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教育
多拉德和米勒讚同弗洛伊德關於童年期經驗對成人人格發展的重要影響作用的觀點。他們認為兒童最初六年的經驗對其成年後的人格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因為兒童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能力來控製他的環境，要依靠父母滿足其需要，受成人掌控。所以兒童習得什麽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成人提供的訓練情境的性質。
多拉德和米勒（1950）認為下列四個情境容易引起兒童的心理衝突和情緒困擾，所以成人要予以特別關注，以期對兒童今後人格的發展帶來良好的影響。
（一）喂食情境
饑餓是嬰兒最早經驗到的強烈內驅力之一。兒童如何應對這些刺激及其反應結果，將成為他在成人期應對其他驅力的模板。“如果嬰兒學會了哭就可以引發成人來喂奶，體驗到自己的行為有一些效果，從而會使他傾向主動地去控製環境。如果嬰兒發現哭或不哭與奶瓶（或**）的出現沒有關係，他可能學會以被動的方式來應付那些驅力。如果饑餓時經常沒有人理會，他將發現輕微的刺激終究會是強烈的、痛苦的刺激的先導，因此他可能學會對輕微刺激表現出過度反應。換言之，原本的輕微刺激也就相當於強烈刺激的強度了。”
嬰兒進食經驗對其將來人際關係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嬰兒是比較軟弱無助的，自己不能取得食物消除饑餓的內驅力，必須有人喂養他，於是進食使嬰兒和另一個人發生了關係，而這個人通常就是他的母親。嬰兒常常是在母親愛撫時吃到奶的，雖然他還不知道自己和這個人的關係，但是他卻能感受到被愛撫的愉悅、安全與滿足，他也會覺得對方是一個友善、可愛的人。這樣，嬰兒就會將愉悅、滿足的經驗與母親聯結在一起，對母親形成慈愛和關懷的印象。而且，這個正麵印象能產生類化作用，使嬰兒覺得所接觸的其他人也是友善、可愛的，並且樂於與他們交往。
然而，如果嬰兒饑餓時被單獨丟在一旁很長時間，或者處於冷漠或被動的狀態下喂食，或者母親在喂食時嚴厲地對待兒童，或者母親在喂食時沒有耐心，或者沒有按時規律地喂奶，或者在嬰兒進食時製造了緊張或不愉快的氣氛等，都會使嬰兒對哺乳者產生負麵印象。這些負麵經驗類化的結果，使嬰兒不太喜歡周圍的人，進而可能對社會交往有退縮和冷淡的反應。總之，幼兒進食的經驗，不僅會影響其身體的成長發育，而且會影響其成人後人際關係的發展。
（二）大小便訓練
多拉德和米勒認為大小便訓練對兒童人格的發展極為重要。對嬰幼兒來說，學習控製大小便是一件比較複雜和困難的事情，因此許多父母都非常重視此項訓練。當偶然失誤而被父母責備和處罰，兒童就可能產生父母與處罰之間的關聯，從而躲避父母以減低焦慮。由於類化作用，這種躲避的傾向可能推廣到其他人，從而形成與人疏遠的情況。另外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兒童覺得父母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他們，好像父母能完全洞悉他們的內心。這種情況下，兒童會變得唯命是從，長此以往，可能出現強迫症的傾向。
（三）早期的性教育
多拉德和米勒認為應該讓兒童及早學會正確的性觀念和性行為，因此應對兒童進行早期性教育。例如，通過管束使兒童逐漸形成性別觀念。兒童會注意到自己的身體與弟弟（或妹妹）的不一樣，而差異部位正是父母禁止撫弄的部位。此外，兒童也會發現父母對自己的管教方式（從服飾、玩具到遊戲活動）與弟弟（或妹妹）不同。所有這些都會引起兒童的心理衝突和情緒困擾，父母需要進行正確的疏導。其實，性驅力是天賦的，但是對性觀念和性活動的恐懼和過分的羞恥感卻是在童年期學會的。
（四）憤怒—焦慮衝突
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他們希望按照自己的意見和願望做事，但是由於和父母的規定與管教相違背，因而可能產生挫折感。另外，兄弟姐妹之間的衝突和爭吵也會使兒童受挫而生氣。之後就會產生一些攻擊性的觀念和行為，但是由於害怕遭到父母的反對和懲罰，因而產生焦慮。這時如果父母的管教寬嚴適度，就能引導兒童學會控製自己的憤怒和降低焦慮；而如果父母的管教過分嚴格，當兒童表現憤怒和攻擊性行為時，給以責備或懲罰，就可能使兒童今後壓抑這些行為。但是，這樣做是不適當的，因為某些憤怒能力似乎是積極的人生所需要的，並且有利於人格的健全發展。
二、神經症的形成與治療
由於多拉德和米勒都受過精神分析訓練，因此他們非常關注神經症的產生與治療，但是他們傾向於用學習理論來解釋。他們認為不僅正常行為是習得的，而且適應不良行為也是習得的，且二者的學習原理完全一樣。
（一）神經症的形成
多拉德和米勒認為，神經症起因於潛意識中的衝突，而且這些衝突大多數是在兒童時期形成的。如前所述，兒童一方麵想表達自己的願望，滿足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麵要聽從父母的管教。有時兒童不服從管教，有時又覺得應該順從父母，由此引起焦慮和不安，這種矛盾的心理可能會一直延續至成人期。
米勒的實驗顯示，老鼠為了躲避電擊的痛苦而逃到黑色隔間去。同理，人們為了消除內心的焦慮和不安，也可能習得某種反應。壓抑可能是人們習得的一種方式，努力不去想它，不讓自己覺察那些衝突的存在等。但是壓抑並沒有徹底消除那些焦慮和罪惡感，因此某些症狀就會隨之出現。例如，有些人存在強迫**好整齊或清潔的傾向，這往往是幼年父母管教的結果。幼年時如果孩子有整齊清潔的表現，就會得到父母的表揚和鼓勵，激發其服從父母的管教，努力做父母的乖孩子，從而減輕其罪惡感和焦慮。久而久之，這就會進一步增加整齊清潔行為的出現頻率，致使其強迫性症狀保持下來。
