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複興的理想與時代的召喚
早在1905年，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廣泛關注，甚至在其風靡神州、壓倒性地席卷和重塑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時候，王國維就已經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反對的聲音：“唯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複）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赫氏原書名《進化論與倫理學》，譯義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攝摩騰之《四十二章經》乎？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於眾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於通俗之文。顧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之哲學耳。其興味之所存，不存於純粹哲學，而存於哲學之各分科，如經濟、社會等學，其所最好者也。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寧科學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者也。”[1]不愧為一代學術文化之大師，王國維的批評精準地指出了嚴複翻譯的《天演論》不僅對當時的社會，甚至對之後一個世紀的社會文化、學術發展所造成的根源性的影響。
正如王國維敏銳地發現並放在括號中的，嚴複對《天演論》的翻譯是經過了主觀曲解的。《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為英國學者赫胥黎所著。書如其名，該書一方麵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另一方麵，則認為人類的進化與自然界的進化不同，需要遵守人類社會特有的倫理規則。而嚴複的翻譯則刻意繞過了倫理學的部分，主要介紹的其實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這一曲解在今天的學界已成為共識。《天演論》的風靡與嚴複主觀的曲解突出地說明了當時人們對社會的競爭意識是何等的認同，認為人的世界與動物的世界一樣，都遵循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這一方麵因其異質的視角深度滿足了人們對西方國家國富兵強的原因的探求，另一方麵為當時中國人民的強國之夢提供了易於理解並且操作性強的實踐路徑。由此，這一深度契合當時人們迫切的社會需求的思想觀念便在瞬間流行起來，並且深度改變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化建設的整體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