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1]曾经说过：“文化或文明，就其宽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笔者在此文中，正是将马帮音乐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课题，涉及马帮文化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方方面面内容。
全文共六个章节，第一章是对茶马古道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概述。从历史、地理两个方面对茶马古道进行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概况介绍；从人文因素、马帮的形成与生活以及茶马古道的历史贡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人文生态环境的梳理与总结。第二章是笔者在茶马古道云南段选点中，对采访到的12位赶马人进行口述史记录。以汉族、藏族赶马人为主，兼具纳西族、白族、彝族等其他民族赶马人，与他们的交流主要站在民族音乐学角度，围绕马帮生活、马帮音乐、马帮参与的活动，并由此展开了对选点地区的马帮音乐文化调查与研究。第三章是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音乐事象《赶马调》，以分布在云南段的不同民族《赶马调》为轴线，调查研究汉族马帮《大赶马》《小赶马》《老赶马调》，藏族马帮《赶马山歌》《赶马情卦》以及纳西族马帮《赶马调》等多首曲调。在音乐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马帮音乐进行了初探性的研究。第四章为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事象之二，涉及马帮音乐的其他音乐种类。以采录到的藏族马帮的德钦弦子独奏、奔子栏锅庄舞、彝族的三弦、他留人的小三弦演奏等为主，充实马帮音乐。这两章的音乐事象均是以音乐本体分析为基础，对茶马古道上的音乐事象进行了横向、纵向的调查与研究。第五章是茶马古道云南段文化事象，以“马帮文化”为主题，从共同生活圈的角度阐述了马帮文化所具备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三方面的文化属性，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象中，又呈现出对于茶马古道这一共同语境的妥协性与适应性特征。第六章是对茶马古道云南段现状保存情况的调查以及笔者对于未来的展望与思考。以云南段现已出现的各种保存状况为切入点，展开了将茶马古道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发展的设想，并提出了相关的思路与实施方案。
总而言之，笔者对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马帮音乐文化做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总结：
第一，从整篇论文的纵向布局来看，笔者从茶、马谈到茶马古道，再从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选点中，谈到马帮音乐文化的现状。笔者认为，“茶”与“马”两种因素的出现，成为茶马古道形成的先决条件；而马帮音乐文化的形成，则正是以茶马古道中共同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赶马经历、心理状态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信仰体系为基础，这是马帮音乐文化形成的坚实基础，也是一个由物质需求发展为商业利益进而上升到文化、心理的过程。这个升华的过程使得二者之间有了较为近似的对等关系。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达出这种逻辑，笔者将茶、马、茶马古道、马帮音乐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列表如下：
表1 关系图
第二，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音乐文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线性音乐文化带。马帮音乐文化是流动的、富于变化的。正如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在描述我国大型线性文化特征时，“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多，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尺度较大，可以指跨越众多城镇的一条水系的整个流域；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联系；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涉及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笔者认为，茶马古道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生态环境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区域性的人类社会活动。
第三，马帮音乐是以《赶马调》为典型性与音乐事象的多样性相结合的线性音乐带。倘若以俯视的视角整观茶马古道音乐事象，笔者认为，从纵向来看，马帮音乐是各民族音乐特征与茶马古道相结合的结果。马帮音乐形成了以《赶马调》为轴线的音乐事象。不同民族的马帮在带着本民族的身份标识进入茶马古道后，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的被茶马古道“同化”。这种“同化”现象首先体现在音乐事象上的便是《赶马调》。它们呈现出本民族曲调与赶马内容相结合的音乐本体特征，并在音乐内容上反映出不同马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以及宗教信仰。尤其是汉族马帮数量众多的《赶马调》，其曲式结构短小、歌词内容丰富，成为赶马路上经常哼唱的曲调，也成为人们了解茶马古道的“音乐敲门砖”；藏族马帮的赶马山歌与情卦，唱出了茶马古道对于藏族马帮的真正意义，并不仅限于商业性，更重要的是对于茶马古道终点站印度的向往，是藏传佛教信仰的直接体现。《赶马调》是代表性的音乐品种，成为马帮音乐的音乐主体。从横向来看，呈现出各民族交融的特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通过赶马人到《赶马调》，通过《赶马调》到马帮音乐，俯视马帮音乐，它多样性的特征就在于不只有《赶马调》，而是丰富的各民族马帮音乐齐聚。
