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运作财富并拥有财富的人，因而他们随时都要面对各种**。而且，企业家所面临的**的压力，要远远比拥有权力的政府人士的**的压力还要大，因为权力**的背后还是为了财富，而不是权力本身。因此，企业家必须要正确对待各种**。否则，就会在**中毁灭。经济学家们早就指出，为什么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寿命也就是三五年，就是因为很大比例的企业家们并没有远大的、切合实际的抱负，一旦拥有财富之后，他们就会过于沉迷于其面临的各种**之中，最终在**中消亡。
企业家完成初步积累，得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以后，由于财富的辐射效应，会使得他们面临各种**，摆在他们面前的短期利益、政治、名誉、权力、论道、游玩、美色和金钱等，时刻都对他们形成考验。而事业的小有成就会让其中的一部分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大家知道，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的企业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立身的根本就是他们企业的业绩。因此，一旦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那么他们能够得到政治、名誉、权力、尊重等的根源也就随之枯竭，因为没有企业，也就没有企业家。
正是由于企业家随时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企业家要正确对待**。当然，有时接受点小**也难免的，因为人无完人，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应当适度而为之。如果企业家能够安于寂寞，多一点忍耐，少一点浮躁，真正是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就能排除来自外界的各种**，积极地为企业掌舵，从而使企业可以在广阔的商海中顺利航行。
1.正确对待短期利益的**
连续六年获得《财富》杂志“最富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的美国安然公司，因为涉及“长期通过复杂的财务合伙形式掩盖巨额债务并虚报盈余，最终给众多股民造成巨大损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也创造了美国大型企业从辉煌到破产时间最短的纪录。安然公司的前副董事长巴克斯特因为不堪忍受安然破产丑闻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而自杀，安然公司的前董事长肯尼斯·莱被指控犯有包括共谋欺诈、欺骗股民、银行欺诈和虚报经营业绩等11项罪行，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斯基林也被指控犯有包括欺诈和内部交易等35项罪行。
这件轰动全球的破产案给所有企业家提了一个醒，短期利益看似好赚，实则风险巨大。在我国，企业家赚取短期利益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而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行为而使企业遭受重创。
一是企业家制假造假，倒假卖假。很多人现在还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的“温州产”印象颇深，由于温州企业善于仿制商品，而且偷工减料，质量不过关，因而温州产品一般都和“假冒骗”划上等号，尤其是温州产的皮鞋被称为“一次性皮鞋”和“开口鞋”，最终在全国都出现了消费者排斥温州产品的行为，这给温州企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二是上市企业靠会计事务所做假账，制造良好的企业数据，随意编造经营业绩，以达到上市或是增发配发的目的。这些企业家欺骗股民、诈骗民众，把股市当作取之不尽的“大金矿”，把上市等同于“圈钱”，他们获得大量资金的目的，并不是用来发展企业，而是为了个人的消费挥霍。第一个倒下的企业就是郑百文，据郑百文的一位财务经理回忆，“郑百文其实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为了达到上市募集资金的目的，公司硬是把亏损做成盈利报上去，最后蒙混过关。”为了上市，公司几度组建专门的做假账班子，把各种指标准备得一应俱全，企业在1998年时已经举步维艰，但是年终出财务报表时，公司高层的意见仍然是“要盈利”，然而窟窿已经包不住了，最终郑百文首次公布了重大亏损的实情。
实践证明，企业家为了获得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和企业的短命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出生快，死亡也快。据统计，全国每年有15万家民营企业成立，但同时每年又有10万多家民营企业倒闭；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死亡。究其原因，我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抱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想法，很多人都是靠着制假造假而起家，并把这些手段当作自己屡试不爽的武器。
一些企业家认为，开办企业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赚钱，他们把企业当作是单纯的赚钱工具，为了获取一些比较好赚的短期利益，他们甘冒巨大风险，一旦企业出事，立即改头换面，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企业。急功近利容易导致企业家的短视行为，使企业家们产生投机的心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完全摒弃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这是很多中国民营企业根本长不大的主要原因。
