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一手史料應指某種特定曆史現象的目擊者和當事人留下的實物、文字和口頭的陳述，類似於司法偵察中作案者在作案現場遺留的痕跡或法律訴訟中所提供的人證、物證和書證。它是已逝去的原生態的一種體現，為曆史工作者尋找並確認曆史事實提供了原始的資料和信息。按照這一定義，史前人類的化石及其遺下的石器、骨器、美術作品、居住遺址等實物，文明時代人類遺留下來的與一次性的客觀曆史共時同代的各種著述、法律文書、檔案文獻、公私信件、聲像作品、口述曆史等等均可視為一手史料。例如，漢謨拉比的書信、赫梯法典、梭倫、薩福、提爾泰的殘詩、色諾芬的《長征記》、愷撒的《高盧戰記》等作品均可列為一手史料。同樣按照這一定義，公元前4世紀問世的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雖然是研究同時代古希臘政治思想的一手史料，但卻不能說是研究公元前5世紀希臘政治製度史的一手史料。同樣，李維的《羅馬史》是研究公元1世紀前後羅馬史學思想的一手史料，卻不是研究共和時期平民和貴族鬥爭的一手史料。在這些問題上，《政治學》和《羅馬史》均屬於二手史料。
所謂二手史料，是指非目擊者和非當事人對某個特定的客觀曆史事物的文字或口頭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次生的，是在第一手史料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某種描述、解釋和判斷，甚至想象。普魯塔克的《名人傳》、狄奧多洛斯的《曆史集成》、阿庇安的《羅馬史》等史著便屬於二手史料。希羅多德的《曆史》的大部分內容屬於二手史料，而關於希波戰爭的部分情節卻因出自目擊者或當事人的口述，則可列為一手史料。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許多內容雖屬一手史料，但至少演說詞部分，如敘拉古公民大會關於如何應對雅典遠征軍的辯論詞便屬於二手史料。所以，一部以一手史料為主的書中可能包含著二手史料，一部以二手史料的書中也可能含有一手史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以共時性作為唯一的判斷標誌。
我們知道，在史學研究中，收集史料，尤其是收集一手史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比較選題、收集、篩選、分析史料和歸納觀點這一研究工作的流程，收集史料是花費氣力最大的一道工序，一般要占工作量的六成以上。一部史作的一手史料多，表明作者功夫到家，即使沒有製作出新的體係、概括出新的觀點，這部史作也可視為一部紮實的好作品。相反，隻有高談闊論而缺乏史料依托的著作，向來不被專業史學看重。所以我們的學術鑒定總是不厭其煩地說明某參評項目之所以優異，是由於該項目史料翔實可靠，結論建立在一手史料基礎之上。然而，一手史料並不等於曆史原貌，它雖較二手史料更接近曆史真實，或者直接反映曆史真實的某個部位，但接近不等於同一，某個部位不等於全貌。一手史料和曆史原貌完全相左的例子也不乏見。因此，評判古史研究成果的標準還應包括作者是否對一手史料進行過認真的考據辨偽，這裏麵才真正體現了史家在史學微觀領域的過硬功夫。
古代史家對史學研究的這道工序曾有過深刻的闡釋。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頭指出，史家對手頭的任何史料，即使是目擊者或當事人提供的史料也不能輕信，即便是個人親曆的事件也不能隨意征引，均需經過一個認真地調查核實的過程。他說：“我的責任是不相信任何一個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話，也不相信在我看來很有可能是真實的事。我列舉的事件，無論是我親自參與的還是我從其他與此有關的人那裏得到的消息，都經過了對每一細微末節精心備至的審核。”[183]
修昔底德還解釋了為什麽要審核一手史料。他說這是“因為一些事件的目擊者對同一件事並沒有提供同樣的報道，而且他們的報道依他們擁護一方或另一方、或他們的記憶而有所不同”。[184]顯然，在修昔底德看來，一手史料具有主觀性和片麵性，當事人和目擊者會因個人偏好、利害關係、個人立場等主客觀因素而有意無意地歪曲曆史實際。比如，關於雅典民主政治，老寡頭和希羅多德的看法就很不一樣，同是批評雅典民主製的蘇格拉底與老寡頭的又不一樣；愷撒的《內戰記》試圖把內戰的責任推到共和派身上，而西塞羅的書信卻在戰爭責任上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在這種情況下，各家的記載因此走樣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此外，觀察位置的遠近也會造成對曆史原狀的印象發生偏差。因此對於一手史料必需采取修昔底德的處理方法，對每一細微末節進行精心備至的審核。盡管古代史上的所有當事人和目擊者已經死無對證，但我們對現有一手史料起碼可以做到多問幾個為什麽。至於那些出自非當事人之手的一個又一個重大曆史事件的描述，不知隱沒了多少真實的曆史細節，造成了多少冤假錯案。
需要指出，對於同一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記憶不同並不隻是由於當事人或目擊者主觀上很難超然、客觀上觀察角度和位置有所區別的緣故，而且還限於人類記憶的先天缺憾。耶魯大學教授約翰遜曾舉過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人類記憶的不可靠性。1929年，紐約華爾街上發生一起爆炸事件，一位記者訪問了9位目擊者，其中8人對爆炸瞬間街頭的情況提供了錯誤的信息，隻有一位退役炮兵軍官的說法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位記者事後感歎道：“我們或多或少都是無意識的撒謊者。”[185]
如果說街頭爆炸是稍縱即逝的曆史事件，多數目擊者發生錯判情有可原，那麽有充分時間觀察的曆史事件是否就能夠避免無意識的撒謊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記憶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除開前麵談到的要受社會條件的製約和個人好惡的影響之外，還會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形，像頭發一樣生長，像冰雪一樣融化消失。關於記憶的這種不可靠性（忘卻和變形）其實是每個人都能體味到的。因此，對於大量觀念形態的一手史料也必須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濾過程。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否定記憶具有可靠的一麵，特別是那些被記憶者看來最值得記憶的東西，是可能銘刻在腦子裏而曆久不變的。所以我們要高度重視回憶錄或口述史學的價值，這一點對於尚有許多當事人和目擊者健在的現當代史尤為重要。
總體上說，古代世界的曆史家盡管確立了求真求實的治史任務和忠實於客觀曆史的原則，但由於沒有形成明確的一、二手史料的認識（為史料明確分類是啟蒙時代以後到的事），他們沒能開發出嚴格的史料考據方法。像李維、普魯塔克那樣不加批判地引用他人著作是相當流行的做法。不過也有例外的現象，古代有些史家還是意識到了道聽途說的間接證據與當事人、目擊者的直接證據之間的差別，並把曆史記載的注意力集中到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證詞之上，首創了一些雖很初步卻十分可貴的獲取一手史料的方法。在這方麵，古代史家中最出眾的一位是波利比烏斯。他曾援引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話說視覺比起聽覺來得更真實，所以眼睛比起耳朵來說是更精確的見證。[186]由於強調眼見為實，他還提出最好的曆史家應該是那些具有軍政經驗的政治家，也就是當事人，[187]而不是既沒當過兵也沒打過仗的書齋裏的學者。為了獲取一手史料，得到現場的感覺，他不惜千辛萬苦，沿著漢尼拔遠征意大利的路線查勘了一次，實際上運用了現代史學利用田野調查和口述史學補充正史不足的方法。就曆史家求真的執著堅韌所能達到的高度而言，波利比烏斯在西方史學史上是很少有人可比的。[188]
