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2002年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四次宏观经济过热，这里我们再次对它们进行回顾。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起到了最为主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3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进”，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工工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是，为了偿还对群众的历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4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总水平随之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0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惜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6年。金融体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42.6%，1993年更是达到了50.6%，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道，“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在分析了导致这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