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這一部分，本想放在緒論中交代，但一來這些想法並不是提筆之前的準備工作，而是逐漸成型過程中的思考；二來是對本書進行補充說明，故放此再敘。
《重訪南方絲綢之路——雲南茶馬古道音樂文化研究》，之所以層層界定為這樣一個課題，稍顯冗長，是因為論文秉承著“小題大做”的想法。茶馬古道課題係統龐大，涉及麵廣，但如果有了這樣的設定，本論文的範圍就會層層壓縮，重在“雲南段”“現狀”“選點”等關鍵詞，目的則是希望首先在題目上進行最有效的範圍縮小。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筆者認為，茶馬古道是一個母課題，它中間包含了太多的子課題。每一個子課題都可以擴大為一篇內容極其豐富，且同樣具有相當學術分量的文章。如論文的第三章談到的茶馬古道雲南段音樂事象之趕馬調，僅僅這一章的內容，倘若去掉“選點”“現狀”這樣的界定，結合民族音樂學、社會學、曆史學等其他多學科視角，僅僅是馬幫音樂的民間曲調，便足可以支撐“整個茶馬古道的馬幫音樂天下”。而論文的第五章中茶馬古道雲南段文化事象也是如此，筆者以選點中馬幫文化所呈現出的三方麵文化事象為研究點，這對於整個茶馬古道的文化事象來說隻是九牛一毛，文化事象的繁多可展開長遠的調查與研究。這些思考都是在筆者寫作過程中產生的懵懂想法，隻待為今後的調查研究工作埋下伏筆。
《重訪南方絲綢之路——雲南茶馬古道音樂文化研究》一書，筆者以雲南段內趕馬路上的《趕馬調》作為軸線，串聯德欽弦子、奔子欄鍋莊等音樂事象，串聯沙溪的五老爺趕馬儀式、中甸、德欽內的多種宗教並存以及他留人青春棚婚俗及德欽一妻多夫等多種民俗並存等一係列的文化事象。特別想說明的是，本文所討論的這些音樂事象、文化事象，並非是要探討茶馬古道導致了哪些事象的出現，反之，而是對茶馬古道現狀上出現的音樂文化事象進行調查與研究。雖然在文章中，會涉及茶馬古道作為起因的現象，如藏族“一妻多夫”的出現，確實與藏族趕馬人的逐漸增多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至於孰是因，孰是果，並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主要內容。
此外，筆者有感而思，在我國，由於自然環境、生活條件的惡劣等諸多方麵原因，曾出現過許多大麵積、大範圍的人口流動，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除了帶來了人口、經濟、生活等方麵的改變之外，往往也帶來思想、文化的交流與影響。“文化流動”“文化遷徙”的現象實則是一個巨大的人類學、社會學課題。例如我國20世紀人盡皆知的兩次大型的人口遷移——“走西口”“闖關東”等，一直是人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在音樂上麵，也隨之出現了《走西口》《繡荷包》等一係列膾炙人口的民間音樂作品。在文化、民俗方麵，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與研究。而對於茶馬古道這樣的課題，它也構成了巨大的人口流動，正如第五章文化事象中筆者所言，茶馬古道正是因為流動才造就了如此豐富、多樣的民俗事象。茶馬古道的文化流動問題是一個值得商榷和研究的文化課題。
最後，本論文所采用的資料來源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茶馬古道雲南段內音樂遺存。說是遺存，實則也是茶馬古道雲南段的現狀。主要包括對十餘位趕馬人的口述史實錄。筆者隻是希望通過這些老人的口述，真實的記錄下他們在茶馬古道上趕馬的實況，客觀地說，一類是他們所演唱、演奏的曲調已經成為茶馬古道曆史的遺存；一類是茶馬古道雲南段當下選點地區的現狀調查。主要以大理沙溪鎮、德欽縣、奔子欄鎮的音樂文化為主。一類為二手、三手材料的搜集與篩選。這三種資料呈現出“曆史與現狀”的關係，本文即是運用茶馬古道線條去串聯這些資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