer, Iliad,Ⅰ, 196-197；见\[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奂生译，第9页。
[128] Homer, Iliad,Ⅰ， 208—213；见\[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奂生译，第10页。
[129] Homer, Iliad,Ⅲ, 405-409；见\[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奂生译，第82页。
[130] Homer, Odyssey,Ⅰ, 33-37；译文用\[古希腊\]荷马：《奥德修记》，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第2页。
[131] Homer, Odyssey,Ⅰ, 63；见\[古希腊\]荷马：《奥德修记》，杨宪益译，第3页。
[132] Homer, Odyssey,Ⅰ, 79；见\[古希腊\]荷马：《奥德修记》，杨宪益译，第3页。
[133] 英文蛮族一词barbarian源于古希腊词barbaroi。这是一个拟声词，意指那些使用令人难以听懂的语言，即发出含混的“巴勒巴勒”（barbar）声音的异族人。希腊地理家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分析过这个词的由来（见Strabo, Geography, 14, 2,28）。
[134] Homer, Iliad, Ⅱ, 867。
[135] P.Cartledge,The Greeks,Oxford,p.37;Peter Green,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Barbarian: Athenian Panhellenism in a Changing World,Wallace ＆ Harris, Transitions to Empire,Oklahoma,1996,p.12.
[136] Homer,Iliad,Ⅹ, 48; ⅩⅩⅣ. 20, ⅩⅩⅣ. 49; ⅩⅩⅣ. 786.
[137] 史诗《伊利亚特》表明，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在语言交流方面没有任何障碍。此外，特洛伊人除了信奉希腊人的神之外，还使用相同的武器、战阵，对战死者的安灵方式也如出一辙。
[138] Homer,Iliad,Ⅵ,69—71.
[139] Hesiod, Works and Days, 633—639；译文引自\[古希腊\]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页。
[140] 诗中谈到，两兄弟分割了父亲的遗产，均过着殷实的小农生活，有田产和畜群。如在《神谱》（Theogonia）第22行中，赫西俄德曾自述他亲自放牧羊群。 Hesiod, Works and Days, 35—40；译文引自\[古希腊\]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第2页。
[141] 赫西俄德在诗中说“让我们用来自宙斯的、也是最完美的公正审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这个争端吧！”见Works and Days，35.
[142] Hesiod, Works and Days, 37， 221， 250，264.
[143] Hesiod, Works and Days，10. 参见\[古希腊\]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第1页。
[144] Hesiod,Works and Days，110—199；译文引自\[古希腊\]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第4—7页。
[145] 这是典型的宣扬独立思考的话语。
[146] Hesiod, Works and days，265—764. 参见\[古希腊\]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第9—23页。
[147] 参见\[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当然，注意到公元前1000年纪世界主要文明地区均出现思想突破的现象并非雅斯贝斯一人，19世纪以来的中外学者中，有不少人提及并初步分析过这一特殊的现象。但对之给以深入分析和价值评估的当属雅斯贝斯。
[148] 中译名为城邦（Citystate），但不准确，因为城邦一词强调了城市特征，而城市只是希腊文polis的一个引申义，古希腊有一些无城的波利斯，城市并非是波利斯的主要特征。有城无城并非希腊波利斯国家的必要特征，因此这里避开把古希腊概念polis译作“城邦”的传统做法。中文“城邦”一词出自英文（citystate），与法文（cite or etatcite or etatville）、意大利文（cittastato）、德文（stadtstaat or polisstaat）、俄文（городгасударство）的用法一致。City的词根是cit（t） ，源自拉丁文civitas，这是罗马人对希腊词polis的意译，它的词义是指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有组织的社会成员、公民、国家、公民权。在古希腊人的用语中，也把civitas 翻成自己的polis ，因此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一致的。这一传统被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家阿奎纳继承，从此在拉丁文著作中，经常用civitas来表示古希腊的polis。这个词自中世纪以来还增加了一个新含义，就是“城市”，并衍生出法语、英语和德语的cite, city, citta。现代希腊文则使用古代polis一词来表示城市。法国史家最早把cite赋予政治含义（1583年），19世纪法国史家古朗士则是第一个把polis同城市明确联系在一起的人（1864年）。德国学者是城市国家一词的创始者，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内，各个城市既是城市又是国家，因而有了stadtstaat一词，与仅仅表示一种居民地的城市（stadt）区别开来。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是第一个用stadtstaat 来表示古希腊概念polis的人，时间是1765年。这种用法被英文所采用，第一个用citystate的英文史家是Fowler（1893年）。这一用法又转移到意大利文和法文中，现代希腊文也受英文影响，把citystate翻译成πòλιsκρàτοs。这样一来，城市国家或城邦一词便成为一百多年来学界的一个常用词。M. B. Sakellariou, The PolisState Definition and Origin，Athens,1989,pp.1920.
