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化人類學的奠基人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1]曾經說過：“文化或文明，就其寬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筆者在此文中，正是將馬幫音樂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研究課題，涉及馬幫文化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習俗等方方麵麵內容。
全文共六個章節，第一章是對茶馬古道生態環境的整體性概述。從曆史、地理兩個方麵對茶馬古道進行了自然生態環境的概況介紹；從人文因素、馬幫的形成與生活以及茶馬古道的曆史貢獻等三個方麵進行了人文生態環境的梳理與總結。第二章是筆者在茶馬古道雲南段選點中，對采訪到的12位趕馬人進行口述史記錄。以漢族、藏族趕馬人為主，兼具納西族、白族、彝族等其他民族趕馬人，與他們的交流主要站在民族音樂學角度，圍繞馬幫生活、馬幫音樂、馬幫參與的活動，並由此展開了對選點地區的馬幫音樂文化調查與研究。第三章是茶馬古道雲南段的音樂事象《趕馬調》，以分布在雲南段的不同民族《趕馬調》為軸線，調查研究漢族馬幫《大趕馬》《小趕馬》《老趕馬調》，藏族馬幫《趕馬山歌》《趕馬情卦》以及納西族馬幫《趕馬調》等多首曲調。在音樂學分析的基礎上，對馬幫音樂進行了初探性的研究。第四章為茶馬古道雲南段音樂事象之二，涉及馬幫音樂的其他音樂種類。以采錄到的藏族馬幫的德欽弦子獨奏、奔子欄鍋莊舞、彝族的三弦、他留人的小三弦演奏等為主，充實馬幫音樂。這兩章的音樂事象均是以音樂本體分析為基礎，對茶馬古道上的音樂事象進行了橫向、縱向的調查與研究。第五章是茶馬古道雲南段文化事象，以“馬幫文化”為主題，從共同生活圈的角度闡述了馬幫文化所具備的物質層麵、製度層麵、心理層麵三方麵的文化屬性，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象中，又呈現出對於茶馬古道這一共同語境的妥協性與適應性特征。第六章是對茶馬古道雲南段現狀保存情況的調查以及筆者對於未來的展望與思考。以雲南段現已出現的各種保存狀況為切入點，展開了將茶馬古道作為一項文化產業發展的設想，並提出了相關的思路與實施方案。
總而言之，筆者對茶馬古道雲南段的馬幫音樂文化做出了以下幾方麵的總結：
第一，從整篇論文的縱向布局來看，筆者從茶、馬談到茶馬古道，再從茶馬古道雲南段的選點中，談到馬幫音樂文化的現狀。筆者認為，“茶”與“馬”兩種因素的出現，成為茶馬古道形成的先決條件；而馬幫音樂文化的形成，則正是以茶馬古道中共同的自然環境、生活習俗、趕馬經曆、心理狀態以及長久以來形成的信仰體係為基礎，這是馬幫音樂文化形成的堅實基礎，也是一個由物質需求發展為商業利益進而上升到文化、心理的過程。這個升華的過程使得二者之間有了較為近似的對等關係。為了更加清晰地表達出這種邏輯，筆者將茶、馬、茶馬古道、馬幫音樂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列表如下：
表1 關係圖
第二，茶馬古道上的馬幫音樂文化，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條巨大的線性音樂文化帶。馬幫音樂文化是流動的、富於變化的。正如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單霽翔在描述我國大型線性文化特征時，“大型線性文化遺產是線狀或帶狀的文化遺產區域，範圍大，包括的遺產種類多，反映的人類活動形式豐富。既有地域的特點，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積澱的曆史；大型線性文化遺產尺度較大，可以指跨越眾多城鎮的一條水係的整個流域；承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聯係與變化，相互影響與交流，構成文化帶上文化遺存的共性與特性、多樣性和典型性，衍生出豐富多彩的麵貌和內在的密切聯係；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不僅有豐富的曆史文化內涵，而且涉及巨大的經濟價值和複雜的自然生態係統。”筆者認為，茶馬古道正是在這樣複雜的生態環境中，由於人口的流動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區域性的人類社會活動。
第三，馬幫音樂是以《趕馬調》為典型性與音樂事象的多樣性相結合的線性音樂帶。倘若以俯視的視角整觀茶馬古道音樂事象，筆者認為，從縱向來看，馬幫音樂是各民族音樂特征與茶馬古道相結合的結果。馬幫音樂形成了以《趕馬調》為軸線的音樂事象。不同民族的馬幫在帶著本民族的身份標識進入茶馬古道後，主動或被動、直接或間接的被茶馬古道“同化”。這種“同化”現象首先體現在音樂事象上的便是《趕馬調》。它們呈現出本民族曲調與趕馬內容相結合的音樂本體特征，並在音樂內容上反映出不同馬幫的人生觀、價值觀、愛情觀以及宗教信仰。尤其是漢族馬幫數量眾多的《趕馬調》，其曲式結構短小、歌詞內容豐富，成為趕馬路上經常哼唱的曲調，也成為人們了解茶馬古道的“音樂敲門磚”；藏族馬幫的趕馬山歌與情卦，唱出了茶馬古道對於藏族馬幫的真正意義，並不僅限於商業性，更重要的是對於茶馬古道終點站印度的向往，是藏傳佛教信仰的直接體現。《趕馬調》是代表性的音樂品種，成為馬幫音樂的音樂主體。從橫向來看，呈現出各民族交融的特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通過趕馬人到《趕馬調》，通過《趕馬調》到馬幫音樂，俯視馬幫音樂，它多樣性的特征就在於不隻有《趕馬調》，而是豐富的各民族馬幫音樂齊聚。
