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有白色的雪，山上有绿色的大森林，在蓝天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美。红松树高大笔直粗壮。山上有响亮的抬木号子声，山林间很热闹……还有鲜血！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听罢于文革慷慨激昂的讲话，我心中很是激动。不知怎么，每次听到他的发言，我心中都是激动得厉害，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都似乎是真的，你仿佛觉得阶级斗争就发生在面前。
他这次又是在影射谁呢？阶级斗争又是怎样地体现在我们面前呢？我不由暗自猜想。
现在，这些干部们批评起人来可讲究艺术，他光点你的事儿而不点你的名，可劲儿上纲上线，什么话厉害说什么，让你有气也发不出来。这次我看出来了，于文革这么激动，十有八九又是在点我们班长刘利金，他十有八九是对刘利金有看法了。大家伙之间总有钩心斗角的味儿，你瞧不上我我看不起你，都想出点风头做出些光荣的事儿来压倒对方。前些天于文革响应毛主席“野营拉练好”的号召走了七十来里的山路，他刘利金则也干出一件够壮举的事来。他和柳晴悄悄带了几个人在山林里转了半天，要学杨子荣要打老虎，结果差点儿迷了路走不回来，叫庄明甫好一顿批。这事庄明甫为维护班长的名誉没公开，可是大家都知道，暗地里都当成了笑料。那么现在，刘利金肯定是不服于文革的了。副班长柳晴也有点不服气于文革的样子，有时候，刘利金和她鬼鬼祟祟地站在帐篷外边一说就是好半天。真不知他们会斗出个什么样儿来。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雪很深，每向前迈出一步都很费力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踩下去，发出很响的“嚓嚓”声。我们十几个人稀稀拉拉的，拉成很长的一列向前走着。
上山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在林间穿行，上班，下班，来来去去，走上很长的一段山路，才能到达我们伐木的地点。每次，都是刘利金打头，趾高气扬的，动不动就吼上几句：“跟上，快跟上，拖拖拉拉的，一点儿兵团战士的样子都没有！”时不时地，他还喊上几嗓子，“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他还想着打虎的事儿呢！而每次，我都是走在队伍的末尾，神情沮丧，一句话也不愿意说。
林间的空气冰凉冰凉的，吸一口沁人肺腑，呼出来却是一小团一小团的白气，像小小的雾。
山道越来越开阔，高压线道在脚下延伸，宽宽的，看起来很是舒心。线道上躺满了我们伐倒的松木，横七竖八的。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在这些来不及运走归楞的倒树上翻越跨过，高高低低的，有时候还得在翘得很高的树干下钻过去。线道越开阔，我们的心也就越舒坦，望着我们亲手开出来的线道，我想象着高压线杆竖起高压线凌空穿越山间林海的情景，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光明呢？
可是，我的心里却总是郁郁不快。
上山那天，我孤零零地坐在车厢后边，谁也不愿意搭理我。美丽的大松林不断地在面前闪过，我却无心欣赏这林间的景色，我感到很孤独。我生活在集体之中却又像是在集体的圈外，连队里就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班里的人谁也不说话，连往日里最能唠叨的刘利金也闭上了嘴巴，许是昨天被排里点了名的缘故？总之，他的脸色阴沉沉的。往天里，就听他和柳晴穷嚷嚷，干，干，干，任务却总是完不了，跟二班三班差远了。瞧瞧他们那些人，整天乐呵呵的，有说有笑的，再瞧瞧我们这死气沉沉的班里，真没劲透了！
