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語境中古代文化研究與古代文論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國學熱一直到現在，有關“國學”或者“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日新月異，各個高校及地方紛紛建立國學院或者特定的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的不斷再版自不待言，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著作也是急速湧現，光是每年出版的大部頭古典文化研究叢書已是不計其數，更遑論古代經典著作縮減版，以及現代闡釋類書籍。整個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勢頭一片大好自是毋庸贅言，可與之不相稱的卻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領域似乎並沒有借著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蓬勃發展的東風而生機勃勃。與之相反，多數的討論一直圍繞著“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古代文論的當代失語症”等話題進行，似乎從五四以後的“整理國故”到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持續至今的大談國學，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雖然曆經興衰沉浮，有低穀，有**，有沒落，有繁榮，卻無時無刻不“焦慮”著。
低潮時期自不待言，彼時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提倡“新文學革命”，隨後便引發了整個文學研究領域的“整理國故”運動，研究者們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跟不上時代步伐的焦慮可見深切。直到今天，學者們對當初的變革幾經反思，得出的結論依然是“白話現代語言體係的確立……導致了傳統文藝觀念與話語規則的缺席。而作為中國古代文論則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評、無邏輯規則的審美性而脫離活生生的語言現實，退化成一種於現實無任何意義的舊知識，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對之進行一種‘國故的整理’了”[1]。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白話現代語言體係”當中，古代文論也仍是“印象式的批評”和“無邏輯規則的審美”，這個問題要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依然困擾著當代學者。
即使是在**時期，古代文論研究隨著90年代後期國學熱的興起而繁榮發展，這焦慮也絲毫沒有減退，反而愈發急切地體現出來。90年代以來，古代文論研究的確成績斐然，係統的中國古代文論教材、研究專著和古代文學批評史專著不斷出現，但也正在此時，研究者們悄悄開始了對研究對象本身的影響力甚至是合法性的質疑。這樣的焦慮從90年代一直持續至今，借由國學的興起，加入當代社會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現代性的反思話語當中。1999年，錢中文撰文《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認為現代性在中國，一方麵出現了照抄西方，以西方現代性為旨歸的偏頗；另一方麵出現了以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終結論”思潮來取消現代性的偏頗。中國文論應該克服舊的現代性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弊端，建設新的現代性品格和精神。[2]陶水平2007年撰文《中國文論現代性的反思與重構——關於近十年“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學術討論的思考》，通過對文論領域“現代性”問題的梳理，對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提出具體的方法。他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區別於傳統社會的新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方式”，認為古代文論的研究麵對“現代性”的挑戰，一方麵要注意曆史語境；另一方麵要超越文論產生之時的特定語境，將審視的視野延伸至更廣闊的曆史語境。與此同時，古代文論的研究要立足當代問題，使轉換後的話語可以直接參與當代批評活動。[3]通過這兩篇文章及其他一些使用大致相同思路的研究專著，[4]古代文論研究領域希望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互動，以及參與當代社會批評話語的強烈願望可見一斑。然而，強烈願望的表達實際正意味著話語權的旁落，因為如果按照古代的文學觀念與文學評論在當時語境中產生的社會影響，借由對作品的評點而參與人物品評；借由為文學立法而參與為整個社會立法，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的確，古代文論研究在今天的學術界並未具有像在其產生的曆史語境中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和話語權威。從數據上看，當代中國思想史、政治史領域研究論著的引證率遠高於古代文論，這與古代文論關鍵範疇在“中國基本古籍庫”與“四庫全書”中出現的頻率形成鮮明反差。從學理上看，當古代文論研究還在糾結於“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時，各領域的研究都早已跳出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線性思維，逐漸建立起“多元現代性”理念，討論如何修正費正清對於近代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衝擊—回應”的解釋模式，超越傳統與現代，從中國發展的內在理路而不是外力，來看待中國近現代學術和社會的發展。[5]取消了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對立，“國學”甚至整個古典學研究在中國的合法性都受到了熱議，借著90年代國學的興起而重新繁榮起來的古代文論研究在這不斷發展變化的當代語境中將何去何從？摘下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古代文論話語將如何麵對話語權威的日益失落？古代文論的言說對象到底是誰，它是否必須或者隻能用來指導文學創作的實踐？當代文學批評和古代文論之間的關係是否需要厘清？古代文論與國學這些看似顯而易見的類別之間的關係是否也需要厘清？盡管有80年代的“文化熱”和90年代開始並持續至今的“國學熱”，但古代文論學科雖有發展卻也一直沒有擺脫話語權旁落的焦慮。因為古代文論雖已獨立成科，但其興衰沉浮一直是依賴於其他學科的，沒能發掘出自己的獨特個性，所以興也失語，亡也失語；興也焦慮，亡也焦慮。這種根基不穩的情況或許源自五四以來的西學衝擊，也因當代以來在西方的衝擊下日益變動的社會形式和日益多元的研究方式的轉型，而日趨明顯地顯現出來。
當代國學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對發展方向的探索，杜維明主推儒學的文化內涵，提出“東亞儒學文化圈”“文明的對話”“啟蒙反思”“世界倫理”等一係列儒學的當代命題；成中英堅持開拓傳統文化的哲學內涵，用純哲學的對話將國學思想推向世界；國學研究者們逐漸開始討論以古代話語服務於當代正義的問題。發展的同時批判質疑的聲音也此起彼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古代文論研究有必要打破現有的類別局限，重新反思自己的獨特性，有必要梳理自己從古到今一路走過的曆程，在新時期找到自己的明確定位。隻有這樣才能不依附，有自信，主動參與而非被動回應當代學術的對話，才能有自我，不焦慮，圖得更遠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