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在現代化的發展曆程中脫離了其原生語境，卻以獨特的審美精神價值植根於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基因當中，深刻影響著現代中國的文學觀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仔細思考便不難發現，我們並沒有在現代的意義上使用“古代文論”這個概念，換句話說，我們在本章前麵兩個部分談論的“古代文論”並不等同於我們通常理解的“古代文學理論”。我前麵所談到的“古代文論”，無論在其原生話語中，還是在現代以來的大半個世紀裏作為傳統精神價值的載體的發展演進中，都不以一種專門的形式存在：它並不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也不從屬於一個專門的領域；它沒有現代意義上任何文體的界限，也沒有學科的界限，但它卻深刻影響著每一種文體、每一個專門學科的深層的價值取向。如果說“藝術是詩，是**，是沒有達詁的曖昧，但也是對我們自己的追問，對曆史本身所內含的悲劇性的探尋”[62]，那麽文論則是嚐試給這樣的追問一個回答，一個關聯著社會、曆史和理性的回答。雖然有時也難免有時代的局限，但一定是對那個時代最敏銳的觀察。而“古代文學理論”雖然也與文學的研究相關，但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古代文學理論”可以說完全是現代化的產物。其所關注的對象——“文學”，乃是現代學科劃分中多種學科中的一種，專指美文的寫作，遠遠窄於“古代文論”中的“文”，不能廣泛地包括“文飾符號”“文藝書寫”“文章學問”“文化氣質”“文明傳承”等多方麵的內容。而關於文學的“理論”則更是受到學科和文體的限製。它從屬於文學的學科，而不像“古代文論”是對文學精神的更高層次的體驗和更完整的精神家園；它也必須使用理論的語言，必須遵守以科學、嚴格和客觀為限定語的規則，更像一場智力的遊戲。“古代文學理論”像是一個複雜收納盒中眾多小隔間中的一個，而整個擁有複雜小隔間的收納盒也不過是文學的領域而已。與之相比，“古代文論”則更像是多維的複雜時空中自由的空氣。在現代化以來的整個世紀的複雜演變中，如果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則經曆了從“古代文論”向“古代文學理論”的重大轉變，而這一轉變所帶來的效果，與其說是古代文論的複興，不如說是古代文學理論的話語旁落。讓我們接著前麵宗白華的故事講起。
在眾多研究宗白華的文章中，有一篇題為《宗白華為何沒有寫成中國美學史》，其標題引起了我的興趣。文章中提到，根據曾經做過宗白華助教的葉朗教授的介紹，“1962年，國務院指派周揚主持大學文科教材的編寫工作，當時列入編寫計劃的美學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學概論》，由王朝聞主編；另一部是《西方美學史》，由朱光潛先生一人獨撰；還有一部就是《中國美學史》，宗白華主編。《西方美學史》在20世紀60年代順利出版，《美學概論》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獨《中國美學史》夭折，最後以於民和葉朗負責編寫出上、下兩冊的《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交差了事”[63]。宗先生的弟子林同華也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了這件事情：“60年代，宗先生開始主編《中國美學史》，還同湯先生（湯用彤）談到研究中國美學的特殊方法和見解。湯、宗兩位先生都從藝術實踐所總結的美學思想出發，強調中國美學應該從更廣泛的背景上收集資料。湯先生甚至認為，《大藏經》中有關箜篌的記載，也可能對美學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湯先生的見解，強調指出，一些文人筆記和藝人的心得，雖然片言隻語，也偶然可以發現精深的美學見解。以後，編寫《中國美學史》的工作，由於參加者出現了意見分歧，沒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視藝術實踐的精深見解和湯先生關於佛教的美學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嚐試，終於使《中國美學史》的編寫，未能如朱先生撰寫《西方美學史》那樣順利問世。宗先生留下來的大量中國美學史筆記的整理，就成為非常艱難的工作。”[64]
研究者根據這段話，推測宗白華與其他編寫成員的分歧主要在於，第一，學術立場不同。“宗先生要堅持學術本位，而以周揚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當時的環境下，堅持的可能是教條化的馬列主義政治立場，文藝和美學的機械反映論”。這可以在當時出版的王朝聞主編的《美學概論》和宗白華後來出的《美學散步》的比較中看出來。第二，在材料的選取上，“宗先生認同湯用彤的看法，強調應從文藝之外更廣泛的基礎上搜集資料，這符合中國古代的文藝、美學、哲學等的事實，但這樣一來，可能會耗時費力，造成編寫任務的繁重艱巨”。第三，在編寫體例上，“倘若用馬列主義的文藝政策和術語來闡釋和‘解讀’中國古典美學，那將是多麽別扭的文化現象。今天我們重讀宗先生的美學論文，仍深受啟發，啟發我們對中國美學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我們也往往醉倒在那行雲流水、天光雲影的詩意文字當中。”[65]在以中國古代之審美精神為名義的領域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伴隨著“古代文論”向“古代文學理論”的轉變，“古代文論”的學科建設又經曆了怎樣“科學”的洗禮。