施彦走在我的前面。
我几乎每天都跟在她的后边，多数时间里我也是和她在一起干活儿。我愿意。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开头那几天干活儿的时候，谁也看不上我，他们都嫌我干巴，没劲儿。拉大锯没人和我配对儿，抬大木就更没有我的份儿了。刘利金撇着嘴，叫我跟柳晴她们砍树枝丫去。我虽然不服气，也只有服从。我不愿吵嚷，更不愿意看到刘利金那藐视我的表情，我要离他远远的。没人和我干，我就自己干呗。好在我以前在故乡老家跟爷爷干过农活儿，知道怎样用力气，没几天，我就学会了这种伐木的全套活计。
砍树枝丫？那没说的，要用寸劲儿，几斧子就可以把碗口粗细的枝丫砍断。拉大锯没人和我配对，一个人又不能干，我就悄悄地看于义江和徐学亮两个老职工怎样干，几天工夫就摸出了窍门。那活计要轻送重拉，送锯的时候要向上轻轻抬一下，拉回来的时候却要稍稍向下用些气力，锯子才会往下走。锯要走直道，不能拉出斜口，否则锯子拉起来便会又涩又重。而最最重要的是锯的料口要掰好。说起掰料来，那可是个绝活儿，眼睛要瞄得准，看得直，料口上的锯齿看过去，就像是排列整齐的长长的字，亮闪闪地喜人。我还会磨斧子、伐锯，几样活计都学得差不多了，活也就干得轻巧了。
开始干活儿的时候，没人愿意和我在一起干，可渐渐地，我就发觉施彦和曲伟丽悄悄地来帮我。我砍下的树枝丫她俩帮我抬，帮我归堆。有时候，施彦看我干得累了，也抢过我的斧子砍几下。她很要强，我发觉她好和我比劲儿，我也就鼓起劲头和她比气力。这样又过了几天，她弄了一道二人拽来，我就试着和她拉锯。先是锯细一点的斧子砍不断的枝干，再后来干脆就锯粗的树干，放起大树来。我们俩就这样悄悄地配起对儿来，拉锯拉得又快又好，几个人拢不过来的大树照样放。渐渐地，我也发觉了别人锯断的树断面上疤疤癞癞的，齿痕深一道浅一道的，像狗啃的似的。而我们锯的树断面上却很是光滑。摸着光光的断面，真让人爱不释手。有时候，我们几个人就摸着断面，数着那一圈圈清晰的年轮，猜想着这树活了多少年啦，将来会派上什么用场啊……瞎猜一通。
渐渐地，我们几个人的技艺提高了，我们每天伐木的数量也增长了上去。我曾暗暗算过，我们每天伐的树锯下的料头比刘利金干得还多！可是我不说，谁叫他当初瞧不起我的，瞧他那锯子走的道，都是大形的，胡干蛮干啦！
每天，我和施彦、曲伟丽在一起干活儿，话说得不多，就那么使劲儿地干。可每当我们锯断一段大木或放倒一棵大树的时候，我们却都很快活。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情趣，你帮我我帮你的，相互之间挺关心的，这就让人心热。有时候，我们会发疯般地又是极纵情地喊上几声：“下山倒—”“啊喝喝—”那声音在林中回**不息，响亮而又清澈，真叫痛快。是极度兴奋还是泄去郁闷，说不清楚，心中总是开朗。
我活儿干得熟练了，施彦和曲伟丽愿意跟我在一起不说，两个老职工也夸起我来。有时候就和我一起干，还不时地指点我。渐渐地，连起、姜勇敢和王志成也过来凑热闹。男男女女的在一起干活，说说笑笑也就有了。
我们这边人多了，热闹了，刘利金就有气了，有时候就说我们“光吹牛不干活儿”“耽误班里的进度”等等。有时候还故意地拆散我们，指挥我们干这干那去。可我们却也有意和他作对似的，常常是干着干着就又凑到了一起去，照样地有说有笑。
刘利金那家伙真有股子牛劲，干起活来只会拼力地干，啥技巧也没有，班里没一个人愿意和他在一起配对干活，能躲就躲。就说他拉锯吧，拉起来重得要命，双手使劲地向下压锯，你都拽不回来，可他还会说你偷懒，不用力气！有时候，他实在是找不到帮手了，就拿出班长的威严，叫我们过去帮他。有时候，我们就故意地装聋作哑，不去帮他。他没办法了，就只好放下锯，拽上王志成去抬木头，比牛劲儿去。
一来二去的，陈军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牛”。
刘利金知道了反而不气，“大牛咋的？咱就是有这劲儿，不服就过来比试比试！”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我们忽然有副业干了，那就是打松子。
