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能解决文明实际发展中的连续与断裂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从现实世界里实际发生或出现过的真正的历史过程去探讨它。当然，黑格尔所提出的从事物横向矛盾中探索其纵向发展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不过我们的立足点则确实需要从他的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的方面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世界的历史只能从人类的生活开始，而人类的生活又只能依靠生产而继续；人类既然要生产，就不能不同时形成多重交往或关系，即人与自然的交往或关系（生产力）、人与人的交往或关系（生产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交往或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这样多重的交往或关系在多层次上表现为矛盾统一的结构。当然，这些交往或关系以及作为承载它们的结构，并非是不着实际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与组织程度的社会群体\[如氏族部落、民族（Volk,people）、村社、城市国家、地区王国、跨地区帝国等等\]之中。因此，在人类理想里的世界大同出现以前，就必然地还有另外一重交往或关系，即这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也体现为一种结构，即不同群体之间矛盾统一的结构。我们所要探讨的文明发展中的统一性问题就是这一领域里的关键问题。
人们在横向的交往中形成社会，而历史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连续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作为纵向发展的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其结构（包括“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等）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这是纵向发展对于横向结构的作用；同时，每一个世代又是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前代的事业，所以又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改变原有的结构，并遗留给其下一代，这又是横向结构的变化对于纵向历史发展的作用。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横向矛盾与纵向发展的不断相互推演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包括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从潜能到现实的连续观和黑格尔的发展观的实实在在的批判：既批判了他们的目的论，又批判了他们的唯心论。
以上一段文字，只是着重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进程中的横向矛盾与纵向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说明了本文作者的理解。以下，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凭借这一理论分析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最初出现在历史上的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而是散落在地球表面的远古人类的群体——由氏族、部落而民族（Volk,people）、小邦等等。世界历史的逐渐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各个群体在横向上的不断分合所产生的纵向结果。
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je weiter），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方式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je mehr）成为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weltgeschichtlichen Faktum）……”[4]又说:“它（指大工业——引者）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迄今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仍然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式样发展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大工业的出现为真正世界历史出现的开端，这无疑既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又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因为，只有大工业才开拓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深层交往的基础。那么，在这以前难道就完全没有任何世界性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说“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指明，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出现以前，还有一个漫长的世界历史的准备时期。为什么？因为，在“作为世界史的历史”出现以前，如果完全没有任何作为世界历史的潜在因素或者为世界历史所作的准备（如丝绸之路的开通、新航路的发现等等），那么，世界历史如何能够作为“结果”而出现呢？难道无中真的可以生有？从抽象的、绝对的无中的确不能生有，可是只要我们回到人世间，一切的有便都是具体的，都是从另外一种有经过质变转化而来的。因此，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我们完全可以推导出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出现以前必须也必然有一个准备阶段的结论。如今若干中外历史学家都把1500年作为近代历史或真正世界史的开端，这是因为新航路的发现在为世界历史出现的准备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此以前，所有局部地区之间的交往，又可以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形成的更早阶段的准备。准此原则继续上推，则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统一又是作为真正世界历史的更早期、更基本的准备。作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完全是建立在横向的交往或关系的不断扩大上的。
因此，世界历史，并非像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只是作为“精神”体现的“自由”原则由东而西的单线的推行与进展（尤其绝非如他所设想的到了日耳曼时代已经达到终点），而是东西方诸文明在长期的现实的交往中的发展结果。
其实问题也可换一个方式来说明，即全球性的世界原来就是由不同层次的小世界相互作用而成的。按“世界”一词，不见于先秦儒家经典，亦不见于先秦子书。看来汉语“世界”一词来源于佛教经典之翻译（梵文之Loka），其原意包括时空二者（世指时间，界指空间）；而且“世界”并无现在所说“全世界”之意。故佛经有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之说。犹如现在俄文里的мир，就其狭义言之，意指农村公社或社会某一群体；就其广义言之，则意指人世或全世界。英文里的world，也是一个包含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内容的词汇。黑格尔所说的世界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他用Welt（即world）一词，既可指称全世界，又可指称“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古典中找出相当于“世界”的词，那么它似乎应该是“天下”。真正的天下，即普天之下，那当然是指全世界。可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君主皆称天子，其所统治的领域就叫做“天下”，而各诸侯所统治的领域则称邦国或方国。三代以下，秦、汉等等王朝，其君主皆称天子，其直接统治与影响所及的领域皆称天下。所以，夏、商、周、秦、汉等等的“天下”，大体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这一概念层次上的“世界”。其所指范围基本上就是包括了若干邦国并居于邦国概念上位的“文明”。汤因比所划分的“文明”（或“社会”）的个数，先后有所不同。按其1972年的晚年定论，文明被作了三阶分类：第一阶是分为充分发展了的文明与失落的文明，第二阶是充分发展了的文明又被分为独立的文明与卫星文明（如他把中国邻国朝、日、越等文明说为卫星文明，即曾经受到其他更早的文明的横向影响的文明），第三阶是独立的文明又被分为与其他文明没有亲属关系的文明（如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包括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实指原生古文明）和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如印度文明从属于印度河文明，叙利亚文明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爱琴文明等，希腊文明从属于爱琴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又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实指次生古文明与再次生的近代文明等，即曾经受到其他更早的文明的纵向影响的文明）。