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实际上都是以教育的大众化特征为基础的，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变，这两种模式具体效果的对比实际上还可以提供出更加丰富的信息。解析上述我国教育发展的四大突出问题，可以发现，所有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够简单归结为教育市场化改革之误，行政制约及由此造成的二元化困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教育发展与教育机会不均等并存的成因解析
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机会的日趋不均等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成因。
（1）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体现在择校问题和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难两个方面，从实际情况看，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大根源。一是正常的市场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例如因为历史形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许多家长宁愿将子女转移到教育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由此产生了择校问题；因为经济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与长期形成的对农民工的歧视，产生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二是因为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例如因为国家财政拨款不足，许多中小学校通过择校费和借读费创收，以至于加重了择校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三是义务教育机构运作管理的独立化和行政化倾向，例如因为经济利益的独立，许多中小学校实施乱收费行为以获取体制外收益；因为运作管理的过度行政化，许多学校为获取财政支持，借“升学率”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低分生，以低分生获取高收益，由此强化了择校问题等。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投入不足、市场抑制、过度行政化才是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真正原因。而这些并不是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因为教育市场化同样要求在纯公共性教育中使用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外部体制模式，因此不能够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简单归结为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2）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
高等教育阶段不同阶层子女专业院校分布的不均衡是高校扩招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以及优势阶层子女更多选择热门专业和艺术类专业两个方面。从成因判断，这一现象首先源于基础教育的积累作用，有研究表明：高中教育在城乡二元、重点非重点二元四个等级上的分割导致了高等教育中不同阶层子女专业院校分布上的不均衡，因此高等学校的阶层差距是高中阶段社会分层的延续和放大（杨东平，2006）。其次是家庭情况对院校和专业选择的影响；对优势阶层而言，其子女入学具有先天的信息优势，而且更加看中素质培养和发展前景，所以选择热门院校和艺术专业的居多；而对其他阶层子女而言，其子女入学是成本导向的，而且缺乏相应的信息，所以在院校和专业选择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劣势。综合以上两方面原因，教育市场化同样不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根源，如何改善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推动信息的公开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与个体教育成本负担沉重并存的成因解析
教育财政支出绝对规模不断扩大与个体教育成本负担日益沉重并存同样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以高等教育为例，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993年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是500元左右，而到2000年则上涨到5 000元左右；住宿费在1993年是每年100元左右，而到2000年上涨到1 200元左右，学费负担增长远高于同期薪资水平的上涨，由此导致了教育成本负担的不断加重（陈锐，2006）。
目前许多分析都将个体教育成本负担的不断加重归结为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这是值得商榷的。现实中，因为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并没有缩减，反而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因此个体教育成本负担的增加只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规模的扩充速度显著高于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团体捐赠的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增加的教育成本必须由受教育者加以补充；二是教育体系内部资源浪费和投入结构问题严重，以至于教育资源的单位使用效率降低。
教育规模的扩充超越了政府教育支出和社会团体捐赠的增长速度毋庸置疑。据统计，1990—2002年间，虽然国家财政拨款总额迅速上升，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却从93.5%下降到50%左右，因此教育规模扩充高于政府和社会投入增长速度无疑是个体教育成本负担加重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内部的资源浪费和投入结构问题也值得关注，各类学校为提升自己的关注度，赢得更多的国家支持，盲目加大建筑力度，并四处寻租，这突出体现在高校大学城建设和博士点申报方面。例如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占地7.3平方千米，投资达50亿元；2005年全国各高校申报增设2 700多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是现有1 900多个博士点的140%，其资源浪费是显而易见的（人民网，2005）。
实际上，上述行为的根源在于教育体系自身的行政化倾向，正因为过度行政化的体系，学校才有了针对主管机构进行权力寻租以及浪费资源开展“形象工程”的充分激励，并不能够归罪于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3.教育监管力度加强与寻租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并存的成因解析
在不断加强教育监管力度的同时，日趋严重的教育腐败现象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乱收费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根据发展和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收费问题已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当然，教育腐败还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仅在广西，近两年来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教育系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218件，涉案243人，涉案金额2 371万元。实际上，教育腐败问题的加剧也并不是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主要来源于教育体系的行政化运作模式。作为公益机构，教育机构本应极力淡化其行政色彩，而在现实中，我国教育机构所遵从的却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个人能力、办校成果都必须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任职期限、职位升迁或调动也都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种体制下，势必会产生教育机构管理体制的官僚化，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也造成了有效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广西为例，据检察人员介绍，严重的教育腐败现象多发生在局长和校长等有实权的人身上，主要原因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其中升学考试、学校招生录取、新生入学三个环节，充当了教育腐败的三大高危点。而根据上海市教科院提供的数据，2005年全国查处的各种违规收费中，地方政府行为占34.61%，学校自身行为占49.74%，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和搭车收费占15.65%，可见行政介入和行政化运作才是我国教育机构寻租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并不能够将其归结为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4.教育投入规模迅速提高与学校财务状况恶化并存的成因解析
虽然国家教育财政支出持续扩大、个人教育成本负担不断加重，但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财务状况却不断恶化，这一问题已严重制约我国教育的长期发展。其产生的原因显然不能归结为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行政化所带来的发展功利化，教育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但因为这些“软件”因素的培养、积累和维持收效较慢，且不容易被直观察觉，因此对处于行政化纵向管理体制的教育机构领导者而言，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己的业绩，很多学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一样，开始盲目追求数量增长，走“粗放型发展”之路，在教育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这势必加重学校的财政负担；二是预算的软约束，作为教育机构，学校财务状况和资金往来情况基本不透明，由此缺乏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另外，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纷纷以低价出让土地等办法以“支持”教育，而银行基于政府的隐性担保，也愿意提供多余的存款，在这三方的综合作用下，教育机构财务预算的软约束不断加重，并进一步恶化了教育机构的财务状况。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盲目扩张规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单位的本质，而这种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是财务上预算软约束，其情形与过去的国企毫无二致（陈茜，2006）。
综合以上对我国教育发展中四个突出问题的成因解析，可以看到整体教育体制的行政化倾向才是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在教育体制的行政化框架下，实际上还衍生出我国教育改革特有的“二元化”困境，即在教育体制的行政化倾向下，任何市场化改革的效果都将被扭曲；而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又会导致教育体制行政化色彩的进一步增强，从而加剧教育体制改革的困难。实际上，这种“二元化”困境直接限制了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并直接导致了我国教育发展中的以上四个突出问题：解决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要求增强教育资源流动性的市场化改革，但行政化体系扭曲了市场的作用，由此带来了择校、入学、教育资源分配等问题；克服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要求建立市场化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但行政体系主导下的教育规模增长和资源浪费问题又扭曲了市场作用，以至于个体教育成本负担不断加重；消除教育寻租腐败要求引入市场监督，而行政化的运作体系扭曲了市场作用，导致了教育腐败的加剧，并激发了新一轮的寻租；整体教育投入的不足要求学校财务运行的市场化，而行政性体系下的功利化和预算软约束却进一步恶化了其财政状况。
当然，为克服上述行政体系下市场化改革的扭曲，只有加强对教育的行政管理，而由此导致的教育行政性增强又只会恶化原有的种种问题。由此可见，教育体系行政化所带来的教育改革“二元化”困境才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所在，相应的机制改革也理应围绕这一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