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体制在整体教育发展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解决我国教育发展的上述四个突出问题，首先必须分析其体制原因，而这一分析的基础则在于对教育体制结构及其典型模式的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活动，教育的顺利开展依托于教育资源的投入、分配、组织和使用，而考虑到不同领域在对象、目标和特征上的差异性，现实中的教育体制结构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教育的外部体制层，因为教育本身价值创造活动的特殊性，其在投入上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供给，而外部资源供给的结构和方式则构成了教育资源的成本分担机制；另外，因为教育资源提供存在数量上的稀缺性或质量上的差异性，因此外部主体只有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够充当教育的服务对象，这又构成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享用机制。上述两个环节都涉及与外部主体的联系和交流，因此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外部体制层。
二是教育的内部体制层，教育活动本身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要求其实际开展和运行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内部组织形式，因此存在着教育资源的组织管理机制；另外，教育资源投入的有限性又对其内部运作提出了一定的效率要求，要求规范稀缺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及使用领域，由此又产生了教育资源的投向使用机制。以上两个机制都存在于教育体系的内部，因此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内部体制层。
内部和外部两个体制层四个具体机制的存在，使得教育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治理结构。其中，外部治理结构包含着教育成本分担和教育分配享用两大机制的设计，需要解决教育投入由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加以承担的比例和结构、教育资源应当分配的群体、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比例和形式等问题；而内部治理结构则包含着教育资源组织管理和教育资源投向使用两大机制的设计，需要回答教育活动以何种形式推动和完成、教育的资源以何种方式流动和调配、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入领域及比例分配等问题。
以上描述的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可以用下图加以表述：
图1 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上内外部双重机制的具体安排模式也有所不同。其中，教育体系内部公共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部体制的安排方面，对于纯公共性的义务教育，其成本主要应由政府加以承担，而其分配享用则应当尽可能的公平；而对于准公共性的教育，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其成本则应当由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受教育者共同承担，其分配享用机制也理应考虑不同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目标和需求。实际上，教育公共性的差异并未体现在教育的内部体制层上，作为教育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组织管理机制和投向使用机制的效率追求是一贯的，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内部体制安排都必须立足于教育的内在运行规律，实现教育资源运作效率的最大化。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除去在纯公共性教育中共同使用了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外部体制模式外，其教育体制安排上的主要区别便在于是否真正有效地贯彻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并由此产生了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区别。
欧洲模式是一种相对排斥市场化的模式，其非市场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内部体制设计中，强调纵向的行政化管理，教育资源的组织、调配和使用都由教育机构加以完成；其次，在外部体制设计上，政府以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承担所有的教育成本，以此来保障受教育者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政府投入也往往直接交由教育机构加以管理。在这一模式下，教育机构的行政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
美国模式则是一种市场化的模式。其中，在教育的内部体制层，美国模式充分强调市场竞争的力量，整个教育体系的内部运作都以市场化方式实现，各学校都致力于提供质量高、价格便宜的教育产品，而学校经营也往往具有投资型特征，预算约束严格（薛勇，2006）；而在外部体制层，其成本分担机制则注重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的共同分担，政府投入主要以教育券形式出现，并不直接交由教育机构管理；社会捐赠则直接面向受教育者。可见，在这一模式下，行政力量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而教育市场化改革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推行。
从实际效果看，因为内部体制层对市场竞争力量的排斥，欧洲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规模的扩展，但也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以至于欧洲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往往是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因为外部体制层中政府财政的独力支撑，教育投入的财政负担也日益沉重，而政府教育投入直接交给教育机构的做法，也导致预算上的软约束，进一步降低了教育资源的运作效率。而美国模式则因为外部体制上的成本共同分担以及内部体制中的市场化管理，教育资源的运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并逐步形成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局面，学校体制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