《亞曆山大遠征記》的作者阿裏安也認為隻有當事人和目擊者提供的信息最為可信。他在個人著作的開頭便指出，關於亞曆山大的事跡有許多的撰述，所記內容差別很大：“我認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斯二人的記述較為可靠，因為阿瑞斯托布斯曾隨亞曆山大轉戰各地，托勒密則不但有同樣的曆史，而且他本人也是個國王。對他來說，撒謊比別人更不光彩。此外，他們二人撰寫亞曆山大曆史的時候，既然他已經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麽力量強製他們說假話，而他們自己也不會因為說假話得到什麽好處。”[189]阿裏安顯然在這裏使用了近代史學常用的史料內證的方法。
波利比烏斯和阿裏安看重眼見為實和個人親曆的原因，是因為曆史家們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往往是自己所關心的某段曆史的局外人，不了解曆史的內情。[190]在古代信息傳遞手段極其落後的條件下，局外人獲悉曆史內情的難度是極大的。曆史之父希羅多德的作品是這種局限的一個明顯例子。《曆史》中有大量關於埃及、米底、波斯、呂底亞宮廷內部的活動，也含有不同時期希臘各邦眾多人物以及其他小國君主、部落領袖們言談舉止的記述，甚至包括最高軍政會議、宮廷密謀、枕邊對話等極端隱秘情節的生動刻畫，其間穿插著大量現場錄音般的直接引語。這就不能不使人提出一個問題：希羅多德從哪裏得到了如此詳細的機密信息？從他的書中可以看出，他不過是一位不懂近東語言的外國普通旅遊者，書中的信息提供者則被籠統地稱為“埃及人”、“呂底亞人”、“波斯人”、“科林斯人”、“雅典人”、“馬其頓人”、“西西裏人”，顯然是一些地方上的小人物。所以這些秘聞不過是些街談巷議的小道消息而已，是不能當真的。
但希羅多德身上有一個現代史學不大留意的優點，就是非常老實厚道，對讀者實話實說，不像現代有些學者那樣端起架子唬人。比如希羅多德就誠懇地向讀者交代過自己並不完全相信已收集到的口頭傳說，“任何人都可以相信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輕信的人的話。至於我本人，在這部書中保持那個總的規則，就是把各國的傳統按照我聽到的樣子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191]。在《曆史》的另一處他又重申了自己的這條原則：“我的職責是記錄人們講的一切，但我決無義務相信它們，這適用於整個這部書。”[192]既然這個原則適用於整個《曆史》，那它也適用於希羅多德采訪到的有關希波戰爭當事人的回憶。這種向讀者講實話的做法，是古典史學最可愛的地方之一。它避免了誤導讀者，賦予讀者以獨立思考的充分空間，很值得當代史學借鑒。當然，希羅多德所說的“原封不動”的直錄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他那個時代沒有錄音機，也沒有輕便的書寫工具，人們很難同步做到有言必錄。因此他的記錄多半是在他采訪結束後重新加以回憶、整理的結果。既然係事後回憶，總會有失真的地方，如對史料進行加工，用散文體的愛奧尼亞語對史料的內容加以修飾潤色，以及進行歸善歸惡之類價值評估，從而改變了曆史信息的原生狀態。
對曆史進行改動，或者換句話說，人為地製造曆史，乃是古代史作中常見的現象，隻是在不同的史作那裏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使古代最嚴謹的史作，也存在有意編造曆史的地方。古代史家並不認為這樣做同捏造曆史是一回事，他們普遍像悲喜劇作家一樣，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生動的道白，如情景對話，在公民大會、元老院、儀典、戰場上的演說。關於這類直接引語的來源，古代最傑出、最求實的史家修昔底德曾有過坦白，這也是古典史學那可愛麵的又一體現。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講辭約占全書篇幅的四分之一，作者在前言中對此坦言：“至於不同人物發表的演說，無論是戰爭開始前發表的還是戰爭爆發後發表的，已經很難精確地回憶起實際講過什麽話了。這既是對我聽到的演說而言，也適用於我從其他人那裏聽到的各種傳言。因此，這裏所舉的演說，是我覺得某些演講者在涉及有關主題時可能表達出來的、最適合於該場合的情感，同時我盡可能保持實際上所講的話的大意。”[193]
修昔底德的交代使我們恍然大悟，原來所有古典作品中的演說，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柏拉圖到波利比烏斯、愷撒、撒路斯特、李維、狄奧多洛斯、普魯塔克、塔西陀、撒路斯特、阿庇安、狄奧、約瑟夫斯等史家作品中的演說，包括伯利克裏在陣亡將士安葬儀式上的著名講演，都是史家個人創作出來的，因此最多隻能算作二手史料，有些連二手史料也不是。比如密提林、普拉提亞、敘拉古的公民大會的辯論，修昔底德都沒有在場，而且密提林和敘拉古與雅典相隔甚遠，即使是在現代，要及時獲知那裏的情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194]但修昔底德卻寫出了完整的辯論場麵和辯論詞，顯然這已屬於文學的想象和杜撰了。假若把這種做法放到現代，比如說一個曆史家根據自己的想象，編造出一篇克林頓的演講詞，並將它置於曆史著作或參考資料集中，[195]該史家一定會被史學界視為極其惡劣的造偽者。然而古代史家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偽造曆史，而且絕大多數古代史家不像修昔底德那樣自覺，他們將演說詞的創作視為常規，根本不向讀者交代大量直接引語的來源何在，如同現代諸多傳記體或報告文學作品的做法那樣。這就使人不能不懷疑，除了演說詞和對話之外，古代史家是否能把握住他們筆下的那些沒有其親身參與的重大曆史事件的陳述？他們是否也對筆下的事件做了文學的虛構？
20世紀英語世界最出色的古典學家之一芬利曾指出，古代史家不能忍受曆史空白，他們會千方百計地填補空白，甚至不惜虛構。他檢討道：“我們始終低估了古人發明故事的能力和他們相信故事的能力。”[196]他的話說得沒有錯，我們的確低估了古代史家虛構故事的能力。但芬利也忽略了現代史家所具有的同樣的發明能力。我們現在知道，無論古代史家還是已經具有嚴格史料批判考據能力的近現代西方史家，在試圖複原曆史的時候，都在有意無意地製造著曆史。譬如關於邁錫尼文明的發現者施裏曼的記載就帶有明顯的“文學偏頗”（The literary bias），他“並不是因為小時候得到了一本帶有烈火中的特洛伊城插圖的書，才激起了他尋找該城的欲望。他對這個題目的興趣要到很晚才產生，其行動是深思熟慮的。他也沒有在邁錫尼的發掘現場向希臘國王十分匆忙地發出電報，稱‘我已看到了阿伽門農的麵孔’。這個情節是後來發明的”[197]。有關施裏曼的這一曆史真相是最近揭示出來的，而有意無意地虛構曆史情節卻絕不是施裏曼傳記作者的專利，而是史學史上相當普遍的現象。有鑒於此，古代典籍中的大量內容實質上是現代意義上的曆史文學和報告文學，而非曆史記錄，其內容雖然並非都是捕風捉影，但經過非當事人或非目擊者的一傳十、十傳百，再經過史家的收集和轉手加工，有中生無，無中生有，變成了盲從、誤評、重寫和將錯就錯夾雜在一起的真假難辨的混合物。比如薩爾貢、居魯士、羅慕洛傳奇般的出身，大流士一世獲取王位的詭計，梭倫與克洛伊索斯關於何為幸福的哲學對話以及呂底亞王的戲劇性命運，馬薩達的猶太保衛者們集體自殺的壯舉……都屬於這類混合物。
