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一手史料应指某种特定历史现象的目击者和当事人留下的实物、文字和口头的陈述，类似于司法侦察中作案者在作案现场遗留的痕迹或法律诉讼中所提供的人证、物证和书证。它是已逝去的原生态的一种体现，为历史工作者寻找并确认历史事实提供了原始的资料和信息。按照这一定义，史前人类的化石及其遗下的石器、骨器、美术作品、居住遗址等实物，文明时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与一次性的客观历史共时同代的各种著述、法律文书、档案文献、公私信件、声像作品、口述历史等等均可视为一手史料。例如，汉谟拉比的书信、赫梯法典、梭伦、萨福、提尔泰的残诗、色诺芬的《长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等作品均可列为一手史料。同样按照这一定义，公元前4世纪问世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然是研究同时代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一手史料，但却不能说是研究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一手史料。同样，李维的《罗马史》是研究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史学思想的一手史料，却不是研究共和时期平民和贵族斗争的一手史料。在这些问题上，《政治学》和《罗马史》均属于二手史料。
所谓二手史料，是指非目击者和非当事人对某个特定的客观历史事物的文字或口头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次生的，是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某种描述、解释和判断，甚至想象。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阿庇安的《罗马史》等史著便属于二手史料。希罗多德的《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属于二手史料，而关于希波战争的部分情节却因出自目击者或当事人的口述，则可列为一手史料。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许多内容虽属一手史料，但至少演说词部分，如叙拉古公民大会关于如何应对雅典远征军的辩论词便属于二手史料。所以，一部以一手史料为主的书中可能包含着二手史料，一部以二手史料的书中也可能含有一手史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以共时性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志。
我们知道，在史学研究中，收集史料，尤其是收集一手史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比较选题、收集、筛选、分析史料和归纳观点这一研究工作的流程，收集史料是花费气力最大的一道工序，一般要占工作量的六成以上。一部史作的一手史料多，表明作者功夫到家，即使没有制作出新的体系、概括出新的观点，这部史作也可视为一部扎实的好作品。相反，只有高谈阔论而缺乏史料依托的著作，向来不被专业史学看重。所以我们的学术鉴定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明某参评项目之所以优异，是由于该项目史料翔实可靠，结论建立在一手史料基础之上。然而，一手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原貌，它虽较二手史料更接近历史真实，或者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的某个部位，但接近不等于同一，某个部位不等于全貌。一手史料和历史原貌完全相左的例子也不乏见。因此，评判古史研究成果的标准还应包括作者是否对一手史料进行过认真的考据辨伪，这里面才真正体现了史家在史学微观领域的过硬功夫。
古代史家对史学研究的这道工序曾有过深刻的阐释。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指出，史家对手头的任何史料，即使是目击者或当事人提供的史料也不能轻信，即便是个人亲历的事件也不能随意征引，均需经过一个认真地调查核实的过程。他说：“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我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183]
修昔底德还解释了为什么要审核一手史料。他说这是“因为一些事件的目击者对同一件事并没有提供同样的报道，而且他们的报道依他们拥护一方或另一方、或他们的记忆而有所不同”。[184]显然，在修昔底德看来，一手史料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当事人和目击者会因个人偏好、利害关系、个人立场等主客观因素而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实际。比如，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老寡头和希罗多德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同是批评雅典民主制的苏格拉底与老寡头的又不一样；恺撒的《内战记》试图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和派身上，而西塞罗的书信却在战争责任上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在这种情况下，各家的记载因此走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观察位置的远近也会造成对历史原状的印象发生偏差。因此对于一手史料必需采取修昔底德的处理方法，对每一细微末节进行精心备至的审核。尽管古代史上的所有当事人和目击者已经死无对证，但我们对现有一手史料起码可以做到多问几个为什么。至于那些出自非当事人之手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不知隐没了多少真实的历史细节，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
需要指出，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记忆不同并不只是由于当事人或目击者主观上很难超然、客观上观察角度和位置有所区别的缘故，而且还限于人类记忆的先天缺憾。耶鲁大学教授约翰逊曾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人类记忆的不可靠性。1929年，纽约华尔街上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一位记者访问了9位目击者，其中8人对爆炸瞬间街头的情况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只有一位退役炮兵军官的说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位记者事后感叹道：“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无意识的撒谎者。”[185]
如果说街头爆炸是稍纵即逝的历史事件，多数目击者发生错判情有可原，那么有充分时间观察的历史事件是否就能够避免无意识的撒谎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记忆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除开前面谈到的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个人好恶的影响之外，还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形，像头发一样生长，像冰雪一样融化消失。关于记忆的这种不可靠性（忘却和变形）其实是每个人都能体味到的。因此，对于大量观念形态的一手史料也必须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记忆具有可靠的一面，特别是那些被记忆者看来最值得记忆的东西，是可能铭刻在脑子里而历久不变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回忆录或口述史学的价值，这一点对于尚有许多当事人和目击者健在的现当代史尤为重要。
总体上说，古代世界的历史家尽管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任务和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原则，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的一、二手史料的认识（为史料明确分类是启蒙时代以后到的事），他们没能开发出严格的史料考据方法。像李维、普鲁塔克那样不加批判地引用他人著作是相当流行的做法。不过也有例外的现象，古代有些史家还是意识到了道听途说的间接证据与当事人、目击者的直接证据之间的差别，并把历史记载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词之上，首创了一些虽很初步却十分可贵的获取一手史料的方法。在这方面，古代史家中最出众的一位是波利比乌斯。他曾援引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说视觉比起听觉来得更真实，所以眼睛比起耳朵来说是更精确的见证。[186]由于强调眼见为实，他还提出最好的历史家应该是那些具有军政经验的政治家，也就是当事人，[187]而不是既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的书斋里的学者。为了获取一手史料，得到现场的感觉，他不惜千辛万苦，沿着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路线查勘了一次，实际上运用了现代史学利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学补充正史不足的方法。就历史家求真的执著坚韧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言，波利比乌斯在西方史学史上是很少有人可比的。[188]
