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山村

英志 明多屯记(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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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现实工作中的苦与累是任何人所料想不到的。我们都很累。

一刀就见了骨头,好容易才止住血,我咬着牙挺着。隋玉红走了,她喊出了“一块六毛四万岁!”……帮帮自己的心上人儿。挺着,收!

一九六九年九月×日

那天,我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完干部会议的。

我坐在门口,不时地进出为干部们倒水送茶,边听着他们的高论。茶水冒着热气,屋中的气氛也热气腾腾,干部们不时地就隋玉红事件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发觉连长对这件事情态度有些暧昧,有点袒护的意思。施彦也阴沉着脸,不大讲话。只有指导员和于文革几个人发言热烈,有时候还为怎样处理隋玉红怎样给她的问题定性争论几句。偶尔,也能听出吕全对连长的态度有些不满,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加强点阶级斗争意识,对小青年们不能太护着喽!说什么青年们一走上社会,便成了阶级阵营的一员了,不是革命就是反动,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云云。他们不停地阔论,我的心中却有些沉重。

我承认隋玉红的那句话喊得是不咋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她那句话的确也道出了我们工作中的辛苦;我们虽然有把青春奉献给边疆的远大志向,但工作中的苦和累也的确是令人难以想象,革命志向和实际工作中的劳苦怎么也划不到一起去。**毕竟只是**,现实生活中的苦累是任何人所料想不到的。秋收以来,我们都很累,都觉得每天那一块多钱挣得不易,就我这个以前在故乡跟着爷爷干过农活的人来讲,也是累得不行。吃不下睡不香,每天都是以极大的毅力来自己鼓舞自己,挺着,都巴不得秋收早点结束,好多休息几天。身上的衣服脏得都没了样儿了!连里批评隋玉红我们没意见,谁让她鬼使神差地不合时宜地瞎喊来着?可有人硬是要把她的话往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反革命分子那条线上拉,这就让人觉得有些过分,以后还叫人说话不?

隋玉红走了,这让我们心中更加沉重,都觉得她是给逼走的,她实在是没法子啊!一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家里边也得跟着遭殃啊!谁愿意带那顶黑帽子呢?我们都很气愤,恨洪朗汇报,恨……还恨谁呢?一想起隋玉红那圆圆的充满青春悲哀的脸庞,我就辛酸不已,她以后该咋办呢?她去哪儿啦?

团里派了几个人去哈尔滨找人,说是去找,实际上就是去抓了。杨长江也去了。一些人很羡慕他,下乡后在连队没干几天便调到团部当干事,这会儿又可以借机回家去看看了。一年没回家了,我们都很想家,可是回不去。

一九六九年九月××日

连队里仍然在紧张地抢收庄稼。

麦子上场后,大豆也上场了,苞米谷子也上场了,麦场内外,到处都是黄澄澄的粮食。人们没白没黑地收哇,晒啊,然后装车送走。连队边的公路上,长龙般的车队打入秋以后就没断过。

自从出了隋玉红事件后,连队里的气氛就很沉闷,除了那几个特别爱表现自己的家伙还有点声音外,大多数的人都紧闭着嘴巴,不多说什么。他们都很累。

心情不好,倒霉事儿就多。今儿个割谷时,一个不留神刀就割在了手上,而且刀口很深,一下子就见到了白骨!我气恼地甩下镰刀,找卫生员去了。英杰帮我用沾了碘酒的棉球将伤口堵住,然后又用纱布将手指缠绕了厚厚的一圈。然而,血还是不时地从伤口渗到了纱布外边来,一会儿工夫便又将纱布染透了。没法子,只好再重新换过纱布。伤口包扎好后,我便又挺着去割谷子。手疼,真想休息几天,可没法子,怕人家说闲话,“啊,那点点刀伤就休息,怕苦怕累怕死呗。”“想偷懒呗,小资产阶级思想,轻伤不下火线,一点兵团战士的样子都没有。”“就这样的还想入团?”就这样硬挺着!

