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機
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機、困境與出路一直是弗洛姆關切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他看來，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下的現代西方人普遍體驗著以下三種精神困境。
（一）逃避自由
按照弗洛姆的說法，在古代社會，生產和經濟都不發達，社會發展緩慢，競爭也不激烈，人們世世代代守著家鄉耕作生息，雖說那時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限製了個人的自由，但反而使人感覺到安全。後來隨著民主製度的崛起，人們從封建製度中解放出來，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卻意外地體驗到了巨大的困擾。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勞動手段不斷更新，社會變遷越來越頻繁，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社會經濟危機和戰爭難以預料，人們自然會體會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同時，當我們回歸自我，也就意味著我們要獨自麵對巨大的責任，於是個體陷入難以承受的無助和孤獨的狀態，發現自己其實無比的渺小。麵對這種感覺，弗洛姆認為人們可能會有兩種反應：一種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另一種是走向“積極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
弗洛姆提出人們用以逃避自由的機製有三種：第一種是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追求強大和權威，剝削和支配別人，致使他人在精神和肉體上痛苦不堪，以克服自身的自卑感，弗洛姆以此來解釋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第二種機製是毀滅（destructiveness），即人們以毀滅和破壞來逃避對自己具有威脅性的環境。弗洛姆甚至認為，所謂的義務和愛國主義都是潛意識裏對毀滅行為的合理化，目的是克服無助和疏離感。第三種是主動從眾（automaton conformity），弗洛姆認為大多數人都使用這種方式來逃避焦慮，即努力表現得和所有人一樣，放棄自我，投入大眾之中，成為整個工業社會大機器上的一顆沒有個性的螺絲釘，希望沒有人注意自己，從而可以暫時逃避與眾不同和自由所帶來的威脅。
那些沒有使用上述三種逃避機製的人，則有希望成功地保持自身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他們了解真實自我的可貴，並且十分地珍惜，所以他們能從生活點滴中獲取生命的意義和樂趣，能夠自然地表達內心的情感，懂得愛，並能從中尋得幸福和快樂。弗洛姆把這種自發地繼續個體化的過程稱作積極自由。
（二）疏離
所謂疏離感（isolation）是一種“身在異鄉為異客”，無根飄零，總好像在流浪的感覺，連自己對自己都覺得陌生，無法掌控。弗洛姆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決定了人不得不成為他人獲取經濟利益的工具，成為龐大經濟機器的附屬品，人們因而感覺沒有什麽東西是自己的，自己仿佛跟自己失去了聯係，飄忽在半空中，就像是個物品一樣，雖然也有感覺，也有常識，但無法跟他人及這個世界建立建設性的關係。
（三）機器人化
弗洛姆認為，機器人化（robotism）是西方工業社會的產物，西方世界的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使機械和信息係統最終取代了人力和人腦。在這個龐大的係統裏，個人所完成的一切產品都顯得微不足道，因為那隻不過是一個安排好了的簡單動作，人就像是機器人，隻要執行指令，無需思考和創造，也無法釋放出活力與**。
二、社會變革論
弗洛姆認為要想解決現代人的種種精神危機，必須從社會的角度，通過社會變革來實現。雖然弗洛姆的理論基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但是二人研究的角度還是有著相當的不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建立在對個別精神病人的診斷和治療的基礎之上的，而弗洛姆的理論是立足於對整個時代和社會的病態狀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提出的，他警告說，世界性的糧食短缺、能源危機和環境汙染都是由工業化和殺蟲劑的大量使用所引起的，核武器的激增更使我們陷入種族滅絕的危險境地。他認為，正是不健全的社會造成了人的心理疾病，唯有社會的健全，才有個人人格的健康，對此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徹底地改造這個社會。
弗洛姆理想中的健全社會是“人道主義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真正政治民主、經濟公有的社會，用有計劃的發展取代資本主義無限製的擴張，降低物質的重要性，強調以真實需要為目的的消費。弗洛姆還建議必須廢止現代工業，這樣人們才能更好地發揮理性的力量。除此之外，弗洛姆還提出了一係列的改革建議，內容遍及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等各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