在20世紀末開始盛行的對學科史的回顧與展望中，已經有不少學者在進行反思，我們到底是從何時開始，把古代文論作為一門現代的學科來進行研究的。例如，在暨南大學蔣述卓等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中，開篇第一節就探討了“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起始點”問題。書中梳理了學界不同的聲音，認為大概有三種有代表性的判斷和處理。第一種以1927年陳鍾凡出版的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為界，認為對古代文論的學科建設應該從那時開始算起，這樣距離本書現在的寫作已有將近90年的曆史了。這種觀點以張海明在1997年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70年》為代表。第二種是最流行的看法，認為應該從五四運動開始算起。例如，陸海明在1988年出版《古代文論的現代思考》，就匯聚並引領了一直以來領域內學者的共識，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新學科，“它是五四文學運動的產兒”。而事實上不管在蔣述卓書中還是在本書的“導論”部分都注意到，早在朱自清給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和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所寫的書評文章裏就已經提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現，卻得等到五四運動以後，人們確求種種新意念新評價的時候。”“要從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裏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於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和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66]所以說現在的學科體係的建立來源於五四，幾乎是學界的共識。這樣的觀點與第一種定位於陳鍾凡出版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觀點相比，隻是認定的內容不同而已。一個說的是以現代的方法開始研究古代文論，一個說的是文論史寫作的起點，實際並沒有觀點上的出入。第三種觀點，根據蔣述卓的總結，則是以1997年《文學評論》上名為《近百年來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的一篇文章為代表，作者是南開大學的羅宗強和澳門學者鄧國光，他們認為：“在中國，1914年至1919年，黃侃在北京大學開設《文心雕龍》課，對於古代文論的認真研究才算開始。”[67]而實際上對比以上第一、第二種觀點不難發現，這裏所指的內容也是不同的。相對於第二種對批評史起源的追溯，這裏追溯的是對具體文本或問題的研究的開端；相對於第一種對文論研究的科學方法和態度的追溯，這裏追溯的則是具體的係統的實踐。總的來說，對於“古代文學理論”的開端，正如我在“導論”部分闡述的原因，我並不認為把它簡單地歸結到五四運動這樣顯性的由宣傳策略和政治風向主導的社會現象，對於內在的學理探索會起到實質的促進作用。對於“古代文學理論”的學科認同，更多的是隨著新式知識分子階層的出現而自然產生的，並不一定要與五四有直接的聯係。具體地說，如果真的要反思幾十年來“古代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問題，那麽需要具體地了解最能反映學科建設曆程的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書寫。
首先來看20世紀初期到90年代以前在幾代學者努力進行古代文論學科建設的曆程中，古代文論史的書寫經曆了怎樣的方法的演變。
正如李春青教授在其2008年的專著《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中開門見山地說道：“無論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活動，還是作為一個學科門類的‘古代文論’，都與另一個概念，即‘文學批評史’基本上可以互換，是指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的一門學問。”[68]這便是為什麽如蔣述卓這樣的大部分學者在梳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探究學科的起源問題時，都傾向於以1927年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起點；這便是為什麽譚德興在探討實則是中國文論研究的現代萌芽時直接以《論中國文學批評的萌芽問題》為題展開[69]；這也是為什麽在2012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中直接將批評史等同於對整個古代文論的全部現代研究[70]。
正是基於這樣的互換，陳水雲在他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中對這個學科近九十年的學術曆程進行了梳理。總的來說，他認為學科發展的過程大致經曆了開創奠基期、沉潛分化期和反思拓展期。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受“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主要用胡適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創建了文學批評史這一學科。他認為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陳鍾凡、郭紹虞、羅根澤、方孝嶽、朱東潤、傅庚生等第一代學者，都受到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這一文化思潮的影響。例如，陳鍾凡在1927年的第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序言”中明確說：“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東南大學國文係主任兼教授，對當時的學衡派盲目複古表示不滿，乃編國文叢刊，主張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而所謂科學的方法，說到底便是西學的方法。所以繼陳水雲之後，這個年代有代表性的學者在進行概括時處處凸顯著對西方文學觀念的結合和框架的使用。