《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也认为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最为可信。他在个人著作的开头便指出，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有许多的撰述，所记内容差别很大：“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瑞斯托布斯曾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的历史，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189]阿里安显然在这里使用了近代史学常用的史料内证的方法。
波利比乌斯和阿里安看重眼见为实和个人亲历的原因，是因为历史家们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往往是自己所关心的某段历史的局外人，不了解历史的内情。[190]在古代信息传递手段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局外人获悉历史内情的难度是极大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作品是这种局限的一个明显例子。《历史》中有大量关于埃及、米底、波斯、吕底亚宫廷内部的活动，也含有不同时期希腊各邦众多人物以及其他小国君主、部落领袖们言谈举止的记述，甚至包括最高军政会议、宫廷密谋、枕边对话等极端隐秘情节的生动刻画，其间穿插着大量现场录音般的直接引语。这就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希罗多德从哪里得到了如此详细的机密信息？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一位不懂近东语言的外国普通旅游者，书中的信息提供者则被笼统地称为“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雅典人”、“马其顿人”、“西西里人”，显然是一些地方上的小人物。所以这些秘闻不过是些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而已，是不能当真的。
但希罗多德身上有一个现代史学不大留意的优点，就是非常老实厚道，对读者实话实说，不像现代有些学者那样端起架子唬人。比如希罗多德就诚恳地向读者交代过自己并不完全相信已收集到的口头传说，“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规则，就是把各国的传统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191]。在《历史》的另一处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这条原则：“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决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192]既然这个原则适用于整个《历史》，那它也适用于希罗多德采访到的有关希波战争当事人的回忆。这种向读者讲实话的做法，是古典史学最可爱的地方之一。它避免了误导读者，赋予读者以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很值得当代史学借鉴。当然，希罗多德所说的“原封不动”的直录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轻便的书写工具，人们很难同步做到有言必录。因此他的记录多半是在他采访结束后重新加以回忆、整理的结果。既然系事后回忆，总会有失真的地方，如对史料进行加工，用散文体的爱奥尼亚语对史料的内容加以修饰润色，以及进行归善归恶之类价值评估，从而改变了历史信息的原生状态。
对历史进行改动，或者换句话说，人为地制造历史，乃是古代史作中常见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史作那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使古代最严谨的史作，也存在有意编造历史的地方。古代史家并不认为这样做同捏造历史是一回事，他们普遍像悲喜剧作家一样，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生动的道白，如情景对话，在公民大会、元老院、仪典、战场上的演说。关于这类直接引语的来源，古代最杰出、最求实的史家修昔底德曾有过坦白，这也是古典史学那可爱面的又一体现。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讲辞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作者在前言中对此坦言：“至于不同人物发表的演说，无论是战争开始前发表的还是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实际讲过什么话了。这既是对我听到的演说而言，也适用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各种传言。因此，这里所举的演说，是我觉得某些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同时我尽可能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193]
修昔底德的交代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所有古典作品中的演说，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到波利比乌斯、恺撒、撒路斯特、李维、狄奥多洛斯、普鲁塔克、塔西陀、撒路斯特、阿庇安、狄奥、约瑟夫斯等史家作品中的演说，包括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安葬仪式上的著名讲演，都是史家个人创作出来的，因此最多只能算作二手史料，有些连二手史料也不是。比如密提林、普拉提亚、叙拉古的公民大会的辩论，修昔底德都没有在场，而且密提林和叙拉古与雅典相隔甚远，即使是在现代，要及时获知那里的情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194]但修昔底德却写出了完整的辩论场面和辩论词，显然这已属于文学的想象和杜撰了。假若把这种做法放到现代，比如说一个历史家根据自己的想象，编造出一篇克林顿的演讲词，并将它置于历史著作或参考资料集中，[195]该史家一定会被史学界视为极其恶劣的造伪者。然而古代史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伪造历史，而且绝大多数古代史家不像修昔底德那样自觉，他们将演说词的创作视为常规，根本不向读者交代大量直接引语的来源何在，如同现代诸多传记体或报告文学作品的做法那样。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除了演说词和对话之外，古代史家是否能把握住他们笔下的那些没有其亲身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陈述？他们是否也对笔下的事件做了文学的虚构？
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古典学家之一芬利曾指出，古代史家不能忍受历史空白，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填补空白，甚至不惜虚构。他检讨道：“我们始终低估了古人发明故事的能力和他们相信故事的能力。”[196]他的话说得没有错，我们的确低估了古代史家虚构故事的能力。但芬利也忽略了现代史家所具有的同样的发明能力。我们现在知道，无论古代史家还是已经具有严格史料批判考据能力的近现代西方史家，在试图复原历史的时候，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着历史。譬如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发现者施里曼的记载就带有明显的“文学偏颇”（The literary bias），他“并不是因为小时候得到了一本带有烈火中的特洛伊城插图的书，才激起了他寻找该城的欲望。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趣要到很晚才产生，其行动是深思熟虑的。他也没有在迈锡尼的发掘现场向希腊国王十分匆忙地发出电报，称‘我已看到了阿伽门农的面孔’。这个情节是后来发明的”[197]。有关施里曼的这一历史真相是最近揭示出来的，而有意无意地虚构历史情节却绝不是施里曼传记作者的专利，而是史学史上相当普遍的现象。有鉴于此，古代典籍中的大量内容实质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学和报告文学，而非历史记录，其内容虽然并非都是捕风捉影，但经过非当事人或非目击者的一传十、十传百，再经过史家的收集和转手加工，有中生无，无中生有，变成了盲从、误评、重写和将错就错夹杂在一起的真假难辨的混合物。比如萨尔贡、居鲁士、罗慕洛传奇般的出身，大流士一世获取王位的诡计，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何为幸福的哲学对话以及吕底亚王的戏剧性命运，马萨达的犹太保卫者们集体自杀的壮举……都属于这类混合物。
