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約在公元前第三千紀（或作千年代）的最後一個世紀裏，在西方出現了克裏特文明，在中國則出現了夏王朝。約在公元前17世紀，在西方邁錫尼文明興起，並最終取代了克裏特文明，在中國則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約在公元前11世紀，西方的邁錫尼文明滅亡，落後的多利亞部落把上古希臘史帶進到了“荷馬時代”，在荷馬史詩中既往的曆史已成斷煙殘夢，文明無可奈何地中斷了。而約在同時，中國的周王朝取代殷商王朝，周原來也是落後於殷商的“小邦”，可是卻在中國曆史上建立了第一個高度發達的禮樂文明，形成所謂的“赫赫宗周”。孔子曾懷著高度讚賞的心情說：“周監於二代（夏商），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這就是說，周並非是簡單地抹殺夏商文明，而是以它們為鑒，有所損益揚棄，因此文明不僅沒有斷裂，而且愈發飛躍發展。
在上述中西文明的曙光初現時期裏，雙方都存在著小邦林立的狀態，這是從部落或部落聯盟演化而來的自然結果。在這些小邦之上還出現了更高一層的虛實程度不同的政治結構：在西方，如克諾索思之於克裏特文明時期，邁錫尼之於邁錫尼文明時期，皆曾一時成為霸主。在中國，夏時號稱有“萬國”（或“萬邦”），不過夏王朝的君主既是本邦（王畿之內）的君主，又是夏王朝的“天子”，據稱他受天命而君臨天下萬邦，而其他所有小邦君主都稱為諸侯，名義上為天子之臣。盡管這種天子與諸侯的關係，在事實上是由相互之間實力消長的具體情況而定的，可是它在觀念上明確了統一國家的預設。商推翻夏並取而代之，天子換了，統一的天下未變，周推翻商並取而代之，天子又換了，而統一的天下仍然未變，或者說王朝變了，而統一不變。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明曆史從其開端處就具有了常與變的統一趨向。其實，不僅統一未變，而且隨著處在進入文明的諸邦之間或其邊緣的落後族群的文明化，三代文明所統一的地域不斷有所發展中。在這樣一個作為統一體的王朝的前後遞嬗中，夏商周三代之間必然形成為前後繼承的關係；每一個後代都必須承認前代在曆史上的天子的地位，否則它自身就將失去其曆史的合法性。這樣也就確認了曆史的連續性。
如果說三代的遞嬗顯示了既斷代又貫通的變與常統一的連續發展過程的古代第一階段，那麽從春秋戰國的紛爭割據到秦漢的一統國家，則又是既與三代同源又與三代異質的新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麵是三代舊的一統體係（封建製一統體係）的凋零及其反映出“禮壞樂崩”或分崩離析的狀態，另一方麵則是後三代新的一統體係（郡縣製體係）的形成過程。一方麵充滿戰爭與破壞，另一方麵又充滿活力與創新。那是一個對於三代的否定階段，是嚴格意義上的“揚棄”（Aufheben）。希臘的古風時期與古典時期，羅馬共和國的“王政時期”與共和國前期，在時間上（公元前8至前3世紀末）大體是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重合的。不過，此時期的希臘始終未能跨過城邦體係的門檻，而馬其頓亞曆山大的短暫帝國，也未能實現真正的“統一”，充其量就是在一個城邦間的霸主而已。至於羅馬，它曾經備受它邦的侵略與**，終於逐步強盛起來，成了意大利各邦的盟主（承認同盟邦的內部自治權利），而且在西地中海地區開始樹立霸權。希臘、馬其頓亞曆山大帝國與羅馬共和國，雖然在時間上有前後之相續、甚至某些重疊，但是在文明上卻不能說成同一有機體的連續發展，而隻能是斷裂。
秦漢的一統是春秋戰國“禮壞樂崩”的曆史結果，也是三代一統體係的否定之否定。在中國，秦始皇第一次建立了郡縣製的統一帝國，但是國祚短促。漢朝再次建立統一帝國，並先後基本延續了四百年，從此在中國奠定了文明連續性與統一性的基礎。漢初統治者以為秦之早亡乃其斷然拒絕封建、從而孤立無援之結果，於是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封建。從此，封建在郡縣體製下，曆經許多朝代，時起時落，但終歸於日趨式微，未能打破中國文明的統一，也保持了其曆史連續性。
羅馬共和國後期與帝國時期（尤其是其前期），在時間段落上與秦、漢大體相合，在大帝國的建立、其規模以及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上也旗鼓相當。可是一作具體分析，便可看出羅馬帝國的中央政權機構與行省和秦漢的中央與郡縣又是何等不同。
以上一切，均須作具體論述。以下的綜述，可以為諸君了解兩方麵的大致情況提供一個方便，而以下專論則提出一些在我們看來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作一番嚐試性的探討，或許能夠引起諸君的關注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