深入了解西方史學史之後，我們發現，盡管啟蒙時代以來，西方文獻學家和少數曆史學家在古代典籍的整理、考據和辨偽上做了大量工作，並問世了眾多典籍的點校本或注釋性著作以及工具書，但他們證源工作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麵，考據的終點仍有可能是某本未加證實的古書，比如希羅多德的記載可以追到荷馬、赫卡泰烏斯、阿利斯提俄斯等等，可是赫卡泰烏斯等人的作品已經遺失，至多隻有一些隻言片語殘留於世，考據至此仍然沒有精確的結果。所以雖然古文獻學和考據學已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我們擁有的史料仍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疑證。另一方麵，各國學者並不是非常認真地看待這些成果，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偽證，各國史家在自己的曆史寫作中對古代遺留下來的信息大多采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因為若對每條史料都較起真來，像司法斷案所要求的那樣，要麽一板一眼地核對每一個曆史細節，非要找到確鑿的人證、物證不可；要麽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采取“疑證從無”的原則，那世界古代史就沒法寫了，整個世界史恐怕也沒法寫了。比如希臘史上的邁錫尼與荷馬時代，至今我們不知道阿伽門農、阿喀琉斯、墨涅拉依……是否真有其人，甚至特洛伊戰爭的存在也仍然是一個謎。施裏曼於19世紀在小亞細亞希薩利克挖出的那座古城廢墟是否就是史詩中的特洛伊，隻有天知道，因為沒有出土任何可資確證的文字材料。憑目前積累的史料數量和性質，離“終審判決”的要求還相去甚遠。多利安人入侵，荷馬時代，古風時期，以及羅馬的王政時期、共和早期也大體如此，更不用說沒有史學隻有零星曆史記錄的古代近東或南亞史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依據現有史料和推理編織出了完整的曆史線索，甚至繪出了某些細致的畫麵。我們可以給人以易洛魁人的母係氏族公社是全世界各民族普遍經曆的社會組織形式的解說，我們可以給人以雅典史即為希臘史的錯覺，可以讓讀者誤以為亞裏士多德筆下的雅典民主政治就是整個古典時期的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隸製便等於整個希臘的奴隸製，希臘羅馬的奴隸製等於整個歐洲和世界的奴隸製……於是，我們不僅在努力偵破世界上古史的一個又一個疑案，而且還在創造著世界上古史。
實際上，對於古代眾多地區和時間段的曆史，我們極端缺乏確切的細部知識，極端缺乏可靠的曆史樣本，而曆史細部的知識和可靠的樣本對於我們的曆史需求來說是絕對必需的。以古代近東和印度史為例，由於古代近東地區沒有形成史學，隻有簡單的以年代記為主體的曆史記錄，古代印度則連正經的曆史記錄都沒有，所以那裏是我們的未知大於已知的典型地區，我們目前隻恢複了那裏古代史的大概線索，知道一些零星事件的梗概，大量的空白環節在等待我們去填補。比如埃及喜克索斯人、西亞加喜特人的統治我們就隻知道一點皮毛。對埃及各王朝、中間期之間，印度早期吠陀、晚期吠陀，列國時代的許多細節，我們也隻勾勒出了初步的輪廓。由於細部知識的匱乏，在古代近東史或印度史中，讀者隻能看到一些枯燥的人名、地名、事件名以及依據考古材料做出的某些推斷和假設，極端缺乏鮮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動、曲折的曆史情節，這就大大削弱了曆史的取鑒教諭作用。我們因此在世界上古史領域看到了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缺乏細部知識的古代近東和印度史顯得隻有骨架而缺乏血肉，而具有細部知識的古典世界，又充滿了文學的虛構。
世界上古史領域的這種史料的特殊性，將古代史研究者置於尷尬的境地：從邏輯上講，客觀真實隻有一個，某一真實的曆史現象隻能有一種與之相吻合的陳述。這就像某個刑事案件隻能有一個原發現場，一個真實的解釋一樣。而我們的史料狀況卻可以給多種論點以不同的論據，每一種標新立異的觀點都不難找到個別的例證。於是我們看到同一課題的著述在逐年增多，但世界古代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卻非但沒有得到解決，還呈分歧越來越多的趨勢。這樣一來，同觀念結合在一起的曆史真實已經不再是一個，而是多個了，每一個在最好的情況下也隻反映了某個曆史事物的一兩個側麵。這種解釋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特別體現我們對古代世界的定性結論上。世界上古史中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龐大結論（如某種性質的社會，某種性質的經濟，某種性質的政治體製），但這些結論的史料基礎卻都是非常脆弱的。以古代西方社會經濟屬性的評判為例，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葉占優勢的是商品經濟，繁榮的工商業和市場經濟對應著蔚藍色的海洋文明和特權公民集團的民主政治。到了20世紀後半葉，案子翻了過來，農本經濟變成了主流認識，古代西方經濟和黃土地上的經濟原來沒有什麽質的區別。筆者是後一種解釋的讚成者，在認真爬梳了一遍史料之後，發覺現有史料實際上對任何一種概括都不夠用。科學的定性分析需要充分的經濟分析，其首要條件是充分的、周期性的統計數據，如產業配置、各產業部門的產量、產值、國民收入數據等等。可是古希臘人卻缺乏綜合、精確、連續統計的習慣，現有的數字史料不僅為數極少，且水分很大。再加上遺存下來的個別數字集中在某幾個國家和若幹孤立的時間，根本無法確定這些數字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說某一性屬的判定是終極性的，絕對正確，隻能說是一種不知深淺的虛妄。[198]時下占優勢的農本說隻能說是相對較為合理、較符合邏輯罷了。鑒於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狀況，這個領域的研究者特別需要把持一種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的態度，說話要留有餘地，不要像近代法國著名史家古朗日那樣，在做定性結論的時候把話說絕，誤以為帶有主觀成分的個人認識便等同於客觀曆史本身。[199]
七、被誤讀的希羅多德
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對文字史料加以解讀。由於解讀對象和解讀主體本身的種種局限（語境、文本質量、研究者的學養、道德、理念等），誤讀現象是經常發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史學史上，長達近兩千年之久的對希羅多德《曆史》一書的誤讀可以說是集體誤讀的典型案例，[200]為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如何解讀文本、盡量減少失誤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樣本，也對現今方興未艾的史學批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反麵經驗。
（一）古代史家專注於記載和評說他們認為值得記憶的大事和人物，很少考慮史學本身的問題。雖然包括史家在內的古希臘羅馬知識分子有時喜歡品評他人著作，但多屬即興發揮，往往在幾句歸優歸劣的評價話語之後，便轉移話題，缺少深入剖析和論證。但希羅多德的作品在古典史學批評中卻是個例外。
