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語境中古代文化研究與古代文論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國學熱一直到現在，有關“國學”或者“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日新月異，各個高校及地方紛紛建立國學院或者特定的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的不斷再版自不待言，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著作也是急速湧現，光是每年出版的大部頭古典文化研究叢書已是不計其數，更遑論古代經典著作縮減版，以及現代闡釋類書籍。整個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勢頭一片大好自是毋庸贅言，可與之不相稱的卻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領域似乎並沒有借著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蓬勃發展的東風而生機勃勃。與之相反，多數的討論一直圍繞著“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古代文論的當代失語症”等話題進行，似乎從五四以後的“整理國故”到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持續至今的大談國學，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雖然曆經興衰沉浮，有低穀，有**，有沒落，有繁榮，卻無時無刻不“焦慮”著。
低潮時期自不待言，彼時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提倡“新文學革命”，隨後便引發了整個文學研究領域的“整理國故”運動，研究者們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跟不上時代步伐的焦慮可見深切。直到今天，學者們對當初的變革幾經反思，得出的結論依然是“白話現代語言體係的確立……導致了傳統文藝觀念與話語規則的缺席。而作為中國古代文論則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評、無邏輯規則的審美性而脫離活生生的語言現實，退化成一種於現實無任何意義的舊知識，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對之進行一種‘國故的整理’了”[1]。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白話現代語言體係”當中，古代文論也仍是“印象式的批評”和“無邏輯規則的審美”，這個問題要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依然困擾著當代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