其实，这事儿其他班的人早就干上了，就是我们班，刘利金把它作为一条纪律，不让干，每天干活前都要唠叨上几遍。可后来排里的干部们也不管了也打上松子了，他才作罢。不过，那小子是够革命的，他仍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一颗松子也不要，还说那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兵团战士干的事儿。
后来，还是王志成小声地和我嘀咕：“傻小子，你以为他真的那么革命啊，副班长早就悄悄地给他家里寄回去几斤啦，这事他能公开说吗？哈，这就叫革命同志互相关心，嘻嘻。”
刘利金革不革命且不说，那林中的大松子可实在是太诱人了。
大松子都包在有香瓜大小的松塔里，松塔挂在高高的树上，够不着。听老职工们说，“三秋”的时候，当地的人都是上树去打，有的人一秋能打到几千斤呢！不过，也有死人的事儿，人爬上树去，不小心翻了下来，吊死在树上。因此，我们都不敢上树去采。松树又粗又大，上去也不容易，我们就把树放倒后再采。我们每放倒一棵树，都会仔细地去看，只要有了，便不会放过。有时候就一拥而上，回头棒也不顾了。捡啊，抢啊，到手了就开砸，木棍，斧子，总之能用上的都用上了。随着松塔的碎裂，松香味儿的飘溢，松子的蹦出，口水都流出来了。
那松塔个儿很大，一个松塔能砸出半斤来的松子呢！松子是长三角形的，个儿也大，砸开硬壳，里面的仁又白又香，如能烧着吃炒着吃，那味道就更甭提了。
人吃松子的方法过于笨拙过于残酷，又砸又嗑的，挺费劲，而那松鼠吃松子的方法就奇妙得多。
大松林中松鼠很多，大的有尺来长，灰绿色的绒毛，小眼睛亮亮的，煞是可爱。不过，你可逮不着它，它们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很是快活。它们似乎也不惧怕我们这些陌生的青年们，有时候，它们就安闲地蹲在你头顶上的树枝上，边嗑着松子，边调皮地望着你。
松鼠吃松子的动作很快，只见它在松塔里拨弄几下，就将一粒松子抱在了两只小爪子里。接着，它用那尖尖的前齿咔哧哧地转着咬一圈，几下子便将壳儿剥去了，然后，便将白白的果仁吃进了口中，飞快地咀嚼起来。然后，又来一个。几秒钟，干净利落，直瞧得你目瞪口呆，羡慕不已。
有时候，看得我们气了，便使劲地吆喝一声，将它们赶跑开去。谁叫我们人类没这个本领。
有时候，我们把树放倒了，发出巨大的轰响声，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松鼠们四散奔逃的身影。它们不欢迎我们，我们破坏了它们宁静的生活了。没法子，为了高压线路。
有时候我们干活干得累了，松子也懒得采了，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树干上歇息。
这时候的林中就很静。忽而，还能看到有漂亮羽毛的啄木鸟儿在飞。鸟儿好看，啄木的声音也响，“邦邦邦”的，声音传得很远。
林中越静，我们的心就越紧张，从来不敢一个人到处瞎转。这时候，你便会觉得林间阴森森的，充满恐惧之感。尤其是在太阳落山之后，林间渐渐暗下来的时候，这恐惧感便越是强烈，我们都急着收拾好工具，往回赶。听说林中有熊瞎子，还有老虎、野猪，我们虽没见过，可听听就够吓人的了。不过，有时候我们真见过它们的脚印呢！梅花瓣状，有点古怪。见着了，我们就会瞎猜一通，是老虎的，还是熊瞎子、野猪的？之后，我们就四下里乱看，然后赶紧绕过去。不过，听老职工们说，熊瞎子那家伙冬天不出来，蹲仓子冬眠去了。我们就怕老虎和野猪，那家伙会到处乱窜打野食吃。老虎和野猪厉害，连单个猎人都不敢碰它们呢！
不过，我们中间有些人就不服气，刘利金就是一个。许是他上次去打虎没打着挨了批的缘故吧，总唠叨：要碰上老虎和熊瞎子野猪什么的，他一个人就要和它们比试比试，看看它们厉害还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厉害！我们听了虽然不以为然，但心底也是暗暗佩服。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晚间，我睡在紧靠帐篷门口的第二个位置。
