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的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120]。而古希腊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够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都断然地拒绝考虑神和命运的作用。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对历史演变的解释，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意思：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涉及历史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意志的结果; “恶”（欲望） 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些问题，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或命运）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
（二）对古今之变的认识，是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古今之变的前提。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
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司马迁注意从两方面作出考察，一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认识，在《史记》的“本纪”和“年表”中有鲜明的体现。《史记》十二本纪叙事，以各王朝顺序为篇，前后相蝉联。各本纪分别观之，可见一朝一代盛衰之变化。十二本纪合而观之，则从各王朝兴替更迭之中见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史记》的十表则据历史发展之大势划分出前后相联的五个阶段。表前有序, “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121]，表现出更为深刻的思想。
十表的前四表，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划分黄帝至汉代的历史为五帝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秦的短暂统一、秦楚之际四个历史阶段。后六表，即《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专记汉代史事，以汉为一历史阶段。司马迁在《表》序（亦在有关纪传）中，对五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论析: 五帝三代是帝王君临天下时期，得天下者皆积善累德之圣明帝王；亡朝灭国之君，均系无德乱政之暴君。王朝之兴亡，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德政而得民心。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下分裂，力征代替德政，春秋五伯先后称雄。战国时期，诸侯势衰，陪臣执国命，大夫世禄，七雄并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楚之际，战乱再起，从秦亡到汉兴，五年之间号令天下的陈涉、刘邦皆系布衣平民。汉代六《表》着重记载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制日益巩固的过程。司马迁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有两点：一是统一、分裂；二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伴随历史发展进程的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和权力形式的变化，执国命者由五帝三代的帝王而诸侯，由诸侯而卿大夫，由卿大夫而布衣平民。《史记》十表，从政治发展之大势上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之“通”中见“变”，“变”中见“通”。
波利比乌斯在其书《历史》中，对历史的进程也表述了认识。《历史》一书分《引言》（第1、2 卷） 和《正文》（第3—40 卷） 两大部分。《引言》简略地叙述了公元前220 年以前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自正文始，采用编年史体例，以奥林匹亚德纪年为序，详细叙述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地中海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波利比乌斯意在以公元前220年为界，把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公元前220 年以前，“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无论就其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什么联系。而这一时期以后，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发生的事也牵涉到亚洲和希腊，而所有发生的事都趋向于一个目标”[122]。在这段话中，波利比乌斯不仅把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且指出了其不同的特点。在前一阶段，历史事件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后一阶段，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发生的事都联系在一起，并趋向一个目标——罗马征服的成功。在波利比乌斯看来，这两个历史阶段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一个由无联系的事件构成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历史阶段形成的前提。所以他声称，《正文》所述的历史是“一个单独的整体，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123]可见，波利比乌斯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这段历史，从地中海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割裂出来作考察的。当然，波利比乌斯对具体史实的分析中，并未完全否定前220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他在《引言》中叙述一些史实，也意在表现这种联系。例如，他说，叙述希腊克拉昂米尼战争，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公元前220年前希腊和马其顿的情况。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与凯尔特人的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是波利比乌斯没有从宏观上考察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思想中没有构建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在这方面，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的认识表现出重大的差异。