多半因為《曆史》是首部完整遺存下來的早期曆史著作，輯錄了許多已經失傳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收集了大量同代人的口頭傳說，而內容結構又失之鬆散，許多生動的故事缺乏有機聯係，因而與後來以修昔底德為代表的謹嚴風格存在相當大的差別，因此人們對它的關注明顯多於其他著述，且否定評判要多於肯定意見。甚至還有人撰寫了長篇書評，對《曆史》及希羅多德本人大加討伐，可謂西方史學評論中罵殺的典型，長期影響到歐洲學界對曆史之父的基本評價，這一現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第一個批評希羅多德的人是較希羅多德晚後一點的史家修昔底德。他在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前言中至少有兩處不指名地談到希羅多德等散文記事家（logographers，羅埃伯古典叢書本譯作“編年史家”）的缺陷。[201]在他看來，古希臘早期的舞文弄墨者，無論是詩人還是散文記事家，都沒有把求真求實當作自己的追求。詩人為了修飾和誇大詩歌的主題，並不在乎事情本身是否真實。而散文記事家關心的則是如何取悅聽眾而非說明事實，他們筆下的故事因此根本經不起檢驗，其中大部分隨著時間推移成了不足憑信的虛構。有鑒於此，修昔底德明確表示：他的著作要與詩人和記事家們的作品劃清界限，雖然“我的敘述由於缺乏虛構很可能不會那麽引人入勝，但是那些希望清晰地了解業已發生的事件以及希望知道將在某一天以同樣或相似的方式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的人，如果認為我的曆史是有益的話，那對我來說就足夠了。的確，它不是一部為一時的聽眾所寫的獲獎作品，而是為了垂諸久遠才編纂的”。[202]
修昔底德的批評體現了貫穿其全書的理性精神。這是史學思維已經比較成熟的史家對尚處於非常規性史學階段的前輩史家的批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以赫卡泰烏斯和希羅多德為代表的散文記事家雖然以散文記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開創了古典史學，奠定了整個西方史學最初的基礎，但他們賴以成書的多數史料從後人眼裏看卻並不可靠，主要是史家個人走南闖北、實地收集的口頭傳說。以希羅多德的《曆史》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頭巷尾的傳說匯編，輔之一些實地考察材料。後4卷內容雖部分出自希波戰爭當事人或目擊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質，但占多數的還是經過反複轉手的傳聞，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裏，書中的描述自然屬於虛構之列了。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屬於同代人記同代事，用作者的話說，“他是在戰爭剛剛爆發時開始寫作的，因為他相信這場戰爭將是偉大的戰爭，比先前發生的任何一次戰爭都值得撰述”[203]。因此他的作品帶有實錄的意義，也就具有目擊者和當事人的證詞的意義。自修昔底德以後，我們看到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無論是希臘史家還是羅馬史家，像希羅多德那樣寫本族人和異族人古代史的並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於現當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筆下重大事件的參與者或目擊者，如色諾芬寫《希臘史》、波利比烏斯寫《通史》、愷撒寫《高盧戰記》和《內戰記》、塔西陀寫《曆史》和《編年史》等等。在傑出的史家當中，隻有李維是個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對口碑史料的批評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見為實”的特點對古典史家的選題產生了影響。
不過，修昔底德對散文記事家的批評僅限於就事論事，說明他個人作品與詩歌及散文記事作品的區別為止，並沒有進一步涉及散文記事家虛構故事的好壞善惡之類價值評判問題。換句話說，修昔底德至少容忍了散文記事家以取悅聽眾為目的的虛構，理由是他們的著作本來就不是為了說明事實。這種批評在筆者看來雖然也不盡準確，但比起後來的評論家卻寬容多了，應屬於擺事實、講道理的批評。
羅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羅的批評就比修昔底德的嚴厲多了。在他的對話體著作《論法律》中，西塞羅和他的弟弟昆圖斯談到曆史和詩歌之間的本質區別問題，昆圖斯道：“那麽，我親愛的兄弟，依我的理解，你認為曆史和詩歌應當遵循不同的原則了？”西塞羅答曰：“沒錯兒，昆圖斯。對於曆史來說，判斷一切的標準就是真實；而詩歌則通常以給人愉悅為準則。然而，人們在曆史之父希羅多德的著作以及泰奧龐浦斯的著作中卻發現了難以數計的編造。”[204]西塞羅賦予希羅多德“曆史之父”的美名當然不符合事實，因為希羅多德以前的記事家已寫過不少冠以“曆史”之名的敘述體著作，隻是未能流傳到西塞羅的時代罷了。但西塞羅正確指出了評判認識意義上的曆史的基本標準，就是求真求實的原則，這反映出他的準確概括能力，不愧為羅馬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當他用“真實”的尺子來衡量希羅多德和公元前4世紀的著名史家特奧龐浦斯（《希臘史》和《腓力皮卡》的作者）時，結論是根本否定的。希羅多德的《曆史》充斥著“難以數計的編造”（innumerabiles fabulae），實際上徒具曆史之名而無曆史之實。這就言重了。
在《論神聖》一文中，西塞羅再次談到希羅多德，認為希羅多德在《曆史》卷1章53中所述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向阿波羅求要的神托是希羅多德的偽造，如同恩尼烏斯編造了一套關於皮洛士得到阿波羅神托的故事一樣。他尖銳地提問：“為什麽我要相信這個神托是給克洛伊索斯的呢？或者為什麽我該認為希羅多德就比恩尼烏斯更誠實呢？”[205]言外之意，希羅多德是一位有意製假者。
西塞羅指斥希羅多德造偽，但畢竟給了希羅多德一頂“曆史之父”的桂冠，直到今天依然被人津津樂道。而晚後的傳記家普魯塔克則一棍子將希羅多德打死，將他斥為陰損缺德的大邪大惡之人。
收入普魯塔克《道德集》中的長篇專論（《論希羅多德的險惡》）的題目本身便具有極強的攻擊性。實際上，普魯塔克所用的κακοθεια（英文譯作Malice）一詞在中文和英文中沒有對應詞，其所含貶義不是簡單的險惡或邪惡便可充分表達出來。該詞涵蓋一些具體惡行，如欺騙、刻薄、剽竊、肆意歪曲事實和誹謗他人等等，與美德（ευθεια）一詞所代表的誠實、正直、寬宏大度等相對。普魯塔克是道德家，他的代表作《名人傳》的全部立意在於揚善懲惡，讓好人在曆史記憶中得到補償，讓壞人得到清算。他的《道德集》同樣服膺於道德評判的目的，《論希羅多德的險惡》一文在於說明曆史領域的惡德表現，對“曆史之父”加以全麵的聲討。
普魯塔克首先表白自己是第一個將希羅多德視為騙子的人。他說：“迄今為止尚無人揭露他（希羅多德）為騙子”，其原因是人們為希羅多德風格所惑，因為《曆史》一書引人入勝，加之作者表麵上的誠懇幽默，結果是迷人的風格掩蓋了希羅多德的邪惡本質。[206]
隨後普魯塔克列出判斷史家道德優劣的4條標準，作為對希羅多德定性的依據。頭一條是若一位史家本可用一些較溫和的詞語來敘述一些事件，而實際上卻用了最嚴厲的話語，那這個人肯定缺乏善心。第二條是若一個史家把本來不可信但卻與他敘述的問題有關的事硬塞到他的記述當中，以說明某人愚蠢，那這個史家肯定不懷好意。第三條與第二條相對，即一個史家省卻那些可信的好事，而這些事物本來又在所敘述的事情上具有適當的位置，這個史家當然用心險惡。最後一條是一個史家明知對同一事件有兩個以上的說法，卻偏愛那些不太可信的解釋，這人定然居心不良。[207]
這4條標準涉及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即史學認識當中始終包含著主觀的成分，寫什麽和怎樣寫的選擇權實際操在史家的手中，稍不注意，哪怕遣詞用句不大留意，都可能偏離客觀中立的立場，從而歪曲曆史真相，更別說心術不正、有意歪曲史實的人了。所以，普魯塔克的標準很有些可取之處。但問題是曆史家不是天使而是凡人，是凡人就要有主觀局限，就難以不折不扣地落實這4項標準，如何避免史料取舍和價值評判的主觀性迄今仍是一個史學實踐的難題。