深入了解西方史学史之后，我们发现，尽管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献学家和少数历史学家在古代典籍的整理、考据和辨伪上做了大量工作，并问世了众多典籍的点校本或注释性著作以及工具书，但他们证源工作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考据的终点仍有可能是某本未加证实的古书，比如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以追到荷马、赫卡泰乌斯、阿利斯提俄斯等等，可是赫卡泰乌斯等人的作品已经遗失，至多只有一些只言片语残留于世，考据至此仍然没有精确的结果。所以虽然古文献学和考据学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们拥有的史料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疑证。另一方面，各国学者并不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成果，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伪证，各国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对古代遗留下来的信息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因为若对每条史料都较起真来，像司法断案所要求的那样，要么一板一眼地核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非要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不可；要么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疑证从无”的原则，那世界古代史就没法写了，整个世界史恐怕也没法写了。比如希腊史上的迈锡尼与荷马时代，至今我们不知道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墨涅拉依……是否真有其人，甚至特洛伊战争的存在也仍然是一个谜。施里曼于19世纪在小亚细亚希萨利克挖出的那座古城废墟是否就是史诗中的特洛伊，只有天知道，因为没有出土任何可资确证的文字材料。凭目前积累的史料数量和性质，离“终审判决”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多利安人入侵，荷马时代，古风时期，以及罗马的王政时期、共和早期也大体如此，更不用说没有史学只有零星历史记录的古代近东或南亚史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现有史料和推理编织出了完整的历史线索，甚至绘出了某些细致的画面。我们可以给人以易洛魁人的母系氏族公社是全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说，我们可以给人以雅典史即为希腊史的错觉，可以让读者误以为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雅典民主政治就是整个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隶制便等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等于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奴隶制……于是，我们不仅在努力侦破世界上古史的一个又一个疑案，而且还在创造着世界上古史。
实际上，对于古代众多地区和时间段的历史，我们极端缺乏确切的细部知识，极端缺乏可靠的历史样本，而历史细部的知识和可靠的样本对于我们的历史需求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以古代近东和印度史为例，由于古代近东地区没有形成史学，只有简单的以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记录，古代印度则连正经的历史记录都没有，所以那里是我们的未知大于已知的典型地区，我们目前只恢复了那里古代史的大概线索，知道一些零星事件的梗概，大量的空白环节在等待我们去填补。比如埃及喜克索斯人、西亚加喜特人的统治我们就只知道一点皮毛。对埃及各王朝、中间期之间，印度早期吠陀、晚期吠陀，列国时代的许多细节，我们也只勾勒出了初步的轮廓。由于细部知识的匮乏，在古代近东史或印度史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些枯燥的人名、地名、事件名以及依据考古材料做出的某些推断和假设，极端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曲折的历史情节，这就大大削弱了历史的取鉴教谕作用。我们因此在世界上古史领域看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缺乏细部知识的古代近东和印度史显得只有骨架而缺乏血肉，而具有细部知识的古典世界，又充满了文学的虚构。
世界上古史领域的这种史料的特殊性，将古代史研究者置于尴尬的境地：从逻辑上讲，客观真实只有一个，某一真实的历史现象只能有一种与之相吻合的陈述。这就像某个刑事案件只能有一个原发现场，一个真实的解释一样。而我们的史料状况却可以给多种论点以不同的论据，每一种标新立异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个别的例证。于是我们看到同一课题的著述在逐年增多，但世界古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却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还呈分歧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样一来，同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真实已经不再是一个，而是多个了，每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事物的一两个侧面。这种解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特别体现我们对古代世界的定性结论上。世界上古史中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庞大结论（如某种性质的社会，某种性质的经济，某种性质的政治体制），但这些结论的史料基础却都是非常脆弱的。以古代西方社会经济属性的评判为例，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占优势的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对应着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和特权公民集团的民主政治。到了20世纪后半叶，案子翻了过来，农本经济变成了主流认识，古代西方经济和黄土地上的经济原来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笔者是后一种解释的赞成者，在认真爬梳了一遍史料之后，发觉现有史料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概括都不够用。科学的定性分析需要充分的经济分析，其首要条件是充分的、周期性的统计数据，如产业配置、各产业部门的产量、产值、国民收入数据等等。可是古希腊人却缺乏综合、精确、连续统计的习惯，现有的数字史料不仅为数极少，且水分很大。再加上遗存下来的个别数字集中在某几个国家和若干孤立的时间，根本无法确定这些数字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说某一性属的判定是终极性的，绝对正确，只能说是一种不知深浅的虚妄。[198]时下占优势的农本说只能说是相对较为合理、较符合逻辑罢了。鉴于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状况，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特别需要把持一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态度，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像近代法国著名史家古朗日那样，在做定性结论的时候把话说绝，误以为带有主观成分的个人认识便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199]
七、被误读的希罗多德