司马迁不仅在《本纪》和《表》中展现出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而且在《书》、《世家》、《列传》等部分中表述了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例如，《史记》叙西周史，《周本纪》与吴、齐、鲁、燕、蔡、卫、宋、晋等《世家》有相对应的关系。周初诸侯国皆为周王所封，或为王室亲族，或为开国功勋，或为前代王室后裔，皆以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多为积善累德者。鲁周公“愤发文德, 天下和之”[124]；齐太公主国修政, “人民多归齐”[125]；燕召公“治西方, 甚得兆民和”[126]。这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周代以德治天下的特点。西周末年政治腐败，导致春秋时期天下分裂，政出五伯局面的形成。齐桓公九合诸侯，霸功显彰；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会盟诸侯；楚庄王陈兵周郊，观兵问鼎。吴、越亦先后执牛耳于中原。司马迁记五伯争霸之时，大量穿插其他国家人物的活动，反映齐、晋、秦、楚等国力量不断强大, “文武所褒大封, 皆威而服焉”[127]。而诸侯势力在争霸战争中渐被削弱，卿大夫的力量不断壮大。三家分晋，田氏灭齐，春秋一变而为战国。司马迁写春秋史，不仅反映春秋时期天下分裂，诸侯力征的时代特征，而且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于战国时代，司马迁增设韩、赵、魏、田敬仲完《世家》，以示七雄并立局面的形成。《列传》所载战国士大夫人物多达百余位，有四公子及吕不韦等权贵政要，有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谋臣策士，有孙膑、乐毅、白起等兵家战将，有商鞅、吴起、李斯等变法人物，有庄子、孟轲、邹衍等诸子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见出士大夫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陪臣执国命等时代特点，同时亦见出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发展，小国不断被大国兼并，战国时期的分裂中，已孕育着秦的统一。秦统一后为维万世之安，打击六国旧贵族势力，又为平民布衣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历史再变而入秦楚之际。司马迁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表明政治权力转移到这些“无尺土之封”的草莽英雄之手；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大批布衣平民徒手取卿相之尊。司马迁为萧何、曹参、陈平、韩信、樊哙、灌婴等立传，正反映了秦汉之际巨大的政治风暴震撼整个社会，说明汉高祖得以统一天下的原因。司马迁写秦汉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的情况，以显示秦汉时期的统一与三代的帝王君临天下之不同特点。总之，司马迁叙史，力求从变化中考察历史的进程。他从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中显示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又从历史人物活动的变化中，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与“变”是由横向空间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及其变化所决定的。这是司马迁考察古今之变所表述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当然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作出阐述，而且大概由于史料的缺乏，他对某些历史阶段（如五帝时期、西周向春秋时代过渡）的叙述还有些欠缺，但他叙史时表现出了这一思想，则是无疑义的。
上文谈到，波利比乌斯没有从宏观上构建起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他把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考察，但这并不意味波利比乌斯以为历史是静止不变的。他也强调变化，而且特别重视从历史人物活动中展现地中海诸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他说，他的《历史》是真正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128]，并自称是“第一位写普世史的作家”[129]。波利比乌斯所言，正是从其书内容横向广通地中海世界来说的。他观察地中海诸国的联系，又与罗马征服的进程结合起来。他以四次重大战役，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为主线，把罗马征服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这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和安提柯的战争源于和腓力的战争，和腓力的战争源于汉尼拔的战争……战争和战争之间虽有许多不同性质的事件发生, 但都趋向于一个目标（即罗马的征服）。”[130]另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又从广阔的层面描写历史人物的活动。他说，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地中海地区其他国家纷纷投向交战的双方。马其顿与迦太基联盟，埃陀利亚与罗马人合作，小亚细亚的国家“或派使者去罗马，或派使者去迦太基”[131]。马其顿国王腓力在迦太基人的支持下，入侵伊里利亚、科林斯，占领埃及海外领地阿比都斯。马其顿势力的膨胀，引起地中海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也严重地威胁了罗马人的利益，所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与腓力战争的原因已显现出来了。地中海地区矛盾的焦点从迦太基与罗马逐渐转变为罗马与马其顿。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曾答应罗马的要求，不介入战争，却乘罗马与腓力交战之时，侵占叙利亚南部、小亚细亚南岸部分地区和色雷斯沿岸的一些城市，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罗马人也认为，安提柯的扩张实际上是准备进攻罗马。这样，地中海地区新的矛盾焦点——罗马与塞琉古的斗争逐渐形成。叙利亚战争后不久，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同样导源于上一次战争。罗马与安提柯的战争爆发后，马其顿国王腓力曾派兵支持罗马，但同时又在希腊和色雷斯等地扩张势力。