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語境中，文論話語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何以自現代以來，文論話語權旁落到如此境地？多數學者把它歸因於西學的衝擊。
曹順慶教授早在1996年的《文藝爭鳴》上便撰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於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自‘五四’‘打倒孔家店’（傳統文化）以來，中國傳統文論就基本上被遺棄了，隻在少數學者的案頭作為‘秦磚漢瓦’來研究，而參與現代文學大廈建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論；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又一頭撲在俄蘇文論的懷中，自新時期（1980年）以來，各種各樣的新老西方文論紛紛湧入，在中國文壇大顯身手，幾乎令饑不擇食的中國當代文壇‘消化不良’。”“這種‘失語症’是一種嚴重的文化病態。”“這種文化病態，是中西文化劇烈衝撞，（甚至可能是極為劇烈衝撞）的結果。”“在中華文化漫長的曆史上，雖然也有過不少的文化衝撞，但中華文化始終處於主流地位，根深蒂固，體現了宏大廣博、兼收並容的恢宏氣度，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文化危機感。然而，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華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西方文化借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華文化的堅固堡壘。中華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動搖了。在民族危亡之中，救亡圖存的意識，迫使中華民族不得不‘求新聲於異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拋棄傳統文化。自‘五四’以後，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上，呈現出一條巨大的斷裂帶。這種文化選擇，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等力量）的強迫下的不得已選擇，而並非中國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種非正常的文化發展，或者說是一種病態的發展。”[18]
曹順慶的研究在當時乃至現在的學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一經發表，便獲得了學界極大的關注，其引用率一直高居所有同類文章被引用數量之首：從1997年到2018年，在各類公開發表的期刊論文、博士論文和會議論文中總被引用達459次，這還不包括在這二十年間出版的書籍。[19]的確，曹順慶教授的文章有力地分析了古代文論在當代語境中的失語現象，對現象的把握非常準確，直擊多年以來古代文論研究領域的痛之所在，所以引起了許多共鳴。曹順慶教授對文論失語症產生的原因所進行的分析，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大多數研究者對此達成的“共識”：在時間上，“五四”是中國文化的“斷裂帶”；在內容上，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蘇聯理論，總之是強有力的外來思想對中國傳統產生的衝擊導致了古代文論的失語。而事實上，如果仔細將古代文論在古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境況進行對比，尤其對古代文論在其產生之時以及在整個傳統文化語境中產生影響的機製進行細致分析，再結合文化傳承、知識下沉、觀念傳播方式的改變等宏觀的社會語境來看，我們不難發現，“五四的喧囂”“西學的衝擊”其實並不是促使古代文論的社會狀況發生改變的根本原因，尷尬局麵的形成更多的是我們幾個世紀以來世代傳承的古代文化自然發展的結果，這其中內在機製的演變遠比外在思想的碰撞具有更強大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上古語境中，寬泛意義上的文學和經典的產生幾乎是同步的，因為古老並且華貴的經典的傳承一定需要依賴有美感的形式。《詩經》在其被整理成集之初便承擔著“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社會功能，更不用說比《詩經》更早的文學性寫作主要是為了在有限的篇幅內（如青銅器上）用與至高無上的皇權相匹配的雍容華貴的方式記錄重要禮儀，以使之世代傳承。文學作為傳承和傳播經典的重要形式，不可避免地參與到社會價值觀念的建構當中，甚至是作為觀念傳承的基本載體主宰了社會的價值。而在當時，文學寫作本身也不是清晰透明、簡單易懂的，這一方麵是由於上古時期知識的建構本身就具有壟斷性，話語權由少數有文化的貴族所把持；另一方麵也是由於經典文本的傳承年代久遠、意義晦澀，再加上這些經典文本大多書寫在極其罕有的青銅器上，篇幅有限，這便賦予了文學闡釋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力。孔子宣稱對古代經典“述而不作”，其實已經壟斷了相當的話語霸權。同樣，在孔子之後繼續對經典的文學文本進行闡釋的文人學者也自然而然地因為經典文本的權威性而對後世文學作品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繼而通過主導文學這一基本的交往載體而立法社會。