他認為“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結合西方的‘文學觀念’，將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進程劃分為演進、複古、完成三個階段，並圍繞文學觀念上的‘複古’與‘新變’思潮，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理論的發展曆程進行了梳理。”“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是在考察西方的文學觀念的基礎上，在文學的‘廣義’、‘狹義’、‘折中義’之中選擇了‘折中義’。……在理論上明顯有受到西學影響的痕跡。”“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無論是宏觀體例的建構，還是微觀問題的討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的影響。如他認為殷璠、高仲武、司空圖是‘為藝術而藝術’，元結、白居易、元稹是‘為人生而藝術’等，就是用西方現代文藝理論來研究古代文學思想的嚐試。”“傅庚生的研究旨趣特別明顯地指向文學批評原理與理論問題，他的《中國文學批評通論》共分三編，上編緒論，共四章，論文學、文學批評之義界，論創作與批評的關係，對中國文學批評的曆史進行簡介，並提出‘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者，為構成文學之四要素’。中編本論，進一步從感情論、想象論、思想論、形式論四個方麵展開。下編結論，以‘個性時地與文學創作’、‘文學之表裏與真善美’、‘中國文學之文質觀’三章研究問題。全書鮮明的理論性和係統性，正是‘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典型體現”。[71]由此，“整理國故”與“科學方法”成了這一時期文論史書寫的關鍵詞。這樣的梳理確實是對真實情況的整體介紹，且因為新時期以來學界對這段時期的學科建設曆史已經頗為關注，除陳水雲這部比較新的著作之外，之前提到的如蔣述卓、李春青，也分別在2005年和2008年撰書對這段曆史進行了回顧，所以本書在此在客觀的描述上隻是對已有梳理文章進行節錄，隻在有必要時回到原著，針對專門問題進行分析。
在這之後，陳水雲進一步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書寫經曆了兩極分化。“一個趨勢是學術研究變成了政治運動的助推器和政治化文藝觀念的傳聲筒。不少學者主動地接受思想‘改造’，用政治標準取代文藝標準，蘇聯文藝理論模式更是全麵控製了文藝理論界。”[72]在這裏，黃海章在《中國文學批評簡史》概說中的一段話非常具有代表性：“清代盛行的桐城派，直到五四運動以前，在文壇還有相當的力量。他們專門講求文章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內容非常空洞，脫不了形式主義的窠臼。然而五四運動，由於李大釗同誌的領導，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輸入，卻把它摧毀得幹幹淨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更如旭日東升，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已經被打垮了。到了現在，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照耀之下，走向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緊密結合的道路，吐露出無限的光芒。我們回顧過去，有不少優秀的文學理論，可以供我們吸收，來豐富我們現代文學的內容，同時也感到了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導之下，要積極地發揮創造性，才能夠在世界上開出奇異的鮮花。”[73]另一個趨勢則是述而不作。這便涉及對許多具體的古代詩話、詞話等文論話語的整理和注疏，而不關乎文論史的書寫。這將在後文進行詳細描述。所以說在這個特定的時期，“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成了中國文學批評史書寫最為提綱挈領的指揮棒。
根據陳水雲的劃分，第三個時期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始。他認為在這個時期，“隨著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鬆動和思想界的逐步解放，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進入了反思拓展期。以王文生、徐中玉先後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開始推出《古代文學理論研究》輯刊為起點（第1～18輯），至世紀之交，大量述史型著作（包括通史類和斷代史類）和專題型論著應運而生。”[74]這些通史類的著作包括敏澤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1981），複旦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教研組編撰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和下冊（中冊1981，下冊1985），周勳初的《中國文學批評小史》（1981），蔡鍾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1987），朱恩彬的《中國文學理論史概要》（1989），張少康、劉三富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1995），楊星映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綱要》（1996），王運熙、顧易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1996）。在這期間，首先掀起的是方法論思潮，以1985年出版的《文學研究新方法論》為代表，但其路徑仍然是從西方借鑒。而方法的濫用導致的直接後果便是使得原來的文學理論研究偏離了方向，中國文論也在這“方法的迷信”中變成了話語的遊戲，失去了它的本土適應性和現實針對性，形成了我們直到今天還一直在關注的“失語”現象。