我们的帐篷扎在离公路不远的一个山坡下，面南朝阳。帐篷是布夹棉做的，很厚。但是，光靠这棉帐篷是抵御不了冬天的寒冷的，因此，在帐篷中间又支起了用两个大汽油筒做的火炉子，晚间，有专人值班烧火，因此还算暖和。冬天，在山上搭不成炕，老职工便带我们去杂木林中砍来碗口粗细的白桦木杆子来搭铺子。床铺搭得很高，上面铺上厚厚的麦草，人躺上去很是软和。
上得山来，排里虽然按照班建制划分了床位，但许多人都争着往帐篷中间的位置挤，谁也不愿意住在门口。庄明甫和刘雄、于文革几个人发扬风格，把里面的位置都让给了别人，自己住在了帐篷门口的位置上。我开始的时候也把行李放在了帐篷里边，可后来在我出去搬东西的时候不知是谁趁乱又把行李给扔到了地上。我见状很气，搬起行李还想往里边挤，刘利金却瞪起了眼睛叫我服从分配，按在连里宿舍时的位置住，意思还叫我睡“炕梢”。洪朗也在那里咕哝着说我有虱子，叫我离他远一点儿。我实在没法子，又不能争吵，只好睡到了于文革的身边去。于文革不能争，他是干部。和于文革搭邻居我挺愿意，可我不服气的是他们不该嫌弃我。连里的青年们谁的身上没虱子，何必那么装模作样的呢？于文革似乎也明白我的心思，微微一笑，道：“小刘，别搞那些无原则的纠纷啦！”
拉倒，我只有听他的。
门口很冷，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若是谁半夜出去小解门帘忘记关严，那可惨了，小风嗖嗖地直往你那里钻。不过，门口虽冷，我也有办法，睡觉的时候，只穿衬衣衬裤，把棉衣棉裤都压在被子上，然后再戴上棉帽子，整个人就露着鼻子在外边呼吸，所以还算暖和。于文革看我的睡觉方法不错，也学了去。渐渐地，许多人都学了这睡觉的方法去。晚间，冷眼看去，许多人戴着帽子躺在那里，似乎不是在睡觉，倒像是白日间的小憩。
当然，晚间值班烧火的人没睡着还好说，帐篷中炉火熊熊，暖融融的，像春天的傍晚。可如果烧火的家伙在半夜里睡着了，那滋味儿就有得受了。许多人冻醒了不说，早晨的时候被子上面还会结出霜来！于是，好多人就吵，就骂，大呼小叫的，烧火的醒来后就忙着升火，点炉子。于是，帐篷里就烟气腾腾的，好些人就匆匆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跑到帐篷外边去呼吸新鲜空气。
林中的清晨很是美丽，雪地白白的，大松树绿绿的，太阳红红的，空气凉凉的……于是，大家忙着洗脸，吃饭，然后就是集合点名，再念几段毛主席的指示，再讲些注意事项，然后便是列队出发，上山干活，新的一天就又开始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晚间，如果不开班务会，领导也没啥事儿的时候，帐篷里也是热闹。仨一群俩一伙地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有唱有叫的，还有些神神秘秘地凑在一起悄悄嘀咕的，总之就是各自活动。若是干部们不在帐篷里去帐篷外边商量个什么事儿的时候，这帐篷里的声音就有些大，有时候就未免放肆。
冬夜很寒冷，青年们没事儿的时候多是窝在帐篷里不愿出来，不过，也有少数不怕冷的出来转转。雪洁月明，树影憧憧，夜晚的林间也别有一番景致。不过，只有在月明之夜人们才敢出来走走，到了月暗无光的时候，可没人有这份胆量了。
说来也怪，这夜晚出门转转也有说道，男女青年都只是在各自住的门前转悠，怕的是招来闲话。帐篷里有眼睛盯着呢！大家都很敏感。
山上也站岗，不过站岗的人多是在帐篷四周转转完事，这里离国境线远，傻瓜特务才会往这儿跑。
我有时候也会在帐篷外边的雪地里站上一会儿，望望天上的明月，悄悄地想想家，爸妈和弟弟们这会儿在干些什么？只敢悄悄地想，不能说，怕人家知道了批你扎根边疆的决心不坚定。
这会儿，你会更感觉到那充满烟气汗味的帐篷里热闹非凡，有时候就觉得乱，像小县城里的大车店。