[149] 一个城市成为一个时代代表性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在西方历史上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古风时代的米利都，第二次是古典时代的雅典，第三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这一历史现象很值得玩味。
[150] P. Cartledge, The Greeks, 1993，p.22.
[151] Oskar Seyffert,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New York，1963，p.362.
[152] P.Cartledge,The Greeks,p.30.
[153] Hesiod, Theog,p.357, 359.
[154] F. gr. H, I A.pp.1647.
[155] F. gr. H, I,Hec.,fr.332.
[156] FHG, Hec., fr. 346.
[157] FHG, Hec. I, fr. 360.
[158] Herodotus,Histories， I, 1。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家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7页。
[159] Herodotus,Histories，Ⅱ, 123.
[160] Herodotus,Histories，Ⅶ, 152.
[161] Ibid.，Ⅰ, 5.
[162] Herodotus,Histories，Ⅰ, 17.
[163] Ibid.，Ⅰ, 91.
[164] Ibid.，Ⅰ，55—56;71.
[165] Aeschi,Prometheus, 506—520。译文引自罗念生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见\[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等著：《古希腊戏剧选》，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66] Aeschi,Prometheus, 506—520。译文引自罗念生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见\[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等著：《古希腊戏剧选》，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Ⅲ，40.
[167] Ibid.，Ⅶ，10.
[168] Aeschi,Prometheus, 506—520。译文引自罗念生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见\[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等著：《古希腊戏剧选》，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Ⅳ，202—205.
[169] Herodotus,Histories，Ⅴ，78.
[170] Herodotus,Histories，Ⅶ，129.
[171] Ibid.，Ⅶ，7，191.
[172] Ibid.，Ⅶ，139.
[173] Herodotus,Histories，Ⅶ，139-143.
[174] 试图续写的史家是色诺芬、泰奥庞普斯和克拉提普斯。Plutarch,Moralia,345 d.
[175] 古典史学中的传记体形式出现于修昔底德之前，但始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体著作。
[176] 德莫（deme）是雅典基层行政划分单位，整个雅典城邦共有139个德莫，包括城区德莫和农区德莫，农区一个德莫是一个村落。哈利莫斯属于城区德莫。关于修昔底德的出生时间，没有任何确切的根据。从他担任雅典最高军职“将军”的时间（前424年）推算，他至少出生在公元前454年以前，因为将军的一条任职资格是必须30岁以上。
[177] 笔者有幸拜访过哈利莫斯，目前那里可与修昔底德联系起来的只有地名与现代人敬立的一座修昔底德半身雕像。
[178] Herodotus,Histories，Ⅵ, 39.
[179] Plutarch，Parallel Lives,Cimon，Ⅵ.
[180] 中文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译者谢德风先生认为仅凭修昔底德的父亲和客蒙的外祖父均叫奥罗洛夫便说二者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不足凭信（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页），此可谓修昔底德家世的另外一说。但修昔底德出身贵族则没有疑问，因为他曾在公元前424年当选为最高军职“将军”，而该职在这个时期都是由贵族担任的，属于极少数可连选连任的官职。修昔底德的同代人、反对民主制的雅典人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一文中专门指出这一点：雅典平民把吃力不讨好的官职留给富有的贵族，把有好处的职务留给自己（见伪色诺芬《雅典政制》I，3）。
[181] 参见James Luce, Ancient Writers（New York,1982）第1卷，第268页上的世系图表。
[182]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 105, 1；谢德风中译本第331页。
[183]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1，1；谢德风中译本，正文第2页。
[184]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Ⅳ，104，405；谢德风中译本第331页。
[185]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Ⅳ，105，2；谢德风中译本第331页。
[186] Ibid.,Ⅴ，26，5；谢德风中译本第373页。
[187]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Ⅴ，26，5—6；谢德风中译本第373—374页。
[188] Ibid.，Ⅰ，93，2；谢德风中译本第66页。
[189]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Ⅴ，26，1—2；谢德风中译本第373页。
[190] Plutarch，Parallel Lives,Cimon，Ⅳ.
[19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第1页。
[192] 从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需要出发对它的文本解读来看，它的史料价值是无限的。
[193]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7，2—4；谢德风中译本第17—18页。
[194] Herodotus,Histories,Ⅱ, 123; Ⅶ, 152.
[195] 最早体现怀疑批判精神的是真正的史学之父赫卡泰乌斯，见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Newyork,1976，p.490.