借著陳水雲的梳理反觀整個現代化以來的古代文論學科的發展，尤其是文論史的寫作，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著述繁多卻並不複雜。現代的學者對整個曆程的回顧，雖然內容翔實、研究者也很多，但基本沒有形成太多的爭論。總體來說，現代的研究者們一致認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領域，經曆了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話語主導古代文論、重新向西方尋求不同的方法以挖掘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這樣三個階段。而對於這三個階段的評價，除開時代的進步讓我們越來越明確了第二個階段的重大危害之外，本書認為，我們對於第一個階段的特點仍然缺乏係統的思考，對第三個階段的特點也缺乏更深度地認識。
對於第一個階段的研究，學界共識性地認為這是對古代文論一種重要且成功的探索，卻忽視了在對這樣被單獨整理出來的古代文論文本進行闡釋和關聯的同時，使這些文本與其在原生語境中整體性的價值和功能發生了脫離。對於這個階段的研究，學界普遍的評價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者，在總體上嚐試借鑒西方現代學科研究的新方法，以一種更為邏輯化，更加體係化，更具理論色彩的思維方式，來建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學科體係。但同時，第一代學者們並沒有因為采用了‘科學方法’而放棄自己的文化母體，他們嚐試用新的觀念和方法來研究傳統文化，這就是所謂‘昌明國粹，融化新知’。”[75]至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科學方法”才叫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母體”，以及“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與“用新知來結構國粹”的界限到底在哪裏，並沒有研究者對此做出有說服力的解答，仿佛“新知”與“國粹”的主次是根據字數多少、所占篇幅長短來決定的。這與我們在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對於“整理國故”作為一種壓倒性的社會風尚的一致好評有很大關係，這同時也是因為在20世紀早期西方思想的進入讓我們猝不及防，全麵地滲入語言、生活、思想的各個領域，讓現在的我們很難做出根源性的反思。
回到在這個部分開頭提到的問題，為什麽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領域，對文論史的書寫一直要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等同？回到1927年中國第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產生的語境中我們發現，當時文論史的書寫同時受到西方和日本兩個方麵的影響。真正的第一部關於中國文論史的研究可能出自1925年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從陳鍾凡著作的參考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看見許多日本著作的蹤跡，比如兒島獻吉《支那文學考》和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在那時的日本著作中，並沒有流行地把古代文論的曆史稱作“文學批評史”。再看當時人們對於歐美和蘇聯學術的引進。根據譚德興的梳理，“1924年，愈之譯述‘東方文庫第十六種’之《文學批評與批評家》；1925年，傅東華譯美國琉威鬆博士《近世的文學批評》；1926年，傅東華譯美國蒲克女士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論》；1936年，王西凡譯《伯林斯基文學批評》；1948年，劉遼逸譯《論文學批評的任務》等。這些譯介，無論從理論，還是到範疇，均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產生很大影響。”[76]由此我們發現，對於“文學批評”的使用首先來源於西方對文學普遍規律的研究，然後被人用到了中國古代文論領域。
其實在陳鍾凡寫作第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時候，是有意識地對概念進行區分的。他在專著的第一頁便明確提出，“言學術者，必先陳其義界，方能識其旨歸。”於是，他緊接著專門討論了“文學之義界”。根據蔣述卓的介紹，陳鍾凡在著作中先是追溯了“文”的本義和引申義，然後考察了曆代文學的義界，從而認為，“漢魏以前，文學界域至寬。凡以文字著之竹帛，不別駢散、有韻無韻，均得稱之為文也”。到了晉宋以後，“是有情采聲律者為文，無情采聲律者謂之筆。故文學之界畫，自南朝而始嚴也”。到了唐代，因為古文運動的興起，“文章之界，又複漫漶”。而到了近代，則是大家各自從中吸取了不同的觀點：“挽近學者，或以文為偶句韻語之局稱，或以文為一切著竹帛者之達號，異議紛起，迄無定論。”而陳鍾凡所做的，則是將不同的文學觀念進行了綜合。他綜合比較古今中外各家說法，在書中對文學做出了這樣的說明和定義[77]：
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知彼所言感情、想象、思想、興趣者，注重內涵。此之所謂采藻。聲律者，注重法式。實則文貴情深而壯麗，故感情，采藻二者，兩方皆所並重。特中國鮮純粹記事之詩歌，故不言及想象；遠西非單節語，不能準聲遣字，使其修短適宜，故聲律非所專尚。此東西文學義界之所以殊科也。今以文章之內涵，莫要於想象、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則必藉辭藻，聲律以組纂之也。姑妄定文學之義界曰：“文學者，抒寫人類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辭藻、聲律，使讀者感其興趣洋溢之作品也。”