王志成把他那破二胡也带上山来了，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就在那儿摆弄，吱吱嘎嘎的，总没个正经儿的调子。有时候就不免烦人。可他不烦，总是叼个烟卷，摇头晃脑地拉个没完没了，自己乐和。有时候，成昌和齐小冬凑上来，几个人就又拉又唱。高兴了就来段“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就来几段“红灯记”“沙家浜”。不高兴的时候就拉“江湖水”，那曲子挺悲的，没人愿听。有时候闹得实在烦人了，周天光就会出来呲儿上几句：“杀鸡似的，有个好调儿没有？你那把破玩意儿扔了算了！”而王志成也没好听的：“啥法子，咱就这调儿，爱听不听啊！”而两个人往往说到这儿为止，互相回个白眼了事。
他们两个总是有点势不两立的味儿，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倒挺爱听毕国文的。
别看老毕文化高，可他从不拿架子，也挺招人喜欢的。为此，刘福、陈军和薛山他们几个常常围着他，乱纷纷地嘻嘻哈哈地让他介绍写情书的经验。而毕国文也从不拒绝，似当真似开玩笑。干部们在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很小，而干部们若是不在帐篷里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往往就很大，也似乎让人觉得就是给帘子那边的人听似的。卖弄也好，玩笑也好，让人听了总是有味儿。
“亲爱的，美丽的，我十分想念的……这开头怎么样啊？”
“好哇！”
毕国文今天的开场白引来一阵喝好声。
可也有不愿听的。
那边，刘志波插话了，“哼，这有啥好的？太俗气了罢？”
别看刘志波个子小，可敢说，挺横，没人敢惹。
刘福听罢刘志波的话，也点头道：“嗯，是俗了点儿，老毕，那就给他们来点高雅的。”
陈军也眉飞色舞道：“对，对，老毕，那高雅的是怎么样的味道儿呀？”
毕国文十分得意，摇头晃脑道：“这高雅的么，就属十八世纪贵族之间的爱情喽，那些高雅美妙的词句，是咱们所想象不出来的，美啊！”
“得，得，别赞叹了，赶快给咱们来几句听听吧！”
“好，好，”毕国文清清嗓子，有意提高了声音，且故作**道，“啊，为了获得你那纯真的爱情，我情愿拜倒在你的裙下，啊，为了获得您那颗高贵的心，我愿终身成为你的仆人。啊，我夜夜思念的……”
“达不留？”几个人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还甜菜疙瘩卜留克呢！”
大笑声中，从帘布那边也传来几声嬉笑。这使毕国文更加得意。“怎么样，哥们儿们？够味儿不？”
“棒极啦！”几个人同时喊了起来。
这时，对面的洪朗轻蔑地撇撇嘴，小声道：“哼，这算什么味道儿？小资产阶级情调儿罢了。”
陈军一听，立刻呲儿道：“爱听不听，有你啥事儿？学你的马列去吧！”
洪朗立刻不吭声了。
这时，洪朗身边的杨长江乐了。他合上书本，不无揶揄道：“老毕，你可是够酸的，咱现在都是兵团战士，你该给他们多宣传些革命的爱情观点，引导引导嘛！”
“革命的，有哇有哇！”毕国文嘴上笑呵呵地应着，心里可有点不大高兴，反唇相讥的词儿也就来了，“二班副，你听好啦，啊？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他夫人燕妮之间的爱情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所称道所赞美的最最完美的爱情，是不是吧？”
“行，老毕还真有两下子。”杨长江不禁赞道。
“那么，咱们这些毛主席的兵团战士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之间谈情说爱，就不能说不是革命的吧？”
“这……”杨长江顿了一下，面呈尴尬表情，道，“咱们现在革命还没有彻底，阶级斗争还很复杂，这时候谈情说爱，会影响革命队伍的士气的，可不大好吧？”