表2 马帮音乐文化
在笔者调查的茶马古道云南段选点内，位于云南与西藏交界处的藏族马帮音乐显得最为独特。一方面，德钦弦子由于其多变性、自由性的特点，不仅是藏族马帮娱乐、休闲时的最佳消遣方式，其“形散而神不散”的音乐特点，也与茶马古道固有的系统性、多样性特征相契合；无独有偶，彝族的三弦演奏、他留人的小三弦演奏，都出现在茶马古道上，这些独奏乐器深受各民族马帮的喜爱，在马帮音乐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锅庄舞出现在茶马古道上，一来是它舞蹈动作幅度较大，对于藏族马帮而言，在繁劳的赶马生活中，跳锅庄能起到强身健体之用，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二来则是它成为了茶马古道上多民族共同联欢的歌舞形式，体现了横向方面马帮音乐的交融性特点。
第四，马帮文化体现出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线性文化特征。多棱角、多维度地看待马帮音乐文化，在茶马古道云南段马帮文化的生活圈、宗教信仰、民俗事象中，笔者认为，共同生活圈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环境，这种高度的统一性是客观条件使然，体现出了被动的妥协性特征；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是缘于不同民族各自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他们并没有因为茶马古道的出现而减弱，反而处于共同的语境中，形成了共同的茶马古道原始信念，体现出对于茶马古道主动的适应性特征；多种民俗事象并存，尤其是婚姻制度、恋爱方式。在云南段，出现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三种婚姻形式，以及摩梭人的“走婚”制度、他留人的青春棚文化等多种奇特的恋爱方式，这些民俗事象，横向之间互相存有关联，有同有异，纵向方面跟随茶马古道的线路呈现出线性文化形态。做个比喻，笔者想将茶马古道喻成围棋。围棋与象棋不同，象棋是满盘开局，目的是使棋盘上棋子为零，是一个典型的零和游戏。而围棋则不然，它以空盘开局，最后满盘方可得出胜负。围棋并不是没有竞争意识，只是它从更高层面来看，是为了共融共生。笔者之所以这样比喻，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通过这三年的调查与研究，深刻的意识到茶马古道上貌似竞争激烈、残酷，商号之间的商业竞争、马帮之间的道路之争、货物之间的交易之争，但说到底，他们是在竞争中求同，都是以共同的和谐生存为主旨，这是更高层次的茶马古道精神，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语境，才使得马帮音乐文化出现了“先求同，后存异”的特征。
第五，从反方向来看，茶马古道成为了云南段各个民族交融的最大容器，体现出包容性特征。茶马古道海纳百川，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多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特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地理、生理、心理、历史、社会等一系列条件的制约下，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自我新陈代谢、不断更新，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朵音乐文化的奇葩，同时也为多民族的交融、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说，凡是能够停留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音乐文化，都是经过了历史、人文等诸多方面因素冲刷之后的结晶。
第六，站在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抽茧剥丝的看待茶马古道，充分彰显出音乐文化与地理位置之间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音乐文化与地理，貌似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但在茶马古道的课题中，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发现，地理位置不仅与音乐文化有着关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直接影响音乐文化的重要因素。沙溪作为滇西北的交通死角、德钦作为滇藏路线中的入藏关口、中甸作为丽江与德钦的中转站、丽江作为茶马古道云南段的中转站，抑或是藏族人民对于拉萨、印度等地的向往，正是由于它们所具备的极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得它们成为茶马古道的重地，也才成就了马帮音乐文化。在文章中，笔者在每一个选点中，都谈到地理位置造就的音乐文化现象，这是不可忽视的民族音乐学问题，尤其是在茶马古道这样线路性音乐文化的课题中，更是彰显无遗。
第七，发展与保护马帮文化，应结合当今生态环境，在尽量保存传统的基础上，将马帮音乐文化作为一个产业开发与发展，关注茶马古道的人文精神，应是保护与开发茶马古道未来之发展方向的重点。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是我国最古老的商路，它的出现甚至比丝绸之路还要早200年。茶马古道在世界上是唯一的，在中国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其产生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不可低估，是目前世界上仍在部分运行的古道，也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神秘的走廊，充满了传奇色彩。最关键的是，茶马古道在我国西南地区，有着无可替代的强大凝聚力，正是这样的强大凝聚力，使得马帮音乐文化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并伴随着物质交易，成为了我国罕见的文化交融之道！
图片说明：茶、马 摄影：张璐
[1] 【英】泰勒著：《原始文化》，连树声译，5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