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字史料加以解读。由于解读对象和解读主体本身的种种局限（语境、文本质量、研究者的学养、道德、理念等），误读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史学史上，长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误读可以说是集体误读的典型案例，[200]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如何解读文本、尽量减少失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也对现今方兴未艾的史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面经验。
（一）古代史家专注于记载和评说他们认为值得记忆的大事和人物，很少考虑史学本身的问题。虽然包括史家在内的古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有时喜欢品评他人著作，但多属即兴发挥，往往在几句归优归劣的评价话语之后，便转移话题，缺少深入剖析和论证。但希罗多德的作品在古典史学批评中却是个例外。
多半因为《历史》是首部完整遗存下来的早期历史著作，辑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收集了大量同代人的口头传说，而内容结构又失之松散，许多生动的故事缺乏有机联系，因而与后来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谨严风格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明显多于其他著述，且否定评判要多于肯定意见。甚至还有人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历史》及希罗多德本人大加讨伐，可谓西方史学评论中骂杀的典型，长期影响到欧洲学界对历史之父的基本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第一个批评希罗多德的人是较希罗多德晚后一点的史家修昔底德。他在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至少有两处不指名地谈到希罗多德等散文记事家（logographers，罗埃伯古典丛书本译作“编年史家”）的缺陷。[201]在他看来，古希腊早期的舞文弄墨者，无论是诗人还是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把求真求实当作自己的追求。诗人为了修饰和夸大诗歌的主题，并不在乎事情本身是否真实。而散文记事家关心的则是如何取悦听众而非说明事实，他们笔下的故事因此根本经不起检验，其中大部分随着时间推移成了不足凭信的虚构。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明确表示：他的著作要与诗人和记事家们的作品划清界限，虽然“我的叙述由于缺乏虚构很可能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是那些希望清晰地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以及希望知道将在某一天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人，如果认为我的历史是有益的话，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的确，它不是一部为一时的听众所写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垂诸久远才编纂的”。[202]
修昔底德的批评体现了贯穿其全书的理性精神。这是史学思维已经比较成熟的史家对尚处于非常规性史学阶段的前辈史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虽然以散文记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开创了古典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史学最初的基础，但他们赖以成书的多数史料从后人眼里看却并不可靠，主要是史家个人走南闯北、实地收集的口头传说。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汇编，辅之一些实地考察材料。后4卷内容虽部分出自希波战争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质，但占多数的还是经过反复转手的传闻，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里，书中的描述自然属于虚构之列了。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属于同代人记同代事，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将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203]。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实录的意义，也就具有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证词的意义。自修昔底德以后，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希腊史家还是罗马史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写本族人和异族人古代史的并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笔下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如色诺芬写《希腊史》、波利比乌斯写《通史》、恺撒写《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陀写《历史》和《编年史》等等。在杰出的史家当中，只有李维是个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对口碑史料的批评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见为实”的特点对古典史家的选题产生了影响。
不过，修昔底德对散文记事家的批评仅限于就事论事，说明他个人作品与诗歌及散文记事作品的区别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涉及散文记事家虚构故事的好坏善恶之类价值评判问题。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至少容忍了散文记事家以取悦听众为目的的虚构，理由是他们的著作本来就不是为了说明事实。这种批评在笔者看来虽然也不尽准确，但比起后来的评论家却宽容多了，应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
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的批评就比修昔底德的严厉多了。在他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中，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谈到历史和诗歌之间的本质区别问题，昆图斯道：“那么，我亲爱的兄弟，依我的理解，你认为历史和诗歌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了？”西塞罗答曰：“没错儿，昆图斯。对于历史来说，判断一切的标准就是真实；而诗歌则通常以给人愉悦为准则。然而，人们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以及泰奥庞浦斯的著作中却发现了难以数计的编造。”[204]西塞罗赋予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美名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罗多德以前的记事家已写过不少冠以“历史”之名的叙述体著作，只是未能流传到西塞罗的时代罢了。但西塞罗正确指出了评判认识意义上的历史的基本标准，就是求真求实的原则，这反映出他的准确概括能力，不愧为罗马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当他用“真实”的尺子来衡量希罗多德和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史家特奥庞浦斯（《希腊史》和《腓力皮卡》的作者）时，结论是根本否定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充斥着“难以数计的编造”（innumerabiles fabulae），实际上徒具历史之名而无历史之实。这就言重了。
在《论神圣》一文中，西塞罗再次谈到希罗多德，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卷1章53中所述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向阿波罗求要的神托是希罗多德的伪造，如同恩尼乌斯编造了一套关于皮洛士得到阿波罗神托的故事一样。他尖锐地提问：“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神托是给克洛伊索斯的呢？或者为什么我该认为希罗多德就比恩尼乌斯更诚实呢？”[205]言外之意，希罗多德是一位有意制假者。
西塞罗指斥希罗多德造伪，但毕竟给了希罗多德一顶“历史之父”的桂冠，直到今天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而晚后的传记家普鲁塔克则一棍子将希罗多德打死，将他斥为阴损缺德的大邪大恶之人。
