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作為神經質父母的唯一孩子，在十分緊張的家庭氣氛中長大。他的父親喜怒無常、滿懷憂慮、脾氣很壞，母親嚴重的抑鬱症經常發作。
弗洛姆家的一個朋友——一位可愛而有才能的年輕女子自殺了，沒有人能理解其決定結束自己生命的理由，這個非理性行為使12歲的弗洛姆震驚。
弗洛姆14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驚愕地目睹了非理性席卷了他的祖國德國，日耳曼人在反動思潮煽動下，陷入了歇斯底裏的狂熱放縱狀態，非常敬佩的教師成了嗜殺狂，許多親朋好友死在戰壕裏，他感歎：“為什麽正派和通情達理的人們突然全都變成了瘋子。”由於這種令人恐懼和疑惑的經驗，弗洛姆產生了理解人類非理性行為的本質和根源的願望。追尋著這個思想，在海德堡大學他研究了心理學、哲學和社會學，特別是馬克思、韋伯、斯賓塞的著作。他曾接受過正統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訓練，他一度認為，在這裏找到了人的非理性的答案，但這並沒長久地影響他。後來他認為人格是在人的童年由影響個體的社會力量以及已經影響了人類種族發展的曆史力量所決定的。弗洛姆寫道：“依據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的必然性，我們就成為我們不得不是的那個樣子的人。”鑒於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是如此重要，弗洛姆認為，為了理解這個社會的個別成員的結構，十分有必要分析這個社會過去的、現在的結構。他認為不管人格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都由文化所決定。
一、關於人格是文化的產物
弗洛姆把人格看成文化的產物。他認為心理保健應該根據社會對所有個體的基本需要滿足的怎樣而定，而不應根據個體對社會適應得怎樣而定。因而，心理的健康不是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的事情，關鍵是社會滿足人的需要充分到何種程度。
一個病態的社會在其成員中製造敵視、猜疑和不信任，而且壓抑了個人的自我的充分發展和成長。一個健康的社會準許它的成員彼此相愛，成為有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人，而且促使個體完美地自我實現。
弗洛姆認為，所有人都有先天的對於健康（心理的、生理的）的追求。但是，當社會力量與天然的成長傾向發生衝突的時候，就產生了非理性和神經病的行為，也就是說，病態的社會製造出病態的人。
社會性質決定心理健康意味著，每一個社會都會提出它自己的心理健康的定義。如20世紀初，儲蓄、貯藏行為是合情合理的，賒購（花自己沒有的錢）是非理性行為。時至今日，這一行為就是合理的，隻購買他們能夠支付現金的東西的人，可能被認為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強的人。
弗洛姆通過曆史分析得出結論，人性的進化過程使我們以失去安全感和歸屬感為代價獲得了顯著的自由。這種自由與安全的分離，既在人類的曆史中重複，也在每個人的發展中重複。在中世紀，是沒有個人自由的，封建製度和教會嚴格地規定著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角色、地域文化等決定著他的工作、稱號以及行為模式。這與當代歐美文化中的個人自由狀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人們在社會角色中有安全、穩定和歸屬感。
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極大地擴展了個人自由，社會角色有了更大的靈活性，個人生活有了更大的權利和選擇的可能性。然而這種自由是以損害安全感和歸屬感為代價的。我們不僅脫離了自然界，而且脫離了社會以及人類夥伴，產生了孤立感和隔離感。
二、創造性人的動機
弗洛姆認為健康人以創造的、生產性的方式滿足心理需要，不健康的人則以非理性的方式滿足這種需要。他提出了五種從自由—安全感的兩分法派生出來的需要。
（一）聯係
弗洛姆認為我們每個人是分離的、孤獨的和無能的，因此需要尋求與其他人的聯係。這種與他人聯係或聯合的需要的滿足，對於心理健康者來說是極端重要的。非理性的行為甚至精神疾病是這種需要沒有得到滿足的後果。
獲得聯係的方法有破壞性的（不健康的）和建設性的（健康的）。一個人通過服從另一個人（或另一團體）而與世界聯係，也可能通過獲取高於別人之上的權力，通過強迫別人服從自己而與世界聯係。這兩種方法都包含了為了安全感而依賴他人。這注定了不能自由發展自我的完美本質。
與世界聯係的建設性的、健康的方法是通過愛（廣義的），既滿足了對於安全感的需要，同時也容許發展自我的完美的個性。這種愛不僅是兩性之愛，還包含了父母對子女的親情的愛、自愛、團結、愛一切人的廣泛的意義。
聯係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導致自戀。自戀是非理性行為。自戀者唯一的現實是他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需要。由於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不可能與外部世界發生聯係，不能擺脫自己去理解任何事物。
（二）超越
超越是指高於或超出我們作為被創造物那樣被動角色的需要。人意識到生與死的偶然性、生活的隨機性，就力圖把被創造的狀態轉變為創造者，主動創造自己的生活。弗洛姆認為，在創造（子女、思想、藝術或物質利益）的行為中，人就上升到生活的被動和偶然性之上，而獲得目的感和自由感。