对于企业家来讲，逐利是他们工作的应有之意，但是，这里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分，追逐短期利益不能忘了长期利益，尤其是在目前社会相关监督机制日益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会让这些短视的企业家最终被淘汰出局，并且很难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2.正确对待政治的**
企业家的本职工作是搞好企业，虽然企业家在经营企业中离不开政治，但企业家绝不能“玩”政治。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更要注意这一点。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提倡“学而优则仕”，认为进入仕途发展是社会中最优秀人才的最佳选择，在目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他们，作为优秀的企业家也同样有机会进入仕途发展。正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现实情况所带来的机遇，很多企业家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就要求拥有一定的政治发言权，从而真正名正言顺地树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光宗耀祖。一部分企业家创办企业的初衷完全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铺路，他们把进入仕途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老实说，这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而另外一部分企业家原本并不打算和政界搅和在一起，但是由于自己企业的成绩斐然而被动地获得一些政治资本，由此得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好处，从此也就流连忘返，迷恋于政治了。
由于企业家的贡献巨大，他们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也是无可非议，所罗门的格言中曾说，“假如一个人勤勉敬业，他将在国王面前站立，而不与小人为伍。”但是如果过于专注于政治而忽略自己的企业发展，那就完全本末倒置了。当前很多企业家顶着各种政治头衔，什么政协委员、人大委员等，活跃在各种政治场合中，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而且，很多企业家最后因为没有很好地处理“官场”和“商场”的关系，不仅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政治资本，而且也因此荒废了自己的主业，导致企业的运行出现问题。
事实上，对于一心想做好实业的企业家来讲，和政治过于接近是非常危险的。也许企业家可以靠着政治特权而获得一些赚取巨额利润以的机会，但这只会是风光一时，而不可能长久一世。清朝后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官至三品，并且富可敌国，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是最终也是落得被抄家的下场。曾经获委任为朝鲜的新义州经济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杨斌，想要依靠拉起政治大旗做虎皮大衣，最终也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历数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富豪，自古到今，最为风光者多与政治结缘，比如吕布韦、邓通、董贤、石崇等，因此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很快而且数量极大，但是也正是由于和权力太过接近，他们家业败落的速度也是快得惊人。
权力的**是很巨大的，而且在中国尤为突出。然而，政界历来都是风云瞬息万变之处，人们都说商场上处处危机，遍地陷阱，但是政界也是如此，并且这两种风险并不完全一样，应对的权变之策也不尽相同。而且商界和政界的行业准则、成功的评价标准、成功的目标都完全不一样，企业家如果在商场失意，可能会导致自己倾家**产，但是一旦企业家在政界失败，结果很可能是要搭上自己的性命。所以，如果企业家真正想把自己的企业办好，最好能够和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原则就是，“永不谋求职位，永不拒绝职位。”
3.正确对待名誉的**
企业家因为成绩和贡献巨大，获得各种名誉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非议，而且企业家的名誉也会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有利于企业经营，但是企业家不能被名誉所**去沽名钓誉。英国人胡润曾经说过，每年他在评“福布斯中国富翁排行榜”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企业家来找他，和一般富翁们不希望露富的情况相反，这些企业家是希望自己的财富可以再“增加”一点，让自己能够上这个排行榜或是可以在排行榜上再靠前一些，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吹捧自己，扩大社会知名度，获得更多的名誉。
企业家在事业成功以后，随着他们被社会所肯定，能够扩大知名度并获得各种荣誉，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家在继续发展自己的企业时，肯定可以方便许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此问题上，政府和企业都要把握好度，不能因此而毁了企业。大家知道，企业家能够给地方政府创造利税收入，又可以解决地方上的人员就业问题，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就把成功的企业家当作是本地发展的支柱和救星，并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各项荣誉和奖励，只要企业家开口，这些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尽力提供方便，尽量配合。在这种氛围下，即使有时候企业家出现一些小问题，地方政府也是得过且过，尽可能避免事态严重化，甚至有一些地方领导或是担心企业家一旦倒下，就会缩减当地的财税来源，并且增大地方上的就业压力，或是担心这些被地方政府树立起来的典型一旦倒下，自己的政治业绩上就会出现败笔，而这两者显然都非常不利于自己的仕途发展，所以，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经常还会袒护那些出现问题的企业家。除非这些企业家的问题过于严重，以至于地方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或是不宜再继续包庇他们，否则企业家可以顶着这些名誉的光环享用终生，甚至可以蒙荫自己的子孙，这也就是很多企业家煞费苦心追逐名誉的根本原因。