表2 馬幫音樂文化
在筆者調查的茶馬古道雲南段選點內，位於雲南與西藏交界處的藏族馬幫音樂顯得最為獨特。一方麵，德欽弦子由於其多變性、自由性的特點，不僅是藏族馬幫娛樂、休閑時的最佳消遣方式，其“形散而神不散”的音樂特點，也與茶馬古道固有的係統性、多樣性特征相契合；無獨有偶，彝族的三弦演奏、他留人的小三弦演奏，都出現在茶馬古道上，這些獨奏樂器深受各民族馬幫的喜愛，在馬幫音樂中獨樹一幟。另一方麵，鍋莊舞出現在茶馬古道上，一來是它舞蹈動作幅度較大，對於藏族馬幫而言，在繁勞的趕馬生活中，跳鍋莊能起到強身健體之用，身心得到最好的放鬆；二來則是它成為了茶馬古道上多民族共同聯歡的歌舞形式，體現了橫向方麵馬幫音樂的交融性特點。
第四，馬幫文化體現出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線性文化特征。多棱角、多維度地看待馬幫音樂文化，在茶馬古道雲南段馬幫文化的生活圈、宗教信仰、民俗事象中，筆者認為，共同生活圈的形成是基於共同的生活環境，這種高度的統一性是客觀條件使然，體現出了被動的妥協性特征；多種宗教信仰並存是緣於不同民族各自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他們並沒有因為茶馬古道的出現而減弱，反而處於共同的語境中，形成了共同的茶馬古道原始信念，體現出對於茶馬古道主動的適應性特征；多種民俗事象並存，尤其是婚姻製度、戀愛方式。在雲南段，出現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三種婚姻形式，以及摩梭人的“走婚”製度、他留人的青春棚文化等多種奇特的戀愛方式，這些民俗事象，橫向之間互相存有關聯，有同有異，縱向方麵跟隨茶馬古道的線路呈現出線性文化形態。做個比喻，筆者想將茶馬古道喻成圍棋。圍棋與象棋不同，象棋是滿盤開局，目的是使棋盤上棋子為零，是一個典型的零和遊戲。而圍棋則不然，它以空盤開局，最後滿盤方可得出勝負。圍棋並不是沒有競爭意識，隻是它從更高層麵來看，是為了共融共生。筆者之所以這樣比喻，並非突發奇想，而是通過這三年的調查與研究，深刻的意識到茶馬古道上貌似競爭激烈、殘酷，商號之間的商業競爭、馬幫之間的道路之爭、貨物之間的交易之爭，但說到底，他們是在競爭中求同，都是以共同的和諧生存為主旨，這是更高層次的茶馬古道精神，也正是由於這樣的語境，才使得馬幫音樂文化出現了“先求同，後存異”的特征。
第五，從反方向來看，茶馬古道成為了雲南段各個民族交融的最大容器，體現出包容性特征。茶馬古道海納百川，以其博大的胸懷吸納了多民族的不同音樂文化特質。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地理、生理、心理、曆史、社會等一係列條件的製約下，隨著曆史朝代的更迭，自我新陳代謝、不斷更新，成為我國曆史上一朵音樂文化的奇葩，同時也為多民族的交融、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應該說，凡是能夠停留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音樂文化，都是經過了曆史、人文等諸多方麵因素衝刷之後的結晶。
第六，站在民族音樂學的角度，抽繭剝絲的看待茶馬古道，充分彰顯出音樂文化與地理位置之間不可割裂的密切關係。音樂文化與地理，貌似兩個毫不相幹的概念，但在茶馬古道的課題中，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發現，地理位置不僅與音樂文化有著關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直接影響音樂文化的重要因素。沙溪作為滇西北的交通死角、德欽作為滇藏路線中的入藏關口、中甸作為麗江與德欽的中轉站、麗江作為茶馬古道雲南段的中轉站，抑或是藏族人民對於拉薩、印度等地的向往，正是由於它們所具備的極為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得它們成為茶馬古道的重地，也才成就了馬幫音樂文化。在文章中，筆者在每一個選點中，都談到地理位置造就的音樂文化現象，這是不可忽視的民族音樂學問題，尤其是在茶馬古道這樣線路性音樂文化的課題中，更是彰顯無遺。
第七，發展與保護馬幫文化，應結合當今生態環境，在盡量保存傳統的基礎上，將馬幫音樂文化作為一個產業開發與發展，關注茶馬古道的人文精神，應是保護與開發茶馬古道未來之發展方向的重點。
綜上所述，茶馬古道是我國最古老的商路，它的出現甚至比絲綢之路還要早200年。茶馬古道在世界上是唯一的，在中國曆史上曾盛極一時，其產生的巨大政治、經濟、文化作用不可低估，是目前世界上仍在部分運行的古道，也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神秘的走廊，充滿了傳奇色彩。最關鍵的是，茶馬古道在我國西南地區，有著無可替代的強大凝聚力，正是這樣的強大凝聚力，使得馬幫音樂文化成為了一個獨特的現象，並伴隨著物質交易，成為了我國罕見的文化交融之道！
圖片說明：茶、馬 攝影：張璐
[1] 【英】泰勒著：《原始文化》，連樹聲譯，5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