在普魯塔克眼裏，希羅多德是嚴重違背這4項標準的人，所以該文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意在說明這一點。但任何一個認真讀過希羅多德《曆史》的人都可以發現，普魯塔克的指責帶有明顯有意貶損、意氣行事的特點。比如他說希羅多德偽造關於伊奧的故事，並把希臘人最偉大的功業特洛亞戰爭說成是愚蠢行為，[208]這就有羅織罪名、強加於人的意思。在希羅多德的《曆史》中，這段記載非常簡明直白，絕無“迷人的”虛飾。作者先是客觀介紹了自己聽到的有關希波戰爭為女人伊奧而打的傳說，列舉了希臘人、波斯人或腓尼基人說法的不同版本，然後提出自己關於戰爭起因的說明，認為希波戰爭的初因在於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冒險主義。[209]這裏顯示的是希羅多德獨立的思考精神，根本談不上什麽偽造的問題，因為作者並不同意為女人而打的說法。
再如，普魯塔克指責希羅多德親蠻族，為埃及人、波斯人說話，把希臘七賢之一泰勒斯的祖先歸結於腓尼基人等等。[210]其實，這不僅不能證明希羅多德的惡意，反而證明普魯塔克自己的民族偏見。我們知道，希臘人產生強烈的優越感並提出蠻族低劣理論的時間是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即伊索克拉特和亞裏士多德時期。到了普魯塔克生活的公元1—2世紀，希臘、羅馬人的民族優越感已經牢固確立，希羅多德在《曆史》中所表達的對蠻族人的友好之意甚至敬意自然被普魯塔克所不容。
縱觀《論希羅多德的險惡》全文，基本是這樣一些要麽無中生有，要麽捕風捉影，要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的東西，其偏激的程度連普魯塔克的愛戴者都感到困惑：為何在其他作品中一向溫文爾雅的普魯塔克會變得如此刻薄？以致他們認為這篇文章並非出自普魯塔克之手，而是某個彼奧提亞修辭學家的冒名頂替之作。然而古文獻學家的考據卻證明這篇文章的風格和語言毫無疑問屬於普魯塔克。[211]這就提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為什麽普魯塔克對希羅多德如此反感，甚至於可以說是仇視？
我們在普魯塔克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普魯塔克是彼奧提亞人，而希羅多德的《曆史》卻對他的祖先有十分不利的記載，這一點最令普魯塔克耿耿於懷。《論希羅多德的險惡》開篇便提到作者之所以痛斥希羅多德為“騙子”，原因是“因為他（指希羅多德——作者注）的主要犧牲品是彼奧提亞人和科林斯人”[212]。在希羅多德的筆下，以底比斯為代表的彼奧提亞人是希臘抗戰事業的背叛者，在曆次希波戰爭中都有不光彩的行為，這就將底比斯牢牢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直到公元前335年，當亞曆山大血洗底比斯，夷平城市並將幸存者盡數賣為奴隸時，希臘人還認為這不過是底比斯在償還陳年老賬而已，是為他“一再背叛全希臘的神聖事業”而得到的報應。[213]普魯塔克那4條標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而發的。批判希羅多德，為自己的祖先辯護，這是普魯塔克撰寫此文的基本出發點。他作品中的缺陷已經不是誤讀的問題，而是感情用事、刻意歪曲的問題。這樣的認識缺陷在今天比較容易被識別出來，因此將不在我們的重點討論之列。值得探討的是修昔底德和西塞羅的批評：為什麽希羅多德書中的史料以傳說為主？曆史之父是否在蓄意虛構以取悅讀者？
（二）科學哲學家庫恩曾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談到科學進步的過程時列出了前科學、常規科學、非常規科學的三段式，這裏可以借用來解釋希羅多德的《曆史》在西方史學史上的位置，說明修昔底德和西塞羅批判的片麵性。在庫恩看來，前科學階段是沒有一定標準的理論，即無範式，隻有一些準範式。經過學術團體的爭論，產生了範式，於是進入常規科學時期。
據此類推，希羅多德《曆史》體現的史學形態是一種準範式的前學科形態，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種明晰的關於史學必須求真的規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體例、體裁和表述形式。由於希羅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規，所以與後期古希臘羅馬的史作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明顯差別。這也是在希羅多德之後沒有見到希羅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羅多德為代表的散文記事家畢竟為希臘史學製定了一些準範式，為常規性的古典史學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比如正是希羅多德確定了史學的基本任務是記載重大曆史事件、揭示重大曆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正是希羅多德為後世締造出結構雖鬆散但具有基本主題的敘述史體裁和記事本末的體例。也正是希羅多德的史學實踐為後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與處理史料的最初範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與人本史觀，為古典史學家的著作提供了有關早期希臘史的主要史料來源。由於修昔底德和西塞羅未能把希羅多德置於一定的曆史範圍內加以考察，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而是籠統地用一把常規史學的尺子衡量前人的工作，於是他們的誤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羅多德《曆史》的史料確如修昔底德所說，主要出自口頭傳說。但修昔底德忽略了一個史實，就是希羅多德等記事家所處時代乃是希臘史學誕生的時代，人們的曆史記憶剛從腦記口傳上升到文字記載不久，社會積累的文字史料極為有限。從目前能夠獲得的信息來看，無非是屈指可數的三部長詩、若幹抒情詩、城邦名年官和體育賽會勝者的名錄、一些重大自然和社會事件（地震、日食之類）的編年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誌於著史的記事家不用傳說用什麽？因此初期的記事家們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處展開調查，搜求各種民間傳說，以便編寫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曆史。這是一種純粹的開創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長途旅行的裝備、采訪和記錄工具等條件極端落後的狀況下，像赫卡泰烏斯、希羅多德那樣在地中海周邊地區甚至遠及美索不達米亞展開個人對個人的調查問詢，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克服許多書齋裏的史家難以想象的困難，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金錢和勇氣，需要高度的曆史責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種堅定的治史信仰。
這種類似現代社會學家收集資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們賴以成書的主要方法。正因為如此，古希臘文ι′στορια的原生義就是通過問詢獲得的知識和資料。換句話說，對於古希臘早期史家來說，經過問詢得來的口碑史料就是“曆史”。[214]因此，利用大量傳說史料不僅不是他們的過錯，而且應視為他們的重大成就和貢獻。從現代史料學的認識角度出發，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曆史的真實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離和處理。因此傳說同樣具有曆史真實的成分，即使是荒誕不經的傳說，也是一定時期內的人們所思所想的真實體現，是客觀存在的一種曆史觀念。