收入普鲁塔克《道德集》中的长篇专论（《论希罗多德的险恶》）的题目本身便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实际上，普鲁塔克所用的κακοθεια（英文译作Malice）一词在中文和英文中没有对应词，其所含贬义不是简单的险恶或邪恶便可充分表达出来。该词涵盖一些具体恶行，如欺骗、刻薄、剽窃、肆意歪曲事实和诽谤他人等等，与美德（ευθεια）一词所代表的诚实、正直、宽宏大度等相对。普鲁塔克是道德家，他的代表作《名人传》的全部立意在于扬善惩恶，让好人在历史记忆中得到补偿，让坏人得到清算。他的《道德集》同样服膺于道德评判的目的，《论希罗多德的险恶》一文在于说明历史领域的恶德表现，对“历史之父”加以全面的声讨。
普鲁塔克首先表白自己是第一个将希罗多德视为骗子的人。他说：“迄今为止尚无人揭露他（希罗多德）为骗子”，其原因是人们为希罗多德风格所惑，因为《历史》一书引人入胜，加之作者表面上的诚恳幽默，结果是迷人的风格掩盖了希罗多德的邪恶本质。[206]
随后普鲁塔克列出判断史家道德优劣的4条标准，作为对希罗多德定性的依据。头一条是若一位史家本可用一些较温和的词语来叙述一些事件，而实际上却用了最严厉的话语，那这个人肯定缺乏善心。第二条是若一个史家把本来不可信但却与他叙述的问题有关的事硬塞到他的记述当中，以说明某人愚蠢，那这个史家肯定不怀好意。第三条与第二条相对，即一个史家省却那些可信的好事，而这些事物本来又在所叙述的事情上具有适当的位置，这个史家当然用心险恶。最后一条是一个史家明知对同一事件有两个以上的说法，却偏爱那些不太可信的解释，这人定然居心不良。[207]
这4条标准涉及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即史学认识当中始终包含着主观的成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选择权实际操在史家的手中，稍不注意，哪怕遣词用句不大留意，都可能偏离客观中立的立场，从而歪曲历史真相，更别说心术不正、有意歪曲史实的人了。所以，普鲁塔克的标准很有些可取之处。但问题是历史家不是天使而是凡人，是凡人就要有主观局限，就难以不折不扣地落实这4项标准，如何避免史料取舍和价值评判的主观性迄今仍是一个史学实践的难题。
在普鲁塔克眼里，希罗多德是严重违背这4项标准的人，所以该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意在说明这一点。但任何一个认真读过希罗多德《历史》的人都可以发现，普鲁塔克的指责带有明显有意贬损、意气行事的特点。比如他说希罗多德伪造关于伊奥的故事，并把希腊人最伟大的功业特洛亚战争说成是愚蠢行为，[208]这就有罗织罪名、强加于人的意思。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这段记载非常简明直白，绝无“迷人的”虚饰。作者先是客观介绍了自己听到的有关希波战争为女人伊奥而打的传说，列举了希腊人、波斯人或腓尼基人说法的不同版本，然后提出自己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明，认为希波战争的初因在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冒险主义。[209]这里显示的是希罗多德独立的思考精神，根本谈不上什么伪造的问题，因为作者并不同意为女人而打的说法。
再如，普鲁塔克指责希罗多德亲蛮族，为埃及人、波斯人说话，把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的祖先归结于腓尼基人等等。[210]其实，这不仅不能证明希罗多德的恶意，反而证明普鲁塔克自己的民族偏见。我们知道，希腊人产生强烈的优越感并提出蛮族低劣理论的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即伊索克拉特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到了普鲁塔克生活的公元1—2世纪，希腊、罗马人的民族优越感已经牢固确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表达的对蛮族人的友好之意甚至敬意自然被普鲁塔克所不容。
纵观《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全文，基本是这样一些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的东西，其偏激的程度连普鲁塔克的爱戴者都感到困惑：为何在其他作品中一向温文尔雅的普鲁塔克会变得如此刻薄？以致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普鲁塔克之手，而是某个彼奥提亚修辞学家的冒名顶替之作。然而古文献学家的考据却证明这篇文章的风格和语言毫无疑问属于普鲁塔克。[211]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如此反感，甚至于可以说是仇视？
我们在普鲁塔克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普鲁塔克是彼奥提亚人，而希罗多德的《历史》却对他的祖先有十分不利的记载，这一点最令普鲁塔克耿耿于怀。《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开篇便提到作者之所以痛斥希罗多德为“骗子”，原因是“因为他（指希罗多德——作者注）的主要牺牲品是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212]。在希罗多德的笔下，以底比斯为代表的彼奥提亚人是希腊抗战事业的背叛者，在历次希波战争中都有不光彩的行为，这就将底比斯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直到公元前335年，当亚历山大血洗底比斯，夷平城市并将幸存者尽数卖为奴隶时，希腊人还认为这不过是底比斯在偿还陈年老账而已，是为他“一再背叛全希腊的神圣事业”而得到的报应。[213]普鲁塔克那4条标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而发的。批判希罗多德，为自己的祖先辩护，这是普鲁塔克撰写此文的基本出发点。他作品中的缺陷已经不是误读的问题，而是感情用事、刻意歪曲的问题。这样的认识缺陷在今天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将不在我们的重点讨论之列。值得探讨的是修昔底德和西塞罗的批评：为什么希罗多德书中的史料以传说为主？历史之父是否在蓄意虚构以取悦读者？
（二）科学哲学家库恩曾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谈到科学进步的过程时列出了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的三段式，这里可以借用来解释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说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批判的片面性。在库恩看来，前科学阶段是没有一定标准的理论，即无范式，只有一些准范式。经过学术团体的争论，产生了范式，于是进入常规科学时期。
据此类推，希罗多德《历史》体现的史学形态是一种准范式的前学科形态，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明晰的关于史学必须求真的规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体例、体裁和表述形式。由于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规，所以与后期古希腊罗马的史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这也是在希罗多德之后没有见到希罗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毕竟为希腊史学制定了一些准范式，为常规性的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比如正是希罗多德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是希罗多德为后世缔造出结构虽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和记事本末的体例。也正是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古典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由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未能把希罗多德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笼统地用一把常规史学的尺子衡量前人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误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确如修昔底德所说，主要出自口头传说。但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希罗多德等记事家所处时代乃是希腊史学诞生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刚从脑记口传上升到文字记载不久，社会积累的文字史料极为有限。