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現社會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熱點題材
相比於其他的電影類型，社會倫理片是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熱點最近的一種。在社會倫理片中，社會的弊端（比如階級分立、種族歧視、貧困失業等問題）和家庭的矛盾（婚外戀、離婚、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溝等）內容都得到了詳盡的反映。而且，無論是像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那樣反映普通人真實生活境遇的電影，還是像美國的家庭情節劇那樣寄予一定的意識形態導向的影片，均以題材的普遍性、日常性、親近性為切入點。
新現實主義提出“還我普通人”的口號，影片主要取材於生活本身且大量借用了真人真事。影片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小市民和城市知識分子，影片內容也是反映他們的普通的生活。戰後，新現實主義電影深入集中地反映當時尖銳的社會問題，失業尤其是普通人切身感受到的迫切問題，《偷自行車的人》和《羅馬11時》都是根據很普通的報紙新聞而拍攝的，事情極平凡，人們每日都司空見慣，但由於影片真實展示了社會環境和人物命運，具有了強烈的感染力，深深地撥動了飽受失業之苦的窮人的心弦。新現實主義電影除了突出失業問題外，還涉及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如農民的貧困處境（桑蒂斯的《艱辛的米》）、退休老人生活無著、精神孤寂、晚景淒涼的境況（《溫別爾托·D》）等。
美國的家庭倫理劇往往通過一個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和他們所麵臨的困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倫理狀況。比如尼古拉斯·雷伊（Nicholas Ray）拍攝於1955年的《無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便非常直接地反映出美國20世紀50年代“青年文化”的時代文化背景。50年代的青年與60年代探索的、激進的、反主流文化的青年不同，他們是處於迷惘狀態的“失落的一代”。在影片中，雷伊抓住了20世紀50年代“失落的一代”青年人的特點，刻畫了三個對家庭感到失望的青少年。他們與上一代有代溝，與社會格格不入，又看不到出路。“無因”的反抗是指這些年輕人感到了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虛無，卻不明白應該反對的具體對象是什麽？應該怎樣去反抗？於是隻能借助於開快車和以生命為賭博來宣泄心中的鬱悶。而拍攝於1979年的《克萊默夫婦》則敏銳地把握住20世紀六七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之後，從家庭的牢籠裏掙脫出來，走向廣闊的職業天地的女性及其家人所麵對的嚴峻的、難以調解的家庭問題，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