很多企业家关心自己的人气指数远甚于自己的企业和客户，他们把目光紧紧锁定在获得名誉以后的种种好处上，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自己远不能承付的名誉。原沈阳欧亚实业公司董事长杨斌，在2001年度以75亿元人民币的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国富翁榜的第二位，他曾经获委任为朝鲜的新义州经济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在2002年10月，杨斌在荷兰村被捕，2003年7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杨斌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为230万元人民币。极为类似的还有原上海农凯集团总裁周正毅，在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翁榜上位列第11位，一直富有传奇色彩，然而在2003年6月，却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政权交易价格”而被上海市警方正式逮捕，最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3年。
目前，社会监督机制日益完善，包括新闻舆论的监督力量也越来越强，鉴于诸多知名企业家纷纷落马的事实，整个社会对于企业家的关注与日俱增，越是知名的企业家也越容易成为媒体的焦点。而且，市场经济正在逐步成熟，企业家一旦出现问题，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遮掩而不会被太多人所知，舆论的监督力量要求企业家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业家不可能凭借自己曾经作出过的贡献而受到法外开恩。所以，企业家即使获得与自己实力不相匹配的名誉，也并不见得会带来理想的结果。其实，只要企业家们全身心地发展企业，能够依法经营，那么他们必定会得到应有的名誉。
4.正确对待权力的**
这里指的权力不是指政治上的权力，而是指企业内部的控制权。应该说，企业家要经营好企业，就必须要拥有应有的权力，但是企业家不能迷恋权力和搞“独权”，甚至排斥集思广益和毁坏企业应有的制度。这一点，对我国的民营企业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大多是集创业者、所有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于一身，企业内即使存在董事会，其作用也非常微小，而且大部分中小企业迄今为止还没有设立董事会，企业家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企业内部的“家长制”色彩很突出。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家都是从“无产者”起步，通过艰辛创业，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才建立起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很难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企业交给别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因此，即使是企业内部设立了董事会，聘用了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甚至为了追赶“流行”而招聘了大批的高学历的管理人员或是MBA，或是请了著名的学者做顾问，但是出于对权力的执迷，他们不会把大权轻易下放。而且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君主专政体制的影响，企业家也偏好于自己做出一切决策，一言九鼎。
这样，虽然一些企业的内部机构设置齐全，但是在企业家这种专制的情况下也是如同虚设，企业家很难会听取相关部门经理或是专家与自己不一致的意见，企业里就是“一言堂”，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或是董事会也就成为了美丽的摆设，先进的管理理念无法得到实施，企业管理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深受阻碍。企业的其他员工只能服从企业家的命令，一旦提出与企业家相左的意见，企业家就会觉得这是对自己权力的不尊重，这个时候的他们对于自己手中权力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
在企业开始起步发展之时，权力的集中可能还有利于企业家迅速做出决策，以便灵敏地把握住市场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商机。然而，当企业已经初具规模、步入正轨以后，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企业对于领导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企业团队合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个人的能力总归是有限的，尤其是我国企业家整体的受教育水平比较低，根本就无法支撑起他们去管理日益庞大的企业。如果企业家对于权力的迷恋使得他们无法接受企业员工所提出的合理建议，而只是依靠自己的“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那么这样的个人集权只会增加企业家决策失误和经营失误的可能性。
