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这一部分，本想放在绪论中交代，但一来这些想法并不是提笔之前的准备工作，而是逐渐成型过程中的思考；二来是对本书进行补充说明，故放此再叙。
《重访南方丝绸之路——云南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层层界定为这样一个课题，稍显冗长，是因为论文秉承着“小题大做”的想法。茶马古道课题系统庞大，涉及面广，但如果有了这样的设定，本论文的范围就会层层压缩，重在“云南段”“现状”“选点”等关键词，目的则是希望首先在题目上进行最有效的范围缩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笔者认为，茶马古道是一个母课题，它中间包含了太多的子课题。每一个子课题都可以扩大为一篇内容极其丰富，且同样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文章。如论文的第三章谈到的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事象之赶马调，仅仅这一章的内容，倘若去掉“选点”“现状”这样的界定，结合民族音乐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多学科视角，仅仅是马帮音乐的民间曲调，便足可以支撑“整个茶马古道的马帮音乐天下”。而论文的第五章中茶马古道云南段文化事象也是如此，笔者以选点中马帮文化所呈现出的三方面文化事象为研究点，这对于整个茶马古道的文化事象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文化事象的繁多可展开长远的调查与研究。这些思考都是在笔者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懵懂想法，只待为今后的调查研究工作埋下伏笔。
《重访南方丝绸之路——云南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一书，笔者以云南段内赶马路上的《赶马调》作为轴线，串联德钦弦子、奔子栏锅庄等音乐事象，串联沙溪的五老爷赶马仪式、中甸、德钦内的多种宗教并存以及他留人青春棚婚俗及德钦一妻多夫等多种民俗并存等一系列的文化事象。特别想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这些音乐事象、文化事象，并非是要探讨茶马古道导致了哪些事象的出现，反之，而是对茶马古道现状上出现的音乐文化事象进行调查与研究。虽然在文章中，会涉及茶马古道作为起因的现象，如藏族“一妻多夫”的出现，确实与藏族赶马人的逐渐增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至于孰是因，孰是果，并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主要内容。
此外，笔者有感而思，在我国，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的恶劣等诸多方面原因，曾出现过许多大面积、大范围的人口流动，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除了带来了人口、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改变之外，往往也带来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文化流动”“文化迁徙”的现象实则是一个巨大的人类学、社会学课题。例如我国20世纪人尽皆知的两次大型的人口迁移——“走西口”“闯关东”等，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音乐上面，也随之出现了《走西口》《绣荷包》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民间音乐作品。在文化、民俗方面，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而对于茶马古道这样的课题，它也构成了巨大的人口流动，正如第五章文化事象中笔者所言，茶马古道正是因为流动才造就了如此丰富、多样的民俗事象。茶马古道的文化流动问题是一个值得商榷和研究的文化课题。
最后，本论文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茶马古道云南段内音乐遗存。说是遗存，实则也是茶马古道云南段的现状。主要包括对十余位赶马人的口述史实录。笔者只是希望通过这些老人的口述，真实的记录下他们在茶马古道上赶马的实况，客观地说，一类是他们所演唱、演奏的曲调已经成为茶马古道历史的遗存；一类是茶马古道云南段当下选点地区的现状调查。主要以大理沙溪镇、德钦县、奔子栏镇的音乐文化为主。一类为二手、三手材料的搜集与筛选。这三种资料呈现出“历史与现状”的关系，本文即是运用茶马古道线条去串联这些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