这不仅引起与帕加玛、特撒利亚人的冲突，也直接威胁到罗马在希腊地区所建立的控制权。罗马与马其顿的矛盾，终于演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马其顿人最终遭到惨败。波利比乌斯说，这次大战后“整个世界都臣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132]。总之，波利比乌斯把罗马征服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具体人物活动的联系及其变化中，反映四个阶段的不同特点（矛盾的焦点）及其联系，从而揭示了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但是，波利比乌斯这一思想仅表现在对一段历史的分析上，而不是对地中海世界全部历史发展的思考。更需要指出的是，波利比乌斯观察这段历史内容的变化，也有一个依据。他声称，地中海地区统一于罗马是“一个被确定的过程”，所有的事件都“趋向于一个目标”[133]。这就是说，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联系最终都应确定在罗马必定征服的目标之下。显而易见，波利比乌斯是以自己亲见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无可争议的结果”来推定历史人物活动的联系，从一个静止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进程。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他断然以为公元前22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都是“分散的”、“孤立的”，而没有意识到以此年为界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波利比乌斯叙史的视野虽置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却无法认识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变化与历史纵向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认识上的不同，与中西古典史学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史学家重视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据文献史料来考察历史的演变，意识到历史进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见《论语》的《为政》、《季氏》等篇、《韩非子·五蠹》等）。而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变化，从变中见通, 通中见变。《易·系辞》所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对这一思想精辟的阐述。在古希腊，史学家则强调依据亲身见闻的资料来考察历史，偏重于当代史的研究。在修昔底德等史家看来，即使前一代的历史也觉得时间上遥远了。[134]更重要的是，希腊史学受到希腊思想“知识论”的影响。希腊思想家认为，真正的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任何变动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知识，而只能成为意见。所以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也力求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如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人性不变论），从一个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的演变。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历史演变的认识，都继承了传统的思想。但他们对传统思想又大大地加以发展。公元前2 世纪中国和西方发生从分裂到统一，从小国到帝国（或向帝国过渡） 的历史之巨变，无疑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历史思维。司马迁以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史识，考察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和“变”与横向空间历史人物活动的关系。波利比乌斯则将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地中海世界各国历史人物的活动涵纳于其宏篇巨著之中，从横向空间展示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联系。他们都提出超越前人的、极富价值的思想，对中西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作为“廿四史”中第一部的《史记》，其体例是通史，即从黄帝开始直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紧接《史记》的班固的《汉书》，则一变其体例为断代史，即仅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唐代史家刘知幾很赞赏《汉书》的体例，并说“自尔及今，无改斯道”[135]。实际直至《明史》所用都是沿着《汉书》而来的断代纪传体。《清史稿》亦复如此。宋代史家郑樵则与刘知幾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136]刘、郑二家之同，在于都认《汉书》为断代史；其异，则在于刘氏不知断代史可以具有通史精神，而郑氏又未能从《汉书》中看出通史精神。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恰恰是要指出作为断代史的《汉书》是充满通史精神的。[137]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廿四史”中，除了《史记》以外，二十三部都是断代史（如按郑樵之说，连“会通之道”都失去了），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一大特色的通史精神如何能在这些断代史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人们公认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连续性在历史学上又如何得以体现？
下面试图以《汉书》为例来作一些分析探讨。如果《汉书》的问题能够有所解决，那么《汉书》以下各正史，尽管著述水平参差不齐，但大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以上问题也许就可以导出解答的途径。
（一）班固撰《汉书》的自我期许与断代史体例之间的矛盾
根据什么判断《汉书》体例属于断代史呢？因为它首先列出十二帝纪，从汉高帝到汉平帝，一朝十二帝的编年大事一览无余。在纪传体史书中，帝纪或本纪以编年形式表述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大事。它是按照时间的经度来表述一代国家大事之经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汉书》百分之百地是断代史书。