“现在是不行，将来不见得就不行吧？更不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连讨论一下爱情问题都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儿吧？”
“这……”杨长江无言以对，只有干笑了。
而这边，刘福几个人却高声喝起好来：
“高，老毕，实在是高哇！”
“老毕的高论精辟极啦，一言中的！”
“得，得，老毕，快别耍那套大理论啦，赶紧教我们写情书吧！”
陈军打趣道：“那得先问给谁写呀？”
薛山笑道：“人还不有的是，别打岔啦！”
这时，毕国文却不愉快了，“哥们儿，别烦我了，咱们今晚儿就到这儿吧。省得说多了人家不愿意听，还会说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儿，弄不好再汇报上去，吃不了要兜着走啦！”
说罢，他哼了一声，点着了一支烟，不吭声了。
毕国文这一沉默，那几个人也就不大高兴。薛山小声地骂了一句：“去他妈的！陈军，来来，打扑克！”
“是啊，咱没人家革命，连讨论一下爱情都是资产阶级情调儿，妈的。”
陈军也咕噜了几句，拿过扑克。于是，几个人就故意把声音拔得高高的，吆五喝六地打起扑克来。
得，挺好听的一席话全叫洪朗和杨长江给搅和了。本来嘛，老毕是我们公认的爱情“专家”，我很想听听他对爱情的高论。爱情对我们这些青年来说还是一片荒漠一个未知数，谁不想多探讨一些呢？可现在只有继续听刘福那几个家伙打扑克的吵闹声了。
吵闹声我不愿意听，我更不愿意听那些道貌岸然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我只有上床睡觉。
我讨厌他们打扑克。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今天我打架了。
傍晚收工回来，就听见陈军和刘福几个人在帐篷里又吵又闹：
“谁把我们的扑克藏起来啦？”
“赶快给我交出来，省得咱哥们儿发脾气！”
“妈的，给藏到哪儿去了呢？”
“昨天还摆在褥子底下，妈的，只有几张了。”
“那些呢？”
“谁他妈的知道，准是哪个王八羔子给藏起来啦！”
“翻！”
接着便是翻腾的声音。
我走进帐篷里一看，几个小子正挨着排的翻被褥呢！他们可不客气，就那样地将一床床的被褥随意地掀起，弄得床铺上乱七八糟的。
翻着翻着，刘福就翻到了我的被褥前。
我很不高兴，可也有些幸灾乐祸，“哼，找不着才好呢，省得天天打扑克叫人心烦。”
刘福一听，眉毛立挑，“小子，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们烦人！”
“小子，你他妈的还敢顶嘴！”刘福二话不说，一拳便打在我的下巴上！
我一下子愣在了原地。顿时间，上山后的孤独与屡受人白眼的屈辱同时涌上心头，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我终于发怒了，“我他妈的揍你！”我挥着拳头冲上前去。
我们两个立刻打在了一起。
陈军和薛山见我们两个打起来了，立刻在一边助威：
“打，打他这个犟嘴的！”
“这小子还敢和咱哥们儿顶嘴，得了啦，狠狠打，不打他妈的不成方圆！”
正打得激烈，帐篷外边涌进一群人来，他们立刻将我和刘福拉开了。
人们乱哄哄的，吵的，劝的，还有边整理被褥边骂的。
这时候，我发觉我身边站了好多人，于文革，姜勇敢，刘志波，连起还有王志成，他们都怒视着刘福几个人。
王志成晃着粗壮的身躯站在了我前面，声音不大可挺横：“咋的，欺负人啊，凭什么打人哪？”
姜勇敢也不客气：“人家招你惹你啦，不像话！”
刘志波也勇敢，“有种的找个壮劳力打，欺负劲儿小的算啥本事？”
连起也够硬的，“不服气的咱们到外边打去，几个人欺负一个算啥能耐！”
于文革面色铁青，道：“都别说啦，各回各班去！太不像话了，无组织无纪律，这还像个兵团战士的样子吗？散开，都给我散开！”
我不出气了，只是气汹汹地瞪着刘福。而他们几个也似乎被这众怒震住，不出声了。
人群散去后，刘志波和连起还有姜勇敢把我拉到了帐篷外。
“咋回事儿，咋动手打架呢？”
“和他们打架多不值得，谁不知道他们是连里的落后分子？”