對於陳鍾凡的定義，蔣述卓的看法也體現了大家的共識：“陳先生的這一文學定義，顯然是亨德、章太炎、‘文選派’的一個綜合。它取章氏‘法式’之外殼，融‘文選派’注重辭藻、聲律之精髓，而以亨德之說為骨幹，並顧及中西文學傳統、語言表達的不同特征。陳先生的這一文學義界說，成為其批評史著作在選材、評騭上的一個基礎和依據。”“綜合”可以說是主流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朱熹之所以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堪稱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體係，主要在於他圓融而不僵化地借鑒和吸收了當時來自儒釋道各方麵的聲音，借道家思想完善了自己體係中的宇宙生成論，借佛家思想完善了自己的心性論，由此集大成地實現了對儒家人格和社會理想的哲學深度與社會實踐性兩個方麵的突破。然而，所謂“綜合”“集大成”的思維方式是有其獨特的適用性的。朱熹之所以著意建立集大成的哲學體係，是因為唐宋以來，尤其到了宋代，儒釋道的各種思想資源已經同時對人們日常生活、社會運行的方方麵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普遍地不加分辨、不加思索地交叉使用儒釋道的話語資源，在盲目中混亂地探索，讓整個社會思想話語失去了相對的統一性和穩定性。出於現實社會秩序的考慮，有必要集合各家優勢，重建道統，重樹一套穩定而有影響力的社會話語。從現實作用的角度，這無疑是應當而且必要的。但在學術體係內部，這樣的集大成往往帶來原本來自不同流派不同角度之間不可彌合的矛盾。例如，在朱熹那裏則集中地表現為當時他與陸氏兄弟關於“道問學”和“尊德性”的分歧，以及後人一直爭論的關於朱熹思想中“內聖”和“外王”的矛盾。矛盾產生的根源並不在於朱熹自己，而在於朱熹所麵對的不同社會話語在根本邏輯上存在的衝突，而這些衝突又根本地來自不同思想看待問題的不同角度和形成的不同傳統。更進一步地看，集大成的方式之所以帶來不同思想體係之間的衝突，還是由於集大成的同時對作為資源的思想話語進行了有目的的主觀的篩選，選出了符合特定時期現實目的的部分，而過濾了在當時看來不合目的的部分。因此，從篩選造成遺漏的角度來看，集大成的結果與其說是綜合，不如說是窄化，是為了統一認識的現實目的，是將原本活潑豐富具有本體性的思想話語窄化為在特定時期為特定社會意識形態服務的一部分知識形態，而這種窄化所產生的價值也就隻能與其服務的特定意識形態過於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陳鍾凡對文學概念的“綜合”便是如此。對中西文學傳統的兼收並蓄，其實也是將文學限定在了二者的交集之中。在他的定義下，文學不可以專務內容，也不可以專務形式，必須二者同時存在，也就是說，同時具有這兩個方麵特征的寫作，才可以被稱作合格的文學作品。這樣一來，文學便被來自多種傳統的方方麵麵的要求限定成了一種特定的知識形態，這種窄化，較之其在原生語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而言，是不言自明的。
更為重要的是，陳鍾凡也在書裏解釋了自己選取“文學批評”一詞的原因：“詩文之有評論，自劉勰鍾嶸以來，為書眾矣，顧或究文體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為例各殊，莫識準的。則以對於‘批評’一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考遠西學者言‘批評’之含義有五：指正，一也。讚美，二也。判斷，三也。比較分類，四也。鑒賞，五也。若夫批評文學，則考驗文學著述作品之性質及其形式之學術也。故其於批評也，必先由比較，分類，判斷，而及於鑒賞；讚美指正特其餘事耳。若專以討論瑕瑜為能事，甚至引繩批根，任情標剝，則品藻之末流，不足與於言文事也。”[78]在這裏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陳鍾凡對古代文論的主觀取舍矣，以及他選擇“文學批評”的原因。在他看來，古代文論更多地等同於詩文評論，而中國古代的詩文批評又不夠客觀，除對文體源流的研究之外，就是根據各自主觀標準對文學作品和作家的品頭論足，這與西方觀念中可以客觀準確地給出定義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陳著明顯更偏愛西方的方式，因為它講求客觀和標準化，讓人覺得是“科學的方法”。由此，人們紛紛踵武陳鍾凡的學科史開創之功，進行了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史的撰寫，形成了我們今天著述頗豐，但同時也麵臨著艱難轉型的局麵。也由此，我們了解了一個世紀以來，學界在進行古代文論學科史建設時一直將古代文論的曆史等同於“中國文學批評史”背後真實的考量。
根據王先霈、王又平主編的《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文學批評”最早出自希臘語，含有“文學的判斷者”之意。文藝複興時期它的古代意義開始複活，並被限製在對古代文本所進行的編纂和校勘中。對這個術語的含義給出的最早定義來自1677年英國批評家德萊登在《天真的國土》“序言”中的話：“批評最先是由亞裏士多德確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確判斷所使用的標準。”在現代，對於這一概念主要有這樣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批評是一種認知活動。例如，韋勒克提出，“批評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認知，它並不像音樂或詩歌那樣創造一個虛構的想象世界，批評是理性的認識，或以這樣的認識為其目的。它終極的目的，必然是有關文學的係統知識，是文學理論。”第二，批評是由描述、分析、解釋、評價等活動構成的。例如，J.T.希普萊在《形式、技巧與批評》中說，批評是“對文學作品的描述、解釋和評價，揭示作品所包含的原則和理論，並運用這些原則和理論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對作品進行判斷和鑒別。”第三，批評的對象是作品或文本或話語。例如，韋勒克對批評的對象做出過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廣義的批評“指的不僅是對個別作品和作者的評價、‘判斷的’批評、實用批評、文學趣味的征象，而且主要是指迄今為止有關文學的原理和理論，文學的本質、創作、功能、影響，文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關係，文學的種類、手段、技巧，文學的起源和曆史這些方麵的思想”；而狹義的批評則指的是“對具體文學作品的研究”。[79]