不过，如果由此就说它是纯粹的断代史体例的书，那也是有问题的。
刘知幾在《史通·断限》中说：“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按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138]刘氏熟读《史记》、《汉书》，看出了《汉书》只在帝纪方面与《史记》划清了界限，断代分明，可是一到“表”和“志”方面就又沿袭《史记》的贯通古今体例。在刘氏看来，这是班固的思考未能举一反三，因此帝纪改为断代，表志却走了《史记》通史体例的老路，犯了体例不纯的弊病。
那么，刘知幾的说法对吗？应该说，刘知幾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是对的。可是，他没有能够细致了解班固撰《汉书》的深层思考。
他以为班固是因为不细心而犯了体例不纯的错误。其实，正是刘知幾因为不细心而犯了不能了解班固著书本意的错误。
班固《汉书》这样的体例“不纯”，不是粗心大意造成的，而是精心设计而成的。请看证据。
班固《汉书》的末卷末篇是《叙传》，如《太史公自序》之于《史记》，乃自述家世并表明著述体例及总体布局与各篇要旨的导论。如欲了解班固《汉书》宗旨及大要，那么必须把握此篇文字。而此篇之末又系全书画龙点睛之笔，内容尤为重要。其文云：
凡《汉书》，叙帝皇。（十二纪也。）列官司，建侯王。（张晏曰：百官表及诸侯王表也。）准天地，统阴阳。（张晏曰：准天地，天文志也。统，合也。阴阳，五行志也。）阐元极，步三光。（张晏曰：阐，大也。元，始也。极，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极元始以来，及星辰度数，谓律历志。）分州域，物土疆。（张晏曰：地理及沟洫志也。）穷人理，该万方。（张晏曰：人理，古今人表。万方，谓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纬六经，缀道纲。（张晏曰：艺文志也。）总百氏，赞篇章。（师古曰：赞，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张晏曰：包含雅训之故，及古今之语。）正文字，惟学林。（师古曰：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亦不皆如张氏所说也。）[139]
这一段话表明了班固编撰《汉书》的宗旨与自我期许。就其气势而言，殊不下于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40]。概括地说，《汉书》除帝纪论述西汉一代政治史之外，其余表、志皆横则包罗多科学术（天文、历法、地理、水利、食货、刑制、兵制、学术等等），纵则贯通古今（不仅表、志如此，其《货殖列传》亦超越汉代而始自春秋）。《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汉书》之志值得推究，“博赡不可及之”[141]，其原因就在于此。班固自诩之“函雅故，通古今”，实际是罗万象、贯古今，正如颜师古所说，并非若张晏仅限之于雅训之故、古今之语而已。
（二）《汉书》八表中的通史精神的展现
《汉书》八表（班固始作，其妹班昭续成）之框架大体皆损益《史记》十表而来。所损者三，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因其时间不在《汉书》断限之内。所益者一，即《古今人表》，其断限又超乎《汉书》之外。其中颇有可以思考之处。《汉书》八表均以人物为中心，而八表之分类则又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以封爵为标准，以下又按爵位高低、封爵原因及时间先后作为细则，故有《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等六表。此六表在时间上都是严格按照以汉王元年为断限的。从这一点来说，《汉书》是严格遵行了断代史体例的。可是其中的第一表（即《异姓诸侯王表》）中的十八王（甚至连刘邦作为汉王）都是在项羽主持下分封的，只说汉代历史无法说明此事。而且，汉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异姓诸侯王并存局面，这也不是只说汉代历史就能说清楚的。所以班氏在“异姓诸侯王表序”里基本上采用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的论述，其主要论点是：虞夏商周之际，诸侯林立，一个王朝的兴起，往往需要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营与努力，而秦以暴力起家也经历了百年的奋斗，可是汉高帝以布衣出身竟然在短短数年之间一跃而登帝位，这不能是偶然的。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明，是六国的相互斗争与削弱为秦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又说，是秦因怕诸侯割据再起而废封建、从而孤立无援，为汉的迅速统一扫清了道路。司马迁对于这种大势所趋的解说是“岂非天哉，岂非天哉！”[142]班氏的说法则是“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143]。汉初的异姓王的兴衰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而要说明这个过程，则纯粹的断代史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也是有其曲折漫长的过程的。秦统一后想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结果失败。汉代则在惩秦之弊的基础上利用封建，其结果如何？异姓诸侯王不可靠，汉乃大封同姓诸侯王，以为可以收周代分封长期保持王权之效。班氏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既说明这些同姓诸侯王在初期的维护汉室之功，也说明他们在文、景以下之坐大，从而有文、景、武三朝之削藩，诸侯王之名存实亡。班氏的这些论述与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大体相同。其不同处在于班氏认为同姓诸侯王之削弱实际上为王莽篡汉造成了便利的条件。[144]在异姓王、同姓王以下是异姓与同姓的侯，其表有《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等，这些表叙述了西汉一代诸侯的兴衰，也分析了这些诸侯与周代诸侯的不同。班氏论事，严格地按照断代的标准，而其论理〔封建制（与郡县制对应意义上的）盛衰之理〕则是以通史的眼光出发的。正是在后一点上，他与司马迁是一致的。其实，试看《王子侯表》以下五表之事实，再结合《汉书》废“世家”以为“传”来看，班固所要说明的无非封建诸侯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总趋势，所以说《异姓诸侯王表》之序亦即六表之总序，实亦无不可。
第二，八表中的第二类，即《百官公卿表（上、下）》。百官公卿与王侯不同，王侯无职司而受封邑，可世袭；百官公卿则有一定职守，位阶与秩禄随职守变化而转移。《汉书》将百官公卿与王侯分别开来单独列表，这是有道理的。
此表专门论述西汉一代百官公卿，从其内容来说自然是断代性的。不过，此表实际上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的形式是文字的论述，其中包括此表之序，以及有关职官之缘起、变更、职司、员数、秩禄等的叙述，可以比拟于其他史书中的《百官志》或《职官志》；下篇则为表本身，严格按编年体例列出在有关时期充任有关官职之人。相对而言，与下篇的严格的断代特色不同，上篇里具有明显的通史精神。
请看上篇作为序的部分的文字：