从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无非是屈指可数的三部长诗、若干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食之类）的编年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志于著史的记事家不用传说用什么？因此初期的记事家们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展开调查，搜求各种民间传说，以便编写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历史。这是一种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像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那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远及美索不达米亚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这种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们赖以成书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文ι′στορια的原生义就是通过问询获得的知识和资料。换句话说，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214]因此，利用大量传说史料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且应视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和贡献。从现代史料学的认识角度出发，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离和处理。因此传说同样具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即使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是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观念。
譬如，《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雅典政治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和对话，宛如具有现场记录或录音的现代新闻报道，显然经过了传说者的加工，带有虚构成分。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传说就否认梭伦同克洛伊索斯存在会面的可能性。当时吕底亚是希腊各国最强大、最富有的邻邦，是小亚希腊殖民城邦的宗主国，国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礼贤下士、附庸风雅的政策，所以希腊贤人相继到撒尔迪斯做客，[215]梭伦这样的名士成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宾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罗多德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与此事相关的具体情节，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语纯系传说者的“演义”或经过希罗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终是难以否定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以及通过这种诠释所表达出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人推崇的幸福观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诠释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转达的其他更为离奇的传说一样，[216]均属于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的真实记录。
传说的内容在这里便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真实：体现传说者真实的思想和体现传说中人事的真实。其中前一种真实是确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后一种真实则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对传说真实在这个层面的可能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应当持怀疑态度。
希罗多德尽管是早期史学家，却已对传说史料的这一特点具有清醒认识，并制定了相当客观的处理原则。他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传说材料：“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原则，就是把各国的传说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绝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217]希罗多德在这里告诉读者自己只是一个客观的录入人，他自己始终怀疑他录下的人事，同时也告诫读者不要轻信。这是极其可贵的史学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客观写作原则。[218]由于秉持这样的精神和原则，他在书中的许多地方还对同一件事列举了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话。这种反映早期希腊史学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显然不像普鲁塔克所说的在于误导和欺骗读者，告诉读者这就是什么，从而夺走读者的判断权利，而是在于说明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批评希罗多德笔下的传说失实，那就是批评者的过错了，因为他们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上述说明，将传说本身的局限当作希罗多德的有意编造。
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罗多德的大量记录，有关地中海周边地区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史、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前希罗多德时代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和民俗方面的著作，早在古典时代就显然失传了。所以，现代人应该感谢希罗多德。如果没有《历史》以及《圣经》提供的线索，近东考古就不会这样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译就会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希罗多德记载的有关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传说，就没有商坡良和罗林逊等人的破译，因此也就没有埃及学和亚述学。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给后代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实信息的大量传说，而且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一手史料。比如《历史》后半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描述，就出自众多希波战争当事人和目击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战争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
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正是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希罗多德本人的孩童时期以及他的大半生都处于那场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战争的旋涡当中。他的母邦哈利卡纳苏是参战邦，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希波战争的目击者。当他撰写《历史》的时候，大批参战者还健在，包括一些参与公元前490年战争的“老革命”。书中关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米卡列等会战的描述，无疑系由雅典、斯巴达等邦参战者提供的素材，其故事情节也是得到参战老兵认可的版本。在《历史》面市之后的整个古典时代，我们没有听到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对记载失实的任何抱怨。而且迄今为止，《历史》仍然是后代人获悉这场战争原因、经过和结局的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仅就这一点而言，希罗多德就不应该受到虚构的谴责。