然而，這其中許多決定性的條件都是隨著曆史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的。首先，隨著書寫材料不斷向著輕便、廉價的方向發展演變，直到後來造紙術的發明、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和民間刻坊的蓬勃發展，文化知識由少數貴族向越來越龐大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下沉，傳播範圍越來越廣，禮儀文化或者社會意義的傳承已經不再局限於狹小的空間（如青銅器上的銘文）、狹小的群體（統治階層）和狹小的價值領域（貴族階層溝通天人的精神價值和政治價值），價值傳承和傳播的形式自然也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凝練、華美並且充滿貴族氣的主流的文學表達自然會慢慢地被更加大眾化的交往方式所取代，正如清代的焦循提出的著名觀察——“一代有一代之所勝”，[20]在社會中處於強盛地位的文學形式，從周代的六藝、戰國諸子到楚騷、漢魏樂府、六代駢語、唐詩、宋詞再到元雜劇、明清小說，從曆時的演變來看，經曆了一個由短到長、由貴族向大眾、由華美到日常、由晦澀到平易、文學性逐漸減弱的轉變曆程。在文學發展的領域尚且表現出這樣的狀況，更不用說主流的社會交往方式了，文學的載體地位已經在慢慢弱化。這樣，通過為文學立法繼而在整體的社會價值領域產生影響的古代文論，自然也慢慢失去了主流社會思想領域這塊廣大的陣地。而這塊陣地的喪失顯然是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和下沉帶來的必然結果。
那麽對於文學這塊陣地呢？毫無疑問，文化知識的普及自然使得文學闡釋對文學文本的意義壟斷不複存在。當大多數的文人知識分子都可以獨立且深刻地理解經典文本的意義的時候，文論為文學提供闡釋進而立法的意義則變得不那麽重要了。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那麽文論對文學意義的主導則更多地退而成為文學欣賞和文學批評時可供人物隨意選取的一些方便的術語而已。盡管這些文論術語在近古語境中仍然對文學的創作風格具有引導意義，但相比之前在社會思想和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作用，則已經是走向衰落了。
與此同時，大眾化的知識傳播趨勢也使得人們對經典的意義開始產生質疑。比如，宋代，廣泛的知識傳播使得文人士大夫們對重新闡釋《詩經》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一時間產生了不勝枚舉的《詩經》闡釋著作，形成了與先秦、漢代完全不同的宋代詩經學。清末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對宋代詩經學進行了這樣的總結：“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轍《詩傳》始以毛《序》不可盡信，止存其首句，而刪去其餘。南宋鄭樵《詩辨妄傳》始攻毛、鄭，而極詆《小序》。當時周孚已反攻鄭樵。朱子早年說《詩》，亦主毛、鄭；呂祖謙《讀詩記》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說也。後見鄭樵之書，乃將大小《序》別為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為**詩，且為**人自言。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為偷期之所，彤管為**奔之具，竊所未安。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謂：夫子嚐刪《詩》，取《關雎》樂而不**；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為男女**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猶存之不刪！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皆文公所斥以為**奔之人所作，而不聞被譏。乃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是朱子《詩集傳》，宋人已疑之。”