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作為神經質父母的唯一孩子，在十分緊張的家庭氣氛中長大。他的父親喜怒無常、滿懷憂慮、脾氣很壞，母親嚴重的抑鬱症經常發作。
弗洛姆家的一個朋友——一位可愛而有才能的年輕女子自殺了，沒有人能理解其決定結束自己生命的理由，這個非理性行為使12歲的弗洛姆震驚。
弗洛姆14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驚愕地目睹了非理性席卷了他的祖國德國，日耳曼人在反動思潮煽動下，陷入了歇斯底裏的狂熱放縱狀態，非常敬佩的教師成了嗜殺狂，許多親朋好友死在戰壕裏，他感歎：“為什麽正派和通情達理的人們突然全都變成了瘋子。”由於這種令人恐懼和疑惑的經驗，弗洛姆產生了理解人類非理性行為的本質和根源的願望。追尋著這個思想，在海德堡大學他研究了心理學、哲學和社會學，特別是馬克思、韋伯、斯賓塞的著作。他曾接受過正統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訓練，他一度認為，在這裏找到了人的非理性的答案，但這並沒長久地影響他。後來他認為人格是在人的童年由影響個體的社會力量以及已經影響了人類種族發展的曆史力量所決定的。弗洛姆寫道：“依據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的必然性，我們就成為我們不得不是的那個樣子的人。”鑒於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是如此重要，弗洛姆認為，為了理解這個社會的個別成員的結構，十分有必要分析這個社會過去的、現在的結構。他認為不管人格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都由文化所決定。
一、關於人格是文化的產物
弗洛姆把人格看成文化的產物。他認為心理保健應該根據社會對所有個體的基本需要滿足的怎樣而定，而不應根據個體對社會適應得怎樣而定。因而，心理的健康不是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的事情，關鍵是社會滿足人的需要充分到何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