晚上,手疼得钻心透骨,让人睡不着觉。不知怎么,有时候想起“轻伤不下火线”那句话就让人心里别扭。

一九六九年九月××日

这几天发觉了一件事儿,挺微妙的,凭直觉感受到的。

入秋以来,每每在割地的时候,我们几个快手每次割到地头,总是要回过头去帮那些割得慢的人割上一段。这里有积极表现自己的一面,当然,还有一点恻隐之心,那就是要帮一帮自己暗中所喜欢的人。我就是这样。每次,我都是想帮上施彦一把,可又怕人家笑话不领情;可每次在我犹豫的时候,这机会却总是让别人抢了先去。有意无意地,我发觉于文革总是抢在我头里,回头接上施彦的那根垄。而每次当两个人割到一起时,施彦也总是先直起身来,一句话不说,扭头就走,似乎她不需要这种援助!可施彦越是这样,就越发让人觉得她可敬可爱。

今天,我终于抢到了于文革的面前,瞄准了方向,顺着垄,回头帮施彦割去。

当我终于割到施彦的面前时,我松了口气,直起腰来,出神地望着施彦的面孔,这时候,我多想听到一声她感激我的话呀!再冲我嫣然一笑,那……那一定能让人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可万没想到,就在我美滋滋地幻想着的时候,施彦直起身来,冲我就来了一句:“谁让你来帮我割的?以后别帮我割,帮别人去!”一听这话,我顿时愣在了原地,适才的想入非非一下子飞得无影无踪!一时间,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心中直感到十分委屈,不帮就不帮嘛,干什么用那态度来呲儿人呢?我只好低下头去。施彦见我低头委屈,想说什么却没开口,转身就走。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腿上有血!我惊讶道:“施排长,你的腿上怎么有血?是不是割着腿了?”没料到施彦又甩过一句硬邦邦的话来,“你咋那么愿意关心别人的事儿呀?告诉你,不该问的别问!”说罢,她快速地弯下身子,擦干腿上的血迹,然后大踏步地走去。

我这气闷呀,不让帮不让问就不帮不问了嘛,干吗待人那么凶巴巴的?我忽然觉得施彦待我不像初来边疆时那样友善了,她虽然仍然很美,但却不解人情。我的心凉了。我也愤愤地掉转头去,哼,以后谁也别睬谁!

傍黑的时候,许老板子用马车来接我们。上车的时候,大家乱纷纷地往车上挤。我看见于文革悄然将一捆谷草塞到施彦的身下。谁料施彦却一把将谷草推开,愤然转身坐到了一边去!双方动作都很快,几乎没人看见。我却暗暗幸灾乐祸,献什么殷勤,吃闭门羹了吧?我不大明白于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直感到他对施彦的关切不大寻常,直感到他对她有点“意思”,这不免让人心生妒忌了。

然而,一想到施彦对我的那种态度,我的心又冰凉起来,我喜欢她,想和她好,可又那么的让人失望。得,不是我想的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日

我手上的刀伤好起来了,但那手指也变了形状,留下了月牙形的疤。

天气越来越凉,一天比一天冷,大地开始上冻了。早晨太阳出来后,地里便又是泥泞一片。人们在地里割呀,机车在地里爬呀,一捆捆地,一车车地拼命往回收哇,收哇……终于,大地平静了。终于,大地封冻了,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

下雪了,一九六九年的冬天过早地来到了。

十连的人们在张真和冯登科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拼抢,终于赶在第一场大雪来到之前将连里几百垧地的庄稼抢收完毕,并且全部运回到了麦场上。麦场上到处都堆放着粮食,脱了壳的麦子,带秆儿的大豆,没剥皮的苞米和成垛的谷子;所有这些粮食,只有在初冬的时节里再翻晒和脱粒装袋了。而团里几个地块较多的连队的庄稼却没有收完,没收回来的麦子和大豆就那样孤寂地在雪地里摇啊,摇。团里为此曾调动各连队的人员,组织了几次大会战,在风雪中抢收庄稼。人们在雪地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着,天寒地冻,手都不听使唤。脚上的鞋子被汗水打湿后,又冻得硬邦邦的,许多人都患上了冻疮,人们的耐力终于再也不支。终于在第二场雪下来的时候,秋收停止了。

人们惋惜地望着冰雪封盖的大地,望着那些在雪地中摇曳的庄稼,心中充满了苦痛,许多青年人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力战胜大自然而违心抛却了自己血汗的痛苦心情。庄稼扔在地里,再无收获的必要,即使强收回来庄稼也会因水分大天寒晒不干而霉变。而粮食一旦霉变是猪都不会吃的!只有待到来年开春,将它们翻到地里做肥料了。

天寒地冻,秋收停止了。

团党委在十一连召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各连的干部都去参加了。会上,着重批判了旧农场的“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一切靠机械化作业”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新口号,并且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力争在来年的秋天打个翻身仗,等等,不一而足。而没抢收回来的庄稼却仍在雪地里摇曳,似哭泣,又好似在诉说。

就在团党委在十一连开现场批判会的第二天,十连却开起了庆功会!营长教导员来了,团长政委也来了,可把张真和冯登科高兴坏了。两个人亲自下食堂忙活,亲自组织会餐。秋收以来,人们头一次睡上了好觉,头一次吃上顿好饭,头一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人们喊啊,唱啊,直要将食堂的屋顶顶到天上去了!青年们吃着自己种的新麦做的大白馒头,那馒头做得好,一拍直蹦高;青年们吃着自己种的菜蔬,那菜蔬脆嫩;青年们吃着自己养的猪肉,那肉味儿肥美;青年们喝着自己烧的二锅头酒,一口下去嗓子就冒烟,猛辣,够劲儿!许多人都喝醉了……人们忘记了秋收中的劳累,忘记了秋收中的不快。人们只是尽情地喝,尽情地喊,尽情地唱啊,人们心中毕竟还是充满了丰收后的喜悦!