“再有理打架也理亏啊，好，这回瞧着挨批吧。”
我仍是气哼哼的，就是不说话。可我心里却挺热乎，我觉得他们挺同情我。我只是担心，不知于文革会怎样批评我。
晚上，全排开大会，于文革言词激烈，毫不留情：“这几个同志无组织无纪律，打架斗殴把造反派的坏脾气都带到兵团来了，成什么样子？你们究竟是革命来了还是武斗来了？各班要回去批评，几个人要写检讨，还有，今后不到星期天休息时间不许打扑克……”
于文革终于没有点我的名字，这我就挺感激他，觉得他给我留了面子。而至于什么高度上去检讨去认识，我才不理睬呢！谁叫他们欺负人来着？可会后，刘利金却对我毫不客气。他把我叫到帐篷外，好一顿批评，把于文革在会上讲的话都砸到了我的头上不说，还说我给四班丢了面子；并且还扬言，如果今后我再有如此举动，将对我绳之以法，看押劳动。我挺气，可也没法子，谁叫我也动了手呢？
我只好准备检讨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日
我仍然走在全班的最后边。
走着走着，施彦和曲伟丽忽然停了下来。施彦悄声道：“你怎么会打架呢？那样该多不好，大家会看不起的。”
曲伟丽也小声道：“我们可不希望你当坏小子。”
我该说什么？我忽然感到心里一阵火热，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上了眼眶。我强忍住泪水，对她俩重重地点点头。
“咱们走吧，省得班长又哇啦哇啦。”
“烦人。”
施彦悄悄地拉拉我的手。我心中又是一热，那小手给予我的温暖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我大步跟了上去。
我终于觉得我不能再孤独下去，我要跟上那些给予我温暖的人，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做朋友，做一个好小子，做一个革命的兵团战士，我要和刘福、薛山他们几个划清界限。此时此刻，我不单单是把他们几个看成是连里的落后分子，而且已经把他们几个当做是“阶级斗争在我们连里的具体体现”来看待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要靠近于文革，我要追随他，我觉得于文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我们连里的真正代表。至此，我觉得我有了坚定的立场，我又要革命啦！
刘利金和柳晴使劲儿地拽着手中的长锯。锯齿很久没有伐（伐，当地修理锯子时用的土语。）过了，料也没有掰，因此锯很钝，不走正路不说且还经常夹锯。锯子在树干中每向下拉一公分，两个人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
终于，刘利金松开了锯柄，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他再也没有气力拽锯了，任由锯片在树干中摇摆去。
柳晴见状也松开了手。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好一会儿工夫才平静下来。她悄声而又关切地问道：“班长，你累了？”
柳晴的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在刘利金听起来却很甜。平日里也正儿八经地是什么“刘班长”“柳副班长”的，而在私下里，那姓氏可就省去了，称呼也就有些温暖。
此时，刘利金可没心思体会这种微妙的温暖，他闷闷不乐地一甩手，道：“没心思干啦！”
柳晴想说什么，却先向四处望去，她不愿意让别人听到她和刘利金的谈话。身边除了一脸愁容的刘利金外，再无旁人。班里其他的人就像是有意躲着这两个班长似的，都散在远处的林子里干活儿，偶尔，还能听到几句他们的说笑声。不远处的树后，似乎有个人影一闪，可是你仔细看去时，却又什么也没有。
柳晴回过头来，这才小声道：“你，还想着那事儿？”
柳晴知道刘利金心中不快，还在为那天晚上于文革在全排大会上的发言而烦恼。