史玉柱在分析失败之时就曾经说过：“巨人的董事会是空的，决策是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一人的失误，给集团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恰好说明，权力必须有制约。”其实，因为这个原因而倒下的知名企业家不止是史玉柱，我们还记得，当姜伟在沈阳飞龙中出现“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化、决策的急躁化”之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当吴炳新提出“三株年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900亿元”的宏伟目标时，也没有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实，由国内外诸多企业发展的经验也可以看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引进相应的约束机制势在必行。企业家需要懂得现代管理科学的专家提出战略规划和目标管理等方面的合理意见，需要专职的职业经理人料理企业中日益繁杂的业务，也需要企业的员工们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集思广益，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通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在这个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每当他和部门经理们开会讨论某一项方案时，如果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他就认为大家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项方案，所以没有自己的看法，这时他就会结束会议，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大家仔细考虑这项方案，在大家都形成自己的意见以后，再继续会议，以此来真正调动起所有人的智慧。
5.正确对待论道的**
企业家处于企业经营的第一线，是企业经营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因而就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来说，最有论道资格的人莫过于企业家，所以我们主张企业家就企业问题多论道。例如，企业家到各个高校去讲学，或是到各种研讨会做讲演，可以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或是失败教训与众人分享，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他们在商海中第一线摸爬滚打多年以后，用血和汗换来的，可以说这些都是千金难买的财富。
企业家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论道无私地贡献出来，这些素材可以被大众所获知，其他企业家或是有志于成为企业家的人们获得相关的宝贵经验，既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市场中的种种风险和陷阱，避免以后再犯这些错误，也可以由此得到启迪，探索到新的市场机遇，发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另外，企业家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商学院案例库中的珍贵案例，比如已经被美国南加州大学收录成册的无锡小天鹅集团的“小天鹅营销案例”，这些案例在经过商学院的专家学者分析研究之后，这些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以改革更新现有的教材，使那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们能够及时地把握好市场上的最新动态，经过借鉴学习这些企业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政策和制度对企业发展构成制约的不完善之处，可以供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参考并进行修改完善，以消除与改革进程不相匹配的桎梏。
但是，企业家不能迷恋于论道，应该明白自己的职业是经营企业而不是教授，是创造经验而不是传播经验，是实践者而不是宣传家。也就是说，虽然要论道，但不能被其**。至于将论道用于作秀，那就更不应该了。现在有一些企业家过于看重论道，他们成功以后，有了一定的资本，就到处讲学，为自己树功立碑。他们只要一听到某个地方又有研讨会了，或是某个高校的学生组织又请他们做讲演了，就无法抵御**，无论地方多远或是自己多忙，他们都会把手头上正常的企业事务暂时放下，以便赶到演讲现场，为自己摇旗呐喊。有些企业家甚至主动去高校联系讲学，希望能够在讲坛上过过瘾，为自己做宣传，扩大知名度。
有些企业家在讲学的时候从不谦虚，往往在他们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地过分夸大。他们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是自己的成功非常艰辛，自己的品质非常高尚，自己的决策非常灵敏和果断，自己的能力在企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一步步地开拓市场、把蛋糕做大，自己的企业目标就是进入世界五百强，等等。当他们听到其他人吹捧的时候就会感觉特别受用，尤其是当没有进入过社会的大学生们为他们喝彩、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实现了自己的精神享受。
我们不反对企业家在论道中为自身和企业积累无形资产，但要把握好度。现在有些企业家四处论道，一方面可以主动宣传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打通一些舆论媒体，通过社会中巨大的媒体力量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最终目的就为自己捞取政治或是荣誉的资本，这是不对的，这种论道实际上已经变味了。