傍晚的时候,邵佳醉醺醺地从食堂里走了出来。凉风一吹,他忽然觉得应该快活一下。于是他悄悄地来到马厩,牵出许老板子那匹大白辕马来,一翻身爬上马背,顺着公路往南跑去。

公路上,马儿飞快地跑着,邵佳欢快地呼喊着。那马蹄的得得声那邵佳的喊叫声一下子吸引了连队的青年们,一些正在球场上打球的青年们瞧见了,止不住地喝起彩来。有几个青年见到他那高兴劲儿,也来了兴致,也顺着公路向邵佳追去。

马在公路上飞奔了一阵后,从南边又弯回到连队中来。这下子可热闹了,又有一些青年围了上去。邵佳在马上大呼小叫,围着他的青年们也乱纷纷呼喊,争着抢着要上马去快活。

这时候,张真和冯登科几个干部刚刚送走营团领导回到连队,见此情景,张真立即沉下脸来,高喊道:“下来,快给我下来,不要命啦!”

冯登科也急切起来,“快散开,无组织无纪律,摔着咋办?”

几个干部边喊着,边向人群奔去。

马身边的青年们一见连长和指导员来了,急忙四散开去。马上的邵佳也有些慌乱,慌乱中,他打马便向麦场奔去。

几个干部边喊着,边随后追来。

马在连队里一跑起来,人们就有些慌乱,边惊叫着边四散躲避。

几个干部见状,都有些气恼,可腿脚慢又追不上,只有不停地喊着:

“站住——”

“快给我下来!”

马一跑上麦场,麦场上的人也惊叫着四散躲避,麦场上的粮食也被马蹄践踏得四下飞散。

几个干部一见,气更是不打一处来。而邵佳也越是慌乱,趁马穿过仓垛暂时遮住了干部们视线的时候,他一轱辘从马背上翻了下来,滚进一垛谷草中去。当几个干部好容易在麦场外边拦住马时,已经不见了邵佳的踪影。

“妈的,这个捣蛋鬼,”张真气喘吁吁地骂道,“今儿个非逮住你不可!”

张真说到做到,他立即带着几个干部回头在麦场内外找开了。找了一会儿,终于在一垛谷草里将浑身草秆的邵佳揪了出来。当即,邵佳被带到了连部。一顿剋后,张真宣布关他一天禁闭。

看到邵佳被逮住的狼狈样子,青年们真是哭笑不得。当得知邵佳被关了禁闭后,大家又觉得有些过分,人们就有些同情。于是,众人就推出几个人去说情,替邵佳讨饶。然而张真实在是被气坏了,丝毫不改变主意,于是,邵佳便被关了一天的禁闭。

第三天早上,邵佳被放了出来,到麦场上去参加劳动。邵佳被关了禁闭,心里就有些怨气,牢骚话也多。他跟班长毕国文唠叨:“不就是高兴嘛!骑骑马又有啥错啦?以后不骑就行了嘛!关禁闭干啥,这以后叫咱哥们儿这脸还往哪儿搁?”

“得啦得啦,”毕国文不愿意听,烦道,“没给你个处分就够万幸了,还啰嗦个啥?都闹得没了谱儿啦!”

邵佳气不顺,心不舒,上厕所时也唠叨,“妈的,要是有杆枪,我非崩了他不可!”

男厕所没人,可女厕所里却有人蹲着!这还了得?要枪崩革命干部,这可是十足的反革命行径啊!乖乖,这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啊!张真一听汇报,顿时火冒三丈,亲自带人将邵佳抓了起来!可审问了半天,除了气话一句,没别的目的。在冯登科的劝阻下,张真这才消了气,但仍下令看押劳动一星期,然后放到后勤排去放牛。什么时候表现好了,什么时候再回农工排工作。

邵佳这才吓得没了话,再也不敢发什么牢骚。一个星期后,他就乖乖地到后勤排去找尹传贵排长报到,跟连河放牛去了。

邵佳的事情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但同时也让人感到嘴巴的重要性和那无时不在的爱打小报告的人带来的恐惧感;得,几天过去,连队里再没人敢对此事多加议论。从此,在张真的眼睛里,邵佳再也不是什么好青年了,他总是以一种警惕的目光来看着邵佳。