（二）神經症的治療
多拉德和米勒認為：既然神經症是習得的，那麽就能夠通過學習的方式讓它遺忘。神經症治療就是要提供一種能夠忘卻神經病症的情境。所以他們在《人格與心理治療》一書中指出：“如果神經症患者的行為是習得的，那麽，患者當初賴以學會這些行為的全部原理，應該被用來使他忘卻它們。對這一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精神治療建立了一套能夠在忘卻神經病態的行為習慣的同時學會正常的行為習慣的條件。因此，我們視那些治療專家為教師，視病人為學生。眾所周知，一個優良的網球教練能夠改掉運動員身上不好的動作習慣，同理，一個治療專家也能糾正那些不好的精神和情緒習慣。當然，區別也還是有的，世界上隻有少數人想打網球，然而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有一個清楚的、自由的和有用的頭腦。”
神經症治療者要以共情和耐心的態度，鼓勵患者自由表達他的想法和感受，然後治療者要幫助患者了解其思想和情緒產生、發展的過程，並且讓患者知道，由於他一直在使用一些防禦機製去防止引起情緒的波動，因此其焦慮和罪惡感就沒有機會消除。治療者需要鼓勵患者表達他所壓抑的思想和情緒，並體會患者的恐懼與罪惡感。由於在治療情境中，患者原來所擔心的後果並沒有出現，於是就會減輕恐懼的反應，壓抑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而患者的恐懼不但沒有被強化，反而會逐漸消除。
然而，要說服患者講出被壓抑的思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數情況下，需要運用斯金納提出的逐步接近目標的連續漸進策略。例如，有一位患者非常害怕他的母親，而且這種恐懼感非常強烈，以致他不能談論她或與她有關的任何事情。治療者在治療開始時，先不正麵涉及他的母親，而隻是間接地談及他母親。至於間接到什麽程度，要視患者對他母親回避趨向的大小而定。由於治療者和患者在毫無懼怕的情境中，談論與患者母親間接的、有一點點聯係的事情，所以能夠消除一些患者對母親的恐懼。然後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把話題引向同患者母親稍微接近的話題，這樣，回避反應會進一步降低。通過多次談話之後，患者的大部分回避反應消失，最終學會不再害怕母親並能正常地談論他的母親。
一般情況下，當壓抑得到釋放以後，並不意味著治療就終止了。因為患者已經帶著壓抑的思想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要完全弄清楚被壓抑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在成功治療以後，患者的生活還會存在重大缺陷，這就需要給他一些如何調整其行為的指導。多拉德和米勒把這種指導看成是治療過程的重要部分。
習欄4-4
一位飛行員的恐懼症[1]
多拉德和米勒（1950）描述了恐懼症如何被習得，其方式上與其他許多行為的習得並無二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飛行員接受了一項極端危險的任務。在赴空襲精煉油廠的途中，他的飛行中隊遭到敵人炮火的猛烈攻擊。此外，他必須以僅及屋頂的高度低空掠過空襲目標。油槽爆炸了，炮彈到處迸裂，許多飛機在層層火焰中就這樣失蹤不見了。總算告一段落，由於飛機受損，飛行員必須減速返航。他們又遭到敵人炮火的數次攻擊，他的一些同伴因此喪生，他最終不得不將飛機迫降於地中海。在救生筏上漂流數日後，這些幸存者終於獲救。此次任務之前，這位飛行員從未顯現出任何害怕飛機的跡象，然而在返回基地不久之後，他開始顯現出恐懼症的所有典型症候，他變得非常害怕飛機，這是為什麽呢？
多拉德與米勒的分析是這樣的：在那次飛行中，該飛行員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恐怖與引發恐懼的刺激中（爆破、戰火、戰友的死亡等等）。在當時情境下呈現的線索與強烈的恐懼聯結，飛機本身、引擎的聲音，甚至有關飛機與任務的想象或想法都會喚起恐懼。然後，一種強烈恐懼的驅力被學習來對所有這些線索做出反應。但是，不幸的是，這樣的恐懼並沒有隻局限於某組特定的線索，而是類化到其他相似的線索與情境中。它如影隨形，當飛行員靠近其他飛機，想到飛機，被問及飛行之類的事，都成為刺激恐懼與恐慌的線索。
但是當我們離開使我們恐懼的事件，恐懼就消失了。因此，這位飛行員很快就發現隻要避開飛機他就覺得較舒服。當他談論起飛行，該焦慮又出現了；當他改變談論主題時，焦慮則會減輕。這些逃避反應被學習成為習慣，任何可減輕恐懼的事物都變成一種學習來的逃避反應。
多拉德與米勒的分析讓我們了解到學習的過程如何影響人格的功能。然而，有些人可能會辯稱這個飛行員的案例仍然遺漏了些什麽。舉例來說，為什麽並不是每一位飛行員有此經曆後都產生恐懼反應？是否在此特殊的飛行任務中，得恐懼症的飛行員其經驗要素與那些未得恐懼症者不同？或者回到先前熟悉的人格主題？也就是說，用學習來解釋是否能讓我們忽略先前存在的人格差異？
[1] E.Jerry Phares（林淑犁、王若蘭、黃惠真譯）：《人格心理學》，361頁，台北市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