[21]從這以後，關於《詩經》的詮釋不再由“毛詩序”“毛傳”“鄭箋”以及“孔疏”所構建的漢學典範所支配。經典文學的意義不再是孔子所言的“興觀群怨”“出使專對”，不再是戰國時期的“溫柔敦厚”“斷章取義”，不再是漢人的“據詩言政”“以三百篇為諫書”，《詩經》的價值在於明心見性，在於感物道情。[22]而到了明代，《詩經》更是走下了經學的聖壇，走向了可供大眾直接欣賞闡釋、抒發個人化情感的文學的世界，正如劉毓慶所說，“明代學者正是在《詩經》研究由經學向文學的轉變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以群體的力量，將持續了千百年的《詩經》經學研究方向，轉向了對《詩經》文學本質的探討，湧現出了大批《詩經》文學研究的學者與著作”[23]。這便意味著經典文本不再是在意義的理解上深妙精微、遙不可及，而是人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經驗共情地體驗作為大眾文學抒情作品的點滴美好。一千個讀者心中可以產生一千個哈姆雷特，形象具體、栩栩如生，又何須抽象晦澀的古代文論對其進行係統的綁架，再以之為基礎給普羅大眾的文學寫作立法呢？到了清代，疑古之風更是盛行。同樣在《詩經》闡釋領域，黃宗羲《萬貞一詩序》雲：“彼以為溫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頹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四時之發斂寒暑，必發斂乃為溫柔敦厚，寒暑則非矣；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為溫柔敦厚，怒哀則非矣。”[24]學者們不滿於對經典文本幾經傳承，卻對意義的闡釋始終晦暗不明的狀況，走向了切實的文字考據，不再對意義有更大的興趣。正如梁啟超所總結的，清代的“正統派之學風”有這樣幾大特色：“凡立一義，必憑證據”；“選擇證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25]在這當中，務實、考據、精簡和學術探討、平等爭論成了關鍵詞，這與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史上傳播方式的改變、知識的下沉、權威不斷受到挑戰、文學勢弱乃至縮小為專業領域的特殊文體的演變曆程是一脈相承的。
由此，經典文本失卻了“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製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26]的崇高地位，文論也自然失卻了“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27]“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遍雨，河潤千裏者也”[28]這般足以“鼓天下而動”的話語權威。古代文論的發展到了清代，不說原有的社會影響力，不說為文學立法，甚至連原本可以作為文學批評和鑒賞的重要話語資源的作用都已經被逐漸弱化，文論話語的使用也越來越流於主觀和空泛。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在評價清代詩人宋犖時提到“犖詩大抵縱橫奔放，刻意生新，其源淵出於蘇軾。王士禎《池北偶談》記其嚐繪軾像，而己侍立其側。後謁選果得黃州通判，為軾舊遊地。……其宗法可以概見。故其詩雖不及士禎之超逸，而清剛雋上，亦拔戟自成一隊。其序、記、奏議等作，亦皆流暢條達，有眉山軌度。”這裏對詩人和作品的評價並不是以作品本身為基本出發點的，更不是以傳統的文論觀作為鑒賞標準的，而是直接將人物生平與其推崇的文學大家聯係起來，主觀隨意地將兩者的詩風抽象地聯係起來。再者，因為受到如前文所言將作者做人的境界與作品的境界直接聯係的批評傳統的影響，再加上彼時文論話語影響力的衰落，有時對作者名望的判斷直接取代了對作品文學特性的判斷，完全架空了文論的話語。例如，清朝初年的潘天成，本是很普通的書生，詩歌寫作並無特別可取之處，但由於為人的品行受到了關注，哪怕在作為時代權威的《四庫全書總目》中也將他的詩歌作品收入正選，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其詩文皆抒所欲言，不甚入格。然行誼者文章之本，綱常者風教之源。天成出自寒門，終身貧賤，而天性真摯，人品高潔，類古所謂獨行者……固不與操觚之士論文采之優劣，亦不與講學之儒爭議論之醇疵也。”
由此可見，不管在社會思想領域還是文學領域，由於文化傳承和觀念傳播方式的自然改變，文論話語逐漸失卻了特別的壟斷力和影響力，話語權力逐漸旁落，以至發展到如今，文論的失語與古代語境中的話語霸權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樣的反差由於近代以來西學的衝擊和“五四”的喧囂被前所未有地強化並凸顯出來，但究其實質，其根本的問題還是來源於文化自身內在的發展所帶來的必然挑戰。而古代文論所麵臨的必然挑戰，也正好與其依存的傳統文化一起，帶著懸而未決的氤氳，進入發生著巨大變革的現代化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