有些企业家甚至将论道变为“吹牛皮”，例如有些企业家到处宣讲自己的功劳，突出自己的领导才能，把自己的企业描绘得尽善尽美，但是，人们一旦真正深入到企业内部，就会发现盛世繁华只是表面上的东西，一些企业早就已经问题重重、员工抱怨诸多了。
其实，这些企业家确实是有到处论道的资本，毕竟没有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成功，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把握机遇的能力才取得已有的成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论道并不能把自己的企业再做大。对于到处论道的企业家来讲，他们的主业已经成为到处讲学，为自己宣传，而真正做企业、做实业早就已经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时刻惦念着研讨会和演讲会，也就没有足够的精力管理企业，企业的日常经营无法放在心上，不能够时刻保持对市场风险的警惕性，这样，企业也就根本无从发展。
6.正确对待游玩的**
企业家确实是人类社会中最累的一个阶层，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一般在大海中航行的大船的话，那么企业家就是划桨者。可以说，市场之中风起云涌，企业家身处其中，劳心劳力，片刻不得轻闲。因此，企业家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业务步入正轨以后，或者说其事业小有成就时，就可以适度放松一下自己，出去游玩散心，给自己放假几天做出适当的调整，毕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企业家是一种高风险和高劳累的职业，一旦选择了这种职业，就意味着一辈子操劳和辛苦，因而企业家不能迷恋于休闲。有一些企业家过于放松自己，他们整日或是游览祖国的壮美河山，或是出国领略异国风情，这样，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或是在风景名胜中度过的。这些企业家也声称自己时刻关心着企业的经营活动，虽然他们没有留在企业，然而由于现在通讯和网络非常发达，他们可以进行“网络办公”和“移动办公”，随时遥控、指挥着企业的日常经营，做出最终决策。这样他们可以一边游玩，一边处理企业的事务，做到两边都不耽误。不过，很多企业家为了使自己在游玩时能够保持一个好心情，玩得尽兴，就不太愿意被别人打扰，所以，他们一般都关掉手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也只有在一天的游玩结束以后才重新开通和外界的联系。这样，即使是他们可以进行“网络办公”和“移动办公”，可是市场中风云瞬息万变，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和市场变化保持一致，行为的滞后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节奏上总是慢半拍不只会使企业错失很多市场机遇，而且还会使企业陷入种种市场风险之中。因而，企业家也就无法做到一边游玩，一边保持正常的办公，企业会因为企业家的懈怠而被迫陷入危机之中。
总之，企业家应该把握好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尤其是应该看到企业家这种职业决定了自己只能是比别人更辛苦、更劳累，不可能有太多的休闲。政治家迷恋休闲误国，企业家迷恋休闲误企。
7.正确对待美色的**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因而美色对于任何社会阶层都有**，任何社会阶层都有一个抵御美色**的问题，但对于企业家来讲，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试图以色而**人的人，其目的都是为了钱，是一种钱色交易。需要指出的是权色交易的背后目的也是为了钱，因为权能带来钱，因而从这一点上讲，企业家在这方面被**的压力，要比政治人士还大。正是因为如此，企业家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有位企业家告诉我，对于这种**，要加上两道保险杠：第一个是最好不要被其**，千万不要将为了钱的色看作感情问题，看清这是一种在情包装下的钱色交易，这里没有爱情问题，是脱离了爱的性问题，而且是性与钱交易的性问题，顶不住**者大都是将钱与性的交易看成为爱情问题；第二个是不能因为顶不住**而危及企业，就是说那些经不住色的**的人，绝不能因为自己的钱与色的交易而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与投资，那种以色**人而为了拥有企业利益的人，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其目的不是在于一点钱色交易的小钱，而是有更大的阴谋，对此更应警惕，因而企业家必须守住钱色交易不能影响企业的这个底线。对于这位企业家的这种讲法，有人似乎觉得比较“俗”，但是这种“俗”有它的哲学，这就是企业家必须随时要视保护自己的企业为己任，任何**都不能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当然，对于真正的爱情，那就另当别论了。企业家因为很优秀，所以有人明知其已结婚，也会对其产生爱情，甚至爱得很深，以至于发生越轨行为，对此企业家要从事业及家庭两个方面考虑此类问题，不过这已是道德问题及个人隐私问题了，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很多原本很优秀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他们原本非常清正廉洁，有能够拒绝几乎所有**的能力，但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由于受到美色的**，这些企业家被逼无奈，只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以满足美色对于金钱以及权力等方面的需要。