除此之外，《历史》书中还有许多希罗多德个人的见闻，类似现代的游记。如他在埃及、西亚、希腊各地旅行期间所目睹的民俗民情，当地人的婚丧嫁娶、宗教礼仪、节日庆典、名胜古迹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它们是《历史》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且希罗多德还是目前所知第一个在历史写作中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档案的人。他书中记载的石刻碑铭、神谕记录多数属于一手史料，显然系他亲眼所见。比如他提到雅典人战胜普鲁塔克的同乡彼奥提亚人和宿敌哈尔基斯人之后，拿出两地俘虏的部分赎金铸造了一辆青铜驷车。希罗多德精确指出了这辆驷车陈放的位置和上面刻写的诗句：“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219]
诸如此类有鼻子有眼的实地描述要虚构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的读者或听众熟识这些东西。近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希罗多德关于雅典同哈尔基斯冲突的碑铭以及温泉关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铭文惊人的准确。至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很不以为然的《历史》中的神谕记录，大多数与戴尔斐神庙有关。相信神灵的希罗多德在众多熟悉有关神谕的希腊人尚在世的情况下，比如关于阿波罗给雅典人如何应对薛西斯入侵的神谕，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指示，若希罗多德对此编造，那他的著作是通不过雅典读者的。我们没有听到希罗多德的同代人及晚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如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特、德摩斯提尼等人，对希罗多德在这方面的描述提出过什么质疑。所以简单地批评希罗多德虚构历史不仅没有考虑史学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且还有以偏概全之虞。
从鉴古知今的实用角度出发，古代人对希罗多德的误读对今天的史学批评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史学批判既然是学术批评，就应该遵循学术活动的一般规则，摆事实，讲道理，有话好好说，避免情绪化的刺激话语。不能像普鲁塔克那样，大笔在握，俨然像是掌握被评者生杀权利的判官或警察，要么将被评者打下地狱，要么将被评者捧上天堂。也不应像修昔底德和西塞罗那样，不加具体分析，一笔抹杀被评者作品的价值，造成史学史上的冤假错案。即使是对于那些货真价实的学盗文贼，也应以理服人，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问题说一分话，有九分问题不说十分话。总之，学术批评家不应充当杀手，而应成为实事求是学风的护卫者，健康文德和文风的体现者。这样才会加强批评的力量，产生积极的效果，促进学科的发展。
[1] 本节对文字之解释，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
[2] “观念”作为哲学术语，最初译自柏拉图的idea，但并未能表达idea的原意。（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等）之后，此词被赋予多种涵义。本文“观念”一词的涵义，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观念”条和“思维”条。
[3] 《史记·太史公自序》。
[4] 《尚书·汤誓》。
[5] 《尚书·西伯戡黎》。
[6] 《尚书·召诰》。
[7] 许倬云教授亦据金文资料对此作问题作了论述，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第98—99页。
[8] 《尚书·君奭》。
[9] 《尚书·召诰》。
[10] 《尚书·召诰》。
[11] 《史记·周本纪》。
[12] 《尚书·康诰》。
[13] 《尚书·君奭》。
[14] 《尚书·康诰》。
[15] 同上书。
[16] 《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17] 《孟子·万章》引《尚书· 泰誓》。
[18]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尚书· 泰誓》。
[19] 《尚书·酒诰》。
[20] 《尚书·召诰》。
[21] 《尚书·多方》。
[22] 参见易宁：《关于西方古代史学“实质主义的”思考》，《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3] 《汉书·司马迁传》。
[24] 《史记·伯夷列传》。
[25] 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高宗肜日》，《清经解续编》本。
[26] 关于《书序》是今文抑或古文，其作者及制作年代，学术界有较多的争议。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本文只是将《书序》作为汉人的一种说法。
[27] 《史记·太史公自序》。
[28] 《史记·孔子世家》。
[29] 韩婴：《韩诗外传》卷7，中华书局1985年版。
[30]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金縢》。
[31] 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2，《清经解续编》本。
[32]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3] 孔颖达疏引《礼记正义·明堂位》，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4] 俞樾：《群经评议·尚书三》，《清经解续编》本。
[35] 《尚书·大诰》中“王若曰”之王应为周公。参见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52页。
[36] “三正”之释，参见刘起釪：《古史续辨》，第212页。
[37] 孔颖达疏引《毛诗正义·大雅·**》，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8] 《论语·子张》。
[39] 《孟子·滕文公》引《尚书·泰誓》。
[40]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甘誓》，《清经解》本。
[41]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
[42] 《尚书·甘誓》孔颖达疏、《周礼·大司寇》贾公颜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孙诒让：《周礼正义·大司寇》（中华书局1987年版）。
[43] 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迁传》。
[44] 《史记·殷本纪》。又王国维著《高宗肜日说》一文，据甲骨卜辞和文献两重证据考辨高宗肜日事，否定了今文家的武丁祭成汤说，指出此事乃祖庚肜祭武丁。易宁：《〈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大陆杂志》第九十九卷第二期。从王氏说，并辨析司马迁是在无其他史料可征引的情况下，采用今文家说的，他引用史料时有无法选择的一面。最近读到李学勤：《试译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2006年第9期。李学勤教授据楚简及其他文献，考定《高宗肜日》中的高宗实为武丁。可见，关于高宗肜日事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45] 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高宗肜日》。
[46] 臧琳：《经义杂记》之《五帝本纪书说》、《金縢今古文说》，《清经解》本。
[47] 《汉书·五行志》。
[48]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高宗肜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
[49]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24—425页。
[50]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附别集）》；刘起釪：《古史续辨》，第504页。
[51] 章炳麟：《古文尚书拾遗定本》，章氏国学讲习会1937年印本。
[52] 刘起釪：《古史续辨》，第504页。
[53] 同上书。
[54]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西伯戡黎》。
[55] 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四》，《清经解续编》本。
[56] 王国维：《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观堂集林（附别集）》；章炳麟：《古文尚书拾遗定本》。