初冬的一天里,从东丰运粮回来的汽车给十连带回一个人来。他脸色苍白,神情倦怠,表情麻木,他是刘利金。

连队里没有他的位置,连长让他暂时先在后勤排里干着,待有机会了再行分配。

刘利金再无往昔的革命热情,他逢人便长吁短叹:“咱已经是废人了,谁还会用咱?”“咳,咱没你们革命,这年头是混一天算一天喽!”尤其当他得知于文革当了副连长入了党,施彦也当上了排长后,更是以一种嫉妒的口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还是人家‘能’啊,谁看得上咱?”刘利金像是一种无形的瘟疫,带回来一种无形的病毒,他长吁短叹,他牢骚满腹,他神情黯淡,他有一种“大干了一场却什么也没得到”的愤懑。他这种情绪渐渐蔓延开来,给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连队里落后的那些人看不上他的自卑,而上进的人群中更是瞧不起他的消沉,处于两者中间的那些人也接受不了他那太过自哀自怜的观点。总之,在连里人们的心目中,他存在着,但他却消失了,再没人愿意提及他。

过了一段时间,连队给他开了调令,他托关系调到内地兵团去了。

冬天来了,雪花飞飞扬扬,大地银装素裹。

刘利金走后不久,又一个人的到来却惊动了全连的人们,隋玉红回来了!

隋玉红是被押回连队取行李衣物的。她被关在连部,由两个团部警卫班的全副武装的青年看押着。许多人听说后,都去看望她。

人们不能进去,就围在门外,一些人悄声地议论着什么。隋玉红已经没有姑娘的模样了,她脸庞臃肿,目光呆滞,她已经被判了刑,就要到劳改农场去了。她回到哈尔滨后,不敢回家,生活没了着落,就流落街头,不幸被人引诱,从此堕落下去。后被哈尔滨的公安局抓到,这才被送回到团里来。兵团军事法庭判了她四年劳改徒刑。

青年们都以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似乎都觉得亏欠了她什么。而隋玉红却也呆呆地望着青年们,目光中充满了失望充满了悲怆,她再也不能回到她们中间来了!

施彦和徐晨来了,俩人将她的衣物和捆好的行李放到了她的面前。施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来,她拿出一个厚厚的纸包,默默地塞到隋玉红的手中,一扭头走出门来。那纸包里是女青年们为她凑的几十元钱!

隋玉红走的时候,许多青年都去送她。张真也去了。人们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望着她上了车,走了。人群中,只听到张真沉沉地叹了口气。

英志心中仍是火辣辣的,充满了一种燥热。自打交了入团申请书后,他更是热情高涨,他无时无刻不在以于文革为榜样,甚至走路吃饭干活办事都在学着他的样子。不仅如此,他的脑子里也时时装着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装着革命的工作斗争的信条,张口政治思想,闭口意识形态;他手中还常常捧着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而那《共产党宣言》他更是摆在枕边,他以为这样做便是革命了便可以入团入党了。可不知怎么,他再积极地表现自己,就是觉得那些革命的理论和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不起号来,就是觉得生活中没那些事儿。于是,他便故作谦逊地到处找人去请教,去求别人指点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没想到英志这样做反而招来一些非议。于文革说他不成熟,颜新说他还远达不到团员的标准,洪朗更是说他差得远了。几个朋友也说他虚假,连起说他虚荣心强,刘志波说他说话不注意,李力和廉湘南甚至还说他要注意点作风问题!只有刘雄和程大威不说话,微笑不语,就像父亲在看孩子胡闹似的!总之,弄得英志浑身不自在。自己到底哪儿不好?哪儿还有差距?应该从哪一点重新做起?人家就是不点明,就是不说你哪一方面干得好,总是点到为止。这真他妈的是说话的艺术!你自我感觉总是和人家差不多,可人家却总是看不上你,这革命人就难做了。

英志终于叹气了,他觉得很累,觉得应该轻松一下。

冬天的时候,团部开了口子,允许部分青年轮流探家。于是,连队里的青年们纷纷找借口,打假电报,想方设法申请探家。一年多了,他们都想家了!可连队里就是以什么革命工作太忙边疆阶级斗争形势太紧不宜多放人为借口,像挤牙膏似的每次就放几个人走。这时英志得到了家里要去南方三线的消息,他不禁难过起来。他直接找到了冯登科。他很幸运。

英志登上了探家的汽车。

王志成向他喊着:“哥们儿,别忘了带点儿好吃的回来!”