北京市751厂原厂长兼党委书记陈某，曾经是一名业绩非常突出的正厅级领导，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然而，为了情妇的享受，他私自动用25万元公款为她包租了一个四星级饭店的豪华房间。为了满足自己和情妇奢华消费的需要，他们在所包的房间内进行各种钱、权、色的交易，在1992年10月到1994年3月这一段时期内，他一共贪污了416.6万元，挪用公款158万元，最终因为他的失职给企业带来了1 5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1997年3月12日，陈某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很多企业家难以抗拒投怀送抱的美色，而别人也正是抓住了他们这一个弱点，通过美色进攻，一下子就把这些号称“百毒不侵”的优秀企业家们拉下了水。“美人计”恐怕是商界中最为奏效也是使用最为普遍的计策了，通过美色的**，企业家的竞争对手可以轻易刺探出商业秘密，获得足以对企业致命的情报。商界中“美人计”的使用无处不在，企业家们不得不小心提防，面对美色的**，倒下的企业家们可以说是一批接着一批，很多企业家非常清楚其中的危险性，但是由于人性自身的弱点，使得他们“情难自持”。
另外，有些美色因为贪图企业家的财产而借故接近并**他们，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以后，借此来威胁他们，迫使他们破财消灾，最终导致企业元气大伤，企业家人财两空。还有一些美色是因为看重企业家的人，希望可以由此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如果这些企业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无法给予美色们名分的时候，她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尽力折腾，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家片刻不得安宁，从而导致企业家原来的家庭破裂。
因而，无论出现哪一个结果，对于企业家的打击都是异常巨大的。企业家要想真正发展自己的企业，不想被竞争对手抓住把柄从而在商场中丧失竞争优势，不想被迫拆散家庭、妻离子散，那么企业家在面临美色**的时候，要多问问自己，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值不值得自己放弃其他的一切？
8.正确对待金钱的**
金钱对任何人都有**，但对于企业家的**更甚。因为企业家是运作金钱的，但其运作的有些钱并不是自己的，因而企业家必须尊重别人的产权，不能将别人的钱占为己有。曾任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于某，是一名获得过很多荣誉的资深老党员，也是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管理专家”。长江动力集团公司曾在菲律宾投资兴建了一个电厂，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 000万美元。在电厂建立之初，就是以于某的个人名义进行注册的，他在1995年出逃到菲律宾后，便“合理合法”地将该厂据为己有。极其类似的是，原为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的刘某，也曾经获得过多种荣誉称号，他把1亿多美元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了国外，在为自己铺平道路以后，他迅速地在美国为一家八口办好了定居手续。就在1998年9月前后，几个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企业经营者”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因为经济犯罪案件而落马，他们包括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和兰州连城铝厂厂长魏光前等。
如此密集的优秀国有企业家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现象引发了社会上关于“59岁现象”的大讨论，正在这场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人们突然发现，新近揭露出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中，国有企业家们犯罪的平均年龄降低了，正是看到了“59岁现象”，年轻的国有企业家们及早地为自己做好了安排，晚贪不如早贪，与其在59岁时被人重点盯防，不如及早下手。这些获得过多项荣誉，得到过国家各项奖励的社会栋梁之才，却在金钱的**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毋庸置疑，他们为自己的企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诸多不完善，他们却无法获得与自己所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匹配的收入，因而一旦和民营企业或是外资企业的企业家相比，他们的收入不免逊色许多，心态的失衡逼迫他们只能够通过别的手段来获得其他收入，比如任意挥霍公款，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等。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88年我国曾经评选出来第一批“优秀企业家”共20人，在10年后的1998年，其中的6人或者被枪毙，或者被判刑、处分，或者叛逃，继续留在企业家岗位上的只有4人。有人就曾经说过，没有褚时健，云南省的收入会少一半，十几年来，玉溪卷烟厂共为国家创税1 000多亿元，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利税的十强之首。但是，企业家即使是在政府不能公正对待他们的时候，也无论如何不应该违法。
目前针对优秀的国有企业家纷纷落马的现象，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实施积极的措施来完善相应的环节，在给予优秀的国有企业家们各项荣誉和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正在逐步提高他们的物质回报，以使得他们的各种收入可以和努力付出大体相平衡。这是很对的。因为形成国企老总不能正确对待金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有问题，有其体制基础，我们应该通过体制改革解决问题。当然，体制末完善之前，对于国有企业家来讲，如果非常看重金钱回报，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进入民营企业或是外资企业，但是不管到哪里都不能触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