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规模逐步扩大，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超过95%，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664万人。与此同时，由于持续多年的大学“扩招”，1999—2004年期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2005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2 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
但是，在教育规模急剧扩充的同时，社会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质疑却日益激烈，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教育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四个突出问题。
第一，教育发展的同时，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却日趋严重。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课题组的研究，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近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3个百分点左右，北京师范大学则下降了8个百分点；且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选择了热门专业和艺术类专业（杨东平，2006）。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涵盖31个省市区约10 000名在校大学生的一项大型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虽然没有更详细的阶层划分，但随着学历提高，农村学生的比例逐渐减少，低阶层子女继续深造的机会逐步减少。而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阶段，择校现象的日益普遍，私立学校、贵族学校的大量兴起也同样显示出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日益严重。
第二，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个体的教育成本负担却日益沉重。
虽然近年来国家财政拨款总额呈上升趋势，但其在大学收入中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根据《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公告》，1998—2003年间全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中，国家拨款份额从1998年的57%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50%，社会捐赠等收入基本没有变化，个体承担的学费收入则从1998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26%。学费收入的上涨势必带来个体负担的加重，有统计表明，因为近几年高校学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学生及其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学甚至达到71.8%，普通百姓对学费已经不堪重负（陈茜，2006）。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强了问题的严重性，据统计，城镇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为27 100元，而农村家庭仅有5 200元，付费能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在贫富阶层间配置的严重不均衡（查显友、丁守海，2006）。
第三，在教育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同时，教育体制内的寻租和腐败现象却日益严重。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虽然监管部门一直在强化整顿力度，但教育乱收费现象却日益严重，仅2006年1~7月，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 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 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21世纪经济报道》则援引有关教育专家的保守测算，认为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 000亿元。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家投资力度加大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步伐的加快，高校内部的“基建病”、“采购病”、“招生病”也层出不穷，仅2004年四川高校发生的“教材腐败系列案”，就有全省13所高校的36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3名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案总额1 200余万元。
第四，在教育投入规模迅速提高的同时，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财务状况却急剧恶化。
2005年，国家审计署在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调查后发现，截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高校贷款最高估计达到2 000亿元。与此相对的是教育机构预期收入的下降，根据教育部测算，到2008年，高考适龄（18~22岁）人数将达到最高峰，其后高等教育需求将逐步下降，大学学费收入增长前景极为有限；而根据《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分析报告》，2004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对学校的回报仅为17.53亿元，校办产业创收能力也非常有限。在此情况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大学将成为又一个高危行业（陈茜，2006）。
目前许多研究将上述四个问题的出现归结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所奉行的产业化思路，认为教育产业化“把市场关系引入到了不应当引入的领域”，因此必须以清算“教育产业化”作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又一个起点。[1]任何问题的判断和解决都必须依赖于对事物内在特性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因此，我们首先必须针对教育发展中的上述四个突出问题，对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和具体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在含义和本质要求，并把握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症结所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教育体制结构特征和主要模式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对我国教育发展问题的成因及体制改革“二元化”困境的解析；第四部分则是相关的改革思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