（三）生根
人類感到孤獨和渺小是由於切斷了與自然的原始的聯係，沒有了根基，這種狀態是不能容忍的。生根的理想的方式是建立起與同類的兄弟情誼，這是一種熱愛、關心和參與社會的感覺，團結的感覺。這既滿足了生根的需要，也滿足了與世界聯係的需要。
（四）同一感
人類需要作為獨特個體的同一感，滿足這種需要的健康方式是個性。通過個性的作用，一個人獲得了明確的自我同一感，他們感受到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別人塑造他們的生活。
（五）定向結構
人總是追求一種參照係或前後關係的結構，在此參照係中理解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定向結構的理想基礎是通過理性，這包括以客觀的方式觀察世界（包括自我）以及真實地反映世界。
弗洛姆賦予現實的客觀知覺以重大價值。我們的知覺越客觀就越能觸及現實，就越能成熟地、更有準備地麵對世界。如果一個人在某些領域被迷信和神話控製，對社會的適應性將受到抑製。
非理性的定向結構是人對世界的主觀看法，是按觀察者希望的樣子看世界，提供的關於世界圖景的構架則可能是虛幻的。這種定向的結果使個人脫離現實。
三、創造性人格的特征
弗洛姆認為健康的人富於愛，具有創造性，具有高度發展的推理能力，能夠客觀地理解世界和自我，擁有穩固的同一感，與世界相處得好，並紮根於世界之中。
弗洛姆把健康人格叫做創造性定向。定向指一般的態度或觀點。成為有創造性的人，意味著運用一個人全部的能力和潛能，把創造性理解為具有完善的機能、自我實現、愛、坦率、體驗等。
了解健康人格另外四方麵——創造性的愛、創造性思維、幸福和道德心，有利於理解弗洛姆的創造性定向所指的是什麽。
創造性的愛包括自由平等的人際關係，在這種人際關係中，人人能保持自己的個性。一個人的自我並未被同化或消失在他所熱愛的另一個人中。達到創造性的愛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關心、責任、尊重和知識。愛不僅是一種情感，而且是一種難以達到的活動。創造性的愛不局限於兩性之愛，還包括兄弟情誼的愛（愛所有的人），或者母愛。
創造性思維，包括智慧、推理和客觀性，是由對思維對象的強烈興趣所激勵，被思維對象所感動。
幸福是與創造性定向相一致的。弗洛姆認為幸福感是一個人“在生活的藝術中”成功的證明。
弗洛姆區分出兩類道德心，即權威主義的道德心和人本主義的道德心。前者體現了一種內化了的外部權威，它指揮著人的行為。這個權威可能是父母、國家或任何別的團體，它通過人害怕由於違反權威的道德規範而受到懲罰來調節人的行為。人本主義的道德心是自我的，健康人格對行為的指導是內在的、個人的，是按適宜的人格充分發揮作用的，他們的行為能引起自我內部的讚同感和幸福感。他內心在說：“我願意做這件事，因為它是我自己的事。”而不是說：“我必須做這件事，因為我的父母要求我這樣做。”因而健康人格是自我指揮、自我調節的。
在弗洛姆看來，心理健康是由社會規定的，社會結構的性質促進或阻礙心理健康。如果說病態社會產生病態人格的話，獲得創造性人格的唯一辦法就是生活在那種促進創造性的社會中。弗洛姆將創造性的社會想象成人道主義、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在這種社會中，人的潛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被開發和利用。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中，達到完美的創造性是不可能的，但達到部分創造性則是可能的。
四、評價
弗洛姆關於健康人格的觀點，強調社會、經濟、政治的力量對人格的影響作用。他比任何理論家都重視社會存在對人格健康發展的作用，並且他設想在公有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人的潛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被開發利用。具有鮮明的曆史唯物主義色彩，是該理論比其他理論高明、深刻之所在，這是值得我們借鑒和思考的。這也是被實踐和曆史所證實了的。
然而弗洛姆告訴我們，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實了，並非每一個人都成為了其生活經曆的俘虜。因此，克服我們生活經曆的文化影響是可能的。否則，我們生活在這個對於人的潛能充分發揮並非理想的社會環境中，達到心理健康是毫無希望的事，而實際上許多人達到了心理健康。
弗洛姆的健康的創造性人格強調了對他人負有責任，而且具有愛、參與、尊重，了解他人的特征。與羅傑斯的功能充分發揮的人相比，則少些利己的成分。在弗洛姆看來，為了我們自己的幸福，我們需要別人。創造性人格是紮根於現實之中的，健康的人客觀地理解他人、事件和自我，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屬於現實世界的。健康人格是力圖發展和實現人類的所有才能，並且對自己和自己命運有控製感和權力感。這重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人的發展的認識有著積極的意義。
弗洛姆認為我們不再是自然界的一員，所以孤獨和渺小是人類狀態的本質。這是讓人們難以表示讚同的。正因為人擺脫了與動物的聯係，有了人的理智和想象力，人類才具有主觀能動性，才有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弗洛姆是第一個把心理健康與幸福等同起來的理論家。幸福來源於創造性的生活，幸福是健康人格的必要的組成要素，也可以作為人已經達到心理健康程度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