[6]且不论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与分类结论是否完全准确，但是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他看到了世界原来是由若干个“小千世界”契合成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由若干“中千世界”逐渐向一个“大千世界”契合中。当然，在三个阶次的横向契合与纵向发展中，有若干文明的失落；有若干文明的断裂与瓦解，在五个原生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未曾断裂、瓦解；[7]又有若干文明在文明交往过程中作为次生者以至再次生者不断呈现。在汤因比以后，美国学者S·P·亨廷顿于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基本肯定了汤氏的设想，并在参考多家之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8]这一切，在具体历史事实层面上虽然问题与争论甚多，但是作为世界史形成过程的速写或素描，克服了黑格尔的“精神”由东而西的单向、单线发展的错误，应该说是基本如实的。
由此可见，从“小千世界”而“中千世界”到“大千世界”的过程，既有纵向的文明连续与断裂的方面，又有横向的融合与分解的方面；历史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纵横两个方向的发展，而且纵横两个方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那就是人类社会里横向之间的交往（Verkehr）决定了纵向的历史发展，而纵向历史发展又成为横向的每一个社会的前提。人类社会的横向交往与纵向交往，正是历史发展交响曲的两个交互作用的主题。
在当今世界存在着的无争议的主要文明包括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等。就以本项比较研究所设定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来说，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其所同在于：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横向交往与纵向交往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所异在于：一方面，当代西方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属于第三阶（或期）的文明，按照汤因比所说，西方文明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而叙利亚文明又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则从属于爱琴文明；所以其文明主体已经至少变异两次，也就是说其间一再断裂。至于中华文明，它在历史上实际也是有质变与阶段之分的，汤因比早期把中国文明分为两期而后来又不分期，雷海宗先生赞同汤氏的两期说，并且在抗战时期就热情地期待着中国文明第三期的到来；[9]这就是说，中国文明有历史阶段之变（不同阶段之间的外限是同一的），而文明主体并无根本之变，也就是文明未曾断裂。这是中西文明发展中的区别之一。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文明，就其所承受的文化遗产或渊源而言，的确是多元的；且就其主要渊源而言，希腊文明有基本统一之文化而无统一之国家，罗马承希腊之后虽曾一度蔚为大国（跨欧亚非之帝国）而终归于分裂，日耳曼人从未统一而结果形成近代欧洲诸国，就其民族与语言而言，虽有亲缘关系而终非一体。如今分布在不同国家中讲英、法、德、西、葡等主要西方语言的人口，在数量上大体与以讲汉语为主的中国人口相当。[10]西方文明未能始终连续，显然与其未能形成统一的文明主体（或载体）有直接之关系。至于中华文明，它的渊源本来也是多元的，早在先秦时期不仅有夷夏之分，而诸夏之渊源也非一；可是到了秦汉统一时期，先秦时期的夷夏基本融为一体即汉人，区分则表现于胡、汉之间；经过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的漫长过程，隋唐统一时期的中原汉人实际已经是先前胡汉民族的共同后裔；以后虽有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君主统一中国，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之幅员大为扩展，而且是中国之人口也在民族熔融中急剧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雍正帝的以下一大段话：“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1]雍正的这一段话，虽然处处都在为清廷的统治做辩护，但确实无异于在鸦片战争百余年前（1729年）就宣告了多元一体并以统一国家为基本载体的中华民族的存在，且其所论之根据基本皆沿袭传统的中华经典。原来如今拥有13亿人口之中华民族是这样长期联合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而中华文明也是在同一过程中不断连续的。这就是中西文明发展中的区别之二。当然，这里已经论述到了历史的晚近时期，不过，晚近时期的情况为何会如此呢？其渊源仍然在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古代，其具体内容则将于以下有关篇章具体论述。
我们从事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并非要一般性地评论其间的高下优劣。因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也像其他文明一样，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自己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都对人类文明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其所同；各自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贡献，则是其所异。中国文明以其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相济为自己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对于未来的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的形成看来是会有其借鉴的作用的。
作为《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研究项目的引论，以上文字作了比较广泛的一般论述。不过，中西文明特点的具体形成过程与内容，则规模十分浩瀚，非本研究群体力之所能及。所以，本项目仍以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为限，力图在上述三个层面上析论中西文明在其源头上的事实原委以及其所以然。限于各种主客观缘由，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初步的；其间难以避免许多缺陷与失误，尚请方家及诸位读者有以教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8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以上两段引文中的德文字，中译本原所未注；因为引者觉得在此引用很重要，而据原文全集本添加的。
[6]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第52—53页。
[7] 在文明的区分与划段上，汤氏的修订插图本《历史研究》与以前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文明的说法有所变化：原先的《历史研究》把中国文明分为两个连续的阶段，即古代中国社会与以中国文明为主体的远东社会，而新的修订插图本《历史研究》则把从商代开始直至清王朝灭亡的全部历史统称为“中国文明”。这反映出汤氏对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有了新的进一步的理解。二者对比，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第27—28页，以及\[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第50—51页。
[8] S·P·亨廷顿于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综合、分析了多约20家关于文明论述之后，曾经把当今世界分为：（1）中华文明；（2）日本文明（不过认为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后代）；（3）印度文明；（4）伊斯兰文明；（5）西方文明；（6）拉丁美洲文明；（7）非洲文明（有争议）。并且引用了C·奎格利所作的“东半球的文明”的形成的关系与系统的示意表。（见中译本，第28—33页，表见第34页。）
[9] 雷海宗:《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见载氏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7—202页。
[10] \[美\]S·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50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