譬如，《曆史》第一卷中關於雅典政治家梭倫與呂底亞國王克洛伊索斯的會見和對話，宛如具有現場記錄或錄音的現代新聞報道，顯然經過了傳說者的加工，帶有虛構成分。但我們不能因為是傳說就否認梭倫同克洛伊索斯存在會麵的可能性。當時呂底亞是希臘各國最強大、最富有的鄰邦，是小亞希臘殖民城邦的宗主國，國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禮賢下士、附庸風雅的政策，所以希臘賢人相繼到撒爾迪斯做客，[215]梭倫這樣的名士成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賓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羅多德在這裏記載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與此事相關的具體情節，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語純係傳說者的“演義”或經過希羅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終是難以否定的，希羅多德時代的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詮釋，以及通過這種詮釋所表達出的公元前5世紀中葉古希臘人推崇的幸福觀也是毋庸置疑的。這些詮釋同希羅多德在《曆史》中轉達的其他更為離奇的傳說一樣，[216]均屬於那個時代人們觀念的真實記錄。
傳說的內容在這裏便可能具有兩個層麵的真實：體現傳說者真實的思想和體現傳說中人事的真實。其中前一種真實是確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後一種真實則是有條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對傳說真實在這個層麵的可能往往持懷疑態度，也應當持懷疑態度。
希羅多德盡管是早期史學家，卻已對傳說史料的這一特點具有清醒認識，並製定了相當客觀的處理原則。他在《曆史》中兩次指出他並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傳說材料：“任何人都可以相信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輕信的人的話。至於我本人，在這部書中保持那個總的原則，就是把各國的傳說按照我聽到的樣子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我的職責是記錄人們講的一切，但我絕無義務相信它們，這適用於整個這部書。”[217]希羅多德在這裏告訴讀者自己隻是一個客觀的錄入人，他自己始終懷疑他錄下的人事，同時也告誡讀者不要輕信。這是極其可貴的史學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客觀寫作原則。[218]由於秉持這樣的精神和原則，他在書中的許多地方還對同一件事列舉了他聽來的兩種以上的說法，並做出個人的判斷。“我是不相信這種說法的”是他在《曆史》中使用頻率較高的一句話。這種反映早期希臘史學樸素、客觀的處理方法顯然不像普魯塔克所說的在於誤導和欺騙讀者，告訴讀者這就是什麽，從而奪走讀者的判斷權利，而是在於說明真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批評希羅多德筆下的傳說失實，那就是批評者的過錯了，因為他們沒有認真閱讀和思考上述說明，將傳說本身的局限當作希羅多德的有意編造。
事實上，如果沒有希羅多德的大量記錄，有關地中海周邊地區及兩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亞次大陸各民族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史、政治與政治思想史、經濟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傳下來。因為前希羅多德時代為數不多的曆史、地理和民俗方麵的著作，早在古典時代就顯然失傳了。所以，現代人應該感謝希羅多德。如果沒有《曆史》以及《聖經》提供的線索，近東考古就不會這樣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譯就會非常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希羅多德記載的有關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傳說，就沒有商坡良和羅林遜等人的破譯，因此也就沒有埃及學和亞述學。
希羅多德在《曆史》中不僅給後代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實信息的大量傳說，而且還提供了為數眾多的一手史料。比如《曆史》後半部關於希波戰爭的描述，就出自眾多希波戰爭當事人和目擊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戰爭的當事人或目擊者之口。
希羅多德生活的時代，正是希波戰爭結束後不久，希羅多德本人的孩童時期以及他的大半生都處於那場規模最大的第三次戰爭的旋渦當中。他的母邦哈利卡納蘇是參戰邦，所以他實際上也是希波戰爭的目擊者。當他撰寫《曆史》的時候，大批參戰者還健在，包括一些參與公元前490年戰爭的“老革命”。書中關於馬拉鬆、溫泉關、薩拉米斯、普拉提亞、米卡列等會戰的描述，無疑係由雅典、斯巴達等邦參戰者提供的素材，其故事情節也是得到參戰老兵認可的版本。在《曆史》麵市之後的整個古典時代，我們沒有聽到雅典人或斯巴達人對記載失實的任何抱怨。而且迄今為止，《曆史》仍然是後代人獲悉這場戰爭原因、經過和結局的最主要的史料來源。僅就這一點而言，希羅多德就不應該受到虛構的譴責。
除此之外，《曆史》書中還有許多希羅多德個人的見聞，類似現代的遊記。如他在埃及、西亞、希臘各地旅行期間所目睹的民俗民情，當地人的婚喪嫁娶、宗教禮儀、節日慶典、名勝古跡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它們是《曆史》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而且希羅多德還是目前所知第一個在曆史寫作中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獻檔案的人。他書中記載的石刻碑銘、神諭記錄多數屬於一手史料，顯然係他親眼所見。比如他提到雅典人戰勝普魯塔克的同鄉彼奧提亞人和宿敵哈爾基斯人之後，拿出兩地俘虜的部分贖金鑄造了一輛青銅駟車。希羅多德精確指出了這輛駟車陳放的位置和上麵刻寫的詩句：“在衛城正門一進去左手的地方，上麵刻著這樣的銘文……”[219]
諸如此類有鼻子有眼的實地描述要虛構是很困難的，因為《曆史》的讀者或聽眾熟識這些東西。近現代考古發現也證明希羅多德關於雅典同哈爾基斯衝突的碑銘以及溫泉關陣亡將士紀念碑上的銘文驚人的準確。至於西塞羅和普魯塔克很不以為然的《曆史》中的神諭記錄，大多數與戴爾斐神廟有關。相信神靈的希羅多德在眾多熟悉有關神諭的希臘人尚在世的情況下，比如關於阿波羅給雅典人如何應對薛西斯入侵的神諭，應該說是家喻戶曉的指示，若希羅多德對此編造，那他的著作是通不過雅典讀者的。我們沒有聽到希羅多德的同代人及晚後幾個世紀的希臘人，如修昔底德、色諾芬、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伊索克拉特、德摩斯提尼等人，對希羅多德在這方麵的描述提出過什麽質疑。所以簡單地批評希羅多德虛構曆史不僅沒有考慮史學史發展的階段性，而且還有以偏概全之虞。
