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我们是比较少谈论舆论措施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实现”。正面的报道大家很少关注，但是负面的报道却往往能快速传播。
当然，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一些不实的报道，一般还伴随着一些过激言论。类似的舆论，是需要我们在不干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加强引导的。以收入差距过大的舆论为例，针对过大的收入差距，社会中的普通大众和一些网民经常进行讨论，其中不乏一些过激的言语。他们往往把收入差距过大的诱因，全部归结为腐败、权钱交易、行政垄断、机会不均等这些社会问题，很少冷静分析自身能力的差异。一旦自身收入低了，就充满情绪，怨声载道，仇视富人，甚至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危害社会。对这些情绪化的低收入者及社会中存在的过激言论，政府应加强引导。首先，政府应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收入差距的成因。政府一方面要正视存在的社会问题，承认腐败等不平等收入分配现象确实产生了收入差距，不能完全否定大众的声音；另一方面要逐步引导人们意识到这些社会问题不是产生收入差距的唯一原因。让人们明白即使没有腐败，没有各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会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常态，适当的收入差距可促进社会的效率，因此要承认差距，不能消灭差距。同时，让人们看到自身能力的差异是引起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引导人们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来缩小收入差距。其次，政府应适当疏导人们的情绪，不能挑动人们的不满心理。对社会中存在的不满情绪，政府不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应加以区分，适当引导。社会中对收入差距过大不满的人，大概分两种，一种是绝对有意见，他们往往受到严重不平等的对待，态度坚决，在网上或现实中的言论比较过激；另一种是相对有意见，他们往往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而参加讨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基本可适应收入分配的现状。对绝对有意见的人，政府要加强疏导，缓解他们的情绪，避免产生过激行为；对相对有意见的人，政府既不能有意无意挑动他们的不满心理，又不能使他们被一些过激言论影响，变成绝对有意见的人。政府还应该同时加强正面引导。
对于其他问题的舆论引导，比如质疑改革声音的舆论引导，其方式都是类似的。在各种舆论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负面的舆论和激化的言论往往容易占据主流，我们非常有必要提倡舆论引导的措施。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负面舆论充斥各种媒体，社会矛盾激化，改革进程受阻的情况，甚至有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
前面谈到的六点，就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基本措施。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加强弱势群体保障的问题，事实上，加强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也可以说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基本措施之一。由于弱势群体在当前的社会已经成为首要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加强他们的利益保障，已经成为当前利益群体格局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政府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所以我们单独用一个部分来讨论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
作者说明
本文是上篇文章内容的延续，着重讨论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关系的基本举措，这些举措是我们在大量的实践调研中形成的，应该说是有实践基础的。这些举措的实施，肯定会在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是与博士生吴健共同完成的，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 纪宝成：《清算教育产业化》，载《南方周末》，2006-03-23。
[2] 这里定义的洛伦兹占优是一阶随机占优，Menezes、Geiss和Tressler（1980）还定义了洛伦兹二阶占优和三阶占优。
[3] 维持均值方差不变的转移MVPT（mean-variance-preserving transformation）；均值不变的扩散转移MPS（mean-preserving spread），是将权重从分布的中央移到尾部；均值不变的收缩转移MPC（mean-preserving contraction），是将权重从分布的尾部转移到中央。
[4] Deninger和Squire（1996）建立了世界收入不平等的数据集，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25.7增加到1992年的37.8；陈宗胜（2002）使用分层加权法，向书坚（1998）使用城乡加权法，赵人伟、李实（1999）使用入户调查数据，分别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了估算。他们的结果基本都表明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5] 在实际比较中，一般使用方差系数，而不是方差。方差系数CV等于标准差除以均值。
[6]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1年最低20%，第二个20%和第三个20%的人口所占的收入比重比1998年都有所下降。
[7] 这里是根据城镇最高的两个收入组和农村最高收入组加总后算出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