不難看出，這裏對不同“文學批評”觀念的總結實質上並沒有衝突，所列舉的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其實互相補充地描述了“文學批評”這一整體概念的不同方麵。首先，它是一種理性的認知活動，講求的是理性、客觀和係統性。這便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有本質的差異。在講求“天人合一”的傳統中國思想中，本不存在理性與非理性、主觀與客觀的對立。人並不需要依賴所謂客觀的理性而在天與人的對立中征服自然、取得勝利。相反，根據安樂哲的觀察，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中國哲學整體地采用的對待自然和外物的態度是由關聯性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決定的。[80]這便意味著，人類社會看待自我的方式來自於人們看待自然、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或者是自然之中萬事萬物互相作用、相輔相成的方式。人類社會的規則來自對自然世界的觀察和模仿，人類社會應有的規則，與自然世界已有的規則，應是相對應的，人類社會隻是自然的世界中與其他萬事萬物相等的並且渺小的一個部分而已。同樣地，Sarah Allan進一步提出，中國早期哲學家們認為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遵守同樣的原則；在沒有一個超驗的觀念（在這裏作者意指宗教或者神祇）的情況下，古代中國人直接轉向了自然世界；他們的方法是一以貫之的：由於對自然法則的學習，他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掌控了人類世界的力量。[81]《易經·係辭》中的這段話便是最好的證明：“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雖然並不講求西方意義上的理性與客觀，但中國傳統的思想仍然重視係統性，隻是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中國傳統話語係統與現代西方理性的話語係統也存在著寬泛與狹窄、包容與排他的天壤之別。第二，批評的對象是文學作品、文本或者話語。可實際上我們知道早期的古代文論，並不來自對任何意義上的文學文本的評論。根據對早期文論的認識，如果要把它們當作文學批評，我們甚至可以顛覆在西方觀念中文學一定早於批評的定論。早期的中國古代文論並不以文學為對象，而是指涉普遍的具有美感形式的文字表達。通過在宏大的思想體係中對這個人類生活、文明傳承的重要部分進行本體意義上的定位與立法，來自不同思想資源的不同原則開始凸顯出來，而在不同原則的交鋒和融合下，越來越接近現代意義的文學才開始逐步產生，文論也自然而然地在文學與其他話語的互動中起到了主導的作用。比如對中古以來的詩文評論話語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文論資源，其實最初來自《尚書》《左傳》《老子》《論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易傳·係辭》《禮記》《淮南子》等等這些並非專門針對文學文本的思想話語。而如果將這些經典文本中對後世文學精神影響至深的文論話語與以上對於“文學批評”所認定的“由描述、分析、解釋、評價等活動構成的”的特點相對照，則是完全方枘圓鑿，至少也是一宏遠、一淺近，一寬廣、一狹窄，一深美、一刻板也。更毋寧說“文學批評”使用的是理性、嚴謹實則自我限定的語言，這種語言的表達一定是線性的、邏輯性的、成體係的、工具性的，符合現代人的思維方式；而古代文論本身則是一種審美的文學性話語，它可以是發散性的、本體性的，甚至是感悟式的，相對於現代語言體係來說，它自有一套與傳統文化整體勾連的封閉的話語係統，需要研究者們在對整體話語的體認感悟的基礎上進行深度了解。
通過根源性的反思，我們發現一個世紀以來的古代文論學科建設，至少在曆史的書寫上，從一開始就由於現代意義上“科學”的眼光而對古代文論進行了取舍和窄化。古代文論被歸入了舶來的“文學批評”的範疇，不僅相對於“古代文論”原生語境中的意義在內涵和外延上都有縮小，就是在現代西方的學科劃分中，也由思想窄化為文學，由文學窄化為文學理論，再繼而窄化為文學理論中對具體作品或話語的解釋與評論。由“古代文論”到“中國文學批評”的轉變，意味著一個世紀以來古代文論由原先活潑潑的話語本體變成了現代學科中文學之下的一個分支文學理論之下的一個狹小的部分。在這個狹小的部分裏，原先的文論已經被壓縮成了純粹的知識，而這純粹的知識就像新批評觀念下作者死了的文本，被隨意地歸類、命名、闡釋，發揮著與時代特有的、並不穩定的價值。所以時代風尚為何，“古代文論”也就隨之具有何種“現代意義”。“古代文論”由此完全由原來的主導社會潮流，變成了如今的隨波逐流。
從20世紀初期到80年代，在這將近一個世紀的古代文論研究發展曆程中，雖然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經曆了不同的階段，與之相應地也展現出複雜的觀念和社會狀況的變化，古代文論的研究也在豐富的成果中展現出多樣的麵貌和多方麵的現代意義，而從根本上說，我們可以清晰聽到三種不同的聲音：在轟轟烈烈的社會思想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我們聽到的是麵向傳統的救亡圖存和整理國故，希望用一種最理想的方式將傳統的知識與現代的理性結合起來，讓經過整合的社會話語發揮新的社會價值。這是一個美好的初衷，卻由於社會運動過於簡單化的方式和缺少對於傳統文化的深度反思，使得傳統實際並未從中找到發揮現代價值的有效途徑，而被剝離到純粹知識的角落。與此同時，強大的文化基因使得古代文論更多地以精神價值的方式深入現代知識分子的內在世界，成為一種時刻與現實社會保持間接互動的隱性基因。這種內在的審美精神價值或者作為現代知識分子麵對分崩離析的社會狀況與內憂外患的思想狀況時深層的精神救贖，或者作為改變現狀的深層的革命動力而表現出來。這極大地體現了古代文論超越時代與社會現實的溝通天人的本體價值，同時也反映出在現代化的語境中，古代文論相對於其原生語境，在新的社會分工的衝擊下形成了知識形態、精神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分離。