從鑒古知今的實用角度出發，古代人對希羅多德的誤讀對今天的史學批評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史學批判既然是學術批評，就應該遵循學術活動的一般規則，擺事實，講道理，有話好好說，避免情緒化的刺激話語。不能像普魯塔克那樣，大筆在握，儼然像是掌握被評者生殺權利的判官或警察，要麽將被評者打下地獄，要麽將被評者捧上天堂。也不應像修昔底德和西塞羅那樣，不加具體分析，一筆抹殺被評者作品的價值，造成史學史上的冤假錯案。即使是對於那些貨真價實的學盜文賊，也應以理服人，以事實為依據，有一分問題說一分話，有九分問題不說十分話。總之，學術批評家不應充當殺手，而應成為實事求是學風的護衛者，健康文德和文風的體現者。這樣才會加強批評的力量，產生積極的效果，促進學科的發展。
[1] 本節對文字之解釋，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
[2] “觀念”作為哲學術語，最初譯自柏拉圖的idea，但並未能表達idea的原意。（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等）之後，此詞被賦予多種涵義。本文“觀念”一詞的涵義，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觀念”條和“思維”條。
[3] 《史記·太史公自序》。
[4] 《尚書·湯誓》。
[5] 《尚書·西伯戡黎》。
[6] 《尚書·召誥》。
[7] 許倬雲教授亦據金文資料對此作問題作了論述，參見許倬雲：《西周史》，第98—99頁。
[8] 《尚書·君奭》。
[9] 《尚書·召誥》。
[10] 《尚書·召誥》。
[11] 《史記·周本紀》。
[12] 《尚書·康誥》。
[13] 《尚書·君奭》。
[14] 《尚書·康誥》。
[15] 同上書。
[16] 《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17] 《孟子·萬章》引《尚書· 泰誓》。
[18]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尚書· 泰誓》。
[19] 《尚書·酒誥》。
[20] 《尚書·召誥》。
[21] 《尚書·多方》。
[22] 參見易寧：《關於西方古代史學“實質主義的”思考》，《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3] 《漢書·司馬遷傳》。
[24] 《史記·伯夷列傳》。
[25] 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高宗肜日》，《清經解續編》本。
[26] 關於《書序》是今文抑或古文，其作者及製作年代，學術界有較多的爭議。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討論。本文隻是將《書序》作為漢人的一種說法。
[27] 《史記·太史公自序》。
[28] 《史記·孔子世家》。
[29] 韓嬰：《韓詩外傳》卷7，中華書局1985年版。
[30]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金縢》。
[31]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卷2，《清經解續編》本。
[32]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3] 孔穎達疏引《禮記正義·明堂位》，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4] 俞樾：《群經評議·尚書三》，《清經解續編》本。
[35] 《尚書·大誥》中“王若曰”之王應為周公。參見劉起釪《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52頁。
[36] “三正”之釋，參見劉起釪：《古史續辨》，第212頁。
[37] 孔穎達疏引《毛詩正義·大雅·**》，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8] 《論語·子張》。
[39] 《孟子·滕文公》引《尚書·泰誓》。
[40]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甘誓》，《清經解》本。
[41]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版。
[42] 《尚書·甘誓》孔穎達疏、《周禮·大司寇》賈公顏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孫詒讓：《周禮正義·大司寇》（中華書局1987年版）。
[43] 王先謙：《漢書補注·司馬遷傳》。
[44] 《史記·殷本紀》。又王國維著《高宗肜日說》一文，據甲骨卜辭和文獻兩重證據考辨高宗肜日事，否定了今文家的武丁祭成湯說，指出此事乃祖庚肜祭武丁。易寧：《〈史記·殷本紀〉釋〈尚書·高宗肜日〉考論》，《大陸雜誌》第九十九卷第二期。從王氏說，並辨析司馬遷是在無其他史料可征引的情況下，采用今文家說的，他引用史料時有無法選擇的一麵。最近讀到李學勤：《試譯楚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文物》2006年第9期。李學勤教授據楚簡及其他文獻，考定《高宗肜日》中的高宗實為武丁。可見，關於高宗肜日事仍需作進一步的研究。
[45] 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高宗肜日》。
[46] 臧琳：《經義雜記》之《五帝本紀書說》、《金縢今古文說》，《清經解》本。
[47] 《漢書·五行誌》。
[48]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高宗肜日》，中華書局1989年版。
[49] 劉家和：《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24—425頁。
[50] 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觀堂集林（附別集）》；劉起釪：《古史續辨》，第504頁。
[51] 章炳麟：《古文尚書拾遺定本》，章氏國學講習會1937年印本。
[52] 劉起釪：《古史續辨》，第504頁。
[53] 同上書。
[54]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西伯戡黎》。
[55] 俞樾：《群經平議·毛詩四》，《清經解續編》本。
[56] 王國維：《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觀堂集林（附別集）》；章炳麟：《古文尚書拾遺定本》。
[57] 王念孫：《讀書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8] 劉起釪：《古史續辨》，第509—510頁。
[59] 學者們一般認為，司馬遷排列文王伐黎等國的順序，是可信的。見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1頁;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西伯戡黎》; 許倬雲：《西周史》，第90頁，等等。
[60] 《史記·殷本紀》。
[61] 參見\[日\]龍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殷本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叔岷：《史記斠補·殷本紀》，中華書局2007年版。
[62] 為辨析亮、諒、梁、陰、闇、雍、饗等字古今字之別，這些字在此段及下兩段文中皆用繁體字寫出。
[63] 《史記·魯周公世家》。
[64] 孔穎達：《尚書正義·無逸》，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65] 《論語·憲問》，《諸子集成》本。