《易》叙宓羲、神农、皇\[黄\]帝作教化民（师古曰：“见《易·下系》。”），而《传》述其官（师古曰：“《春秋左氏传》载郯子所说也。”按载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以为宓羲龙师名官，神农火师火名，黄帝云师云名，少昊鸟师鸟名。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书》载唐虞之际，命羲和四子顺天文，授民时；咨四岳，以举贤才，扬侧陋；十有二牧，柔远能迩；禹作司空，平水土；弃作后稷，播百谷；禼（契）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鸟兽；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夔典乐，和神人；龙作纳言，出入帝命。（师古曰：“自此以上皆《尧典》之文。”按自“《书》载唐虞之际”以下。）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于尧，伊尹于汤，周公、召公于周，是也。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四岳谓四方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故略表举大分，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云。[145]
以上一段，乃是《史记》所未曾有的自伏羲至西汉末的一篇官制通史要略。三代以上根据《周易·系辞》、《左传》。尧舜时期引据《尚书·尧典》。夏商两代资料缺乏。周代则据《周官》（即《周礼》）之经古文说，又存或说即经今文说[146]以备考。此段没有叙说秦代官制，因为汉基本承秦代官制，其内容基本已经列述于下文中。不过，汉代官制后来也有所变更，其渊源则在于古代官制。《百官公卿表》上篇的下半部分即论述官制的部分中，大多数官职皆注明为“秦官”，一部分官职则注明为“古官”。所以班氏说明写作以上一大段文字的目的是“故略表举大分，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云”。在班氏的思想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不放在通史的背景下，要说明西汉一代的官制是不可能的。
第三，八表中的第三类，即《古今人表》。此表之序云：“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以下言人物分等之原则，略）……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147]
将载籍所记历代人物按善恶、智愚分为三阶九等表出，以作为今人之鉴戒。这是班氏作表之本意。然而在此《古今人表》竟然只有古人而无今人。此表所列之第一人为太昊帝宓羲氏，而最后以项羽、陈胜、吴广终结。西汉一代竟不出一人。这样怎么能够称作“古今人表”呢？难怪刘知幾说：“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羲，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剪截，何断而为限乎？”[148]单纯从史书体例来说，刘知幾的话无可疑义。为什么？《汉书》是西汉一代之断代史，理应不记汉以前事。如果从通史精神来说，那就应该通贯古今，既记古代，又记汉代；可是《汉书》的这一篇“古今人表”竟然有古而无今，简直成了汉以前的断代史。这样就与《汉书》之断代大相径庭了。
难道班氏真是这样的低能吗？于是历来学者作出了种种分析和推测。唐代颜师古注云：“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149]这只能是为班固作一种消极的辩护，而不能解决问题本身。因为即使班固未能完成此表，其妹班昭何以不继乃兄之志而续之？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清人诸说可资参考。何焯曰：“今人则褒贬具于书中。虽云总备古今之略，要实欲人因古以知今也。颜说非。”钱大昕曰：“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后有作者继此而表之，虽百世可知也。班序但云究极经传，不云褒贬当代，则知此表首尾完具。颜盖未喻班旨。”梁玉绳曰：“若表今人，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非班所敢出也。”[150]按此三人之说，皆有道理，而以钱大昕说最为精粹。所以，我们可以说，班氏的《古今人表》不是粗心大意而犯了违反断代史书体例的错误，而是别有精心措意以为之。他们宁可在体例的形式上有所背谬（如刘知幾所指出），但是为了完成一部真有价值的断代《汉书》，他们引而不发，他们所不能褒贬的汉代君臣，却可以通过他们所设立的评判标准由后人来评判。宁可犯体例上的违规，也不放弃通史精神在理解断代史上的重要作用，班固兄妹在这一点上实在是很出色的。
（三）《汉书》十志中的通史精神的展现
《汉书》十志之框架大体亦自损益《史记》八书而来，不过分篇区划更为规整，内容也更为繁富；不仅与《史记》相似具有通史精神，而且其苦心孤诣甚至有过于《史记》者。本为断代史书，而竟有如此之通史精神，实在值得深入研究。不过，《汉书》十志，所述大抵皆专家之学，限于主客观条件，本书不能具体展开讨论。请先录陈《太史公自序》中之八书序，作一番大体的探讨，然后再就《汉书》十志为何以《律历志》居首以及其中的通史精神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说明。
以上列之各序对读各该篇之文，可知序与文之要旨一致。因此，我们不妨就此来对《史记》之书与《汉书》之志作一番概略的比较。
第一，以上《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各篇之序，皆有贯通古今之通史精神，凡上文有下划线处皆为具体之表现。《史记》志在通史，因此不足为异；而《汉书》属断代史，如此畅叙通史精神，自是不凡。
第二，前贤早已注意到《汉书》十志与《史记》八书间的因袭关系，如赵翼云：“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151]赵翼之说，确有所见。不过，如果稍作仔细分析，便可看出，《汉书》并非简单地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实还包括对《史记》原有的一些有关各《书》作了很重要的调整或重组。例如，《平准书》仅论及工商业与货币、财政等，而《食货志》则兼田制、租税与农民、农业而论之。《汉书》此志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社会经济通史奠定了初基，至唐代杜佑修《通典》，《食货典》乃居诸典之首。《刑法志》并非完全是《汉书》所新加，其实《史记·律书》中已于兵、刑略有涉及，一带而过。但是，《汉书·刑法志》也确实为中国古代兵制史与刑法史的通史化开了先河。《史记》无《地理书》，然《夏本纪》引《禹贡》，《货殖列传》备言各地区之地理、物产、世风、民俗，皆宝贵历史地理资料。《汉书》立《地理志》，历引《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之文，综述三代地理历史，然后述东周以下秦汉之统一，备列以汉平帝时为准之各郡国、县邑、道、侯国之分布与数目，国土大致面积、可垦与不可垦田地面积，以及民人户数、口数。最后又按十二次分野，分别论述其历史沿革，物产民风等。故此志既为自古至汉的内容丰富之历史地理通史，也为中国通史之作奠定了统一的地理学的基础。《汉书·艺文志》乃据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校雠宫廷藏书基础上所作之《七略》而修成，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分类，备述各家著述之书名、篇卷之数，或亦简注作者。每类著述之后，又简述各类学术之历史源流，立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所以《汉书·艺文志》实际是当时的一部学术通史，又为后世治学术史、目录学、校雠学之滥觞。所以，如果说《汉书》十志沿袭了《史记》八书，那么所沿袭的是《史记》的通史精神；如果说它还有所创新，那么其所创新也在其通史精神。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八书，以《礼》、《乐》、《律》、《历》居首，盖因礼、乐为立国之本，而律、历次之。《汉书》则合《律》、《历》为一《志》以居首,而合《礼》、《乐》为一《志》以次之。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必须解答的问题：一则，律与历二志为何可以合而为一？也就是其立论根据是怎样形成的？再则，律历为何竟可以先于礼乐？也就是其在历史观上的价值是什么？
