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難點與路徑

行政製約、二元化困境與中國的教育體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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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教育規模逐步擴大,教育發展水平顯著提高。2005年,全國“普九”地區人口覆蓋率超過95%,青壯年文盲率控製在4%左右;全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8.5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規模達到664萬人。與此同時,由於持續多年的大學“擴招”,1999—2004年期間,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增長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數增長了3.1倍,2005年,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超過2 3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1%。

但是,在教育規模急劇擴充的同時,社會對於中國教育發展的質疑卻日益激烈,總體而言,我國當前的教育發展主要麵臨以下四個突出問題。

第一,教育發展的同時,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卻日趨嚴重。

根據北京理工大學課題組的研究,農民、工人和下崗失業人員階層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院校和大專院校,近年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新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3個百分點左右,北京師範大學則下降了8個百分點;且優勢階層的子女更多地選擇了熱門專業和藝術類專業(楊東平,2006)。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涵蓋31個省市區約10 000名在校大學生的一項大型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雖然沒有更詳細的階層劃分,但隨著學曆提高,農村學生的比例逐漸減少,低階層子女繼續深造的機會逐步減少。而在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階段,擇校現象的日益普遍,私立學校、貴族學校的大量興起也同樣顯示出教育機會不均等現象的日益嚴重。

第二,教育財政支出規模擴大的同時,個體的教育成本負擔卻日益沉重。

雖然近年來國家財政撥款總額呈上升趨勢,但其在大學收入中的比例卻在逐年下降,根據《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公告》,1998—2003年間全國高等教育投入結構中,國家撥款份額從1998年的57%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50%,社會捐贈等收入基本沒有變化,個體承擔的學費收入則從1998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26%。學費收入的上漲勢必帶來個體負擔的加重,有統計表明,因為近幾年高校學費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學生及其家庭負擔的高等教育成本從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學甚至達到71.8%,普通百姓對學費已經不堪重負(陳茜,2006)。收入差距進一步增強了問題的嚴重性,據統計,城鎮家庭對高等教育的負擔能力為27 100元,而農村家庭僅有5 200元,付費能力的巨大差異必然導致高等教育資源在貧富階層間配置的嚴重不均衡(查顯友、丁守海,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