[57] 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8] 刘起釪：《古史续辨》，第509—510页。
[59] 学者们一般认为，司马迁排列文王伐黎等国的顺序，是可信的。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1页;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西伯戡黎》; 许倬云：《西周史》，第90页，等等。
[60] 《史记·殷本纪》。
[61] 参见\[日\]龙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殷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叔岷：《史记斠补·殷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版。
[62] 为辨析亮、谅、梁、阴、闇、雍、飨等字古今字之别，这些字在此段及下两段文中皆用繁体字写出。
[63] 《史记·鲁周公世家》。
[64] 孔颖达：《尚书正义·无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65] 《论语·宪问》，《诸子集成》本。
[66] 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毋逸》，《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67] 《国语·楚语》。
[68] 《吕氏春秋·重言》。
[69] 《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元年》孔颖达疏引马融注，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70] 王鸣盛：《尚书后案·无逸》，《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71] 臧琳：《经义杂记·论语古文今文》，《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宪问》，《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72]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无逸》。
[73]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卷29，中华书局1987年版。
[74] 慧琳：《一切经音义·太子本起瑞应经音义》，台湾大通书局1985年版。参见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史记〉引今文本〈尚书〉考》，齐鲁书社1986年版。
[75] 参见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第9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顾颉刚：《尚书文字合编·无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薛季宣：《书古文训·无逸》，《通志堂经解》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6年版。
[76]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77] 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毋逸》，《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78] 孔颖达等：《尚书正义·无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79] 孔颖达等：《礼记正义·丧服四制》，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80] 段玉裁：《尚书今古文注疏·无逸》，《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81] 孔颖达等：《尚书正义·洪范》，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82] 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文公六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83] 孔颖达等：《礼记正义·丧服四制》，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84] 《春秋繁露·竹林》 。
[85] 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毋逸》，《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86] 陈立：《白虎通疏证·爵》，中华书局1994年版。
[87] 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元年，孔颖达疏引马融注，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88] 贾公彦:《仪礼注疏·既夕礼》，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89] 贾公彦:《仪礼注疏·丧夫》，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90] 同上书。
[91] 惠士奇：《礼说·庐舍》，《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本。
[92] 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尚书·无逸》，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93] 魏徵等：《晋书·礼志中》。
[94] 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 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95] 参见刘家和：《史学与经学》，《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孟子和儒家经传》，《史学、经学与思想》。
[96] 参见易宁：《论〈史记〉释〈尚书·西伯戡黎〉》，《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7] 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桓公五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98] 《史记·三代世表·序》。
[99] 《史记·殷本纪》。
[100] 《左传》僖公五年引《尚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01] 《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02] 希腊文“命运”（Τúxη） 是一个多义词，有运气、机遇和神的赐予与安排（神性之命运） 等多种含义。神性之命运是其中最重要的含义之一。参见H. G.Liddell and R. Scott，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 Oxford , 1996，p. 1592；J. B.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ondon ,1920，p.200.
[103] F. W. Walbank，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Ⅱ，Oxford，1967，p.296.
[10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ⅩⅩⅨ. 22.
[105] Ibid.,ⅩⅩⅩⅥ. 17.
[106] J. W .T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l,New York, 1942，p.57.
[107]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46页。
[108] Polybius,The Histories, Ⅵ.56.
[109] 《史记·六国年表·序》。
[110] 《史记·魏世家·赞》。
[111] 《史记·六国年表·序》。
[112] 汪越：《读史记十表》，《史记汉书诸表补订》，第27页。
[113]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114] 参见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76—278页。
[115] Polybius,The Histories, I.4.
[116] Polybius,The Rise of the Rome Empire, I.S.Kilvert, ed, Penguin Books, 1979，p.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