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史學之所以能夠處於僅次於經學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實在於二者之間的有著密切的內在關係。
第一，就內容而言。今人皆知章學誠有“六經皆史”之說。[91]不過，正如李宗侗教授（1895—1974）所指出：“六經皆史之說，實非章實齋所獨自發明，劉恕《通鑒外紀·序》曾及之，而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八引《文中子·王道篇》及陸魯望《複友生論文書》，亦有此說，二人皆生於唐代，則宋以前早已有之矣。此意至明代更推廣之，王守仁《傳習錄》卷一雲：‘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即三代史，五經亦即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存其跡以示法。’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雲：‘天地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言理者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雲：‘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周秦之際，子即史也。’顧炎武《日知錄》卷三雲：‘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六經皆然。’凡此皆遠在章氏以前，特至章氏而暢其意耳。”[92]李氏的這一段話，不僅說明“六經皆史”之說並非章氏首創，而且實際上還指出了中國經、史二學之間長期關係密切的悠久傳統。循此思路上推，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也早就注意到了經史之間關係的密切。太史公所記“先人”之言中就有的“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93]的期望，應該說是“六經皆史”之說的濫觴。
當然，對於“六經皆史”之說，還應該有進一步的具體分析。金毓黻先生就曾對章實齋此說作了很準確的分析，結語雲：“是故謂《尚書》、《春秋》為史，可也；謂《易》、《詩》、《禮》、《樂》為史，不可也。謂《易》、《詩》、《禮》、《樂》為史料，可也；徑謂為史著，不可也。”[94]章氏自己提出史有“記注”（史料）與“撰述”（著作）之別，而自己在提“六經皆史”之說時卻又未作區分，金先生因而分析之，誠為允當不刊之論。愚以為略有可贅者，則《易》，固可以視為史料，然其意義恐有甚於作為史料者在，即《易》之思想適與中國傳統史學之通變思想相通，甚至若和符節。這也是可以並應該加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