关于问题一。如果就今人所知而言，律与历并无内在之关系。因为律所涉及的是律管长短与音阶高低关系的音乐方面的问题，而历所涉及的是地与日月星辰关系的天文方面的问题。二者本身并不相干。不过，在先秦（至少是东周）时期，随着阴阳五行以及《易》数等思潮的兴起，逐渐产生了一切现象之间皆有内在相关性的学说。《国语·周语下》记周景王于二十三年（前522年）“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事，伶州鸠以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间（即六吕：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对[152]。按六律为阳，依次与十一月、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相应，六吕为阴，依次与十二月、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相应。《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云：“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153]《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以及《淮南子·时则训》叙每月篇首之文，皆以十二律（吕）与十二月相对应。这样就得出律（12）与历月（12）在数字上的相对应的关系，不过还没有进一步与历法的资料挂上钩。
据《汉书·律历志》记，汉武帝太初七年，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建言改历，得到批准，已经作出初步成果时又出现了“不能为算”[154]的问题。于是，又选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多人造历，“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孟康注：‘黄钟律长九寸，围九分，以围乘长，得积八十一寸也。’）……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155]这就被认为是太初历的所谓八十一分历的律的根据。[156]律与历终于在资料上挂上了钩。在此基础上，“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157]这也就成了《汉书·律历志》能够合篇的所谓内在的根据。当然，这一套见解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不过它反映了刘向、刘歆企图在理论上追求一个作为起点的大“壹”努力，正如他们在历法上追求一个“太极上元”一样。一切的发展皆始于壹，因此壹的发展自然也就是统一的发展。具体说来，班固于此志之序中首先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158]这说明班固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的统一，“乃同律度量衡”确实是一件大事，当然也是汉皇朝大一统的头等大事。按律本为声律，此志则由律引申至数，由数而引申至声、至度、至量、至衡。其间又参以《易》数阴阳，附会殊多，神秘色彩甚浓。不过，其目的在于“修明旧典，同律，审度，嘉量，平衡，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159]这说明班固把律的统一设定为度量衡统一的依据，其大一统意识比司马迁更为鲜明。
关于问题二，亦即律历为何竟可以先于礼乐？也就是其在历史观上的价值是什么？现略陈于下。《史记》以《礼书》、《乐书》居八书之首，道理很简明：按中国文明之传统，礼乐为经国之要道大用，故应居首。那么《汉书》为什么首出《律历志》呢？在刘歆看来，历法涉及天时与农功之间的至为重要的关系，或者扩大地说，涉及天道与人事之间的至为重要的关系。这就是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的修订新版。再则，历法的推阐本身固然已经可以为古今之流提供一个时间坐标，加之刘歆又以三统历与“三统”、“五德”之说相参伍，从而演绎出《世经》，于是就又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通史体系。这就又是司马迁所主张的“通古今之变”的修订新版。由此可见，《律历志》必须放在其他九志之前，因为它是《汉书》十志的定音鼓、奠基石，它的具体内容虽然是律历，但是在原则上它实际又是为十志总体产生着总导论的作用的。因此，如果说《律历志》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刘歆的，那么，以此志为十志之首或总领则是班固在史学上的创新。
以下再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说明。如果说律度量衡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那么历的统一就是作为统一国家的汉代的历史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或者说确定汉朝在连续的中国传统之流中的重要地位的问题。班固在此志历的部分的序里，首先引据《尚书》略言五帝、三王皆有历法，“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160]。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一个统一的政权必有其统一的正朔，而每一次王朝更迭又必有改正朔、易服色（所谓以应天命）之举，由此以表明本朝在整个历史传承系统中的合法地位，也就是所谓正统的地位。班固十分重视汉代之大一统与正统的历史地位，所以也十分重视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迁是相同的。不过，其间也有不同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罚，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61]他所采用的是夏（忠）、商（敬）、周（文）三统说。其渊源出自董仲舒的三统说。按董氏之说，夏历岁首之月斗建寅（立春所在月），为黑统；商历岁首之月斗建丑（夏历十二月），为白统；周历岁首之月斗建子（夏历十一月，冬至所在月），为赤统。[162]此一以黑、白、赤为标志之三统说，无法与五行之五色相匹配。试读《史记》，在《五帝本纪》中，除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外，其余四帝皆并未与五行（五德）之五色相对应。[163]《夏本纪》亦不记夏以何德王、尚何色的问题，便与董仲舒说有所不合。《殷本纪》言：“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164]与董生说合。《周本纪》记，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集解》引马融曰：‘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集解》引郑玄曰：‘赤者，周之正色也。’）”。[165]这样也就含蓄地说明周以火德王，色上赤。此说与秦始皇因代周而以水德王合，又与董生合。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明确地给出一个三统与五行（五德、五色）相对应的完整系统。而在这一点上，班固在其《汉书》中却解决了。