與其說古代文論的話語在五四運動等新思潮的衝擊下失去了權威與價值，不如說單從價值領域來看，古代文論在社會動**、思想爭鋒的80年間反而前所未有的在傳統審美追求的旗幟下凝聚起來，實現了深層的複興。而與這種內在的複興相對應的，是作為現代學科之中一個分支的古代文論，經曆了向“古代文學理論”轉變的曆程。這樣一種由活潑潑的生存體驗向僵化與狹窄的學科體係轉變的過程，同樣開始於20世紀早期人們對“科學的方法”的探尋。社會現實的衝擊促使人們對“客觀”“理性”與“係統”歡欣鼓舞，這便使得人們對“文學規律”的深度探尋向著封閉、狹小的方向進行。古代文論落入文學的框架之下，成為人們探索文學規律時可供參考的來自中國古代的批評話語。而這樣的批評話語也因為與人們現實關懷的緊密結合，而成為當下意識形態的注腳。也正是這三種聲音嚴重的互相矛盾，引起了學者的警覺，開始了80年代中期盛行的對新的“方法”和意義的探尋。
[1]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見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27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
[2] 轉引自張燕瑾、趙敏俐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論文選 近代卷》，3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3] 轉引自陳獨秀、李大釗編撰：《新青年精粹1》，2頁，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
[4] 秦弓：《“整理國故”的曆史意義及當代啟示》，載《文學評論》，2001（6）。
[5] 盧毅：《“整理國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
[6] 盧付林：《“整理國故”：“五四”激進文人的駁難與作為》，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3）。
[7] 陳來：《啟蒙批判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變奏——整理國故運動中的胡適》，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
[8] 陳來：《啟蒙批判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變奏——整理國故運動中的胡適》，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
[9] 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28卷，58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0] 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19卷，15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 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19卷，1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2] 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2卷，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3] 盧毅：《“整理國故”運動與中國現代學術轉型》，99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
[14]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678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15] 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新編》，143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16] 參見羅鋼：《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17] 張爾田：《張爾田覆黃節書》，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20卷，263～264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18] 王國維：《致沈曾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5卷，69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19] 羅鋼：《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3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20] 羅鋼：《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3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21]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12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22] 羅鋼：《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5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23] 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603.