刘利金长长地叹了口气，道：“我真他妈的想不通，他为啥总盯着咱们，凡事都拿咱们做典型，动不动就大会批小会点，真让人气不顺！难道，他看出了咱们的意图存心在和咱们作对？”
柳晴望望他，心里不知怎么真不愿意让他激动，“关于那件事，我看不像，他主要还是指咱们班眼下的表现。再说，排里其他两个班里也有和咱们班里类似的现象。”
刘利金一听，更加气道：“不对，他数落的都是咱们班的事儿，什么完不成工作进度，拖排里的后腿，无组织无纪律，拉山头搞派性，还上纲上线。哼，咱们班的人也真不争气，一个个死气沉沉的不说，还公然打架斗殴，真他妈的给我戴眼罩！”
柳晴缓缓道：“有些事他是针对咱们讲的，可我认为于文革他有些话说得也对。就目前的工作表现看，咱们班干得是不咋的，不管哪方面都比其他两个班差了点儿。有些问题很明显，我想问题的根子就在咱俩身上。比如说咱俩的工作方法是不是简单了点儿？平日里的思想工作是不是做得少了点儿？天天喊的就是干活儿，进度，没有和大家打成一片，没有深入地做思想工作更没有和班里的人多交换些思想，因而导致他们思想涣散人心疏远，不愿意听我们的。班里工作没有起色，我想还是应该从咱俩的思想根源工作方法中去找。关于和于文革斗争的事，我看现在时机不宜，咱们心里清楚就行了，不必总挂在嘴上。”
刘利金冷冷道：“我觉得我没错，班里就这几块料，有几个是能干活儿的？排里就是不看咱们的实际情况，就是向着其他两个班，把强劳力都安排在那里，反过来却说我们干活不积极，劳动态度不端正拖排里的后腿。就凭这一点，我就敢说他于文革心术不正，有意找我们的茬子。哼，在山下在连队里干活儿，咱们班哪项比他们差了？只是到山上以后才显出人员体力不济。哼，不是我说什么，不服气他来当班长。哼，我看他来也干不好，进度照样上不去！”
柳晴摇摇头，终于正式表示不赞同他的意见，道：“班长，我觉得你看问题不能总是太片面喽。我还是那个意见，班里工作进度上不去，人员思想涣散，是与咱俩有直接关系的。咱们一个劲儿地不找自己的根源，动不动就要斗要吵要辩也是不行的。环境不同了，再也不能像在造反团时那样，要注意方式方法，要看现实。否则一直这样下去，班里的工作仍然搞不好不说，反而会进一步给于文革制造借口，他仍然会批评我们的。”
柳晴说到这里，心里也有些火气，她真想喊一声“利金”，让他冷静下来。可是，她终于没能喊出口来。眼下，她觉得对他还是应该严肃一些才好。
而刘利金却是越说越气，越气就越是觉得于文革处处在和他作对，心里越是较劲儿，就会产生出一种怨恨来。可环境毕竟是不同了，他对他又很是无奈。的确，不能再像在城里造反团那样，动不动就真枪实弹地大喊大叫地干上一场了。
“我就是不服，我就是片面，妈的，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批判，我们连阶级敌人也不如啦！班里搞不好我是有责任，可三班那几个天天捣蛋说怪话的家伙他于文革又说过几次？动不动就拿我们开刀他不是有意和咱们作对又是咋的？！”
“你冷静点好不好？”柳晴也不客气了，“光这样的吵来嚷去怨天尤人，光想着丢了脸面你能解决问题么？能搞好班里的工作么？”
“哼，要是在城里，谁听他那一套！”刘利金不服，但还是闭上了嘴巴。
一时间，两个人都沉默下去。
柳晴还想说些什么，可她知道刘利金在火头上再劝也是没用。再说，她对刘利金所说之事也有同感。是啊，于文革怎么总是对四班不满意？明面上是四班工作进度上不去，人员思想混乱，无组织无纪律，实际上不就是四班的正副班长工作不得力嘛！他于文革对刘利金有了看法，也就对自己有了看法。而刘利金又总是摆他的牛架子耍他的牛脾气，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样下去又怎能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就这样还想和他于文革斗争呢，连个支持的人都没有哇！柳晴心里又气又恼又怜，真想不出个规劝的办法来。这样下去，不招来更多的批评才怪！只有以后慢慢开导吧，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