《汉书·律历志》所依据的是刘歆的三统历。刘歆在《太初历》的基础上造《三统历》，仍以八十一为出发点。“统母：日法八十一。（孟康曰：‘分一日为八十一分，为三统之本母也。’）元始黄种初九自乘，一龠之数，得日法。闰法十九，因为章岁。……统法千五百三十九。以闰法乘日法得统法。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参统法，得元法。”[166]此乃三统历的最基本也首列于前的四个数据。日法成立之理由已见前述。闰法19来自19年7闰之周期，19也就成了1章的年数（章岁）。以章岁（闰法）乘日法（19乘以81），得1539为统法，亦即一个统的年数。（每经过1539年，冬至与合朔再次相会在同一日的夜半。）以统法（统岁）1539乘以3，即得4617，这就是一元之年数。（每经过4617年，冬至与合朔再次相会在甲子日的夜半。）或者说一元包括三统，一统包括八十一章，一章包括十九年。这就是历数上的三统历的最基本的几个数据。由此再结合五星会合周期并夹入《易》数，从而推出一整套历法数据。
刘歆再以此与汉代春秋学的三统相联系。“《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按此出自隐公元年经传）‘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按此出自《左传》昭公十七年）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按即冬至所在之十一月），地化自丑毕于辰，〔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万物，三月乃毕。’（按即自建丑之月或十二月至建辰之月或三月）〕人生自寅成于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毕。’）（按即自建寅之月或一月至建申之月或七月，此皆以天时农功为说。）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地以甲辰，（韦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李、韦说皆非也。三统术：天统首日甲子，地统首甲辰，人统首甲申，合于天施、地化、人生之数，故云。’[167]按钱说是，当从。）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168]再结合五星会合周期并附会《易》数，不断扩大公倍数，最后达到“太极上元”（23639040年，为五星、冬至、合朔再次重合于甲子日夜半）。[169]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董生三统说与刘歆三统说在三统与五行（五色）关系上的异同：
董生三统说：周历岁首建子，为赤统；商历岁首建丑，为白统；夏历岁首建寅，为黑统。
刘歆三统说：在承认《春秋》学中的以三代历法岁首建子（周）、建丑（商）、建寅（夏）的三统同时，否定了标志此三统的三色；而代之以历数三统，即天统（始于子半，色赤）、地统（始于丑初经丑半而丑终，色由黄而白）、人统（始于寅初，经寅半至寅终，色由黑而青）。这样，三统就与五色赤（火）、黄（土）、白（金）、黑（水）、青（木）成龙配套，另成一个与三统相联系的五行相生系统，当然其中有着与董生三统相似的神秘性质。可是其《世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世经》序中，刘歆引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自言其祖少昊时所说，推出“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又“稽之于《易》，炮牺（即庖牺、伏羲）、神农、黄帝相继之事可知”。[170]于是就列出了这样与五行相生次序一致的历史系谱：太昊帝（炮牺氏）首出，以木德王（东方甲乙木，为五行相生之首）；木生火，炎帝（刘歆以《左传》之说与《易系辞》之说相应合，以为炎帝即神农氏，此与《史记》之说不合。前人已有辨析，于此不赘。）继之以火德王；（共工虽在太昊帝与炎帝之间，然因其以水德王，失去了正统的规范，故仅为闰统，无历史的合理性。）火生土，黄帝继之以土德王；土生金，少昊帝继之以金德王；金生水，颛顼帝继之以水德王；水生木，帝喾继之以木德王；木生火，唐帝（即尧）继之以火德王；火生土，虞帝继之以土德王；土生金，伯禹（夏）继之以金德王；金生水，成汤（商）继之以水德王；水生木，武王继之以木德王；木生火，汉高祖继之以火德王。（秦虽在周、汉之间，但因其以水德王，故与共工同为闰统，亦无历史合理性。）[171]刘歆以秦为闰统，也有其历法上之根据。按三统历仅承认夏商周三代之历法合理性，即周以十一月（建子，一般为冬至所在月）为岁首，商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夏以正月（建寅，一般为立春所在之月）为岁首，因为冬至点实为一个天文年之起点，而立春则为一个农事年之起点。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于理难通。当然，由刘向、刘歆父子所创始而由班氏《汉书》所发挥的秦为闰统说，其要点更在于用重新排列历史连续之合理的系列的方法来进一步论证汉代政权的正统性。过去以周为火德王，从五行相克说，水克火，秦代周而为水德王。汉初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定，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172]。所以在定太初历的时候，武帝正式确定的还是以汉之土德代秦之水德（以土克水）。而《汉书·律历志》则改从五行相生说，在重新安排的历史序列中，将汉定为以火德王，从而与上古的唐尧的火德相一致，以印证汉为尧后之说。《汉书·高帝纪赞》引《左传》文公二十三年所记蔡墨之言为据，从而为布衣出身的刘邦找出了高贵的家世脉络，“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173]。当然，刘歆构造这一套五行相生体系看来似乎为了说明汉朝乃应运而生，其实他也是在为王莽篡位做着意识形态之准备。王莽自称为虞舜之后，唐尧禅让与虞舜，汉亦自应禅让与王莽。《汉书·王莽传》记，莽篡位后即宣布以土德王，“服色配德上黄”[174]，即为实据。班固之立场则与刘歆迥异。固父班彪（叔皮）年二十时逢王莽失败、光武帝新即位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前，即作《王命论》以谴责割据势力而拥护光武之复兴[175]。班固之所以取刘歆之说，正在于论证东汉中兴之合理性。
班固之所以将《律历志》列于《汉书》十志之首，是为了给其他志提供理论前提，从而使十志形成一个文化通史的有机整体。
（四）结语
以上，对于作为断代史的《汉书》的通史精神，作了历史事实的梳理与讨论，最后，再从理论层面来作一些思考。