[24] 李震：《摩羅詩力說與中國詩學的現代轉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3）。
[25] 王柯平：《摩羅詩力說與摩羅式崇高詩學》，載《魯迅研究月刊》，2005（4）。
[26]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書提到的這兩篇文章中，李震對王柯平所認為的《摩羅詩力說》代表著中國詩學“從古典式和諧向摩羅式崇高的轉型”這一觀念進行了有力的反駁。李震認為，中國傳統詩學本來就存在“崇高”，盡管不是“摩羅式”的，但作為一種美學形態卻並無太大的差別。同理，中國現代詩學中“古典式和諧”也是繼續存在的，並未徹底斷絕。在20世紀的某些曆史階段中，這種“古典式和諧”甚至得到了誇張式的強調。譬如中國傳統詩學及古典詩歌中對天地的詰問、對時事的順應與批判、對民生的關懷與同情等無不充滿“崇高”之感。而現代詩學和現代詩歌中“古典式和諧”也時有所見，如20世紀20年代“新月派”的詩學主張和詩歌作品就以這種“古典式和諧”為主調，到新中國成立後的現代文學流派“古典加民歌”派，更是誇張地強調了這種“古典式和諧”。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本書對於傳統文論內在精神價值的傳承的論述是一致的。
[27] Eileen Cheng，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
[28]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7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9] 參見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30]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7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1] [德]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20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32] [德]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21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33] [德]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21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34] [德]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18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35] 龔景春：《瞿秋白與中國古代詩詞》，見劉福勤主編：《瞿秋白研究文叢》（第8輯），309～311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
[3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三卷，7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37] 王鐵仙、劉福勤：《瞿秋白》，273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38] 劉福勤主編：《瞿秋白研究文叢》（第7輯），257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對於瞿秋白詩歌的介紹，也可參見胡明：《關於瞿秋白的詩》，載《文學評論》，2006（6）。
[39] 陳太勝：《中國文學經典的重構——梁宗岱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載《中國文化研究》，2004（4）。
[40] 出自梁宗岱《象征主義》一文，見梁宗岱：《詩與真》，衛建民校注，7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41] 出自梁宗岱《象征主義》一文，見梁宗岱：《詩與真》，衛建民校注，71～73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42] （宋）朱熹注：《四書集注》，王華寶整理，101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43] 梁宗岱：《梁宗岱選集》，16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44] 梁宗岱：《梁宗岱選集》，19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45] 聞一多：《死水》，20～21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46] 參見李娟：《論聞一多死水對波德萊爾象征主義藝術的繼承和發展》，載《青年文學家》，2009（19）；孫玉石：《論聞一多的現代解詩學思想》，載《文學評論》，2000（2）；盧惠餘：《聞一多詩歌中的象征筆法》，載《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3）；李樂平：《唯美、頹廢和愛國的統一——聞一多死水論》，載《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1）；呂進、李冰封：《由紅到黑：對聞一多詩歌意象的一種闡釋》，載《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4）；何佩剛：《聞一多詩歌創作對現代派技巧的汲取》，載《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5）。
[47] 聞一多：《說魚》，見聞一多：《聞一多全集 神話編·詩經編上》（第3卷），231～232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8] 譯自英文：“At its most political，Wen's endeavor amounts to nothing less than calling forth an“imagined community”of its own kind.This imagined community relies on not the geopolitical spread of print capitalism，as Benedict Anderson would have it，but the mythopoetic retrieval of totemism.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49] 董立軍：《中國書法家全集 馬一浮》，22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其中，“蠭螘”簡體字作“蜂蟻”。
[50] 胡曉明：《詩與文化心靈》，338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
[51] 馬一浮：《論語大義·詩教》，見馬一浮：《馬一浮集》（第1冊），虞萬裏校點，161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52] 譯自英文：“Although Ma Yifu's promotion of xing appeared to be the opposite of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his time，it touches on a mythopoetic dimension that may equally serve as the motivation of revolution.”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3] 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胡蘭成：《山河歲月》，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胡蘭成：《中國的禮樂風景》，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
[54] 孔微：《胡蘭成的“興”本位抒情散文》，載《名作欣賞》，2013（29）。
[55] 胡蘭成：《山河歲月》，105頁，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
[56] 胡蘭成：《論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一文，見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191頁，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
[57] 胡蘭成：《中國文學的作者》一文，見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77頁，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
[58] 胡蘭成：《天道人世》一文，見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23頁，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
[59] 出自宗白華：《中國藝術的寫實精神》一文，詳見宗白華：《美學與意境》，156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60] 出自宗白華：《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見宗白華：《美學與意境》，160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61] 此處參見宗白華：《美與人生》，254頁，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
[62] 汪暉：《曆史的鏵犁》，見汪暉：《顛倒》，196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
[63] 張澤鴻：《宗白華為何沒有寫成中國美學史》，載《尋根》，2011（2）。
[64] 張澤鴻：《宗白華為何沒有寫成中國美學史》，載《尋根》，2011（2）。
[65] 張澤鴻：《宗白華為何沒有寫成中國美學史》，載《尋根》，2011（2）。
[66] 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出版）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出版）》一文，見朱自清：《朱自清序跋書評集》，240～24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
[67] 對於以上三種觀點的總結，部分參見蔣述卓等：《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8] 李春青：《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1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
[69] 譚德興：《論中國文學批評的萌芽問題》，見錢中文等編：《新中國文論60年》，116頁，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70] 參見陳水雲、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71] 陳水雲、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前言”3～4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72] 陳水雲、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前言”5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73] 陳水雲、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5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74] 陳水雲、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8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75] 陳水雲、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4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76] 譚德興：《論中國文學批評的萌芽問題》，見錢中文等編：《新中國文論60年》，116頁，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77] 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4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78] 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5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79] 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179～180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0] [美]安樂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學的會通》，溫海明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1] 參見[美]艾蘭：《水之道與德之端》，張海晏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