[196]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1，1—2；谢德风中译本第16—17页。
[197] Liddell and Scott，GreekEnglish Lexicon,London，1920，p.335.
[198] Herotodus,Histories，Ⅰ, 39.以次。
[199] 如埃及法老胡夫修建金字塔竟需女儿卖**来筹措资金，某地的鸽子会说话，某民族每年要变成一次狼等。
[200] 从修昔底德在书中的有关讨论可以看出他所指的人性的这些具体内涵。
[201]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0，1；谢德风中译本第16页。
[202]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2，1；谢德风中译本第17页。
[203] Ibid.，Ⅶ，44，1；谢德风中译本第529页。
[204] Mark T.Gilderhus,History and Historians，New Jersey，1987，p.16.
[205]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53，204；谢德风中译本第141页。
[206]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82，8；谢德风中译本第238—239页。
[207]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208]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 8, 2—3.
[209] Ibid.，Ⅲ, 89, 2—5.
[210]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 17, 2—3.
[211] Ibid.，Ⅱ, 54, 2-5;Ⅴ, 16, 3.
[212] Ibid.，Ⅰ，140，1.
[213] Ibid.，Ⅰ, 22, 1—2。
[214]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 22, 36—41。西方史学中的这种诚实的作风是非常值得当代史学继承的。
[215] 该段罗埃伯本译为：“We must not make lament for the loss of houses and land, but for man; for these things do not procure us men, but men these.”克劳莱（Richard Crawley）译本为“We must cry not over the loss of houses and land but of mens lives; since houses and land do not gain men, but men them.”两种英译本意思大体相同，但谢德风先生据企鹅古典丛书的译法更传神地表达出修昔底德对人的地位的认识。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第103页。
[216]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 23, 6.
[217] Ibid.，Ⅰ，75，3.
[218] Ibid.，Ⅲ，82，8.
[219] Ibid.，Ⅱ, 50，1.
[220] Ibid.，Ⅲ，84, 2.
[221] 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Ⅲ，82,2.
[222] \[古希腊\]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
[223] 古希腊原名为《事业》（Pragmateia），笔者以为该名意指罗马从事的征服事业的记载，即当代人写当代史。
[224] Polybius,The Histories，Ⅱ, 56, 11—12.
[225] Herodotus,Histories，Ⅱ, 1;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 22, 2—4.
[226] Ibid.，Ⅰ, 14, 6.
[227] Herodotus,Histories，Ⅱ, 1;Thucydi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 14, 3；Ⅶ, 7, 6;ⅩⅥ, 14, 6;ⅩⅥ, 20, 7—8;ⅩⅩⅨ, 12, 9—12.
[228] Polybius,The Histories，Ⅲ , 2, 6.
[229] Ibid.，Ⅻ, 25b.
[230] Ibid.，Ⅻ, 27, 1.
[231] Polybius,The Histories，Ⅻ, 28a, 2—10.
[232] Ibid.，Ⅲ，32，6.
[233] Polybius,The Histories，Ⅲ，6，6—7.
[234] Ibid.，Ⅰ，1，5.
[235] Ibid.，Ⅰ，5，2；Ⅱ，38，4；Ⅲ，1，4；Ⅵ，4，12.
[236] Ibid.，Ⅰ，4，1.
[237] Polybius,The Histories，Ⅹ, 5.
[238] Herodotus,Histories，Ⅲ, 80—82.
[239] Plato,The Republic，Ⅷ, 546ff.
[240] Aristotle，Politics,1316a—b 6.
[241] 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1160a31—b22.
[242] Polybius,The Histories，Ⅵ, 3—9.
[243] 小加图是老加图的曾孙，老小加图均是坚定的共和派。
[244] Caesar,The Gallic War，Ⅱ，25.
[245] Sallustius,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10.
[246] Ibid.，9—11；The Jugurthine War，41.
[247] Tacitus,Histories，Ⅰ，1.
[248] Tacitus,Annals，Ⅳ，35.
[249] Tacitus,Histories，Ⅰ，6；Ⅱ，38.
[250] Tacitus,Annals，ⅩⅣ，12.
[251]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Timoleon,I，1.
[252]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Alexander the Great.
[253]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 Romulus，ⅩⅩⅧ，8.
[254] Plutarchus,Parallel Lives,Marcus,ⅩⅩⅩⅩⅤ，4.
[2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256] Plato,Protagoras，337c.
[257] 奥克塞纸草（Pap. Oxy11）， 1364.
[258] Arrian,Anabasis Alexandri，Ⅰ.
[259] Marcellinus,Pragmateia，ⅩⅩⅣ，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