第一，《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无疑的。那么，作为断代史是否必须具有通史精神呢？顾名思义，断代史本身既为断代而非通史，那么通史精神就并非其题中必有之义。的确，我们见到过许多并不具有通史精神的断代史，如著名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核心部分作为希腊波斯战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这些都是断代史中的经典性的作品。这一类的史书，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是当时人的精神表述当时之史，因此能使读者阅读时体验到当时之人、之事的活生生场景。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原始的历史”[176]。就其消极方面而言，正如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言，具有三种局限性[177]，而且具有实质主义的特点[178]。按实质主义在性质上是与历史主义相反的。
第二，通史精神对于断代史而言，既非必要条件，那么它对断代史而言是否有可能呢？上文已经就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之富有通史精神作了历史事实的证明，此处不需重复。现在有待说明的是，由于什么条件，作为断代史才具备了通史精神的可能。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汉书》是在何种意义上被定义为断代史的？必须说明，《汉书》之作为断代史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定义的。从这个角度看，《汉书》规规矩矩，只记西汉一代王朝之事。可是，《汉书》其实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段，即西汉一段，而呈现的；而且它是把西汉一朝的政治史当作文明史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呈现的。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汉书》与《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以两场战争为聚焦点不同，它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第三，《汉书》既然具有通史精神，那么，它是否也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许多史学专家已经在这方面有了若干有价值的论著，如陈其泰教授所撰之《“过秦”和“宣汉”》[179],因此这里可以不赘。上文中提到《汉书·叙传》末段文字那种纵贯古今、旁罗万象的精神，以及《汉书》诸表、志中的纵贯古今、旁罗万象的论述，这就恰好是汉代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
《庄子·天运》中有一段关于老子对子贡施教的寓言，说到从黄帝到禹的政治民风的变化（在道家看来当然是退化），而其原因就是“人自为种，而天下耳”。郭象对这段话作了一条注，其中有云“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180]。“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这就是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生动解说，《汉书》可谓有之。正是凭借时代精神与通史精神的有机结合，《汉书》为中国历史与史学的连续性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六、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
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文中的“文献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和“文学史料”（Literary sources）的区别。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著作中常常提到的“文献史料”（literature），实为非文献史料（Nondocumentary sources）和文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著述，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等等。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者误以为主要以文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 hand or primary sources）或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著依托于古代典籍，做到无一句无出处，便自可达到信史的高度。所以，我们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著作、授课讲稿和成果鉴定中常可看到、听到这样的表述：某书或本书依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全书原始史料丰富扎实等等。但翻开有关史著却发现，所谓“第一手史料”或“原始资料”大多并非第一手或原始性的，而基本上是非同代史家的描述。
类似的模糊认识也可在部分现代西方史家的著作中看到。在每年问世的众多西洋古史著作的页下或文后，都整齐排列着大段大段的注释，标明论述中各种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的出处。其中颇具功力的作品可以说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但相当一批史家只追问到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乌斯等古典作家为止，不再认真地计较这些作家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他们实际上把古典作家的记载同样类同于一手或原始史料，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同我国史家的工作一样，力求在故纸堆中寻找能够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进而取得成一家之言或具有新意的文本解读的学术成就。
这就需要澄清几个史学研究的常识问题：什么是一手史料？它和二手史料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一手史料是否等同于历史事实？如果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我们便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还原和解释客观历史的工作，历史势必会变成由一系列误会组成的糊涂账，从而应了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是“我们在死人身上玩的一堆把戏”。[181]
在西方史学概论教科书中，一手史料（限于文字史料）被定义为“一种作品，其成文时间与所研究的时期或题目属于同一时期或几乎属于同一时期”。[182]这种定义正确指出了一手史料与特定历史事物或人物的共时性，却忽略了一手史料的作者和与之共时的历史现象之间所应具有的直接参与或经验的关系。共时史料的提供者可能在空间上完全是历史事件的局外人，如一位埃及人若撰写了同时代的西亚史，他得到的可能一开始就是传闻失实的史料，然后再经过多次转手。这样的史料当然不能算入一手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