[66] 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毋逸》，《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67] 《國語·楚語》。
[68] 《呂氏春秋·重言》。
[69] 《春秋左傳正義·隱公元年》孔穎達疏引馬融注，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70] 王鳴盛：《尚書後案·無逸》，《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71] 臧琳：《經義雜記·論語古文今文》，《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憲問》，《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72]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無逸》。
[73]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卷29，中華書局1987年版。
[74] 慧琳：《一切經音義·太子本起瑞應經音義》，台灣大通書局1985年版。參見金德建：《經今古文字考·〈史記〉引今文本〈尚書〉考》，齊魯書社1986年版。
[75] 參見劉起釪：《尚書源流及傳本》第9章，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顧頡剛：《尚書文字合編·無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薛季宣：《書古文訓·無逸》，《通誌堂經解》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6年版。
[76]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77] 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毋逸》，《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78] 孔穎達等：《尚書正義·無逸》，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79] 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喪服四製》，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80] 段玉裁：《尚書今古文注疏·無逸》，《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81] 孔穎達等：《尚書正義·洪範》，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82] 楊士勳：《春秋穀梁傳注疏·文公六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83] 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喪服四製》，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84] 《春秋繁露·竹林》 。
[85] 陳壽祺：《尚書大傳輯校·毋逸》，《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86] 陳立：《白虎通疏證·爵》，中華書局1994年版。
[87] 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隱公元年，孔穎達疏引馬融注，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88] 賈公彥:《儀禮注疏·既夕禮》，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89] 賈公彥:《儀禮注疏·喪夫》，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90] 同上書。
[91] 惠士奇：《禮說·廬舍》，《清經解》、《清經解續編》本。
[92] 於省吾：《雙劍誃群經新證·尚書·無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
[93] 魏徵等：《晉書·禮誌中》。
[94] 郭沫若：《青銅時代·駁〈說儒〉》， 科學出版社1957 年版。
[95] 參見劉家和：《史學與經學》，《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孟子和儒家經傳》，《史學、經學與思想》。
[96] 參見易寧：《論〈史記〉釋〈尚書·西伯戡黎〉》，《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7] 楊士勳：《春秋穀梁傳注疏〉桓公五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98] 《史記·三代世表·序》。
[99] 《史記·殷本紀》。
[100] 《左傳》僖公五年引《尚書》，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101] 《孟子·萬章上》引《泰誓》，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102] 希臘文“命運”（Τúxη） 是一個多義詞，有運氣、機遇和神的賜予與安排（神性之命運） 等多種含義。神性之命運是其中最重要的含義之一。參見H. G.Liddell and R. Scott，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 , Oxford , 1996，p. 1592；J. B.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ondon ,1920，p.200.
[103] F. W. Walbank，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Vol.Ⅱ，Oxford，1967，p.296.
[10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ⅩⅩⅨ. 22.
[105] Ibid.,ⅩⅩⅩⅥ. 17.
[106] J. W .T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l,New York, 1942，p.57.
[107] \[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傑譯，第46頁。
[108] Polybius,The Histories, Ⅵ.56.
[109] 《史記·六國年表·序》。
[110] 《史記·魏世家·讚》。
[111] 《史記·六國年表·序》。
[112] 汪越：《讀史記十表》，《史記漢書諸表補訂》，第27頁。
[113]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114] 參見劉家和：《對於中國古典史學形成過程的思考》，《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276—278頁。
[115] Polybius,The Histories, I.4.
[116] Polybius,The Rise of the Rome Empire, I.S.Kilvert, ed, Penguin Books, 1979，p.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